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国际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国探索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通过国际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国探索

董小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同时也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这二者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优势条件，同时也是掣肘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总书记在近期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到通过产能有序向境外转移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这实际上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即在全球化时代，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仅要考虑到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更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联系。让产能“出海”，彻底释放外部消费需求，既能帮助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出口，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占据产业链的上游。推动产能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过五次产业转移，形成了两种产业转移模式。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应有全球视野，要多途径探索在全球范围内消化过剩产能。

产业结构；产能过剩；产业国际转移；丝绸之路经济带

通过产能国际转移消化过剩产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仅要考虑到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更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联系。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产业国际转移的实质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组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应有全球视野，要在全球范围内消化过剩产能。

一、产能国际转移：全球五次浪潮

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面临的共性难题。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过程，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同时又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获取成本及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程度的变化。通过产业转移，输出地和输入地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就输出地而言，体现着向产品高级化和高附加价值化发展。发达国家将原主导产业向国外转移，使国内生产要素集中到新的主导产业，为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创造条件；通过产业转移，将环境污染向外转移，改变了本国的区域地理景观。就输入地而言，通过接受国际产业扩散，本国产业向高级化方向也迈进了一步。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加快本国或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缩短产业升级时间，加快工业化进程，完成了原始积累，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发展中国家在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环境污染。可以说，输入地的原始积累源于输出地的产业转移。而输出地的产业升级及过剩产能的消化，得益于向外产业转移。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历了五次大的产业转移，也是发达国家过剩产能五次消化的过程。

第一次产业转移(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输出地是英国，输入地是欧洲大陆和美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发生了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发明。随着对殖民地的出口迅速扩大，英国除呢绒以外的制造业产品对殖民地的出口增长达200%以上。1752～1754年，美洲吸收了英国所有国内制造产品出口的25%，除呢绒以外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的50%。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达到高峰期，国内外贸易迅速扩大，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和最大殖民帝国。随着英国产业高度发展，国内产业成本逐渐升高，市场容量矛盾日益突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逐渐对外进行产业转移，开启了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转移浪潮。随着产业转移，英国的国内产业得到了升级，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传统产业在就业机会的提供、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经济产业结构实现了从工业化向非工业化转变。尤其是金融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到19世纪英国金融发达程度领先世界，其重点集中在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上。欧洲一些国家的储蓄大量流入英国，使英国逐步成为世界金融业霸主。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又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自然成了英国转移产业的首选地。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上大约有200个造铁厂，年产铁约3万吨。可以说，美国的原始积累源于英国的产业转移。1850年的美国，绝大多数一般制造业仍然是在家庭里和私营店主里生产，当时美国西部使用的钢锯、斧头等基本工具都依赖从英国的谢菲尔德等地进口。19世纪70～90年代，美国承接英国的钢铁产业转移，美国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钢铁工业生产力的爆炸性增长。数据表明，1870～1910年40年间，美国钢材产量增长37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5.9%。1890年美国钢铁产量第一次超过了英国，此时美国和英国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34.4%和29.4%，这标志着美国已开始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的领导者。到了1918年，美国的产量更是一度达到世界总产量的60%。史料表明，1859～1914年，美国制造业价值增加了18倍，到1919年则增加了33倍。产业转移也给美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美国最初的技术来源于英国。美国第一个制造出珍妮机的人——塞缪尔·斯莱特，是冲破种种限制移民美国的英国人。在19世纪美国移民中，来自英国的移民占27%，带来了许多英国的先进技术。而且美国加以创新。在制造业中，美国与英国不同的是，欧洲主要依靠熟练的手工工人完成生产，机器只是生产的补充，而美国的趋势是把所有的生产都留给机器，结果是“我们在美国发现最有技巧和天赋的人们投身到用于生产机器的制造之中，而欧洲却是最有技巧的人们投身于产品制造本身。”*丁见民等著：《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美国一位工程师在1899年总结的。

通过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推动了“世界工厂”从英国向美国的第一次变迁，催生了新兴的工业帝国，美国成功地跃升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第二次产业转移(20世纪50年代)。产业输出地是美国，输入地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国内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与第一次产业转移不同的是，第二次产业转移不是产业的互补，而是产业之间的替代，是传统产业为新产业的发展让路。原联邦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大量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是因为这两国具有工业化基础，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战争虽然摧毁了两个战败国的有形设施，但是曾经培养起来的人才、积淀下来的工业文明，为原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从战争的创伤中迅速恢复和发展保留了火种。另外，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所带来的“特需经济”加快了美国对日本的产业转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对次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巨大，日本和德国在承接了美国移出的产业后，很快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原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制造”开始畅销全球，日本建成了第三个“世界工厂”。可以说，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二次变迁。根据计算，1954～1979年，日德两国实际人均GDP分别增长5.25倍和3.30倍，而美国只增长1.75倍，人均财富基本达到美国水平。单位工资增长倍数，美国为2.84个单位，日德分别为4.91个、5.74个单位。单位劳动生产率增长倍数，美国为2.38个单位，日德分别为5.20个、4.07个单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这次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基本上把资本缺乏、科技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产业转移进程之外，其结果是把全球分割为两类不同的生产体系：一面是发达国家形成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的全球生产链，一面是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生产体系。在全球生产链中工作的是发达国家，人们在为社会创造很高社会价值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高工资高福利，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在自然经济体系中工作的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在为社会创造很低劳动力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自身的低收入，仅仅能够购买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产品，无法消费由发达国家生产的高价格产品，其生活水平长期以来变化不大。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60～70年代)。这次国际产业转移输出国是日本和德国，输入国是亚洲“四小龙”。日本和德国产业通过两次大规模转移，国内产业得到了两轮“废旧建新”的重构。第一轮“废旧建新”的重构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20世纪60年代，科技革命推动发达国家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经过一段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原联邦德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为了减轻成本压力，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开始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大量向外转移。而此时的亚洲“四小龙”具有低廉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日本和德国对其直接投资正好带来了资本和相应的技术。因此，亚洲“四小龙”成为日本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第二轮“废旧建新”的重构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和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和德国将能耗高、原料需求量大、污染环境的“重、厚、长、大”的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钢铁、造船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目的是在国内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这一过程正好又与当时亚洲“四小龙”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相吻合。亚洲“四小龙”一方面积极承接日本和德国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将自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在这一轮产业转移中，“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东亚奇迹，与此同时，日本和德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转移到东盟，由此形成了产业的梯次转移结构。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80～90年代)。这次国际产业转移输出国是美国、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输入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极大程度地受到产业模块化发展的影响。所谓“模块化”，就是将产业链中的每一个工序分别按照一定的“模块”进行调整、分割，模块各自独立运行，然后依据统一的规则与标准连接成整体。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个人计算机行业率先开始了模块化战略经营。此后，计算机行业的模块化战略发展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崛起，并很快被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业、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由此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在这一阶段，美国、日本、德国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将产业结构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伴随全球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出现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亚洲新兴经济体承接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并且把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其工业化进程。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和升级，乃为名副其实的产业全球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指数*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跨国指数来度量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在其总体经营活动中的相对水平，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总资产+海外销售额/总销售额+海外雇员/雇员总数)/3。显示，全球100强跨国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整体呈上升态势：由1990年的51.1上升至1995年的51.5，2000年这一指数已经达到55.7。

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输出地，不仅有发达国家，而且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东亚“四小龙”。产业承接地既有东盟四国，又有中国内地地区。在此次转移中，东亚“四小龙”起到了二传手的作用。东亚“四小龙”通过承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东亚独特的区域生产结构。东亚区域转移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典型区域之一，曾经创造了“东亚奇迹”。伴随着日本和德国的“废旧建新”，“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NIEs)和“东盟四国”也相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并实现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但是，相对于欧美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来说，东亚的工业化属于由国家力量发动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不是社会内部工业化因素自我积累和逐渐成熟的结果，而是对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压力的一种回应。随着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很快就面临着三大矛盾：境内市场狭小与生产能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与企业追求更多利润的矛盾、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存在，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将其产业转移到菲律宾等国家的同时，也将很大一部分外移产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地区。

发展中国家是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数据显示，产业全球化时期的1980～2005年，7个产业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印度、斯里兰卡)实际人均GDP增长倍数均值相当于11个产业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均值的2.26倍，高于产业区域化时期产业输入国相对增速。中国正是承接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也可以说，对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第一次出现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同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局面。

第五次产业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商业咨询机构AlixPartners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将赶上美国，印度、越南、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更具竞争力。2012年1月，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报告也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一些产业已开始出现滑坡，许多跨国公司正重新考虑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也正加紧重振制造业。本次国际产业出现了与以往四次不一样的特点，前四次的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的由上往下的转移，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国家转移，而这次转移出现了“双向转移”现象(赵晓、陈金保，2012)。*赵晓、陈金保：《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了》，载于《华夏时报》，2012年10月31日。一方面，产业高端链条回流欧美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欧美发达国家意识到虚似经济不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认识到制造业对于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在后危机时期，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正成为趋势。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意味着欧美制造业的正在越来越多地将海外生产基地搬回本土，包括消费品巨头佳顿、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福特公司、通用电气、星巴克等。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调查，总部设在美国、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中，有48%表示愿意“回流”美国。另一方面，产业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包括阿迪达斯、耐克在内的一批跨国公司正将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支付给工人的薪资远低于中国。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涨幅达69%。而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30%。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1月14日报道，猎头公司Hays的调查显示，54%的中国内地雇主宣称，他们给员工的加薪幅度在6%～10%。有12%的雇主称，加薪幅度超过10%。与之相比，在亚洲整个地区，只有22%的雇主表示，他们企业的加薪幅度在6%～10%，仅有7%称，其加薪幅度超过10%。整个亚洲地区，小幅加薪比较普遍。调查显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大多数雇主给员工的加薪比例为3%～6%。虽然日本政府实施了被称之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刺激措施，但日本80%的雇员仅有3%甚至更少的加薪。此外，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外企在华成本全面上升，也是外企撤离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耐克公司年报最新显示的数据，2010财年，每100双耐克鞋中就有37双产自越南工厂的流水线，23双出自印度尼西亚工人的手艺，另有2双来自泰国，1双来自印度，只有34双贴着“中国制造”标签。跨国企业或从中国大陆回流到本土，或转战东南亚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在“双向转移”的压力下，中国产业要么升级要么被挤出。中国的策略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布局产业，在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同时，使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这五次产业国际转移的特点是“梯度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梯度”上：

一是产业区域的梯度转移。产业区域转移次序往往是：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即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外围地区转移时，一般会优先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只有当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丧失优势后，产业才会向下一个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转移不断推进，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更有效地利用了全球的资源。每次国际产业转移，全球主导产业在世界各国间的转移与传递速度在不断加快。纺织业成为世界性产业用了200年，钢铁工业地理格局的改变至少也用了70～80年，*裘元伦：《中心国家关键产业的转移》，载于《学习时报》2004年10月27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一些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家电等，在全球的转移速度已缩短至20～30年，IT产品的全球生产扩散更是彻底改变了产业的地理布局和产业转移的路径。

二是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产业层次转移次序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具体表现为：首先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开始转移，随后逐渐转向钢铁、石化、冶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然后是电子、通讯等一些较低层次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是，发达国家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例如，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企业就竭力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珠江三角洲，在香港和内地间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目前香港已将85%左右的电子、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迁入广东。这种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使香港产业得以向技术密集型演进和进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也使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从80年代起，全球掀起了战后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的重点从原来的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三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梯度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梯度转移次序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由于两次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导致能源与矿产资源价格上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把一部分大量消耗能源和矿产资源以及污染环境较为严重的重化工业部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通过产业转移，具有严格环境规则的发达国家只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干净型”产品，并从环境规则较松的发展中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发现，中国22%碳排放来源于制造业中的输出品。遍布世界各地的工厂，每天燃烧1800万桶石油和消耗1500亿升淡水，只是为了生产美国人所需要的瓶装水。中国的高碳产品并非都由中国自己消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30%是“转移排放”，实际上为许多发达国家承担了排放压力。“中国制造”的结果是“消费供世界，污染留本地”，“贸易顺差”与“环境逆差”并存。

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就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影响全球五次产业国际转移的因素有：(1)国家或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步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充分就业，使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而此时发达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低成本的熟练工人的需求又急剧增长，使得熟练劳动力的缺口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程度不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劳动力的价格低廉，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现象。*Lewis，Arthur. Unlimited Labour:Further Notes.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1958，XXVI(1): pp.1-32.(2)国家间的技术差距。产业输出国与输入国只要存在着足够的技术差距，国际制造业转移就可能产生。对于产业输出国来说，不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会催生出若干新的产业，围绕着这些产品的生产，又会有上下游产业的产生，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总是投资到回报更高的新产业中，这就会使得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产业，转向模仿国，产生国际制造业转移。这种技术差距之所以会长期保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占据着优势。(3)国家间的资源禀赋差距。资源禀赋在各个国家的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禀赋方面的差异也是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自然资源也可以在国家间流动，由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流向制造业发达但资源禀赋相对贫瘠的国家。但是，运输会产生成本，如果运输成本过高，高过了在原材料生产国进行投资生产的投入成本，企业就会选择将产业转移到该原材料禀赋丰富的国家开展生产，而放弃在本国继续生产。

二、产能国际转移的两种模式：美国“优势产业转移”模式和日本“边际产业转移”模式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产能转移已形成了两种理论。基于这两种理论，产能国际转移形成了两种模式——美国“优势产业转移”模式和日本“边际产业转移”模式。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美国“比较优势”产业转移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也拥有最大的工业产能，需要输出产能。

美国式对外产业转移基于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种产品与有生物体一样，具有诞生、发展、衰亡的生命周期。弗农把产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标准化产品阶段。*Raymond Vem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0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 1966.该理论认为，当一种新产品被引进时，它通常需要高度熟练的劳动力来生产。随着产品逐渐成熟并且获得广泛认可，它就变得标准化了，然后可以使用不熟练的劳动力和大规模生产技术来生产。原先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就转移到拥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的不发达国家，这可能伴随着发达国家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直接投资。维农也指出，高回报和节约劳动力的新产品最可能在富裕国家最先生产。

正是基于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转移出现了“垄断→仿制→竞争替代→进口”四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为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由于创新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和技术力量，这只能由像美国这样的资本充裕和科技力量雄厚的发达国家进行。第二阶段为仿制该种新产品时期。其他发达国家开始仿制该种新产品，由于仿制国不需要负担新产品的科研开发费用，也不需要支付因出口而支付国际间的运费和关税，因此在劳动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产品价格低于从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其他国家的仿制使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美国出口相应萎缩。第三阶段为仿制国产品与原创新国产品竞争时期。其他国家生产的仿制新产品后，取得了规模经济效益，成本进一步下降，使其能在世界出口市场上与美国产品进行价格竞争，美国垄断地位逐渐丧失，出口大幅度下降，在第三国市场上代替了美国产品。第四阶段为原创新国开始进口时期。随着其他发达国家出口的扩大，新产品成本持续降低的幅度超过向美国出口所需要的运费、关税和保险费用，其产品终于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出口出现停滞状态，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进口该种“不再是创新”的产品，开始从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至此，新产品周期在美国即告结束。当四个阶段结束后，该产品的国际生产周期在仿制国依然延续。

此类新产品的生产、出口，通常按如下顺序梯次展开：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模式下，世界被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一种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其他国家。每种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依次在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生产并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美国产能国际转移目的有三：一是追求垄断利润。利润最大化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为了寻求有利可图的市场，赢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尤其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利润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大高于国内制造业的投资。据美国全球调查显示，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利润50%来自欧洲市场。二是占领全球市场。如果不是凭借高科技的产业，美国根本打不开欧洲和日本的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为手段争夺全球市场，不仅在现有容量最大的市场(如欧、日市场)开展，而且向有潜力的未来市场拓展。对资源型国家输出资本，主要目的在于对某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与生产的控制，如对中东石油输出国以及马来西亚等亚洲一些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控制。三是遏制其他发达国家的研发，保持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美国之所以将比较优势产业向欧洲市场输出，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遏制其他发达国家的研发能力。当一个国家通过贸易解决了技术难题时，意味这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可能会永远跟随在他国之后。正是由于美国将高科技产业向欧洲输出，欧洲的高科技整整落后于美国10年。美国对日本的军事高科技输出，不仅是为了实现全球军事战斗力的“外包”，还要遏制日本在军事方面的研发能力，因为美国认为日本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对其一直怀有防备之心。在这种模式下，世界被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如美国)，一种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跟随国。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与日本“边际产业转移”模式。

日本产业国际转移，走出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日本式道路”。日本式对外产业转移是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又称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边际产业”所包括的范围较广。他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一些大企业还保持着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中小企业则处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企业”。在同一企业中，也可能有一些部门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而另一些部门则处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性部门”。小岛清将这些“边际性产业”、“边际性企业”、“边际性部门”概括地称为“边际产业”。

在区位选择上，该理论主张：应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积极主张日本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并要随比较成本变化，从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按序进行。小岛清认为，日本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不合理的。他认为，几乎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解释日本要直接投资其在美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小汽车等产业，如果说对外直接投资仅限于节省运费、关税及贸易障碍性费用以及其他交易费用等，那么与其这样，还不如由美国企业向日本的小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向美国的大型汽车生产进行投资，即实行所谓的“协议性产业内部交互投资”。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上，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流动，而且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东道国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子公司、合办企业)的转移，是投资国先进生产函数向东道国的转移和普及。

日本式产业转移目的基于自然资源导向和低成本导向。一是自然资源导向。日本在对外投资之初，目的在于开发海外资源，这是与日本本国资源贫乏相联系的。日本式产业转移克服了美国式产业转移在开发海外资源方式上的弊端，主张没有必要取得上游企业(开发生产)的所有权，采取产品分享方式或贷款买矿的“开发进口、长期合同方式”，即“非股权安排方式”就够了。这也是在资源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方式。80年代以前日本对东亚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直接投资均属于这种投资。二是寻求低成本劳动力。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而言不断提高，并且随着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引入，把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相一致，这类对外投资可以促进国际分工的重新调整，并可促进劳动力缺乏国家与劳动力富余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这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已标准化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将密集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产品从日本转移到东盟四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低工资的国家。小岛清认为，这种劳动力导向型投资的目的在于建立出口基地而不是进口替代。

日美产业国际转移具有不同特点：

(1)选择的产业不同。“日本式”产业转移是从本国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虽然在本国内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但在东道国却是具有显著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或领域。如日本恢复时期制造业对外投资以食品、纤维、木材、金属等初级产品为主，高速增长时期以重化工业为主，80年代以后，这些传统制造业对外投资利益已经不大，而转向机械、精密机械和电气机械等新兴或高精尖工业。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的最大经验是通过“边际产业”海外转移，建立了国内生产和海外生产的双向拉动。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美国式”产业转移是从“比较优势产业”开始的，即从汽车、电子计算机、化学产品、医药产品等垄断性新产品开始的，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是逆国际分工的，虽然充满着机遇和风险，但却保持本国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

(2)产业转移主体不同。“日本式”产业转移主体，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这是因为，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产业”，为了生存，只能向海外进行投资以利用国外廉价资源来降低成本。中小企业虽然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但相对于在国际分工中梯度低的东道国(比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因为在同一企业中，装配和生产某些零部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率先变成“边际性部门”。同时，这些企业拥有的技术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易为接受的劳动密集型及标准化了的实用技术，符合当地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欢迎。“美国式”产业转移的主体一般是大型跨国公司。美国是将先进的尖端增长性企业向海外输出，是垄断企业发挥各种技术、资金、规模等垄断优势而进行对外扩张。这是因为，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即所有权优势；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强，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3)对贸易影响不同。“日本式”产业转移是一种“顺贸易倾向型”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关系，而是互补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这与日本“贸易立国”战略是一致的。由于日本把自己是比较劣势(但在东道国是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转移到东道国，因此能使东道国充分发挥自己的要素优势，而投资国也可以通过输出劣势产业来促进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新的比较优势。所以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为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产生比较优势。随着边际产业部门的对外转移，日本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同步增长，导致日本的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增加。结果是扩大了双方的比较成本的差距，促进了双方贸易及优势产业的发展。“美国式”产业转移是一种“逆贸易倾向型”投资，是贸易替代形式。即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许可证安排是三种相互替代的形式。当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时，会选择许可证安排的经营方式；而如果企业能够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即同时获得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会在国内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利；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时，企业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美国优势产业部门的大量对外投资，导致美国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增加。

(4)经营方式不同。市场型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东道国贸易壁垒和摩擦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寡头垄断的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的直接投资则属于前一类投资，美国的直接投资则属于后一类投资。日本产业转移多采用合资方式进行。而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了维持垄断优势、防止泄密，往往采取独资方式。

三、“中国式”产业转移模式选择：低端和高端两条道路

与当年美国和日本的情形相似，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同时也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这两大优势同时也是困扰中国发展的两大掣肘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产能国际转移既是消化过剩产能的有效宏观治理路径，也是给巨额外汇储备找到理想投资标的，同时帮助“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占据产业链上游的很好思路。

中国产能海外拓展既可走高端道路又可走低端道路。

(一)低端道路：通过“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获得资源、避税和消化过剩产能。

由于我国企业的主要比较优势是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有相对优势，而在发达国家一般不具备优势。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日本式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对消化过剩产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现阶段，我们应该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或地区，即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边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通过“边际产业”向外转移，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寻求资源合作；二是消化过剩产能；三是合理避税和转移碳排放。

在区域选择上，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劳动密集型产业”区位选择——将“边际产业”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目前，中国“边际产业”主要涉及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业。***总书记指出：“过剩产能对我们是负担，但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是财富。许多国家除了要我们扩大从他们国家进口外，普遍期望我们去投资兴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的讲话》(2013年9月22日)。现阶段，我们要以“边际生产成本”为原则，转移那些处于边际生产成本恶化的加工贸易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最佳区位选择应该是东南亚、非洲、南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从距离上看，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比较接近，运输成本较低。目前，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期，用于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吨位重型自卸车、工程车、牵引车、集装箱用车和农用车具有较大需求。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未来还将和中国、日本、韩国形成“10+3”或者“10+1”的自由贸易区，货物、人力和技术的流动障碍将越来越小，这对承接制造业的转移是非常有利的。非洲、南美、东欧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发展经济、资金短缺和解决国内就业的困难，而我国“边际产业”相对起步较早、规模较大、技术较好、成本较低，选择上述投资区位既有利于东道国解决国内需求和就业问题，加快东道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同时也能实现我国产业的外部延伸，增强产业竞争优势，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达到双赢。2013年10月21日，中国援助马达加斯加太阳能道路照明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的实施既解决了马塔马塔夫、马哈努鲁及塔那那利佛等三座城市部分道路交通干线的照明问题，也有效地转移了中国光伏产能过剩问题。

(2)“自然资源寻求型”区位选择——“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战略资源、能源稳定供给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和资源基地。中国与周边国家巨大的战略互补性为“陆权金融”的创建提供了契机。中国是油气消费大国，而俄罗斯、中亚国家是油气出产大国；中国长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少东盟国家则亟待通过基建促发展；中国在努力提高对外投资规模和效率，而不少周边国家急需引进外资；中国正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生增长模式，而一些邻国恰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渴望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入。中国通过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合资合作，能够构建外部战略资源、能源的稳定供给体系。目前，中国是中亚5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亚油气资源最大的购买国，为弥补我国能源不足，应该重点选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国家。中国和中亚5国的双边贸易额从1992年只有4.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459.4亿美元。把丝绸之路从线形的“商贸路”变成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带”，首先要有现代交通和物流的基础保障，才能吸引企业入驻，才能形成产业生态链。目前，中国企业在中亚地区承揽了公路、电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随着区域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连接本地区的能源、交通、电信等网络已初显轮廓。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后，很多国家反应积极，印度、伊朗等几个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都说自己是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因此，中国要与不同的资源型国家结成广泛的资源能源合作。例如，为了弥补矿产资源的不足，应该选择印度尼西亚、越南的锡矿，南非的黄金、铂金、钒，澳大利亚的铁、铝、镍，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的铁矿、秘鲁和智利的铜矿等。为了弥补林业资源的不足，应重点选择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大洋洲的新西兰，非洲赤道几内亚、刚果、利比里亚等。为了弥补渔业资源的不足，则应重点选择渔业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临海国家，如东南亚、南太平洋和西非国家，以及选择适宜的公海海域加强资源开发。

(3)“避税型”区位选择——将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产业向那些拥有出口免税区的国家转移。我国纺织、服装鞋帽、通信设备、计算机、化学工业等产业，对出口的需求依赖度高。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出口到国外，消耗的是国内资源，污染的是国内环境，从资源与环境压力考虑，应该将这类企业转移出去。目前刚果、洪都拉斯、摩洛哥、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国家都致力于发展经济特区，以增强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向新兴经济体目标迈进。如刚果政府计划建造4个经济特区，2014年2月11日刚果通过了《关于大型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税务、海关、附加税、非税收入和外汇制度优惠政策法案》(简称大型投资项目优惠政策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刚果(金)投资额达10亿美元以上并承担一定社会与环保责任的合作企业和合作项目可免除应缴纳的直接或间接国地税、关税和进出口税等各类税费。中国如果将外贸加工产业转移出去到这些国家，可以实现“双赢”。一方面，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中国可利用外部资源，“借鸡生蛋”，减轻环境资源压力。

在产业国际转移方式上，可探索多种实现途径：

(1)通过海外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以带动我国技术和设备出口。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非洲、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业高端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高端机床、数字化通信产品有相当大的需求。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向1000亿美元迈进。中外研究机构的测算显示，4000亿美元贸易规模目标约是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20。1000亿美元投资存量目标，是现在250亿美元对非投资存量数额的4倍，约等于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数额。据最新信息，到2018年，摩洛哥国家港口管理局将投入5.62亿欧元进行港口开发建设。肯尼亚IT行业未来两年价值将近10亿美元，但肯尼亚IT基础设施与坦桑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其他非洲国家相比仍然很落后，需增加光纤电缆等设施。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也普遍适应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更具比较优势。对新兴市场增加投资不仅是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和避开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中方可积极参与非洲公路、铁路、电信、电力等项目建设，实现区域互联互通。

(2)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以资本输出形态带动商品、劳务、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从国际经验看，对外援助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美元国际化的过程中，对外援助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1948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非洲希望推出“马歇尔计划”以解决非洲就业挑战，着重于三个方面：政策改革与实行法治、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建议国家设计一项对外援助计划，用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和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项目的实施可以带动劳动力及多种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出口，可以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援助计划是国家信用为主与市场机制协调的行为，需要动用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资源投入来减少受援国不还债或无力还债的风险、获取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全面实施前需要吸取一点教训，那便是不能单凭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完成，民营资本同样也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3)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基础设施援建”债券，将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非洲拥有丰富资源，有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缺乏连接沿海及内陆地区的公路网等基础设施成为吸引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障碍。目前非洲道路、电力设施落后，能源成本是其他地区的2倍，非洲电力供应仅占全球的2%，有6亿非洲人无电可用。2014年1月，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峰会”上表示，若非洲能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有能力达到7%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目前5%的经济增长率。2013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宣布对非洲10国实施基础设施援建计划，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为设想中的开发对象国。坦桑尼亚、加纳和卢旺达都在2013年成功发行美元国债，南非是发行最活跃的国家。中国也可以尝试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工业振兴”债券、“共享发展计划”债券、“基础设施援建”债券等，支持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非洲、拉美或中东等地从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对方可以以人民币债券的方式偿还，也可以以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勘采权益等方式作为对建设投资的偿还，这样不但对中国制造全球布局有所促进，也可以间接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张茉楠，2009)。*张茉楠：《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化解产能过剩》，载于《中国产经新闻报》2009年7月20日。

(4)如果是信贷援助，应设立“定向采购”绑定方案。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推行援外优惠贷款，通过银行提供本金、政府贴息的方式，扩大援外资金来源，促进对外互利合作。经过十多年发展，优惠贷款已成为我国对外援助主要方式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根据联合国外发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25%。这些发展中国家得不到传统的资金援助，对中国的期待巨大。这次李克强同志访问非洲时表示，中国决定向非洲国家增加100亿美元贷款额度，使已承诺贷款提供额度达到300亿元。如果将这些援助，设计一个“定向采购”绑定方案，即规定信贷援助的60%用于制造业的投资，而这些商品来源必须向中国采购。如在非洲搞一个项目，中国金融机构拿出钱贷给非洲建一个发电厂，包括电力设备、配电系统，当地政府担保，世界银行担保，中国人帮着建设。相当于把我们的多余资金借给这些国家，这些拿这个钱来购买我们中国的产能，使中国企业产能能够输送到境外去，既解决了国内产能输出的问题，又解决了资金多余的问题。

(5)通过对外承包工程消化过剩产能。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和基础制造业等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造血”功能的领域。对外承包工程可带动国内相关企业境外设厂，既实现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纺织、建材等国内过剩产能转移，又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基础。同时，通过对交通、电力等特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强化自身在东道国的影响，可以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在紧缺物资和战略性资源开发方面的“一揽子”合作。据统计，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增加1美元，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4.92美元。事实上，中国制造业通过对外承包工程，产能输出效果明显。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2011年度国际承包商和全球承包商前225强排行榜中，我国企业上榜共51家。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从1980年的1.8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0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37.9%。另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1～8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6%；新签合同额10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7%。我国有1600多家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企业，通过众多工程承包企业的“走出去”，释放了国内诸多行业过剩的施工建设产能，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为中国产品培育了广阔的国际市场。随着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区域和主体不断拓展，形式逐步多元化，从初期承包普通房屋、道路等建筑工程发展到技术性较强的电站、地铁、港口、机场、船舶、通讯、化工、冶金、石油等领域，再向计算机应用技术、工程设计咨询、航空航天、民用核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发展。区域从亚、非、拉丁美洲到欧美、大洋洲。投资主体不仅有大型央企与地方骨干国企，还有众多民营企业。形式上从参与国际上完全竞争性招投标项目经营，到国家“走出去”的战略性项目实施，从单一工程的施工承包到EPC(设计—采购—建设总承包)、BOT(建设—运营—转让)、BOOT(建设—运营—拥有—转让)项目的高端运作。

(6)收购海外资源类企业股权，全球布局资源产业链。中国是资源进口大国，海外并购不仅能弥补中国在资源方面的短缺，还有利于打通进入资源的通道，也将让中国在全球资源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定价权。但是如果买断资源，容易引起资源国“中国掠夺资源”的疑虑，如果采取收购海外资源类企业股权，相对要容易得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一是单独并购境外企业。如2007年中铝公司以约8.6亿美元单独并购秘鲁铜业公司9l%的股份；2009年宝钢向英美资源提出一项价值10亿英镑，收购在巴西境内的Minas Rio铁矿石矿场30%股权；2014年中粮以12亿美元收购荷兰粮食巨头Nidera 51%股权。二是国内企业强强联合，避免恶性竞争。如中海油联合中石化收购安哥拉海上石油权益，由中信、宝钢、鞍钢、首钢和太钢联合成立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19.5亿美元，收购了巴西矿冶公司(CBMM)15%股权。三是与东道国大型资源公司联合并购。从过去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来看，国企主导比较明显，这并非最佳方法，因为这至少引起了目标公司所在地公众和监管者的不安。中国可先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或海外投资公司，让这家公司成为并购主体，以打消外界对中国控制资源的顾虑。如中石油联手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收购该国上游油气资产，就是个成功的案例。澳大利亚政府也欢迎中国公司以合资公司为主体进行并购，不管其收购的是少数股权还是多数股权。中国石油联手壳牌石油出价逾37亿澳元(约合230亿元人民币)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煤层气生产商Arrow能源公司项目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四是与发达国家联合成立海外并购基金。2014年中实集团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签订合作计划，中实集团将持有海外并购基金30%的股权，实现了中外强强联手，提高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成功几率。

(二)走高端道路：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以获得技术、销售网络、规避“双反”和主权财富的保值增值。

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美国式产业国际转移模式，对于中国“优势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这里，“优势产业”不仅是产业本身，还应该包括“优势企业”。“优势产业”更适合选择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高阶梯的国家或地区。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以获得技术、销售网络和主权财富的保值增值。

中国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一种逆向投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由从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顺序。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遵从这一传统顺序，从一开始就零星地开展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不断增加。这种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化战略型投资和创业活动，被称为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另一条路线，但却是中国开拓海外市场、规避欧美反倾销诉讼、获取先进技术以及与世界经济接轨等最佳途径。

——“技术寻求型”区域选择——投资欧美国家的优质资产，以获得国际知名品牌和技术。全球著名品牌主要云集在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家，它们掌握着某些产业的核心技术，是行业主导者。如欧盟高技术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与环境技术等，这些都是我国进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技术。近十年，欧美国家的优质资产成为中国企业的主要收购目标。据德勤最新报告，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交易的金额占据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45%。而美国和德国是中国海外并购的主要目标国。2001～2012上半年我国在美国和德国并购分别发生了8起和19起交易。品牌投资能够利用较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获取一个较高的起点，适合于急于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型企业。例如，雅戈尔利用品牌投资模式成功进入欧美市场，最终树立自己的知名品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更是中国兼并收购的极好机会。例如，2010年浙江诺亚纺织收购意大利爱慕帝威MDV，2011年1月南山纺织服饰完成了对意大利服装品牌DELLMA的收购，2011年3月北京金亚科技收购了英国Harvard International plc的全部股份。TCL集团旗下的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施耐德电子、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尔沃等。

——“市场网络获得型”区域选择——中国“比较优势产业”走向发达国家，以获得全球销售网络。欧洲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祥地，美国高科技全球领先，赴欧美投资实业，将扩大中国企业的资产和海外实体，为企业国际化和技术升级积累要素。如果不在欧美拥有强大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实体，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就是一句空话。目前，我国大部分“比较优势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布局，更多是以开拓销售市场为目的。我国“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我国具有的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如中医中药、古典园林、传统食品等领域，这些都是我国专有的，任何国家都无法仿制、仿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专有技术是垄断技术的一种，其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十分乐观。二是已具有世界知名品牌的产业，如在世界品牌百强已入选的23个品牌(CCTV、中国移动、工商银行、国家电网、海尔、联想、五粮液、中石化、鞍山钢铁等)。这些企业的经营业绩优秀，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净利润中一项或几项均保持较高的增长。这些产业能够基于产品优势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竞争。从国际环境看，目前欧盟应该是中国“比较优势产业”走出去的最佳选择。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相比，欧盟拥有先进技术，熟练劳动力、法律环境透明度较高的稳定投资环境，中国公司很少遇到审批麻烦。而中国公司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投资时，美国和澳大利亚往往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提出反对。2010年3月，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风电遭到美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牵头人联邦财政部长盖特纳以国家安全为名的阻挠，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收购美国科技企业的努力也因安全方面的考虑而频频受阻。华为在海外快速成长，已发展为全球第三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但在美国市场的发展一直受阻。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末，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国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从排名上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的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不到1%。

——“规避双反型”区位选择——通过委外加工、国外办厂的方式，应对来自贸易壁垒的挑战。自2004年加拿大首次对我国烧烤架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以来，连续十几年中国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尤其是近两年，中国光伏产业接连遭遇美国、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据测算，如果“双反”最终成行，国内光伏行业在一年内至少需关闭掉45%产能。为了规避“双反”，国内企业更是要向海外进行产业布局，通过委外加工、国外办厂的方式，应对来自贸易壁垒的挑战。如澳大利亚就是我国光伏过剩产能转移出处。由于澳洲没有光伏生产企业，中国企业不会面临与澳本土企业的竞争，不会产生类似欧美“双反”的贸易摩擦。

——“主权财富保值增值型”区域选择——以“债权变股权”方式走进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以实现主权财富保值增值。截至2014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了3.95万亿美元，其中1.3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中国国家财富在不断缩水。我们有必要创新和调整中国对欧美投资债券的思路。近年来，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都在动态变化中，但其变化趋势是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债券投资演变到兼做股票投资。新加坡淡马锡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经验，通过把债权转换为股权，实现对欧美金融投资转换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既能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又能回避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目前，美国正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为了实现“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美国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中国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和金融债做抵押，以抵押贷款参股等多种方式投资于美国的新兴产业和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把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装备、劳务输出到欧美发达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创造出口需求，缓解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还可以借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中国的国内就业。

[1]***：《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的讲话》(2013年9月22日)。

[2]I.B.kravis.Availability and Other Inf luence on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Trade[J]. Journal of Pol it ical Economy，1956，(4).

[3]R.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 ional Trade In The Produt Cycle[J]. Quart 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May，1966，(5).

[4]Lewis，Arthur. Unlimited Labour:Further Notes.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1958，XXVI (1): pp.1-32.

[5]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张军：《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及其适用性分析》，载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7]马海：《日本与欧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比较》，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

[8]丁见民、付成双、张聚国和陈志杰：《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F424.2

：A

：2095-3151(2014)55-0003-17

本文为国家行政学院重大招标课题《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研究》(13zbzd0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