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异化的城镇化

几个月前，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深入中西部4省6市12县，调研城镇化。两个多月下来，发现许多“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遂在《江汉学刊》疾呼“警惕城镇化建设误入歧途”。

细读宋亚平这篇万字长文，有些现象值得再来评说。

一是把城镇化当成化解产能过剩的“灵丹妙药”。如中部某大型钢铁公司一位高层干部说:“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2011～2012年间我们重金买了几千亩丘林荒地搞养猪养鸡种菜以求转型。只要城镇化每年保持1%以上的增速，不仅钢铁行业，很多领域的过剩产能都会起死回生。”一个跻身世界“十强”的水泥企业所在市的领导说:“下行不要紧，过剩莫当真。抓住城镇化，万事皆东风。”

二是规划过于宏伟不切实际。12个县有9个县的城镇化规划方案是清华、北大、同济等“国字号产品”，有的还有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团队介入。书记、县长都认为，规划设计单位级别越高、牌子越响，就越先进，越容易通过上级审批。每个县编制城镇化规划一般耗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某县级市五年换了四任市委书记，城镇规划也大改四回。某农业大县2012年官方统计城镇化率只有32%，2017年的规划目标却定为50%。有的县人口净流出，也把城镇化指标定得高高的。“党委决策、政府挂帅、各部门包干、全社会跟进，大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人民战争’”，类似口号并不鲜见。

建设用地往大里搞，级别则往上面搞。某县人口80万人，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多方努力打通“关节”，撤县变为地级市。新地级市在原封不动的国土上重新设置了3个县级行政管辖区与1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原来1个县的建制变成4个县的建制，财政供养人口从9000人飙升至近4万人。

还有就是利用创办经济开发区，推行各种“圈地运动”。一个县在老城区周边建起9个经济开发区，大的占地超过5平方公里，小的2平方公里，但除了把绿色山冈“开膛破肚”，把农田用乱石填埋，95%的土地至今仍在“晒太阳”。而为了大兴土木，6市12县所有融资平台均债台高筑，少则数亿元、十几亿元，多则达几十亿、上百亿元。

如此只顾当前、不管长远地借钱造城，将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定时炸弹”，的确要警醒了。

(晓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