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潘禹非
(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哈尔滨 150080)
博士硕士论坛
·外国哲学研究专题·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研究
潘禹非
(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哈尔滨 150080)
异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永久的问题范畴。列斐伏尔曾经在他撰写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尖锐地批评了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中普遍认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异化已经被消除”的口号,同时提出了“全面异化”的观点。列斐伏尔“全面异化”的观点是紧紧跟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提出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异化问题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政治领域扩展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微观形态的异化,即日常生活的异化。控制消费的官僚主义社会、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大众传媒对人的束缚、大众文化的自律生成、国家的微观操控等新的社会现象作为新的异化形式再一次对总体性造成了冲击以至于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趋势,而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即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的形态和后继社会形式,这些社会现象所发生的终极场所,就是日常生活。因此,列斐伏尔提出,如果想要消除人的异化,必须要进行日常生活批判,必须要关注日常生活的异化。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异化
列斐伏尔所关注的异化问题延续了马克思所谈论的异化问题,是在其基础之上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的进一步扩展。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不仅仅发生在经济政治领域中,即不仅仅是劳动、劳动产品对人的本质造成的疏离和破坏,也不只是国家强制灌输给人们的一种政治生活,而是全面的和多重的。现实的异化要比马克思所理解的异化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异化往往渗透到人的生存境遇和整体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之中,而这些异化的形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总体”把它们联系、网罗在一起,这个总体就是“日常生活”。所以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也是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异化理论。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第二版中,列斐伏尔添加了重点讨论异化理论的内容,特别针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对异化的视而不见和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家对异化的闭口不谈的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不过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片面而又抽象地理解的不只是异化理论,列斐伏尔实际上是对他们在整体上“误读”了马克思的思想加以批判。因为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整体把握的时候就出现了偏差,所以对异化理论的误读也在所难免。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人本哲学和人道主义的根基所在。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相比,异化理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个人和群体的生存现实和存在境遇,对于异化理论的人本主义解读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大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落脚点就在于人本主义的框架当中,列斐伏尔也不例外。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对异化问题的忽视和误解是有其自己的历史渊源的。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根据衣俊卿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划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或者变体[1]。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过去几十年间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正统地位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按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涵而言,是苏联哲学界于本世纪上半叶依据列宁主义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1]18-19。虽然这一流派内部存在着思想矛盾和理论斗争,但是二者又有共同的思想传统和理论倾向,就是“它们均不了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了解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以实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而主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经典唯物史观。这样,无论对革命道路的设计如何不同,它们均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视作最终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符合铁的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把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涵,而把人的生存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变革视作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伴随现象”[1]19。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教条主义对异化问题的误读和冷落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来表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以物的关系来掩盖和代替人的关系的本性。而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本主义理论思想则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以重点体现的,不过这部著作是在1932年发表,此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形成。虽然卢卡奇等人努力地挖掘并扩充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依然不能成为主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再版中所增添的异化理论内容就是为了破除这一现象而做的巨大努力,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异化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叙事和内在的刚性逻辑相比,列斐伏尔看重的是异化理论对于劳动、劳动产品、工人和人的本质之间必然的而又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深刻地揭示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下被扭曲的生存状况,这样的生存状况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问题的基础。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过度强调而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重要的范畴被人们遗忘,从而轻视了这一研究现象所带来的危害。列斐伏尔指出,在这种研究状况之下,政治经济学侵占了异化的领域,人们也就逐渐淡忘了异化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事实:“政治经济学忽视了工人(劳动)与产品之间的直接关系,因而它掩盖了劳动本质中的异化因素。事实就是如此:劳动产生了财富的各种奇迹,但它却造成了工人的贫穷;它可以制造出宫殿,但也产生了工人的贫民窟;劳动生产了智能,但也生产了工人们的愚蠢和弱小。”[2]59教条主义对异化理论的忽视所产生的影响不止如此,过度强调国家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所导致的后果还包括在解决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时,人们缺少具体的方法,架空了理论的现实作用,使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遭到了破坏:“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几乎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化的组合:即‘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变得贫乏;从实践方面来说,人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时都没有采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这揭露了一个极端严重的发展过程:一个不断与客观性进行断裂的过程,而在我们的观点中,这个断裂的过程就是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特征。”[2]52列斐伏尔在这里所说的客观性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同时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种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入到大工业生产历史背景之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化则是割裂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列斐伏尔认为,不管教条主义者是出于什么思想目的(主要的还是政治目的)去忽视异化理论,都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一种误解和歪曲。以当时的苏联为代表,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认为进入到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异化现象,因为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异化,因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的。对此,列斐伏尔指出“马克思不再提倡政治革命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会带来劳动分工的彻底终结,他也不认为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的社会主义能够办到。他只设想了在经历了一段非特指长度的过渡期之后,共产主义将会接替劳动分工。在这个过渡期中,异化的形式(例如法律,劳动分工)将会继续。所以马克思从未把异化的范围限制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他也没有预言社会主义或是无产阶级革命会彻底而又直接地终结异化。在与异化相对抗的过程中,在‘反异化’的过程中,异化坚持了下来,或者可能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2]63。列斐伏尔特别强调,异化不会根据国家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消失,也不会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消失,异化是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必然产物,它虽然是人的本质的对立面,但却已经和人的生存融为了一体:首先,异化最开始发生在经济领域中,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异化的产生,而劳动分工又促进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跨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异化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其次,异化作为和人类本质的对立面,对人的存在境遇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和扭曲,因此人的进一步发展又要扬弃异化;最后,异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范畴,它会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更新自己的存在方式。列斐伏尔在这里提醒我们:异化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中;列斐伏尔提出的关于异化的“新的形式”则是表明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立场,即异化从政治经济领域中向人类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扩展,从原先比较单一的异化形式发展成“全面的”异化形式,从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发展成意识形态异化和文化异化。这些思想的火苗成为他后来“日常生活的异化理论”的整体方向和发源地。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列斐伏尔对异化的理解和推进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来源之上的。
“异化”这个概念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当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它既是自我丧失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异化”同样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概念与范畴,马克思提出异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在道德层面上去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在经济结构的深度层次上揭露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就是马克思在研究异化问题的过程中也深入地讨论了人的生存困境的问题,这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留下了人本主义的火种。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状态,是指人所创造出来的、原本属于人的物(既包括劳动产品也包括经济制度)脱离了人的掌控反而成了控制人、束缚人同时也是塑造人的一种非人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异化是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才出现的,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状态。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推动下,人类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也承认“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3],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异化具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不过异化劳动和财产制度却与工人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异己关系,马克思总结出四点关于这种关系(异化)的具体表现:第一,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异化。在雇佣关系之下,工人是产品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但是工人生产出的产品却属于工人自己,反而使工人更加贫穷,变成了与工人相对抗的异己力量。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实现人自身价值的途径,人通过自身的才智和能力自由自觉地劳动来实现自身的幸福和价值,但是异化的劳动不是出自人的自愿而是强迫工人去劳动,同时异化的劳动让人无法参与到整体的劳动之中,因此劳动不是实现工人而是否定工人。第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地劳动,根据美的原则和规律去创造,但是在异化当中,人的劳动不是自由自觉也不是按照美的原则,而是为了生存像动物一样进行劳作,丧失了人的类本质。第四,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异化劳动中,物的关系取代了人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疏离、淡化,人陷入异化的关系中不能自拔,被孤独吞没。马克思从异化内在的本质形式到外在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异化是一种反对主体效应,恰恰是主体在通过不断交换而实现自己、确证自己的社会过程中,才迷失和弄丢了自己”[4]113。在异化的过程中,人从完整的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出租个体劳动,并在劳动分工之下从事某种片段式的、抽象的和机械的生产活动,从而被囊括在异化之下和大工业机器生产之下,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折磨。面对异化,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发展”的要求,人的发展就是人必将走异化的道路,并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地积极地扬弃和消除异化,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3]这个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的过程,反抗异化决不能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阳春白雪,哲学是先行者,最终的目的是在现实中真正地扬弃异化。“不论是间接的还是模糊的,‘祛异化’的努力也已经开始了。过渡时期的时代应该是哲学概念进入到生活和意识中的时代,不管这是自发产生的还是由外界引入的;否则这个概念只能保留成为一个哲学的形态,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2]66因此,对异化的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所以异化理论和人的发展理论相辅相成,在马克思哲学这里就已经如此。
与此同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卢卡奇也对物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卢卡奇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概念的阐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有出版之前就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对物化概念进行了丰富而又详尽的论述。总体来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让人不得不惊叹卢卡奇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能力。不过在具体的阐述中两者也有具体的差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结合了近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提出的,特别是他参考了技术理性对人的本质造成的负面影响。卢卡奇提出了“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和“人的原子化”来讨论物化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在本质的破坏进而指出了“物化的普遍化”和“物化意识”,这说明了物化已经不仅仅是存在于经济领域中的特殊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人类存在事实。基于这个思想基点,卢卡奇在他的晚期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指出:“异化和反异化的斗争只能主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5]这里所提到的“日常生活”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终极场所,也是异化产生和终结的场所。早在1963年卢卡奇出版的《审美特性》的前言中,卢卡奇已经明显地把研究的目光放在了日常生活中:“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了解更高且更复杂的反映方式虽然极为重要,但对它尚未充分研究……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6]关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卢卡奇在此处指出日常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指出与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艺术和科学相比,人们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不够充分。《审美特性》不仅对艺术和审美等问题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规定性的揭示”,同时它“开启了微观层面上,即日常生活层面上的社会变革和自有个体的生存”[1]。列斐伏尔也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告诉人们日常生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真正地位:“在此处日常生活可以比做成肥沃的土壤。没有美丽的花朵和参天的大树,这样的景色对旅客来说会感到沮丧。但是花朵和大树也不能让我们忘记它们之下的土地,这片土地藏有秘密的生命和它自己的财富。”[2]87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卢卡奇和列斐伏尔都对日常生活加以关注:卢卡奇晚期的理论基础就是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而对于列斐伏尔来说,日常生活成了他毕生的理论线索。
结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晚期的日常生活思想,列斐伏尔把异化的领域从传统的经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代表着人类全部活动场所的日常生活领域,这是一次理论的飞跃,也是对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详细考察。由此标志着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的形成,即一种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异化,和一种日常生活、文化和国家的异化批判。
列斐伏尔声称,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知识”[2]148。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日常生活化的解读体现在他理论的方方面面当中。如前文所述,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其批判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就是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和简化式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破坏与歪曲,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实之间的纽带,强硬地用某种铁一般的经济规律或社会规律去解释说明所有现实。列斐伏尔力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活着的思想,具有其本身的活力和创造力。关于哲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青年马克思提出过哲学的自我实现和哲学的现实化。哲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解释和表达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所在。列斐伏尔深受马克思的这一哲学倾向的影响,他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局限性就是在于无论发生在思想国度中的事件是多么的精彩和绚丽夺目,但是这些思想的光辉却无法穿透现实的帐幔,面对现实的种种阻碍显得无能为力。这并不是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没有看到思想和现实之间的本质关系。“神学的信仰已死,形而上学的理性亦已死……现在这些冲突不是单独存在于思想的王国中,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2]141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宣言,同时也彻底表明了他的态度:哲学是一个与现实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的活动,这个活动是联系到生活中所有领域和方面的,这就是“日常生活”。列斐伏尔认为自己的这一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一脉相承,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改造世界,让思想和现实真正地有机融合进而改变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它最连贯的和最井然有序的意义上来说,它触及了生活的层面并渗透其中,揭露生活的真相。”[2]142所以列斐伏尔大胆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当有日常生活批判的重要地位,日常生活批判当然是一个哲学基本问题”[7]。我们很难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全建立在他的异化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全部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无论是用异化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人的生存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还是以异化理论为武器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经济政治学思想,都和异化紧密相联。我们只能说,列斐伏尔走得更远,他在马克思的理论建树之上发展了自己的异化理论。列斐伏尔一生的哲学思想都是以日常生活批判为主轴和基线的,而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却是建立在他的异化思想之上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总体性基础,既是他试图恢复马克思哲学原初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一次尝试,也是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向着社会历史新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的一次拓展。
如何全面理解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是解读列斐伏尔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笔者总结出日常生活异化理论以下四个规定性:
第一,日常生活的异化是人的全面异化,是人的生活的整体异化,这种异化发生的场域十分广泛,不仅仅只发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之中。马克思认为异化的产生根源在于劳动分工和私有制,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范畴所展开的,强调的是经济异化。但是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只是异化的特殊表现形式,真正的异化场所是日常生活。原因在于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的根源是因为人有欲望,而欲望需要被满足,在“欲望——满足”的二元运动之下人便产生了异化。如果说异化产生的根源是“欲望——满足”的二元运动,那么“欲望——满足”的二元结构就不可能只存在于经济领域里。工作、休闲、消费、娱乐、戏剧、文学、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等等,都是异化发生的地方。从根本上来说,列斐伏尔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伴随着人的异化的发展:“哲学地讲,社会发展过程到资本主义社会为止都包括着两个方面:人的不断增长的满足,还有不断增长着的异化,一方存在于另一方之中。”[7]列斐伏尔还举出了生产力和异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用经济术语来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具有某种哲学上的意义,即它是人类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新阶段,也是无限可能性的具体表现。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异化是无所不在的和全面的,它笼罩了全部的日常生活。”[2]58因此,列斐伏尔提醒人们,我们不能满足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而是要向前推进,推广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当中。
第二,日常生活异化理论是关于日常生活全面异化和社会历史全面进步的辩证统一。列斐伏尔要求人们能够全面而客观地对待日常生活异化的问题。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作为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哲学范畴并没有遭到马克思的全盘否定。马克思指出异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人只有在异化当中努力去扬弃异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之后又提出了关于“完整的人”的概念,“完整的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表达,是与异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力生产出与个人、与他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异化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在马克思的异化当中还有肯定与发展[4]15。列斐伏尔扩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扩展了异化存在的领域范围,同时也认为异化根植于人的本质之中,它就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列斐伏尔认为,异化不会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人类的历史阶段,总会有消失的那一天;他认为异化会伴随着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异化就是人的生存矛盾,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异化构成了一个整体把人网罗在其中。异化是指人的主体性在把握客观性的过程中迷失自己,也是对个体的客观化和主观化两者统一的破坏。但是列斐伏尔提醒我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确立起“反异化”的努力与异化相抗争,在异化和反异化的过程中,人类的社会历史辩证地向前发展。日常生活作为异化和反异化的场所起到了确立人的本质的作用。“日常生活的本质——从它的简明性和丰富性来说,即人类的原始材料——穿透一切异化形式并建立起反异化。如果我们辩证地去思考‘人类本质’以及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批判是在其具体性中研究人类的本质。”[2]97
第三,日常生活异化理论是最大程度上的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辩证统一的哲学活动。列斐伏尔深受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哲学信仰的影响,他亦想通过哲学去达到影响现实的目的。列斐伏尔这一哲学抱负的切入点便是日常生活。历史上的哲学家对日常生活的态度都是嗤之以鼻的,和哲学的理性之花相比,日常生活是一个永恒轮回的干枯沼泽。人类历史中所有无法引人注意的琐碎事件都被丢进日常生活这个巨型收容所当中,这些数量庞大的琐碎事件在以往的哲学家眼里枯燥、乏味、无足轻重并且毫无意义,但是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又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晦涩、抽象、超然、哲学式的生活被认为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但是当这种生活试图去解决现实生活的谜团的时候却只能证明非现实,而这种非现实却已经暗含在哲学生活当中了。”[8]列斐伏尔不止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批判哲学家脱离日常生活这一现象,他认为对日常生活的蔑视是日常生活异化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版问世之后,欧洲哲学界对其冷漠的态度让列斐伏尔震惊不已。在第二版中,列斐伏尔对哲学家这种傲慢的态度进行了指责:“这本书(《日常生活批判》)牵涉到它放弃了哲学家们的传统形象,即存在的大师和统治者,从外部观照生命的目击者和判断者,在世俗繁多之上的王者,通过哲学态度和与世俗的距离来与他人进行区分。这些比喻并非夸大其词。这个与世俗之间的距离叫作‘精神世界’,这种哲学家的态度叫作沉思、脱俗。”[2]5进而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的真正地位是“最高法院,智慧、知识和权力都要拉到其面前接受审判”。如此把哲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隔阂努力地进行消除,让两者相互弥补彼此的局限性,其原因在于哲学根本不可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所有哲学思想的最初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所倡导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及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一场解决哲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的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解决哲学和日常生活的矛盾问题就是实现哲学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批判、相互融合”[7]128。
第四,日常生活异化理论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考察,是关于意识形态异化的批判,是关于大众文化异化的批判。日常生活批判和列斐伏尔早期的“被神秘化的意识”理论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于强调生产劳动和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劳动产品与人相脱离而成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而列斐伏尔提出的“被神秘化的意识”关注的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异化现象达到极致之后人的意识问题,即在社会体系和异化停滞不前的状态达到了一个极限(不得不瓦解)的时候,人的意识就被神秘化了。这样的意识表现为麻木不仁、自欺欺人和毫无意义。于是,从马克思开始的劳动异化批判到了列斐伏尔那里就变成了由被神秘化的意识所掌控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被神秘化的意识也就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状态。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凸显出现代社会体制内在逻辑的同质性和强制性,强调日常生活异化对个体生存状况的破坏、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疏离、孤独和淡漠。从这个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异化的批判也是大众文化异化的批判。在整个社会都被笼罩在被神秘化的意识当中的背景下,任何一种逃离现实的方法都是虚幻的,因为这种异化无处不在。列斐伏尔指出,资产阶级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脱离;文化展现出多种选择,但是实际上从来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牢牢地把人圈在现代性当中的这种文化模式。文化的主人是作为自由主体的人,自由主体在自觉的状态下创造文化。但是在列斐伏尔看来,本该是自由主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在被神秘化的意识里失去了能够创造文化的主体性,所以文化也不再是属人的文化,变成了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文化过度依赖于现实,像一个寄生虫一样消耗着现实的内容,开始了自我生成、自我满足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的内容是碎片式的和肢解式的,是文化的虚像,它以被给予的模式和逻辑网罗了在它之下的所有人,人类继而不再是文化的主人,而是文化的奴隶。对于这种文化异化,列斐伏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抵抗。
日常生活异化理论是列斐伏尔总体哲学思想的一条主轴和线索,对其本身毕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的作用。近年来关于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不过其重点主要都是集中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生产理论之上,对其异化思想的关注度还不够。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承前启后,推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理论,同时又影响了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在深度剖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同时,列斐伏尔的异化思想又开创性地对个人进行了观照,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分析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实为对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的一次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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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S Rabinovitch, Introductor.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责任编辑:徐雪野〕
2016-08-07
潘禹非(1987-),男,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法国当代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565.5
A
1000-8284(2016)09-01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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