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毛新雅

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
——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毛新雅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以及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人口净迁移是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城市化的整体区域格局；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城市化阶段，但行将进入三大城市群周边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人口迁移；城市化；区域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流动迁移愈益活跃。①文中人口流动迁移是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关于流动人口的界定，即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文中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是同义指代，不做区别，有时统称为流迁。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全国流动迁移人口为657万，占总人口的0.66%；到2010年“六普”时，流动迁移人口已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16%。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国内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增长了33.7倍。

人口流动迁移与城市化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数量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迁移对中国城市化的区域格局又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下称长三角）、珠江三角洲（下称珠三角）和北京—天津—河北（下称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例，②文中长三角指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珠三角指广东省，京津冀指北京、天津、河北二市一省。采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省际人口迁移数据对这一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城市群成为人口迁入的主要方向

（一）三大城市群省际人口迁移规模。

相比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农业劳动者而言，中国农民并不具有天然“扎根”于农村的特征，也不是最近才开始流动迁移至城市寻找他们的“繁荣”生活，历史上来看，中国人民就一直是充满商业头脑、具有高流动性的人民，比如19世纪中叶以来，大量中国人特别是广东人和福建人迁往东南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地，也有不少人迁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城市，比如上海和汉口等城市（Friedmann，200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流动迁移政策的不断放宽，国内人口流动迁移愈益活跃，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为省际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方向。

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82～1987年间，迁往三大城市群的省际迁入人口为186.6万，1985～1990年间，达到364.9万。此后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00～2005年以及 2005～2010年分别达到4515.3万和5587.5万，①均已扣除各城市群内部各省（市）之间的省际迁入人口。是改革开放初省际迁入人口的近30倍！图1揭示了1982年以来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的迅猛增长态势。

与省际迁入人口增长迅猛形成反差的是，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出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1982～1987年间，三大城市群迁往外省区的人口为89.2万人口，2005～2010年间，增长到484.5万，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仅增长了5.4倍，远低于其迁入人口的增长速度。由于迁入人口增长迅猛而迁出人口增长缓慢，三大城市群净迁移人口的增长也非常迅速。②省际净迁移人口等于省际迁入人口减去省际迁出人口。1982～1987年间，三大城市群省际净迁入人口为97.3万，2005～2010年间这一数字已高达近5103万，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52.4倍！

单独来看，三大城市群省际人口净迁移的增长趋势是有所不同的（见图2）。1982～1987年间，省际净迁移最高的是京津冀，为52.8万人，其次是长三角，为30.6万人，珠三角居于末尾，为14.1万人。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年代，人口流动迁移主要是由上大学、工作调动以及支边、支内和知识青年及其家属返城等因素带动的，北京作为首都、天津作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在当时接纳了较多以上因素带动的人口迁入，因而当时京津冀迁入人口位居三大城市群之首。1985～1990年三大城市群省际净迁移位次发生了较大变化，居于首位的为珠三角，为100.7万人，京津冀第二，为58.8万人，长三角排末位，为40.7万人。此时珠三角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已初见成效，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尽管当时人口流动还存在诸如“粮油关系”等不少制度的约束，但仍然抑制不了理性经济人追求高收入的迁移行为，大量人口迁往珠三角寻求就业机会。

图1 三大城市群省际人口流动迁移（1982～2010年）

图2 三大城市群省际净迁移变动（1982～2010年）

奠定三大城市群省际净迁移基本格局的是1990年以后。1992年中国实施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很大程度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也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珠三角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特区建设以及长三角1990年开始的浦东开发开放，创造了活跃的经济环境和大量就业机会，成为吸引人口入迁的强大磁场。1990～2005年，珠三角省际净迁移一直居于三大城市群之首，省际净迁移人口从410.5万人增长至2104.3万人，15年间增长了5.1倍；这段时期，长三角省际净迁移人口居于三大城市群的第二位，省际净迁移人口由1990～1995年间的370.3万人增长到2000～2005年间的1575.3万人，15年间增长了4.3倍，增速也比较快；相比之下，这段时期京津冀省际净迁移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居于三大城市群末位，1990～1995年间其省际净迁入人口为242.6万人，2000～2005年间为510.1万人，15年间仅增长了2.1倍，远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增长速度。

2005年以来，三大城市群省际净迁移格局再一次发生改变，长三角超过了珠三角成为三大城市群中吸引省际人口迁入最多的区域，2005～2010年间，长三角省际净迁移人口达到2301.7万人；珠三角则在三大城市群中首次出现了省际净迁移人口下降的情形，从2000～2005年的2104.3万人下降至2005～2010年间的2061.7万人；京津冀省际净迁移人口则增长至739.5万人，但还是仅相当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同期规模的1/3左右。2005年以来三大城市群人口迁移格局的变化反映出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了较大影响，企业效益下滑，减产或停产，使得一些外来劳动力回乡或迁往其他区域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相比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对长三角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稍小一些，并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城市群内部的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使得外来人口在长三角城市群内流动以寻求就业机会更为灵活和快捷，外来人口流失相对少一些，这些使得长三角继续保持着对外来人口的强大吸引力。

（二）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所占全国比重。

图3进一步从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所占全国比重的角度，揭示了其吸引人口入迁的能量。可以看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占全国的比例由1982～1987年的 31%上升至 2000～2005年的72.1%，2005～2010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9.3%。其中，长三角迁入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呈稳步上升态势，珠三角迁入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呈快速上升、近期有所回落态势，京津冀在1982～1987年迁入人口所占全国比重为其最高值（13.2%），此后有所下降，1995～2000年下降到8.3%，近期又回升至11%以上。

整体而言，1982～2010年的近30年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省际外来迁入人口所占全国比重一直较高，对外来人口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

二、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人口迁移特别是净迁移会对区域人口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区域的城市化进程。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大都市区规模的增长主要依靠国内人口迁移以及将农村划归为城市这两种途径实现，这两种途径对中国城市化增长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达到70%和 80%（UN，2011）。 而 2000年之后，迁移城市化以及将农村划归为城市这两种方式对中国城市化增长的贡献实则更大。相比之下，人口自然增长对中国区域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群城市化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因为我国在较长时期内成功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一）人口流动迁移对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有显著贡献。

三大城市群不仅对外来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是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磁场，它们对本地人口也表现出很强的粘性，即本区域迁往外区域的人口相对而言也比较少。这样，三大城市群的净迁入人口就比较多（见图2），对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影响和贡献也就比较大，这一特点在90年代之后表现尤为明显。表1列出了1982年以来，三大城市群人口净迁移对其人口增长的贡献。①因为只有人口净迁移才会对区域人口的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表1 人口流动迁移对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的贡献 %

注：（1）1988年海南从广东划出成立省，故1987～1990年广东人口增长率未做计算；（2）已扣除城市群内部各省（市）之间的省际迁移。

数据来源：1982年以来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资料。

图3 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占全国的比重

可以看出，在1990年之前，三大城市群由于人口净迁移所带来的人口增长都不足1个百分点，京津冀最高，为0.75个百分点，长三角和珠三角则分别仅为0.37个百分点和0.24个百分点。但1990年之后，人口净迁移对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的贡献逐步扩大，1990～1995年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净迁入对人口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77个百分点、1.93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1995～2000年间，人口净迁入对京津冀人口增长的贡献下降至0.7个百分点，但长三角和珠三角则分别上升到2.05个百分点和15.14个百分点。人口净迁移对珠三角人口增长的贡献在2000～2005年间达到最高，为27.84个百分点，京津冀和长三角人口净迁移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在2005～2010年间达到最高，分别为3.54个百分点和7.63个百分点。

1992年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在改革中特别是对外开放中，获取了发展的先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外来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国家政策和体制对于人口流动迁移的束缚也逐步放松，如，粮油关系不再重要、甚至不复存在；就业市场和劳动合同法不断健全和完善；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逐步受到重视、得到解决，等等。这些制度和政策措施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人口的跨省和跨区域的流动迁移，特别是往有就业机会的三大城市群流动，以寻找更高的收入回报率，劳动力人口的流动迁移也带动了亲朋好友等随迁人口的流动迁移。

（二）人口流动迁移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上文分析指出，国内人口流动迁移偏好于东部地区的三大城市群，并推动了其人口的增长。那么，三大城市群的城镇人口当中，流动迁移人口占到多大比重、人口流动迁移与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对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起着怎样的影响作用呢？

2000年全国人口“五普”数据显示，珠三角（广东省）城镇省际迁入人口占其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在全国各省中最高，为24.1%，即广东城镇人口中，每100人当中就有24.1人是外省迁入人口；京津冀和长三角的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在第2（为19.8%）和第3位（为19.1%）。此外，长三角的浙江和京津冀的天津城镇人口当中，外省迁入人口所占比例也比较高，分别为11.2%和9%。2010年全国人口“六普”数据显示，长三角和京津冀城镇人口当中外省迁入人口所占比例较“五普”时有很大提高，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每100个城镇人口当中，分别有38.2个、37.6个、27个和26.2个外省迁入人口；广东省的这一数字增长较慢，但仍高达28.4个。此外，江苏每100个城镇人口当中，外省迁入人口由2000年时的5.7人增加至2010年时的11.3人，增长也很迅速。①数据显示，目前西藏、福建、新疆、海南、青海等省区的城镇人口当中，外来省际迁入人口也占到了10%以上的比例。由于这些区域并非本研究的侧重，故未展开分析。从这些数字当中不难发现，三大城市群省级行政区当中除河北省外，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浙江以及江苏的城镇人口当中，外来人口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对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着重要影响。

接下来继续以三大城市群中的省级行政区单元为横截面，以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间隔为时期段，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人口净迁移与城镇化之间做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以分析省际迁移人口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提高之间的计量关系。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Ui，t为 t时期 i省的城镇化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Mi，t-1，t为 t-1 至 t期 i省的人口净迁移，①t-1年与t年之间的间隔为1982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之间的间隔。以净迁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Xi，t为i省t时期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其他因素。由于本文侧重解释人口净迁移对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所以只做城镇化对人口净迁移的回归。

具体而言，横截面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广东7个省市，时期数为1982～1987年、1987～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6个时期。人口迁移数据来自相应年份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1987年、1990年和1995年城镇人口比重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他年份来自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资料。1987年河北与浙江、1990年浙江与广东以及1995年河北、浙江和广东的城镇化水平数据缺失，实际观察值为35个。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R2=0.553，调整的 R2=0.5404，F=40.97，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结果如图4所示。

从（2）式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结果良好，方程有效。从中得知，三大城市群的省级行政区中，省际净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提高1个单位，可促使其城镇化率提高1.46个单位。由于这里人口净迁移和城镇化率的单位都是百分比，所以也可以说，三大城市群省级行政区的省际净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城镇化率将提高1.46个百分点。

自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开始，我国统计中将在迁入地居住满6个月及以上的流动迁移人口都算为常住人口，②但1990年全国人口“四普”时，对于常住人口统计采用的标准是在迁入地居住12个月及以上。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国内人口流动迁移的最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和随迁家属，这两项原因占比近84%，另有近7%为学习培训或工作调动。从中可以断定，流动迁移人口绝大多数从事着非农经济活动或学习培训，居住于城镇，因而大多被统计为了城镇常住人口，图5说明了这个问题。

图4 人口净迁移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的相关性

2000年人口“五普”数据显示，全国74.5%的省际迁移人口迁入了城镇，各省份（除了山西和新疆）省际迁入人口中的绝大多数（50%以上）也都迁往了城镇；2010年“六普”数据表明，全国83.4%的省际迁移人口迁往了城镇，除山西外，其他各省份省际迁入人口中迁往城镇的比例都达到70%以上。这样，人口净迁移对迁入地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即人口净迁移规模大，意味着迁入地城镇常住人口增长迅速，从而促使迁入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因此，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大量人口净迁入，造就了其城市化水平提高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成为国家城市化的区域高地。

当然，若从社保、医疗、子女就学以及住房保障等全方位衡量流动迁移人口“完全的”或“真正的”城市化或者市民化，因为迁往城镇的人口当中并非所有人都获得了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即实现了真正的城镇化。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从统计数据和分析结果来看，人口净迁移与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净迁移促进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三、人口流动迁移改变着国家城市化的区域格局

（一）从国内人口迁移规模和流向判断，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区域格局整体仍处于人口向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城市化阶段。

从上文中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向和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若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视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将其他区域视为腹地，则从区域整体空间路径特征方面而言，我国还处于人口向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不断流动迁移、不断集聚的城市化阶段，经济发展中的城市群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显著，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人才等生产要素集聚的正外部性使得三大城市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取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从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净迁移数量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可以断定，中西部特别是其农村的“推力”和三大城市群的“拉力”共同造就了人口持续向三大城市群流动迁移的盛况。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率，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形成人口迁出的巨大“推力”；另一方面，三大城市群由于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获取了对外开放先机，吸引了资金、技术等的不断流入，并由此产生了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比如长三角的浙江块状经济产业集聚、珠三角的东莞家电产业集聚等，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欠发达省区的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强大的“引力”；同时，城市群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完善以及政策制度对于人口流动迁移的逐步“松绑”，作为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人口持续向三大城市群迁移成为必然。

图5 省际迁移人口迁往城镇的比例（2000年、2010年）

（二）三大城市群经济占比的变化表明，我国城市化区域格局行将进入城市群腹地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正如Fielding（1989）研究所指出的，一国劳动力市场中人口的分布与再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生产活动的空间地理分布改变所决定的，同时受生产方式的影响也很大，比如，福特制大生产通常更能够带动大量的就业。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最初的“三来一补”外商投资模式以及流水线式大工厂的福特制生产模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吸纳外来迁入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而从国内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分析中也可以得知，务工经商等市场经济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1990年人口“四普”时，务工经商原因引起的省际迁移人口占比29.5%，是主要的迁移原因，2010年人口“六普”时，务工经商原因引起的省际迁移达到74.7%，成为“绝对”主要的迁移原因。

那么，三大城市群吸引人口入迁的资本和产业等经济因素在国家中的地位和表现如何呢？图6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所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80～90年代中期，长三角、珠三角乃至三大城市群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所占全国比重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长三角占比从1981年的13.4%上升至1995年的24.2%，珠三角固定资产投资所占全国比重从7.4%上升到11.6%，三大城市群整体占比则从34.7%上升到46.6%；1995年至2010年，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三大城市群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其中长三角从24.2%下降至14.62%，珠三角从11.6%下降至5.6%，三大城市群整体则从46.6%下降到29.9%。京津冀固定资产投资所占全国比重1981年为13.8%，此后有下降、有上升，目前为9.6%。

可以看出，三大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趋势（见图6）与其人口净迁移的变化趋势（见图2）并非完全一致，这说明除投资要素外，三大城市群还有其他经济原因吸引着区域外人口的迁入。以下进一步从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和各产业所占全国比重的角度，揭示其吸引人口迁入的经济根源。

尽管三大城市群投资所占全国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呈现出下降态势，但图7显示，其GDP、第二产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所占全国比重在1982～2005年间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比如，三大城市群GDP所占全国比重1987年为33.1%，2005年则增长至45.8%，第二产业占比从39%上升至48.8%；工业占比从39.6%上升至 49.9%，第三产业占比从 30.8%增长至48.7%。所以，可能技术、对外贸易等要素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尽管其投资占全国比重在9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下降，但其经济总量、工业产值以及服务业产值所占全国比重在1995～2005年间继续保持增长。可以说，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得三大城市群成为国内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方向。但2010年三大城市群的GDP、第二产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所占全国比重较2005年而言都有明显下降，这与图3所揭示的，三大城市群省际迁入人口所占全国比重在2005～2010年较2000～2005年有明显下降是一致的。经济机会的减少，必然引起入迁人口的下降。

图6 三大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1981～2010年）

图7 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及各产业占全国比重（1982～2010年）

三大城市群产业比重以及迁入人口比重的下降发出了一种信号，即，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规模经济效应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三大城市群规模集聚效应行将结束，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能会逐步向周边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扩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开放、区位优势以及人才技术优势使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占尽了发展的先机，但是随着其发展，三大城市群的土地成本和工资水平也被不断推高，交通拥堵的负外部性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最终将导致其规模经济效应达到峰值后转而变为规模不经济；三大城市群周边的中小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具有土地成本和工资水平方面的比较优势，近些年来，显示出了经济增长中的后发优势。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城市化的区域格局未来将逐步表现为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态势，这些区域将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当前，三大城市群需要着力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提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速度，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以及公共服务等软环境方面的建设，以持续吸引人口特别是人才迁入。

[1]John Friedmann， Transition China's Urban[M]，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 Minneapolis.London， 2005：57.

[2]United N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Internal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1： 216-217.

[3]A.J.Fielding（1989），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50[J]，the Geographiical Journal（1）： 60-69.

F292

A

2095-3151（2014）57-00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