贺大卫：壮民族志研究型译者

黄中习

（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广东 广州 501521）

贺大卫：壮民族志研究型译者

黄中习

（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广东 广州 501521）

简介民族志译者贺大卫其人其作，认为其壮民族志翻译研究与实践很有开拓性，方法独到，颇有建树。《杀牛祭祖》是贺大卫英译壮族“经典史诗群”《布洛陀》的作品之一，体例规范，特点突出，在壮族语言文化的译介外宣和壮英对译方面是首创之举，是壮民族志翻译的经典之作，对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尤其是口传经典）外译工作有借鉴意义。

贺大卫；《布洛陀》；民族志翻译；研究型译者

一、贺大卫其人其作

贺大卫（David Leopold Holm）生长于美国，20岁时到英国留学，本科及硕士教育分别以（英语）古典文学和现代汉学专业毕业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1968，1972），198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其研究领域包括汉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方言学及文化地理学等。贺大卫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澳大利亚的麦克礼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和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等高校执教，曾任墨尔本大学“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及“亚洲研究院”（Asia Institute）的汉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一名民族志研究型译者。2010年至今，贺氏老当益壮，老骥伏枥，出任我国台湾地区“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和亚太研究博士学位学程主任，兼任该校“亚太研究”（Asia-Pacific Studies）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他在东南亚族群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本研究与翻译、民间宗教典礼研究等方面述著颇丰。

贺氏主要述译作包括《革命中国的艺术与思想》（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91）、《杀牛祭祖》（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2003）、《布洛陀经文》（Recalling Lost Souls：the Baeu Rodo Scriptures，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 2004；又译为《招魂》）、《古壮字地理研究》（Mapping the Old ZhuangCharacterScript：AVernacularWriting System from Southern China，2013，直译为《古壮字文献研究：中国南部方言书写系统》）、《汉王与祖王》（Hanvueng：The Goose King and the Ancestral King， 2015）等。除了第一本专著之外，贺大卫的述著都是关于壮族语言文化方法的研究。此外，他还在《广西民族研究》等国内期刊上用汉语发表了《传统方块壮字的区域性》《壮语稻作词汇及其文化内涵试析》《东南亚、广西西部的麽公与土司政权之关系》等几篇壮民族研究论文。

其中，《杀牛祭祖》《布洛陀经文》和《汉王与祖王》这三本专著是壮英对照、双语研究与民族志翻译的著作，既是“译”，又是“作”，是作者历经多年的田野考察、文字研究和多语对照民族志翻译的心血结晶。他十年磨一剑，深有民族志翻译的考究功底与语言功夫。只可惜，墙内开花墙外香，至今国内鲜见关于贺大卫壮民族志翻译的研究探讨。就是偶见其名，也未见其实。

二、民族志译者贺大卫

（一）民族志

志者，记也。记者，寄也。杨圣敏、丁宏（2003：1）主编的《中国民族志》绪论开篇指出：“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家对于被研究的民族、部落、区域的人之生活（文化）的描述与解释。”这个定义就相当于美国学者大卫·费特曼（2013：12）所说的“典型民族志”，即描述族群的历史、所处的地理环境、亲属制度模式、象征、政治、经济体系、教育或社会体系，以及目标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联系程度。

民族志（ethnography）既是一种经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理论载体与文体类型，民族志研究一直是人类学（anthropology）与民族学（ethnology）的看家本领，三者有不少共同点，譬如三者都重视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都在解读与翻译另一种语言文化，因此有的人甚至就把民族学、民族志与人类学作为同义词使用。

（二）民族志与翻译

民族志与翻译关系密切，难以割裂。印度学者贾斯维莉·尼南贾纳（Niranjana，1992：69）的翻译史研究指出，英国人类学家林哈特（Godfrey Lienhardt，1921-1993）最早明确指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翻译：“向他人描绘一个偏远部落成员如何思维，这个问题……一开始大半就是翻译问题，是个如何把原始思维在它所真正存活的语言中所具有的连贯性，尽可能用我们的语言清晰地表现出来的问题。”英国学者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也曾指出，社会人类学家“全心全力所要了解的不仅是与他交往的民族的口头语言，而且还有他们的全部生活方式。这件事本身是个翻译问题，是要在他自己的思维方式里，找出可以与他所录下的综合眼观事实相符相称的概念范畴（Leach，1982：53）”。的确，要了解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离不开解读翻译他们的语言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初以来，英国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弗斯（J.R.Firth），美国的鲍厄斯（Franz Boas）、萨丕尔（Edward Sapir）等一批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非洲的部落语言及美洲印第安部落语言的民族志调查研究就包含有语言文化翻译的部分，当代学者的部落与族群的研究也是一样，离不开跨语言文化的翻译探讨。贺大卫的国际壮学研究更是民族志翻译研究的典型个案。

（三）民族志译者贺大卫

民族志翻译来自于民族志实践，民族志与翻译都要解读展现他者的语言文化，两者联系紧密。当今“翻译研究的突出特征是学科交叉互惠和跨学科性（Kuhiwczak，2007：8）”。在壮民族语言文化英译的研究与实践中，贺大卫长期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探索。他既是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者（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ent）、文化收集者（culture collector），又扮演文化翻译解说员（culture interpreter）、文本编作者（textualization maker）和深度翻译者（thick translator）等五重角色，其壮民族志研究与翻译很有特色，独树一帜。

1976年，贺大卫参加一个英国年青汉学者代表团，首次造访中国后，就迷上了中国文化。20世纪80年代，为完成博士论文《陕甘宁地区民间文艺活动》，他多次到陕、甘、宁一带研究中国西北的新年民俗文化。为了更好研究当地民间文艺活动，他曾在大年初一那天在一个寺庙里过了一夜。

1991年至今，他一直痴迷于广西壮族典籍的语言文化研究，先后到广西的南宁、百色、田阳、巴马、靖西、大化、上林等地进行了近20多次田野考察。为了学壮话，每次来广西采集资料时，总是以民族志研究模式，想方设法和壮民们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为了和广西壮族人民拉近心理上的距离，研读第一手资料，他曾多年订阅《广西日报》和《广西民族报》，学习研究壮话、拼音壮文及古壮字。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贺大卫就能听懂壮话，阅读古壮字抄本。

1993年春节前夕，他慕名专程去到广西南宁地区上林县各地进行了十三天的参观访问和田野调查，多方面研究那里的壮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如傩戏、傩舞、许愿、还花等“傩文化”仪式和表演过程。

1997年7月，他到大化县考察研究壮族民间的社神（拼音壮文为duzbaed）崇拜现象。在大化瑶族自治县羌圩乡那康屯的考察中，他与中方陪同人员一起住在屯寨里，采访了10多个附近壮族村寨。通过调研，他了解到，这些村寨虽然都崇拜社神，但是，关于社神来历却有几种不同形式，有的和自然崇拜有关，有的与历史人物有关。

据说，大化瑶族自治县羌圩乡健康村安马屯有一座朔达庙，壮民们因为敬畏庙里供奉的社神，对附近的山林保护得很好，树木葱茏，历来到此祭祀的壮民很多。为了深入研究这种现象，亲眼目睹原汁原味的壮民祭祀活动，在1998年大年初一晚上，贺大卫顶着刺骨的寒风冷雨，去到朔达庙，与研究同伴在庙里呆了整整一夜，为的是收集壮族师公、摩公、道公的唱本和抄本，观摩祭祀唱经的场景。空闲时，几个痴迷壮族民俗文化的中外专家坐在报纸上谈天论地。收集完抄本后，第二天他们顾不上睡觉，就驱车到县城去复印资料，回来后，再分头把手抄本原件还给当地村民，来回奔波，整整两天一夜没合眼。

为尽可能全地收集各地壮族民间各种祭祀仪式的主持人师公、道公、摩公使用的经文抄本、歌王唱本，以及传统表演艺术如末仑、傀儡戏、壮剧、唐皇等，贺大卫的实地调研足迹遍布了广西壮族大部分聚居区，其田野调查、现场观摩、深度访谈、学术交流等活动足迹遍及广西各地壮乡村寨。

根据《杀牛祭祖》英译本的研究导论，为了译好《麽经布洛陀》中的《占杀牛祭祖宗》，作为学者与译者，贺大卫深入造访原抄本来源地——广西东兰县四合乡长洞村弄丙屯，进行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考察和深度访谈，了解当地壮族人新年期间杀牛祭祖及其祭祀仪式，打破铁锅问到底，不见原抄本不罢休，终于了解了杀牛祭祖习俗的相关情况：《杀牛祭祖》唱诵覆盖在杀牛祭祖仪式的全程。先是生祭仪式，恭请诸神降临，献上敬酒，接着唱神诵仙，唱诵诸神的创世功德，吟诵布洛陀和姆六甲教传古人童冈棺葬父母、杀牛献祭的习俗故事。壮族的杀牛祭祖仪式类似于贵州苗族的杀牛祭祖仪式及云南景颇族杀牛祭鬼的祭祀。《杀牛祭祖》原抄本收藏者是覃剑萍先生。那时他已经60多岁，已移居广西北海市的一个国营农场，其岳父覃茂德，20世纪60年代是当地的“布麼”。在十年文革动乱期间，覃茂德将抄本藏到深山洞穴中，方能保存下来。覃剑萍就是从岳父那里获得抄本，但他本人并不是“布麼”。

贺大卫对原抄本和祭祀过程进行多方深入的解读分析，足见他严谨的学术研究和考证风格。因此，他在译本序言（2003：xii）开篇中才有底气明确指出：“这本书研究广西西北部的壮族人新年期间杀牛祭祖及其祭祀仪式，主要由称为‘布麼’的当地祭司来主持进行。布麼的仪式经文是以当地方言壮话来唱诵，与布依族语言非常相近。这一古老经文原抄本来自用基于汉字的‘古壮字’抄写而成。抄本源自偏远贫困的广西东兰县山区，位于红水河中游。”

三、贺大卫的壮民族志《杀牛祭祖》译本研究

如前指出，《杀牛祭祖》《布洛陀经文》和《汉王与祖王》都是贺大卫民族志研究与翻译的心血结晶。以下作者以《杀牛祭祖》为例，探讨贺大卫的壮民族志翻译与研究的特点。

（一）《杀牛祭祖》内容介绍

《杀牛祭祖》内容丰富，正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导言”，介绍译作的体例，解释说明壮族方言壮语及古壮字的情况，还论及壮族民间麼教仪式的历史和现状。导言部分长达54页。第二部分是两个抄本“邀神序歌”（Divination on the Buffalo to be Killed to the Ancestors）和“创世起源歌”（cosmogony）中壮字壮文的内容介绍、译者相关研究和翻译的规范，以及壮英双语对照的译文，共计128页。其中，第一个文本“邀神序歌”共翻译了155行经文，后附136个民族志译注，原文相当于《布洛陀经诗译注·序歌（2）》，但《经诗》仅选译120行，细节删减略有不同，或相当于《布洛陀经诗译注·序诗·第一节请众神》，但《请众神》仅选译88行；“邀请序歌”也相当于《麼经布洛陀》第六卷第一抄本《占杀牛祭祖宗》（pp.2015-2034）前面部分的153行，其中书面残缺无解空行5行。“创世起源歌”共翻译了466行经文，翻译原文相当于《麼经布洛陀》China”，汉语对译就是“《杀牛祭祖：来自中国西南地区壮族的创世文本》”，完全看不出它是译作的标题，其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格式也使人一目了然：主题检索是“壮族（中国人）—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典礼仪式”［Zhuang（Chinese people）—Guangzxi Zhuangzu Zhiziqu-rites and ceremonies］”，它就是研究壮族民间宗教典礼仪式及其唱诵经文的研究译作。

翻译的第一个文本取名为“Divination on the Buffalo to be Killed to the Ancestors”，直译为“即将杀牛祭祖前的占卜”，可意译为“邀神序歌”；第二部分是“Cosmogony”，直译为“宇宙起源”，可意译为“创世起源歌”。两个文本英壮对照翻译只是《杀牛祭祖》的一小部分篇幅，双语对译部分有38页，仅占全书页码的十分之一强。

贺大卫曾与广西壮学专家及民族工作者交往不少，他坚持做学问的细致研究原则，没有人云亦云，照单全收。他没有简单对译《布洛陀经诗译注》，而是打第六卷的《占杀牛祭祖宗》第二部分后面的496行（pp. 2034-2064），其中残缺书面无解空行18行；或相当于《布洛陀经诗译注》的《第一篇造天地（三）》《第二篇造人》及《伦理道德·唱童灵》的经文。

第三部分是译者研究与翻译的背景说明和相关壮民族志的讨论，共84页。

书的最后部分就是译本正文的后置部分，包括附录对现代壮文拼音的介绍、术语表、参考文献、索引、5张地图、5个数据表和9张抄本原件及典礼法器图片，共占39页。

《杀牛祭祖》的文本翻译正文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所选本文的简要概述，其次是英语翻译与拼音壮文对照，第三部分包含原文注释英译及译者的壮民族志注释。

另附的CD光盘则逐行标记文本的录音时间，每三行分别隔行提供国际音标详细标音、壮文拼音和字对字英译，提供书中关于具体诗行更多的术语解释、文本注释和图表说明，以及10页长、关于东兰县布依方言的语音、语调、词汇等方面的介绍。其中，不少解释注释加上或标上原抄本的古壮字，有的连《古壮字词典》都没有，足见译者的严谨细心、刨根问底的治学翻译风格。

（二）《杀牛祭祖》：民族志翻译与研究并重

无论从篇幅还是内容看，与其说《杀牛祭祖》是本译作，不如说它是一本民族志翻译与研究的述著，翻译与研究并重，这也是民族志译本的重要特点。《杀牛祭祖》英文书名全称是“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破铁锅问到底，不见原抄死不休，并对原抄本进行多方深入的对比解读，足见他严谨的学术研究和考证风格。译本序言明示：起初，贺大卫原计划把《布洛陀经诗译注》编译成为一部国际英文版。其中，《杀牛祭祖》抄本的部分内容就包含在内。但他在对《布洛陀经诗译注》的分析研究过程中发现，《杀牛祭祖》的第二文本内容被《布洛陀经诗译注》编译者划分成不同部分，放在《布洛陀经诗译注》的不同章节里。另外，在这个《布洛陀经诗译注》版本中，许多诗行原文没有对应的经文抄本原稿诗行。要制作一个规范的国际学术版本出来，其要求远远超过对原经文和注释的简单对译。因此，为完整保存和传译文本材料的原本格式和内容，他所做的其他额外（民族志）工作包括：“（1）把抄本收藏人对抄本唱诵录音下来；（2）将唱诵录音转写为国际音标，确保文本转录体现当地的方言发音；（3）同抄本收藏人和其他权威专家一起，将唱诵录音和抄本中每一个字的发音及其解释进行比对，并确认每个词素的发音和意思；（4）在此基础上，弄清每个段落和诗行字里行间固有内涵和文化含义；（5）考察在典礼仪式上文本的使用情况。”

贺氏还指出，来自东兰县民间的传统典礼仪式上的抄本完全不同于《布洛陀经诗译注》中的其他七个抄本，文字抄写与字词发音也不同。如果不以东兰的方言壮话发音，抄本唱诵就难解其意，甚至没有意义，因为东兰的方言发音与其他七个抄本的地方方言确有不同。因此，他单独出版东兰版本经文就显得很有意义。

事实上，贺氏不辞辛苦对壮族典籍进行的研究与翻译也得到了各界多方的支持。例如，广西民委古籍办资助他到广西民间进行实地调研。1995年4月，他去到南宁、巴马和百色等地市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走访参观了发现抄本的村庄，并与参与编译《布洛陀经诗译注》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讨论。其研究翻译工作获得了澳大利亚学术研究协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的项目资助。贺氏在台湾地区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所”做访问教授期间，也获得了相关基金会的项目资助。

贺氏在研究导论中（pp.38-39）说明：

“本书的成书规范有三个部分。首先是所选本文的简要概述，其次是分页提供一个文本的英语翻译及其拼音壮文的对照，第三部分则包含壮民族志注释。另附的CD光盘将逐行提供文本的摘要内容，隔行提供国际音标标音、壮文拼音和字对字英译，附上本书诗行经文的术语解释、更多的文本注释。”

贺氏还指出，壮语方言中，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这意味着译文不得不进行调整。由于原文没有标点，他提供的英式标点只作读者阅读参考，并不为解决文本的连贯性问题。本书的注释部分是方便读者了解与原文相关的壮族及布依族的社会文化信息。注释还提供与原文不同的读法和理解相关信息的讨论意见，以及关键字词和短语的内涵意义。详细的文本原注、民族志注释的更深入讨论则放在另附的CD光盘上。他希望他的研究工作能有益于“学者对东南亚研究与汉学进行深入的跨学科探索”。

根据笔者的仔细核查，《杀牛祭祖》中两个翻译文本的原文也就是《麼经布洛陀》第六卷的《占杀牛祭祖宗》的第一章《占杀牛祭祖宗》（pp.2025-2064，抄本原文影印件第1623到1636页）。影印件图片显示，原抄本是竖写文字，从左到右排版，字词连写，旁边的句号标点不多，大部分用红圆点标出，也不是诗句逐行誊抄。抄本还有残缺，辨认解读有难度，以吟唱方式才更好辨别字句的停顿。所以，不同的解读版本才有字数不同、行数不同的经文诗行。

该经文是壮族人杀牛祭祖的民间麼教诵经，流传于广西东兰县等地的壮族聚居区。经文唱诵杀牛祭祖仪式的全程：先是生祭仪式，恭请诸神降临，献上敬酒，接着唱神诵仙，唱诵诸神的创世功德；生祭结束后主家即可杀牛煮肉，将熟牛肉及五脏祭品奉供神台，举行熟祭仪式，好让神仙祖宗首先品尝，以表敬意，求保安康。仪式结束收场后，主家、布麽及众亲友方才共进大餐，喝酒吃肉，共欢节气。仪式唱诵中，布麼指派传话神仙到四面八方去，邀请天下众神、千家百姓及主家列祖列宗前来就位入餐，邀请祖神布洛陀和姆六甲正坐主位，尊享大餐。《麼经布洛陀》中相似的另外三个抄本《占杀牛祭祖宗唱》《童冈歌酉那也》和《论三年死值三年杀牛用》还有吟诵布洛陀和姆六甲教传古人童冈改变原始野蛮时代“鸟死鸟吃毛、人死人吃肉”的陋习、棺葬父母、厚待逝者以及后来壮人杀牛献祭的习俗。

（三）《杀牛祭祖》另附光盘介绍

贺大卫在《杀牛祭祖》“致读者注”（xvi）中说明，《杀牛祭祖》另附光盘的内容包括：“（1）关于东兰布依方言的语音特点的详细解释；（2）隔行提供原抄本收藏者覃剑萍唱诵两个文本的国际音标详细标音、壮文拼音和字对字英译；（3）关于两个文本全面的文本注释和民族志解释；（4）原抄本页面的彩图及其他插图；（5）覃剑萍唱诵文本的录音。”

贺大卫还指出，《杀牛祭祖》印刷本提供的是两个唱诵文本简明翻译及其民族志注释，而更详细的语音说明和语言材料则放在另附光盘中，因为“更多读者可能对杀牛祭祀仪式、原始伦乱关系和民族进化历史更感兴趣，而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才会关注文本的语音标注和语言文字说明。”他也明示，译者如此处理，为的是简明方便，并非意味着民族研究与语言文字可以分割剥离。

例如，第一篇译文“邀神序歌”提供了136个文本注释，第二篇译文“创世起源歌”有97个文本注释。光盘的A4纸质排版的文本注释长达51页，有的注释占去一页有多，加上译本的众多译注，足见贺大卫严谨的学者翻译考证风格。

《杀牛祭祖》是壮民族志翻译的经典之作，译作的目标读者很明确，《杀牛祭祖》印刷本面向的大众读者，让大家了解壮族典籍的语言文化以及相关典礼仪式的奇异特点，而《杀牛祭祖》另附光盘就是针对专家学者，提供译者的解读方式、译者与覃剑萍及有关专家的讨论情况与解释说明。他希望他的研究工作会有益于“学者对东南亚研究与汉学的进行深入的跨学科探索”。

四、结语

贺大卫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包括汉学、人类学、民族学、方言学等领域，而这些学科研究都重视民族志方法的运用，贺大卫的国际壮学研究的特点就是突出壮民族志研究与翻译，富有创意，开拓性和系统性明显，体例规范，特点突出，独树一帜，在壮族语言文化的译介外宣和壮英文本民族志对译方面是首创之举。《杀牛祭祖》就是典型的“民族志研究型译本”（ethnographic research version）。译者以民族志的特色工作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与翻译，译本有长篇研究导言、语言文化解说、地理历史介绍、双语或多语对照译文、原文注释译文、译者的民族志注释，以及附录的译文演唱资料，包括实地演唱仪式介绍、演唱者介绍、演唱现场录音、唱词的语言学标音、字对字直译、相关术语解释及索引等，还附上详细的光盘说明资料，让读者对壮族语言文化有整体的了解。在这里，作者不对作为海外译者的贺大卫的英语译文得失错漏进行评判，求全责备，因为他“十年磨一剑”的不懈努力和严谨治学的精神已经赢得我们足够的敬佩，其民族志研究与翻译的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尤其是口传经典）外译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们希望我国译者能从贺氏的翻译研究中获得启发，学习其规范的翻译研究方法，在译出民族文化典籍时，能够对原典的情况、民语的特点、民族文化特色、民语汉译的把握、原典的运用场合、译品的学术规范、民族志翻译方法等方面多下功夫，多做工作，这样或许能够推出效果更好、读者接受度更高的民族志译作来，助力中国民族文化“走出去”“走进去”。

［1］Holm，David.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M］.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03.

［2］Leach，Edmund.Social Anthropology［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Kuhiwczak，Piotr&Karin Littau.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

［4］Niranjana，Tejaswini.Siting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5］大卫·费特曼（David M.Fetterman）.民族志：步步深入（第3版）［M］.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6］杨圣敏，丁宏.中国民族志［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7］张声震.布洛陀经诗译注［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8］张声震.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David Holm：An Ethnographic Researcher-Translator of the Zhuang People

Huang Zhongx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Guangdong 510521，China）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David Holm，an ethnographic researcher-translator，who has long commit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Zhuang language and culture，which is quite unique，pioneering and fruitful.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 is，among others，one of his English versions of Baeu Rodo，“the classic epic group”of the Zhuang people.Normative and unique in style，this version makes a masterpiece of ethnographic translation，characteristic，original and outstanding in the Zhuang-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Zhuang language and culture.It also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publicity of ethnic classics，esp.，of the oral tradition.

David Holm；Baeu Rodo；ethnographic translation；researcher-translator

H159

A

1001-7070（2016）05-0062-05

（责任编辑：彭志雄）

2016-09-07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民族志翻译视角下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英译研究”（项目编号：16BYY036）。

黄中习（1966-），男（壮族），广西田阳县人，英语博士，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典籍翻译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