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奇峰“三角形理论”的反思

张鑫焱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法学院，杭州 310015)



博士硕士论坛

对曾奇峰“三角形理论”的反思

张鑫焱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法学院，杭州 310015)

[摘要]曾奇峰将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融合，提出了“三角形理论”：每个人的“人生舞台”就像三角形，“生”“死”为其中两点，决定面积的另外一点是“父母”，而“心理治疗师”可以替代“父母”的位置——成为“修正父母笔误的人”。但是，“三角形理论”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我的人生舞台”没有“我”的位置。造成“三角形理论”无法稳固的原因是两种理论传统无法融合，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是性压抑的决定论，而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治疗则是关于存在四个基本事实的非决定论。其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强调治疗师对病人过去的诠释，却忽略了病人自身的意志。而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治疗则强调病人的自我觉察。最后，弗洛伊德将治疗师的功能设定为诠释，治疗师成为病人的“再造父母”。而欧文·亚龙则将病人—治疗师真诚地相会作为有治愈能力的关键环节，治疗师是病人灵魂的助产士。

[关键词]“三角形理论”；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曾奇峰先生为欧文·亚龙的著作《爱情刽子手》写作了中译序《学习活着》，将这位注定位列大师行列的人推荐给中国读者。这篇文章除了具有介绍的功能之外，也融入了曾先生自己对于心理治疗的思考，以及对中国当今心理学界的思考和批判。《学习活着》表现出来的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人性思考的责任感深深吸引了广大读者，曾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三角形理论”也十分值得反思。

一、“三角形理论”的提出

曾奇峰在谈到生命的局限性时说：“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生命就是在一个小小三角形平台上的自由之舞。”三角形的面积是有限的，如何能够称之为“自由之舞”？好在他马上做出了补充，“名为自由之舞，其实却并不自由”。曾先生是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角度阐释生命的自由与限度，“构成这个三角形舞台的三个点是：出生、死亡和父母”。这三个因素太过稀松平常了，是每个终有一死的生命都必然存在的，为什么选择这三个点呢，要继续看曾先生的阐释。“出生是之前无边无际的黑暗的终点，也是生命的起点，在任何意义上，也是死亡的起点。”没有前生因果，没有后世拯救，仅有在此存在的一生，斯多葛学派的说法“每个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正确，而是“任何意义上”都为如此。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生命真相，可是，每个人都在用尽办法逃避和否定死亡，这就是欧文·亚龙“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假设。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每一口呼吸，都使我们暂时逃离不断冲击我们的死亡……但最后获胜的，必然是死亡，因为从出生以来，死亡就是我们的命运，它只是在吞噬猎物之前玩弄一番。可是，我们却一直对生命抱持大量的兴趣和妄念，就好像竭尽所能地吹肥皂泡，希望越大越好、越久越好，但肥皂泡却注定爆裂，化为乌有。”[1]1

可见，曾先生对于“从出生到死亡”这条边的阐释与欧文·亚龙关于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根本假设不谋而合，“连接出生和死亡的那条线，构成了三角舞台不可撼动的那条边，对于生者来说，这条边长一点或短一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它只会是线段，而不会是射线”。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还是在欧文·亚龙的理论体系下沿用引介，并无任何创新改造，少了一个点的“三角形理论”也明显欠缺完整性。

“三角形舞台的另一点，即父母，决定了变数最大的另外两条边的长短，也决定了舞台的实际大小。”这另一点(父母这一点)成了决定性因素，生死线段之外的一点决定了距离生与死两点的距离，也就确定了三角形舞台的面积，“人生的千差万别也基本由此而来”。“基本”一词标定了人的一生，可是，“我”的人生由父母决定，这一听起来就不那么令人舒服。曾先生如此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先是生物学方面，“父母对一个人的生物学存在的决定，已经不用说了”——我们带着父母的基因来到这个世界，生物学上的传承决定毋庸置疑；当然，还有精神心理方面，“父母对精神上或者人格上的决定是心理学或者至少是精神分析学关注的焦点。童年决定人格，而人格就是命运，几乎变成了全人类的共识”——曾先生作为心理学家对人的精神和人格尤为看重，可能深恐“心理学”这个词太大而导致论述不够精确，特意加上了保护性的“或者至少是”来确保论证的合理性，可见，精神分析学是曾先生欣赏和研究精通的领域。

二、分析“三角形理论”：“我的人生舞台”没有“我”

(一)童年决定人格

一个人的性格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并确定下来。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分析就是考古学，过去的心理事件从未完全消失不见，只是保存下来成为未来心理事件的地基，如“不朽之城”罗马的建造一样，“同一块土地将支撑圣玛利亚和密涅瓦教堂，以及教堂下面的古老寺庙”。于是，弗洛伊德典型的方法就是对自我感觉早期阶段所建立的地层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那些生活的阴影或者被压抑的本能。这种方法所遵循的就是弗洛伊德所建立的这个原则：“在心理生活中，过去能得到保存，这是规律，毫无例外。”[2]64新弗洛伊德派并不遵从本能—压抑这一冲突来描述人，而是着眼于文化与环境对人的形塑。儿童需求安全感，需要得到肯定和接纳，可是这些自然成长的倾向却又不一定会得到成人环境的认可和满足，于是形成了冲突的核心，而父母这一小型社会在儿童成长初期所起到的人际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新弗洛伊德派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不同(发生了从个体冲突到人际关系冲突的转变)，但是他们无不认为“过去—童年”(心理发展的早期)成了决定人生性格的关键始基，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得到了保存，并对未来的心理建造施加着持续不断的影响。

(二)人格就是命运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洞察到的是“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观点并不是让我们服从于命运的决定论，而是强调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非决定论，即便命运也可以改变，改变命运的核心就是改变人的性格。可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这句很有道理的话似乎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性格是由什么来确定的并未得到明确的阐释，遗传基因、环境、模范，等等，到底哪些因素起到作用了呢？曾先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父母。之所以给出这个答案，是因为“童年决定性格”，父母对于儿童早期心理的塑造和影响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曾先生并不满足于将父母具象化为家庭中具体的人格类型，而是将之泛化为“习俗环境”，“从父母往上追溯，几代、甚至十几代，每一代人的性格与生活都不会就那样消失了，都会以某种方式储存在某些地方，影响到当下的个体，影响到他或者她的现实生活”。这个判断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决定论传统。

(三)“我的人生舞台”没有“我”

在曾先生的“三角形”理论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而且曾先生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则夹杂进入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治疗之中，形成了“三角形理论”。但“三角形理论”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三角形的两点——“生与死”所组成的线段都是“我”之外的东西，而第三点“父母(传统)”决定了我的性格，我的命运确定了“我”人生舞台的面积。如果在小型社会家庭中出现了父母—子女关系的灾难(那可能是无法逃避的必然)怎么办？不必担心，“心理治疗师”可以“修正父母笔误”，替换父母的位置，这种说法可能不像“修正上帝笔误”的人那么狂妄，但心理治疗师能够替代上帝的位置成为我们的“再造父母”也是一种对自身从事职业极其骄傲的表述。决定我的人生舞台大小的第三点变成了心理治疗师，为什么不是哲学家？“我的人生舞台”为什么没有“我”存在的位置？

三、反思“三角形理论”：三重差异

三角形理论是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治疗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决定三角形面积的那至关重要的第三点却完全是弗洛伊德式的而非欧文·亚龙式的。这两种心理治疗传统是无法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导致三角形理论不堪重负的原因是其两个理论基础完全无法融合。

(一)动力模式的差异：性压抑与存在的四个基本事实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传统的动力模式。弗洛伊德以考古学家的审慎与坚韧，深入挖掘层层累积起来的心理地层，直抵童年早期的阴影冲突。寻找到病人早期生活事件对于心理留下的那些创伤经验，创伤所引发的原初情绪可能已经消散而使得创伤的印痕模糊不清，但是这些创伤的记忆以及所伴随的情绪从未真正完全消失不见，只是被潜抑在了意识之外，这些创伤记忆固执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当预期到某种类似的危险会再度发生之时，这些潜抑的情绪就会转化为身体的症状，最终在意识中得到展现，重新引发焦虑。心理治疗师使用催眠或者自由联想的方法，帮助病人回忆创伤，重现原初引发问题的记忆，再次用言语和行为释放出被压抑和扼杀的情感，让那些在无意识中潜伏的受到禁锢的情感重新进入意识，得到宣泄排除。

弗洛伊德认为引发人之焦虑的根本性来源是性心理方面的不幸，最受他关注的两种焦虑是：失去母亲(分离)和失去阴茎(阉割)。这两种焦虑的共同点是：失去(失去与母亲结合的能力；失去爱的能力)，失去产生无助，从而引发焦虑。从时间上来看，最早发生的应该是分离，从每个人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这种焦虑就已经发生了，但是，考古学家弗洛伊德并没有执着于时间上的开端，而是坚持理论上开端的在先性，用自然的性驱力与社会的性压抑之间产生的能量冲突来科学地构建心智机器[3]6，故而做出了复杂的设定：时间上早期的“分离”不过是为“阉割”所做的准备，在理论上“最早的焦虑经验”是阉割焦虑[4]104。

如此一来，弗洛伊德的思考路向沿着设定好的方向行进：第一，人生早期(童年)的创伤记忆成为之后焦虑的根源。第二，创伤的本质与性心理的不幸相关，也就是与“阉割”所引发的焦虑相关。其动力模型可以概括为：性驱力——焦虑——防卫机制。

2.欧文·亚龙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动力模型。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动力模型并非基于性本能的压抑，而是依赖于对四个存在基本事实的自我觉察，只要人们反思自己在这个世界之中的生存境况，就会发现这四个基本事实。这四个存在基本事实是：死亡、自由、存在孤独、无意义。

(1)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基本事实，从我们一诞生就跟随着我们，但是人们却想尽办法逃避死亡——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内部)，或者相信有终极的拯救者(外部)。为了逃避死亡所制造的幻象可能会越吹越大，可是再美丽的肥皂泡也终究难逃破灭的命运，死亡终会来临。

(2)自由一直是一个正向的概念，现代西方的历史不就是为了自由欢呼呐喊吗？可是，从存在的角度来看，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生活在偶然之中，并没有一个已经建构好的、确定意义的宇宙，神并没有预先设定好你的生活程式，一切都是你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宣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在这空前的大崩溃中看到了自由的“海洋”，“我们的航船再度起航，……海洋，我们的海洋又重新敞开了，也许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开阔的海洋’”[5]343。与尼采歌颂强者的生活和拥抱海洋般开阔的无限自由不同，弗洛姆则提醒我们普通人往往会“逃避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承担责任，人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存境况负担起全部责任，不能将之推卸给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这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东西。就如同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推诿一样，当面对神的问责时，他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亚当把自己本应当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女人，甚至间接转移给创造神。自由令人彷徨无措，人们渴望稳定的结构来谋划自身的生存，出于简单易行躲避思考的原因，人们往往会无思地臣服，或者服从于传统习俗，或者服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服从于某个权威的观点，以此来逃避自身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一种奇怪的境况出现了，人人呼喊的自由竟然变成了人们最不想要的东西，人们逃避自由。

(3)孤独所指的并非单纯情绪性的孤独，而是存在上的孤独。与他人分离的人际孤独，以及与自我脱离的内心孤独都不是存在上的孤独。存在孤独是一种更彻底的孤独，它代表着一种疏离状态：个体从共同体中疏离出来才能看清楚自身生存的境况，只有从预先设定好的目标和价值判断中脱离出来并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获得视角上的康复。所以，尼采说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必须是“‘孤独’的发过誓的、招人嫉妒的密友”[6] 44。但是，如此出离必然会增强孤单感而引发焦虑，人们需要彼此拥抱以互相取暖，融合会驱散孤独，但也会让人们失去“有怀疑能力的自我觉察”[7]10。

(4)无意义是因为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个已经预先规划好意义的世界之中，为什么而活、如何活、生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不是预先给定答案的，而是需要人自己去构建的，人们被抛入这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宇宙之中(海德格尔)，我们寻找到的意义是否足够支撑我们自身就成了问题。

对这四个存在的基本事实的觉察构建了欧文·亚龙的动力模型结构：对四个存在的基本事实的觉察——焦虑——防卫机制。

可见，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治疗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完全不同，二者的动力模型结构的起点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弗洛伊德从性压抑(阉割)开始，而欧文·亚龙则是从个体生存现状的觉察和反思开始。在弗洛伊德那里，病人因为受到压抑出现了精神上的病变而需要接受治疗，即病人是出现了创伤性的精神官能症需要接受治疗的人，这样的人群并不普遍存在；而对于欧文·亚龙来说，存在的四个基本事实是每一个人包括来访者和治疗师都会面对的问题。诚然，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出现精神上的疾病，但是因思考自身生存状态而产生的痛苦焦虑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面对的事情。正常人之所以正常并不代表他没有携带“病原体”(对存在基本事实的觉察)，只是因为“病原体”与宿主的免疫系统达到了某种平衡的状态，而当平衡遭到破坏之时——可能在目睹亲人死亡之时，可能在与死神擦身而过之时，可能在人生出现重大变故之时(找工作、离婚等)，也可能在宠物过世之时，又或者在无聊静坐之时，身体对于“病原体”(即便病原体的毒性不变)的抵抗力在这些时刻出现了下降，于是显现出疾病状态。这样一来，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焦虑与防卫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弗洛伊德用机械模式来构建对心智的理解——“人是由化学和物理力量所活化和控制的，这些力量可以简化为吸引力和排斥力”，将心智归结为两种力量相互冲突作用的结果，用性欲本能冲动和对冲动的压抑来构建理论体系。所有人的行动都是受到原欲影响的结果，难道没有个体自由选择的差异吗？弗洛伊德肯定地说：“人是靠潜意识而活的……大家深信的心灵自由和选择是非常不符合科学的，必须让位给掌管心智生活的决定论主张。”[4]405欧文·亚龙反问这种构建的合理性：如果所有人类的心智和身体活动是受到决定的，那“努力”呢，“坚定”和有“勇气”呢？这些“意志”不能体现人的自由吗？反观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则少了归因于某一“本体”的独断，描述的人在世存在的基本状态，更加强调人的自由和责任的担当，那些更有觉察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个体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痛苦，但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及痛苦的经验“能够让一个人拥有更成熟的智慧和更丰富的人生”[7]5。

(二)阐释模式的差异：过去与未来

1.基于过去的阐释模式。弗洛伊德的阐释模式是基于过去的，所有行为和心理经验都是先前事件的结果(包括环境和本能)[4]476。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早期的心理建构影响了之后堆叠其上的其他建筑结构，那些早期心理事件的阴影残渣从未完全消失不见，压抑在潜意识中等待着浮出水面的一天。因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心理分析师如同考古学家，仔细挖掘层层堆叠的心理地层，耐心细致地寻找弥合与断裂之处，要将精力花费在回顾过去、回忆与父母和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检视童年的记忆和梦之上，直到触碰到底部的根本冲突——早期的性压抑。因此，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师比作心理的考古学家，“我们都知道，必须诱导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回忆过去被压抑的经历。精神分析师……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从残存的蛛丝马迹辨别被遗忘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去建构……他的建构工作(或说是重新建构)就好像考古学家挖掘被毁坏、埋藏的处所。这两种工作是相同的……”[4]476这就是弗洛伊德的阐释模式，如果要对当前的焦虑做出解释，那就必须深入到过去来挖掘焦虑情绪的起源，将现在的焦虑与过去的事件做出连接，用过去的生活环境来解释个人当前行为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奇峰的“三角形理论”用时间上的早期(童年)来决定命运、用家庭环境(父母)来决定人生舞台的大小明显是受到了弗洛伊德传统的影响。

可是，弗洛伊德的基于过去的阐释模式是有问题的。首先，就如同弗洛伊德并没有将时间上最早的“分离”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却将理论的开端设定为“阉割”一样，时间上的最早发生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根本性的因素，即“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假定‘根本’(也就是重要的、基本的)和‘最初’(也就是时间上最早发生)是相同的概念”[4]40。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并不能够成为决定当前问题的根本性事件。其次，强调过去的决定论忽略了个人自我的意志(will)，这样做会影响心理治疗的效果。如果我们当下的所有问题都是基于过去无法改变的环境或者本能来决定，那么改变的能力从哪里来呢？“父母”和作为“再造父母”的心理治疗师成为改变“我的人生舞台”的关键性人物，为什么是心理治疗师，而不是神父、教师、诗人、哲学家呢？“三角形理论”最为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我的人生舞台”为什么完全没有“我”的存在？这样做仅仅树立了治疗师的优势引领地位，却无益于来访者的自我成长。还有，基于过去的阐释在方法学上也有问题，因为心理的真实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我们的记忆经验只不过是真实事件的断片，而且还会对这些断片进行选择性地拼接，使之组合成为我们在当前处境中能理解的事件，因此，寻找真实的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我十七岁时相信老爸是个讨厌的傻瓜，我二十一岁时却惊讶地发现他在四年中竟然学会这么多事”。诠释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段不断变化的历史，总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总是掺杂了主观意识的构建。人的过去并非断瓦残垣，如文物一般深埋在地下成为不会变化的地基，过去是由现在构成的，并不断改变内在象征来影响现在[4]478。

虽然弗洛伊德的基于过去的阐释模式有诸多问题，但是它作为一种方法还是有效果的。第一，深入挖掘过去可以帮助治疗师了解当前行为模式的早期雏形，加深治疗师对病人的理解，强化治疗师—病人的关系。第二，深入挖掘过去可以形成一种知性的探险，治疗师和病人共同投入其中，强化治疗师—病人的关系。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对过去的建构很可能无法达到真实，“我们常常无法成功地使病人忆起被压抑的事，如果正确地进行精神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在病人心里制造一种确信，相信建构的真实性，而这个建构所得到的疗效和重新捕捉记忆的结果是一样的”。治疗师掺杂着主观意识的建构并不一定能够还原历史的真实，取而代之的是建立“确信”，确信诠释的正确性，进而确信做出诠释者的优势地位。诠释最为重要的并非内容的真实性，而是诠释的过程，诠释的过程是对抗无知的过程，是增强人们掌控感的过程。治疗师替代病人承担了自我反思和分析的责任，病人服从了治疗师对自己过去的建构，这样来看，心理治疗师确实无愧于病人的“再造父母”。可是，这个“父母”注定只是让孩子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2.基于未来的阐释模式。欧文·亚龙的存在心理治疗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也承认其基于过去的阐释方式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过去的事件确实可能会支配当下的行为，“尚未发生之事”也会对当下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比如，生命如同爬山，而死亡就在另一边的山脚静静等待，对死亡的觉察就会影响我们当下的行为，还有我们对自身的期许、设定的目标不也会支配当下的行为吗？回忆过去不是为了科学式的史料收集，治疗师做出重新建构的精彩诠释不是为了巩固治疗师的权威地位，而是为了改进治疗师—病人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产生治愈疗效的关键环节，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病人的未来，把病人带领到能够自由做选择的境界。故而，做病人的父母替代病人的思考就抹杀了病人的意志(will)，will指的是强烈的决心，代表着不仅现在要做一件事，而且将要(will)做一件事，它是指向未来的。

(三)心理治疗师定位的差异：再造父母与助产士

1.与理论上的设定相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认为情感转移是治疗的关键，如果治疗师不显现出真正的自我，就会更有利于病人将自己的情感转移到治疗师身上。弗洛伊德确定了心理考古最重要的任务是对情感转移的分析，小心经验转移的情感、细致分析转移的情感与现在处境的隔阂、深入挖掘转移的情感的婴儿期来源，是对于病人最深层生活经验的揭示。弗洛伊德将治疗师的唯一任务定位为：做出客观的“诠释”分析。可是，治疗师所使用的基于过去的阐释模式是有问题的，真正能起到的作用也模糊不清。由此，欧文·亚龙认为：放弃人与人之间真诚交流的机会——隐藏自身戴着面具与人交流，只是为了本来就成问题的对病人过去进行诠释，这就本末倒置了。也就是说，把疗愈作用的关键环节定位在“情感转移”是放错了位置，治疗师作为中介对病人进行并不“真实客观”的诠释很难达成弗洛伊德最初设想的功用，即便对病人过去的诠释发挥了任何作用的话，那也只能是治疗师—病人关系真诚互动所产生的效果[4]545。欧文·亚龙讲述了弗洛伊德作为客观的诠释者背后做出的一些“私下的”举动：他会给病人按摩，“病人因为月经无法接受按摩时，让弗洛伊德感到烦恼”；他也会大胆走入病人的生活，“向病人家属说话，澄清病人财务和物质的前景”；他甚至表现出了“独裁而严厉”，“他坚定地告诉病人，他会给她二十四小时来改变想法”，否则只能离开医院[4]547。欧文·亚龙认为这些私下的真诚互动才是厨师的私房调味料，是让病人得到治愈的关键。

2.与治疗师自我形象的定位相关。如果治疗师向病人敞开自己，就会牺牲客观性和治疗的效力。治疗师的功能是诠释，诠释是为了获得“确信”，治疗师保持自己无个体身份的“先知”状态无疑更有助于获得盲目的相信，这种相信建立在绝对地服从之上。假若治疗师作为一个可能犯错的个人出现在病人面前，那无疑会影响治疗师诠释的“正确度”和“可信度”。

在弗洛伊德那里，心理治疗师戴着面具扮演了不带感情、假装客观、极具权威的先知角色，心理治疗师通过诠释重新构建了病人的过去，获得了病人盲目“确信”后的心理治疗师自然成了病人的“再造父母”，通过构建过去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欧文·亚龙的心理治疗师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象征，欧文·亚龙赞同地引述了布伯的观点：有两种对人实现影响的方式，一种是“试图把自己的态度和意见加诸他人身上(但是以他人觉得是自己观点的方式进行)”；另一种是“帮助他人发现自己的性情、体验自己的‘实现力’”。布伯将前一种方式称为imposition(强加干预)，即便再温柔的哄骗也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可能没有直接的暴力实施，但思想上的暴力对人造成的禁锢比肉体的暴力更加残酷，因为它的“甜蜜”会让对方完全陷入而丧失反抗的意志。治疗师拯救病人童年创伤成为再造病人灵魂的“再造父母”就是这种方式的典型表现，最好的状况不过是完成一个好的复制品，没有自由灵魂的出现；而后一种方式可以称之为unfolding(去除遮蔽)，去除制约，打开遮蔽的幕布展现出一直存在的东西，不是让对方成为“我”的灵魂的复刻品，而是让对方成其自身，治疗师成为灵魂的助产士。治疗师与来访者相处时，要坚持agape(爱)原则——“爱他人的存有与变化”，这是一个从布伯、马斯洛、弗洛姆的理论中演化而来的观点，表达“无所求的爱或者无私的爱”，拥有此种爱的人更为独立自主、较少嫉妒、更为淡然，更热衷于帮助对方实现自身——利他、宽容，这是一种朋友之爱。“治疗师以真诚关爱的方式和病人建立关系，致力于获得真诚相会的时刻”[4]504。

四、结语

“三角形理论”并没有像三角形一样彼此支撑、坚固树立，因为欧文·亚龙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无法融合的。两种理论的差异可以描述如下：

一是弗洛伊德太过执着于创造一种可以令他获得“不朽的名声”[4]119的包罗万象的心智理论体系，坚持性欲望在驱动人类行动的动机中占据核心地位，并坚持这一地基不惜与所有人(学生和朋友)决裂。这种建构诚然伟大而强力，诠释得固然精彩绝伦，但所有诠释如同土著人看见火山爆发时将之诠释为火山之神的愤怒一样，只是获得掌控感的方法，只是人们的虚构。欧文·亚龙对“诠释”的解构也同样强力和精彩：“超我、本我、‘自我’；原型，理想化自我和真实自我，自尊系统；自我系统和解离系统，男性气质的对抗；父母自我，儿童自我和成人自我状态，这些理论没有一样是真正存在的，它们都是虚构的，所有心理结构都是为了语意的方便而创造的……”这些理论的“有效程度在于它们提供多少个人的掌控感”[4]471。去除了建立理论体系的宏大目标，欧文·亚龙的理论较少独断和强制，更多的是对人类普遍存在状态的描述，讲述在不得不面对存在的“被抛”境况下，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活出人自身的意志能力，实现人自身的自由。

二是弗洛伊德认为童年对人的心理形成具有奠基的作用，而心理治疗就如同考古学一样窥看病人心理形成的早期，进而掌握其现在的行为模式。在欧文·亚龙看来，心理治疗师对于病人过去的建构并不真实，病人是基于当前来重新拼凑过去的，对过去的诠释难免与病人当前的心理状况相关并掺杂了治疗师的主观建构，故而，在欧文·亚龙看来诠释的作用并不是对过去客观真实的考古，而是在于增强掌控感、增强治疗师—病人的关系。而且，过分强调过去心理结构对现在行为的决定作用忽略了病人的意志，未来的事物对于病人的当前行为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要明确的是，心理治疗不是单纯为了考古而去搜集病人过去的心理历史，而是为了改变未来。

三是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师的诠释是治愈的关键，而欧文·亚龙则认为治疗师—病人之间的关系是治愈的关键，这直接导致了不同的治疗关系。在弗洛伊德那里，治疗师是决定性的人物，治疗师重构病人的过去，进而创造了一个新人，治疗师成为修订父母笔误之人，不愧为病人的“再造父母”。可是，这样盲目地让病人“确信”的做法却忽略了病人的意志，治疗师树立了自身的权威，同时让病人成为服从的、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欧文·亚龙并不否认诠释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强调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考古”，不是为了让心理治疗师作为病人灵魂的工程师进而改造之。病人和治疗师面对同样的“存在的四个基本事实”，都有着不同的思考自身存在的痛苦。大家都是“存在”的病人，治疗师依靠自己的专业进行爱(爱他人的存有和变化)的工作，让病人能够通过自我反思来认识自己，对自己灵魂进行探索，最终能够自由做出选择。治疗师是病人灵魂的“助产士”。

虽然直面死亡、自由—责任、孤独、无意义会产生更多的痛苦，但是否认这些也并不会令人更加健康，觉察和自省所收获的智慧更不会让人更疯狂，而是会让人获得更多生活的经验，也让人生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美]欧文·亚龙.叔本华的治疗[M].易之新，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8.

[2][奥]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M].严志军，张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3][美]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4][美]欧文·亚龙.存在心理治疗[M].易之新，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5]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M]. Walter Kaufmann，trans.New York: Vintage, 1974.

[6]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M]. Walter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986.

[7][美]欧文·亚龙.爱情刽子手[M]. 张美惠，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屈海燕〕

[中图分类号]B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2-0137-07

[作者简介]张鑫焱(1981—)，男，河南洛阳人，讲师，博士，从事古希腊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