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张钰莹，文冬妮

（南宁师范大学 旅游与文化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红色旅游发展重视程度的提高，红色旅游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红色旅游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旅游参与人次从2004 年的1.4 亿增长到2019 年的14.1 亿[1]。2004 年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对红色旅游概念做了明确解释，认为红色旅游是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碑为景点，组织游客参观学习革命精神、革命事迹、革命历史，从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精神、放松身心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具有突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传播红色廉政文化、提高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水平、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产品创新不足、游客体验感不强等，影响着红色旅游的发展要求。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新表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 年11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对我国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做了总体部署。目前，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各个领域发展的总体任务之一，作为国家重要旅游业态组成部分的红色旅游，其高质量发展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容，也是新时期红色旅游发展的主体任务与目标。

目前，关于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本质、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升路径等方面，而关于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则较少。2017 年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在高质量发展总体战略要求下，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成为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红色旅游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用突出，加快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亦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议题，而且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明晰发展的重点与方向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新发展理念，结合国家宏观政策，准确理解与把握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利用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合理测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明确其持续发展的方向与方式提供理论参考。

二、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指导思想

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必须将发展质量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以高质量发展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总书记强调：“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必须厘清其本质与内涵。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以质量取向转为发展取向的一种理念，是创新、协调、共享、融合、高效发展的集中表现[3]。

创新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2021 年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全面塑造新发展优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近些年，红色旅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旅游需求日益旺盛，游客对红色旅游发展品质追求不断提高，如何提升红色旅游吸引力、创新红色旅游发展模式、开发红色旅游新产品、增强产品的体验性与参与性是当前各界重点关注的内容。

协调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更加注重美好生活的需要，红色旅游作为文明传播的重要媒介，推动红色旅游协调发展，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4]，可见协调既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与目标，也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尺度与标准。为此，实现红色旅游协调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发展速度与效益、不同区域、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不断克服发展难题，增强红色旅游发展后劲。

融合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1 年4 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提升红色旅游发展水平，促进红色旅游与其他业态融合发展。随着红色旅游消费需求日益升级，消费需求逐渐多元化，红色旅游必须以游客的消费需求为导向，推动红色旅游产业内、产业间融合发展，形成融合发展新局面，打造以红色旅游为主导的多种复合型旅游产品以及新型旅游业态，进一步激发红色旅游新动能，实现新发展。

共享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是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已成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2020 年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繁荣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任务。红色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能满足目的地各利益主体文化共享的需求、培育各主体的文化自信、增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高效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推动红色旅游高效发展应重点关注旅游产品结构优化升级、打造产品竞争力，弘扬红色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红色旅游品牌、完善产业链条，以此不断提升红色旅游整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使其逐渐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三、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一）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甄选

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的提出，学界已对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做了诸多研究，如唐业喜、左鑫等人立足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有效六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5]；喻蕾从产业创新、产业协调、产业开放、产业共享四个维度构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6]；黄敏、任栋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最终目的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从收入、经济活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生、创新效率、人民生活、社会和谐等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7]。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方面，阎友兵、欧阳旻从发展活力、发展效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7 个维度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8]。本文结合国家政策导向，基于新发展理念，初步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融合发展、高效发展5 项一级指标与32 项二级指标（如表1 所示）。

（二）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优化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修正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地理探测器包括四个探测器，其中分异因子能够探测某自变量因子X 多大程度上解释因变量Y，q值表示探测因子X 对因变量Y 的解释程度。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分析各个影响因素（X）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Y）的影响程度以及解释程度，进而筛选出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解释程度高且影响程度较大的指标因素。计算公式为：

L 是变量的分类数；N 和NK 分别是全局和各分类k 的样本数；σ2和分别是全局与分类k 的方差；q 是探测因子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解释程度，取值在0 到1 之间，q值越大，表示该指标因素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越高，反之则低，因此选取q值较大的指标，舍弃q 值较小的指标。基于以上说明，本文对各指标因素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1 所示。将指标因素q 值与p 值相结合，筛选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将q值较小且未通过p 值检验（p≥0.05）的指标舍弃，如：红色文化传播能力（x5）、红色旅游影响力（x22）、红色旅游内涵挖掘（x28）、红色旅游人次（x32）指标，保留剩余的28 项二级指标。

表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因子探测结果

（三）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修改及确定

为提高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需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删减、修改和增补。笔者通过咨询专家，请专家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用李克特量表按照1—5 级评分，分值越高表示重要程度越高。

为反映专家对各个指标的认同程度以及专家意见的集中度，需对专家意见做协调度分析。专家意见协调度用肯德尔系数（Kendall）表示，肯德尔系数越接近1，说明专家对指标的认同度就越高，如表2 所示。一级指标的两轮协调系数都比较高，w 值超过0.70，且结果显著（p 值为0.00），说明专家对于一级指标认可度较高；二级指标第一轮协调系数为0.329，协调程度较低。经调整，二级指标协调系数增大，达到0.678，且结果都显著（p 值为0.00），说明专家意见逐渐统一，对指标体系认可度较高。

表2 Kendall 协调系数和显著性检验P 值

本文计算收集数据的重要性均值与变异系数，以重要性赋值均数≥4.00，变异系数≤0.25 为标准删除、修改和增加指标。首先，删除部分指标。删除重要性均值小于4 且变异系数大于0.25 的指标，如“政策创新”“技术融合程度”“区域融合程度”“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旅游A 级景区数量”5 个指标。其中“政策创新”指标难以衡量且不可界定；“技术融合程度”与“红色旅游体验方式创新”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合，二者都包括技术上创新和技术的互相渗透；“区域融合程度”与“红色旅游区域联合互助”存在一定重复性；“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旅游A 级景区数量”未能很好体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核心，与关注重点有所偏离。其次，修改部分指标。修改重要性均值小于4 或变异系数大于0.25的指标，如将“国际营销力度”改为“红色旅游国内外交流合作水平”。再次，增加部分指标。增加了“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完善”和“红色旅游人才培育”两个指标，“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完善”与国家政策要求完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增加优质红色旅游产品供给要求相一致；“红色旅游人才培育”与《“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与人才队伍建设”政策一致。通过不断调整与完善指标，最终构建了由5 个一级指标与24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 所示）。

表3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四、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析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分析该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评价维度和各指标的权重，以反映各指标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便于明确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分维度评价指标中，“创新发展”以0.31 的权重居于各维度首位，是决定红色旅游发展质量高低的首要因素；“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位于第二、第三，权重分别为0.23、0.21，是决定红色旅游发展质量高低的两大重要因素；“共享发展”“高效发展”权重较低，分别为0.13、0.12，是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融合发展”的重要补充。可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协调、融合发展为保障，共享、高效发展为补充的发展，五个维度指标权重设置所体现的核心思想与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趋势相契合。

对“创新发展”可从红色旅游资源和外界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支持两方面论述。其中，“红色旅游资源转换能力”和“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权重较高，分别为0.33、0.25。红色文化资源转换能力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外在支持力的核心。“红色旅游体验方式创新”与“宣传推广方式创新”权重次之，分别为0.17、0.18，是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的补充。可见，开发体验性与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验方式、发展方式的创新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融合发展”是从资源融合出发，逐渐过渡到线路融合、业态融合，再到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构建，以实现红色文化和旅游深层次融合发展。其中，“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力度”是完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促进旅游线路互联互通、保证红色旅游与其他业态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其权重较高，为0.34。“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红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程度”所占权重较小，是对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补充，通过建设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红色旅游与文化、科技等相关产业更高水平的融合发展。

“协调发展”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指标重在解决红色旅游发展中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区域资源之间的协调和发展。其中，“红色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所占权重最高，为0.39。绿色发展是红色旅游发展始终秉持的原则，红色旅游发展要注重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保证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可持续性。“利益主体关系协调”“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红色旅游区域联合互助”所占权重次之，是对协调发展的补充。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要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开发经营，但同时也要协调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另外，区域之间红色旅游资源存在禀赋差异，要通过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共享发展”立足于人民群众，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中“红色文化互动与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所占权重较高，分别为0.35、0.27。红色旅游是弘扬与传承红色文化的渠道，游客希望通过红色旅游获得相应的互动与体验，从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实践，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自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红色旅游发展的质量。“红色旅游国内外交流合作水平”所占权重较低，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补充条件。红色旅游在重视国内客源市场的同时，也应调整开放思路，不断提升国内外交流合作水平。

“高效发展”从社会、文化、经济效益三个方面构建。其中，“助力革命老区振兴效果”权重最高，为0.25，革命老区具备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开发利用已成为促进革命老区振兴的主要途径之一。“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提高”权重为0.24，反映红色旅游的文化效益，是对人民群众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课堂，有利于增强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红色旅游收入增长率”“红色旅游产品体系完善”的权重次之，体现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

五、结语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高效发展五个维度24 项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最优权重，其中创新发展权重最高，其次分别为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共享发展、高效发展，五个维度权重设置与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一致。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为衡量与评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理论参考，但由于尚未开展个案实证研究，该指标体系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在后续研究过程中应注重指标体系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