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条件新变化及对策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马小芳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谭 琦

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条件新变化及对策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马小芳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谭 琦

随着全球战略发展的不平衡和战略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崛起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评估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未来十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每个大国崛起无一不是抓住了国际战略机遇期。本文主要分析作为外因的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条件新变化以及中国如何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因应对策。

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再平衡；整合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慢，国家间贸易摩擦增多，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局不稳定，社会冲突、民族和宗教矛盾加剧，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经济问题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据统计，截至2012年12月，此次金融危机已造成全球30多个国家发生严重政治动乱和经济萧条，其中10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告别了10%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速下降到7.5%左右。中国发展不仅受到内部经济结构升级、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大的压力，而且外部需求萎缩，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增多。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印度的钓鱼岛、南海、西藏等领土争议扩大，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研究和关注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即中国和平和发展的势头是否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而被阻断？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进是否对中国国力的强盛构成严峻挑战？中国是否有可能在一个世界单极化和多极化并存的框架下寻求发展空间？

随着全球战略发展的不平衡和战略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崛起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重新评估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未来十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每个大国崛起无一不是抓住了国际战略机遇期，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美国崛起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石齐平：《政改、社改、经改，论中国改革三连环的内在逻辑》，载于《中外管理》2007年第11期。一般来讲，战略机遇期不仅仅包含国际环境，而且包括国内环境。本文主要分析作为外因的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条件新变化以及中国如何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因应对策。

一、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历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利用20年不到的时间迅速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倍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黄金时代”，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调整。在立足基本国情、尊重规律的基础上谋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由于意识形态分化，新中国采取“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外交战略，中国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同期，亚洲的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香港实现了战后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在70年代率先成为亚洲地区的中等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抓住了第一次国际战略机遇期。直接受益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成功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了8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70年代末实现经济和政治转型，一方面得益于美苏争霸中美国开始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拉拢中国对抗苏联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基于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关系发展总体平稳。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并确立反对霸权的共同立场，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抓住了冷战中有利于的国际环境，利用大国争霸的矛盾，促进中美建交，并推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90年代为中国国际战略挑战期，中国国际安全和发展形势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最多，风险较大，机会较少。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遏制”的双重政策，中国除了“韬光养晦”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一方面，传统的盟友苏联消失，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戒备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国力羸弱，经济和军事实力较弱，自身还面临着国内改革的困难。这一时期，美欧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了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等，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最典型的例子是“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国的国际环境凶险。

2001年9·11事件发生，中国获得了第二个十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9·11事件之前，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开始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特别是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上台以来，一方面大力对台售武，另一方面美国和北约东扩开始极大压缩中国国际战略活动空间，加上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比较孤立。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由美国的“战略对手”向“反恐合作伙伴”转变。*2001年9·11事件后，布什改变了竞选期间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提法，在较短时间内确定了美中是“利益攸关者”，需要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更深程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不仅带来了广阔的外部销售市场，而且全面开始消化引进再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迅速利用这个10年不可多得战略机遇期，极大提升了经济整体实力和工业生产能力。

但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震荡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分化、大变革和再平衡。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经济动荡，欧洲债务危机持续低迷，新兴国家经历了高速的通货膨胀、资本外逃、失业增加、汇率贬值等问题，亚非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阿拉伯之春”是指2010年以来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项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这些国家的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全球经济两极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地区冲突和领土边界争端不断增多，贸易战争和货币战争给全球经济合作和经济复苏带来了灰暗的前景。

金融危机之后，重新思考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显示了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于中国来说，30多年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脱贫5亿人的历史成绩在这场危机面前面临的挑战与10年前相比并不为轻。但是，展望未来，只要中国紧紧抓住国际战略机遇期积极作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

未来20年，不仅对于中国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影响深远。总体上来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国际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变化；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动摇整合；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下深度转型；大国关系呈现竞争合作的复杂态势，周边外交困难重重。这四个方面紧密相关，反映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方面的责任，也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可能性和舞台。

1.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1800年前的3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比欧洲多20%，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多。(Maddison，2001)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时隔170多年之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计算)，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模式”。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际竞争能力和生产水平发生了深刻变化。10年前，中国经济还是小国开放经济模型(small open economy)所描述的小型市场，不具有重要性的国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对自身很重要，对世界经济亦具有重要意义。这在经济政策、社会发展、外交关系、地缘政治、和平与战争等诸多领域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视域(horizon)，这不仅是国家领导能力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也是世界发展方向下一步如何前进的关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国际地位的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深刻影响。

2.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深度调整。经济全球化和其他全球性问题增多，使得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依赖“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但是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继续推进，并不是所有国家能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日益被边缘化，强烈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开始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经济发展要求资源和要素的全球配置，企业面临的是全球市场，经济活动导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等等。

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旧有的国际秩序开始动摇，但是新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完全形成，这种整合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共同维护。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之后，有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来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政治秩序的制定，这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是重要的。可以预见，未来国际问题和国际组织，将会有更多的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声音，这种声音将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实现全球发展的正能量。

3.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下深度转型。虽然中国短期内实现了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来自资源、环境和人口约束的限制越来越强，在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等收入陷阱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1950～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载于FT中文网，2013年9月23日。

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全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互联网和通讯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中国转型将成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焦点。在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好处的同时，中国经济越来越具有全球效应，转型升级会给全球带来新机遇。中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将为全球技术进步和市场开拓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资源、环境、劳动力短缺约束，对于世界未来的发展是重大机遇。

依靠能源和资源消耗实现生活水平提高，对全球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而且人口增长满足不了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社会管理也是巨大的问题。中国如果在绿色能源、*普华永道、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科技报告》显示，中国绿色经济市场预计未来每年可高达1万亿美元。中国将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市场之一。气候变化、服务贸易上实现重大转型，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低碳经济带来的绿色GDP发展模式、所蕴含的就业机会和增长潜力，将会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另外一个高度，中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模板。

4.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更为错综复杂。一个良好的外部关系对于国家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化发展尤为重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处在亚洲东部，周边邻国众多，因为历史和边界问题经常发生战争，历史上各国纠纷不断，在新时期如何保持良好的周边关系也十分重要。新时期探讨中国的国际战略机遇期，总是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或者是地区安全、领土冲突爆发以后，担心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会被外来势力的干涉所中断。

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努力，确实在历史上因外部因素的干预而中断，这些担心在美国重返亚太和周边摩擦增多的情况下不是没有理由的。1905年，当清皇室开始实施新政，19世纪60～70年代的洋务运动被甲午中日战争打断。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开始统一，即将实行现代化建设，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使得内战和外战极大消耗了中国的国家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苏支持下中国爆发了3年内战，不仅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创伤，而且严重影响了战后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

历史和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确实给中国现代化发展设置了很多障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存在竞争又相互依赖，特别是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影响。中国在实现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能否避免“国强必霸”的逻辑，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成为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研究内容。同时，因为历史因素和领土纠纷，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这些都成为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

三、中国战略机遇期国际条件的新变化

经过30多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族和宗教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美国经济疲软、欧洲受债务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去杠杆化的努力持续，中国又为全球增长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王敏：《探索中国对外战略新思维》，2013年。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外战略对话研究中心主任，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稿件。在后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面临的国际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开始为全球提供发展机会、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重塑功能、在全球性事务中话语权上升、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加快、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海外。这些国际条件的新变化，一方面给中国国际化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不利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国国际化的发展。

1.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更多发展机会。经过30多年的成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狭义的市场是指地理边界，但是中国经济拓展了全球经济边界。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仅增强了中国的国力，而且中国经济为全球市场创造了13亿人的消费市场规模。一个更好的满足中国消费者偏好、收入水平不断上升、高储蓄率的、有竞争潜力的中国市场，将为那些能够冒险、有企业家精神的中外国企业家创造巨大的机会。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不仅带来了经济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和内部相对市场化，而且与全球经济高度接轨特别适合一些跨国公司和全球性企业成长，这对于其他市场来说将是巨大的机会。13亿人产生的内需规模，足以支撑中国乃至国际企业创新和市场深度开发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比如，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重视中国市场，21世纪从全球市场来看，没有哪个市场能比中国市场更具有吸引力和更具有增长潜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以市场换技术”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但是经济全球化短时间内使得中国在技术能力、制造模仿、管理经验上迅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信息资源，这些既有的经济发展条件成为中国摆脱低端制造业、转化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创造更为开放的全球市场，这对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是积极的。首先，低收入国家可以从中国制造业的转移过程中获益，可以采用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推动发展。其次，对中国自身来说，要跨入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在全球服务业竞争中获益，才能提高价值链水平，创造足够的生产率空间。最后，对高收入经济体来讲，只有保持外向型经济政策，才能从全球服务业竞争中获益，提升本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过去5年中，中国对全球名义GDP的贡献是3.7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增长总额的1/4，相对美国2万亿美元的贡献度，中国的贡献几乎高出1倍。中国在2010年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已跃居第一。中国经济为全球名义GDP带来了6380亿美元的增长；而美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仅为4970亿美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8月版。如果我们考察经济中可贸易的部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过去5年间中国对全球投资增长的贡献度达到50%。这些情况均说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中国自身的发展也能带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2.“再平衡”和整合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胜国，参与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构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依赖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公共安全和秩序。伴随中国国力不断强大，国际政治旧秩序和国力增长相互强化，开始走上“安全—利益—再安全—再利益”的良性循环过程。

自金融危机以来，“再平衡(rebalance)”*马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5月30日。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代名词。再平衡的观念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假设将回到战后所确立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去，但是这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虽然中国是二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这并不能说中国在旧政治经济秩序中获益良多。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无非是发达国家为失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的说辞，无非是继续想维持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使所获取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中国。处在一个整合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中国不再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跟随者，更多的中国声音会融入到新的再平衡政策中去，这种新的再平衡政策既不是旧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也不是完全站在发展中国家利益一边，而是这两方利益的中间切合点。

整合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中国可以大有可为，可以为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推动和平和发展的国际趋势，对于中国国力继续增强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有重要保障。作为二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中国以目前的发展经验和成就，一个可参与的、体现中国话语权的、动摇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名目出现，都是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表现。中国欢迎再平衡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提法，但是这种再平衡没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参与，想必也不能实现再平衡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再平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中国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安全和发展保护，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不会因为发达国家的再平衡政策受到阻滞，反而会加速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延续。因此，最大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能以新兴地区大国的地位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3.更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中国参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活动开始具有全球影响和外溢效应，中国国家未来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从小国开放经济到大国开放经济的转型，为了确保那些涉及许多国家利益、单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的全球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框架建设，体现更多的中国声音。

过去，中国因为国家实力或者全球利益较小，对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热情不高，习惯于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以“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居。比如，中国国际外交的重点方向是小多边合作机制，多边合作侧重于金砖集团*传统“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S Group，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对参与全球性合作机制并不积极。这种参与国际事务的合作方式，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很多方便，也享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关税、全球责任分摊方面的便利，但是未来这种“搭便车”的行为可能并不适合中国新的国际环境。

中国未来的繁荣程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要解决这些全球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单靠“小多边”机制是无法实现的。一方面，金砖国家和基础四国在国际公共品供给中占有较小的份额，这些国家很难有资源和动力来建设全球公共基础设施，这些国家与中国一样想搭便车，不愿意为国际公共秩序和全球公共产品买单；另一方面，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集团，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将存在同质化竞争，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增长、外贸出口、环境保护等领域存在着相互竞争，这种小多边合作不会有实质性内容，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提升有限。*涂建军：《中国2050路线图：国际秩序篇》，2013年4月。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及高级研究员。除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协调之外，发达国家也开始全面审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开展国际活动和履行国际义务在未来的时间里会遭到发达国家的集体抵制。

然而，参与全球治理议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影响巨大，在关系中国国家利益的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网络空间、金融市场、全球贫困问题等方面，中国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比如，在减少碳排放以避免造成极端天气方面，未来20年4/5以上的碳排放增量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量的出口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产品的二氧化碳是在中国排放，但这些产品却由其他国家消费，因为中国是世界转口贸易中心。考虑到中国的排放规模，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全球就不可能达成任何有效的全球减排协议，而且如果中国采取不合作态度，其他国家也不太可能进行合作。因此，中国提出建设性方案，不仅对中国改善环境、降低能源密度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问题解决有积极作用。

4.金融市场开放更加稳健成熟。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严格管制的资本账户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好处。资本隔离制度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攻击不再有效，减轻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内部经济活动的冲击。但是，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收入分配改革列入了工作重点，表示要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出台，一个成熟稳健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绩效提高以及实现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20～30年，中国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金融服务业对于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资本管制，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不仅带来了汇率升值的压力，而且使得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约束。主要表现在：(1)有管理的汇率制度限制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2)保持固定汇率会产生巨额的外汇储备。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是年均进口值的180%多。巨大的外汇储备缺乏对外投资的机会，只有较低的回报率。

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包括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现代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从现实需求来看，一个更开放的金融市场可以倒逼改革，促进内部效率的提升。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刺激国内需求和提升非贸易部门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对于服务行业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合理的汇率制度可以避免国内出口资源含量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加速国内企业升级换代，让以低廉劳动力为优势发展经济的产业转移，提升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更加国际化，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透明传达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这对于中国经济稳定是有好处的。

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扩大汇率弹性，将推动汇率走向长期均衡水平，这对于国内需求扩大、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刺激非贸易部门投资意义重大，这有助于提高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且减少全球失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长远利益。人民币已经在双边贸易中崭露头角，如果相当多的资产都以人民币来计价，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那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就不再是个严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将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可以分享国际金融顶层蛋糕，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国内服务业的转型，对全球经济平衡意义重大。

5.中国文化影响力上升。文化是国家强盛的重要软实力。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各级财政文化投入经费从2006年的68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28亿元，年均增长22.2%。*② 王弢、田丰、魏贺等：《文化复兴：自觉发展的中国力量——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八》，2012年10月，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文化的繁荣不仅仅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增强了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文化影响力开始上升，文化交流和合作得到深化，中西文化融合进程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适应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既宣传了中国制造，又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根据统计，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我国已经在全世界资助设立387家孔子学院和509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文化部已与148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并签订了近800个年度执行计划，分别以“文化年”、“国家年”、“交流年”为主题开展了各类大型国际文化活动。中国文化开始在海外重要国家布局，已建成巴黎、柏林、东京等多个中国文化中心。②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扩大，反映了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复兴将成为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以意识形态和民主人权价值观念来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借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不遗余力地推进和平演变和观念渗透，带来了民主的巨大灾难。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出，不仅仅是弘扬民族文化，而且也是对西方世界傲慢的文化侵蚀的回击，让更多人了解、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可以更好地实现日益全球化的中国公司的利益。

在后工业化时代，文化产业作为服务业最典型的代表，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提高具有深刻影响。文化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中国文化的商业化以及现代中国积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抵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从而重新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并将构成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新的更大的贡献。

四、对策建议

十八大报告关于国际战略机遇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国际形势仍然以和平和发展作为主流，全球冲突或者地区冲突将不会改变或者推翻旧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自身积累的优势，努力转变自身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1.以参与心态建设国际秩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战略分析家约瑟夫·奈曾言：“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美国若是把中国当成敌人，可能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在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机遇期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从战略高度和全新的观念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战略对手或者冷战思维虽然是一个老调重弹的词汇，但是最容易为执政当局和普通大众所理解，这样的思维方式或许不适合新时期的国际政治秩序重构，也无益于解决现存国际政治秩序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际战略越来越多极化的条件下，西方文化以“国家利益”、“历史兴衰”、“大国争霸”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和国家观念，可能在新时期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分析中需要修正。在当今世界，全球化问题增多，更多的国家发展依靠全球公共产品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郑永年：《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载于www.zaobao.com，2013年10月8日，郑永年专栏。不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国家的经济主权开始受到影响，今天跨国公司的经济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主权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财富收入不平等，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失参半，各个国家无法控制全球化进程，但是破坏全球化又会带来双输结局。最后，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造成的困扰，主要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分化，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秩序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和行事准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把全球化的影响包容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以实现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建构新的国际公共秩序的过程中获取利益。具体来说，中国在国际政治秩序的构建上，应该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能力，以东方文化的“和而不同”观念来推进国际政治秩序的构建，改造并引导现有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双重发展。

2.以开放促改革的经济政策。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和内部社会改革，中国经济比以往具有更强的国际化色彩，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在实现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光明前景。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遇到了全球金融稳定的挑战，中国经济在与世界经济对接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紧迫的问题：一是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即中国经济模式是否具有长期生命力；二是中国经济增长能否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适应，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引起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和“中国崛起是否会引致冲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决定了后者。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走上良性增长的道路，实现普惠式全球经济增长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崛起必将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和变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不仅要靠内部推动，还需要借助开放力量来倒逼。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内需增长、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应该是更开放的国际经济政策的推进者。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依靠国际化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当前在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全球化。未来中国经济将从专业化、投资机会、资本回报等领域继续享受到全球化的成果，应该积极推进全球化经济政策，以外部开放的压力来推动内部改革进程，更加强力地维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要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来发展中国经济。

3.以谈判和协商作为利益分歧的解决方式，推动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的构筑。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既体现了国家实力，也成为和平发展时期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传统的崇尚实力的外交思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思路，代表了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也体现了历史上外交关系处理的基本准则。长期以来，这种外交思维路线影响到世界外交的思维，深刻影响到国家之间处理外交问题的思路。“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有逻辑上的根据，而且有历史依据。中国在国际外交中，要放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推动国际关系准则，以谈判和协商作为利益分歧的解决方式，推动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构筑。在国际关系中，既注重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同时能够对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足够的关切，从而创造和谐的国际政治环境。

[1]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著：《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8月版。

[2]Goldstein M, Lardy N.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dilemm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 422-426.

[3]Maddison A.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 Foundation, 2007.

[4]Stiglitz J E.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Gallagher (2005), 2005: 15-32.

[5]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版。

[7]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载于《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0期。

[9]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2002年。

[10]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走向2013:中国经济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4月版。

[11]佐利克、林毅夫：《世界经济复苏取决于“G2”》，载于《华盛顿邮报》200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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