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陈 启,赵苏怡
(三联学院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查明建先生曾经指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1〕。”(P22)而张爱玲作为《金锁记》的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在她此部自译作品中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而翻译过程中作者身份是基础,它操纵着文本,身份的主体性对作家的写作模式和特点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我们不妨就张爱玲身份的主体性对其译作《金锁记》的影响来做一探析。
翻译过程中所呈现的独有的主体性特征与其社会背景及人生经历等个人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时局动荡不安。一方面,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起,西方殖民者带来大量的文化入侵;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主动吸收西方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五千年来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展开激烈斗争,多种思潮相继涌现。因此,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一种多元化而又特殊的新观念新思想。而张爱玲便生活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大环境无疑对张爱玲的思想文化价值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张爱玲个人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下形成的个性特征对其译作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和她的祖母李菊耦,在当时可谓是强强联姻的贵族家庭。而她的父亲张廷重则是个吃喝嫖赌的瘾君子,处处彰显封建大男子主义思想。而生母黄梵逸是一位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女性,这就愈加深了夫妻之间的三观不合,最终导致二人分道扬镳。张爱玲18岁那年,曾因反抗继母几乎失去人身自由半年之久。这些成长背景和和人生经历使她越来越深刻意识到封建思想的落后和以及男尊女卑的不公不允等社会现象。
张爱玲一生的自译作品为数不算少,而她真正倾心倾力的自译小说非《金锁记》莫属。小说自1943年始几度更改自译,耗时长约28年之久。概因此部小说更典型地浓缩了旧中国落后的殖民封建制度,融入了时下社会颓废败落的气息,同时也是她个人思想的情感寄托和倾泄。虽然英文版本的出版前后便历经挫折,但张爱玲一直不懈努力,最终赢得了西方文化域界的认可。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评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2〕。由此可见,《金锁记》译作本身的出世也正是张爱玲彼时个人复杂背景身份下的一个适应性选择。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交换信息的媒介,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纽带。译者不仅需要理解原作家的思想,而且还需要在目标语言中找到恰当的词句用以表达,这就是译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在张爱玲的自译过程中,因为多种特殊因素,她文化身份的双重性十分明显,而这也更有助于她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理解和创作。正如前文所说她出身名门,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母亲也是有着良好文化修养的新式女性,显赫的身世保证了她可以得到当时较高水平的教育资源。当她年仅四岁时,她就已经开始接受私塾教育。三十年代不同时期张爱玲相继去了圣玛丽大街和香港大学学习,接受了当时国内外一些先进文化,并且开始用英语写作。伴随着儿时的家庭熏陶以及后来求学阶段所受教育的日渐影响,她越来越深谙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差异,有意或无意间,她已经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之间一个搬运工。
《金锁记》小说里有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如不同身份之人的不同等级称谓,以及中国特有的汉语典故等;另外在作品中作者运用一些特有象征手法来传达作者的思想,如小说名自译成“The Golden Cangue”便可见一斑。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张爱玲在自译作品里也一直试图将这些传统文化引入到外国文化中。从这些赋予特殊意义词语或事物的翻译来看,张爱玲双重文化学者身份对译作的主体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于张爱玲来说,自译者的身份是为两种文化传递的重要链条,前面说过她的《金锁记》译作最终得以在国外成功出版,可见她已成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最好的传播者之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下面的一例:
Even when she was younger, she did not seem fresh, but was like a tender bunch of vegetables that had been salted. (The Golden Cangue)
她再年轻些也不过是一棵娇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金锁记》)
在此例句中,包含中国特有一种冬季腌制过的咸菜称谓“雪里红”。在这里张爱玲想要表达的是:七巧的女儿长安就像这咸菜,她已在这个封建社会的大染缸浸染成型了,浑身上下都透着又一个七巧儿的味。此处英文对“雪里红”字面翻译为“不新鲜,但就像一串被腌制过的嫩蔬菜”。因为在英国文化中,没有这道咸菜,他们对此必然一无所知。而因为张爱玲的双重文化身份,对英汉文化了解透彻,因此在自译中,她以目标文本为导向的方式来翻译这个词,作为两种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她力图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名翻译成西方读者的易于理解接受的语言。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对人的思想观念毒害根深蒂固,社会上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妇女应该呆在家里相夫教子,遵守三从四德。而恰在那个时代,国内一些以青年人为主的进步人士掀起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让妇女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思想解放,它主张并倡导妇女要摆脱封建家庭,能够独立生活。在此背景下呼吁妇女解放类的文章频频见诸于媒体作品中。一部分女性学者也用她们手中的笔展示了她们非凡的文学造诣,同时也使她们得以登上文学舞台上展示自己。这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政治运动。女性学者涉足的翻译领域作品同样直观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女性性别的歧视。她们以翻译为手段,在翻译中让目标语言对象读懂场景中描述的性别观,她们的翻译中鲜明地主张自由平等的女权主义立场。
张爱玲便是这众多女性作家中的一员,在她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复杂的女权意识。张爱玲出生在封建官僚贵族家庭,她目睹了许多女性在社会中的悲哀,在她内心深处,她一直想改变,她不想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当她上学时,她就开始接受了太多的新知识新观念,了解了很多关于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她试图用文学来表达她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她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学习经验使她对平等自由更加敏感和渴望。所以她的作品中,必然要表现出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在《金锁记》的译作中,她的女性作家身份对其主体性影响显著。前面所述的例句中将七巧女儿比作腌制过的雪里红便能看出旧中国妇女低下的地位和可怜的命运了。我们不妨再来看以下一组来自《金锁记》译作中的句子。
A:The Moonlight reached the side of Feng-hsiao pillow. She was a slave girl brought by the bride, the new Third Mistress of the Chiangs. (The Golden Cangue)
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头凤箫的枕边。(《金锁记》)
B:"Did you come with her when she was married?" (The Golden Cangue)
凤箫道:“你是她陪嫁过来的么?”
C:Then there was just the jewelry that Old Mistress had brought with her as a bride to be divided evenly among the three brothers. (The Golden Cangue)
其余只有女太太陪嫁过来的首饰,由兄弟三人均分。
从这组例句中我们看到都有对“陪嫁”一词翻译,然而翻译结果却不尽相同,一方面显示了张爱玲深厚的英文功底;而另一面则反映了张爱玲作为女性和中国文化传播的译者身份主体性在译作中的应用。因为相较B和C来看,A句中完全可将“slave”一词略去,然而张爱玲却独具匠心有意加上。用“奴隶女孩”来表示“陪嫁‘丫头”。张爱玲在此特意“将原文中的一些隐含意义在译文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加强,以凸显和强化女性叙事的悲剧色彩”〔3〕。实际上,“陪嫁丫头”是一种陪伴新娘到丈夫家里来照顾新娘的人。但是,“奴隶”是指受人压迫奴役,通常被有钱有地位的达官贵人家买下,失去人身自由而从事一些艰苦复杂劳动,供主子驱使的下等人。在这里,由于张爱玲成长和教育经历,因此她心中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特意翻将此句译成带有奴隶含义的“slave”,这恰恰反映了张爱玲对封建社会制度遗留下的男女之间以及不同等级之间等诸多不平等的批判揭露。
以上只是张爱玲的主要身份特征对其自译作品的影响探析,也仅撷取《金锁记》译文中一二来作分析,当然,作为一个多重身份女作家,此篇身份特征尚远远不够全面,比如张首先是位女性作家,她的文笔细腻优美。在她的作品中,她选择细腻流畅的词语,以女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翻译这些中国传统意象时,她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阐释其意义,并以独有的方式来表现这些元素。即便在那个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她仍然在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前行着。
总的来说,张爱玲让自己作为再创者和研究者主体来翻译自己的小说。而探析她不同身份的主体性对其译作的影响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她的翻译作品以及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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