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与工作室制内涵建设研究

曹明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在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上，总理又强调“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工匠精神多次在国家层面受到重视和强调，既令人振奋，也值得我们深思。作为高校艺术教育工作者，如何把当下工作室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总理倡导的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深化其内涵建设，强化创新意识，为中国“智”造和设计中国保驾护航，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工匠精神释义

马克思·韦伯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手工业者的宗教，这是它的突出特征。”[1]拥有并做好一门手艺是信徒对主的礼赞，是侍奉上帝的应有之义，是一件崇高的事业，所以，西方多有世代技艺的传承。科学和理性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就德国制造业来说，按照严格的技术标准和以德意志民族精神为内核的美学价值体系所生成出来的产品，不仅有卓越的品质，更赋予产品“人性的光辉”。

中国古代工匠在长期的专业生产劳动中积累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这种经验和技术固然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坚持和天赋，但并不孤立于社会、文化的外部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重道轻器”的价值评判标准，促使古代工匠在“以其精巧工于制器”的基础上，更追求庖丁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自由境界。“道”超出了技艺的物质范畴，虽不可言说，但道法自然，与天地相合。我们通过上观天道、下察世情，自可悟道和明理。中国古代工匠所追求的“道”从本质上说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思维为源泉的工匠精神。以徽州版画为例，当时的书商为了扩大销量，不惜重金聘请画家和刻工。据统计，在徽派版画的发展过程中，就涌现出黄、仇、汤、汪、刘、鲍、郑、吴、程等镌刻世家，皆家传户习，名手辈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世家涌现出的杰出弟子并不满足于“唯手熟耳”、“熟能生巧”的技术层面，而是通过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不断改革创新，从而丰富了工匠精神的意蕴和内涵。

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人们对工匠劳动观念认知不断解放、工匠劳动价值评价不断提高以及工匠传统影响不断外化的历史渐进过程。[2]从现象看，工匠精神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和极致的敬业精神；而深入其文化内核的层面，工匠精神则是工匠遵从内心的呼唤和兴趣，超越物质材料和外在因素的羁跘，开拓创新，不懈追求艺术的自由、心性的自由。

二、工作室制建设的现状

1919年，德国魏玛包豪斯学院在欧洲率先实施了“工厂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工作室为载体，注重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实践项目结合。1959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首先引入工作室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调整和提高，工作室制现今已是我国艺术教育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如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时尚与工艺学院就建设有玉雕工作室、漆工艺工作室、陶瓷玻璃工作室、景泰蓝工艺工作室、工艺雕塑工作室、工艺绘画工作室、计算机辅助数码工作室、版画工作室等。

工作室制教学模式基于人才成长的“师承效应”、“共生效应”，融“教、学、做”于一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较好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改善，有利于学生个性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自我培育、自我完善以适应社会、市场等能力、素质的养成。为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加强“非遗”传承和技术创新，现在各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也开始对“大师工作室”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在工作室制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工作室制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需要紧盯市场，以实际项目为依托,其教学模块的设置、教学环节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都有可能受到市场环境等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现在许多工作室为与企业对接，大幅度削减专业理论课程，有的甚至完全取消。新生一开始接触专业就是实训，按照既定的工序或工艺依葫芦画瓢，其结果必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许多学生设计创作的作品为什么了无新意，缺乏原创精神，与理论知识的缺乏不无关系。

同时，部分企业与高校工作室的项目合作，完全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一方面，企业对委托给工作室设计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工艺、生产周期等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不能严格要求，原材料能省则省、工艺环节能减则减、工期越快越好；另一方面，企业出于人力资源成本的考虑，也不愿意或有能力投入较多的人力和技术力量帮助和指导学生。校企合作自身监管制度的缺失，也使得许多合作企业缺乏对人才培养的热情和动力。

如此，工作室制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适应当前新技术革命所必须的工匠精神。他们把自己视为普通的技术工人，仅仅靠技术吃饭，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哪里工作条件相对舒适就考虑跳槽到哪里，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对知识和技术的更新缺乏热情，“完美和极致”很少会出现在他们的工作词典中。

作为正在引领世界新工业浪潮的中国，时刻都在催生着诸如互联网+、工业4.0、大数据、AI、无人技术、共享经济等现代技术概念。人们也在思考如何解决工作室制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何完善和发展工作室制，如何使工作室制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站在所谓的“风口”，“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以炫目的概念包装自己，固然风光，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不是靠“讲故事”，不是靠玩弄概念，不是靠一两个“黑科技”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还是要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以总理倡导的工匠精神指导引领工作室制的内涵建设。

三、基于工匠精神的高校工作室内涵建设

高校工作室内涵建设在于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培养学生具有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

（一）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即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在当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员工的职业精神。职业精神除了员工必备的职业技能，还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操守、职业态度等重要方面。职业精神在新时期的物化形式就是工匠精神，就是“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极度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3]据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斯研究院发布的《2016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5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34%。其中，本科和高职高专离职率分别为24%和43%，而高职高专艺术设计传媒大类离职率竟然达到惊人的54%。相当多的企业对高校毕业生颇有微词，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他们严重缺失职业精神，而这正是我们在人才培养和教育评价体系中只注重显性的教育成果而忽略内在的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必然结果。

（二）明确以创新为驱动、工匠精神为引领的工作室人才培养模式

现在对工匠精神的认识有个误区，就是工匠精神是老祖宗的东西，传承工匠精神就是对传统的保护，与创新无关。许多高校的工作室聘请了“非遗”传人或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在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学生也可以初步掌握传统工艺和流程，但很少有人会基于传统进行创新。从教师来说，他们相对于工艺大师或各级“非遗”传承人，也和我们的学生一样需要长期刻苦的学习，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寻找到创新的突破口；聘请的民间工匠大部分只是把技艺视为谋生的手段，缺乏创新的理论知识和动力。有些工匠因为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创新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创新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延伸，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既相互联系，又互为补充。工作室需要把创新作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也只有融入工作室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才能保证培养的学生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工匠精神。

（三）建立和完善以工作室为载体的工匠精神传承机制

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即基于手工作坊的“艺徒制”和家族传承。两者都是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授，做到“陈之以巧，示之以巧”。这些对当下工匠精神的传承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立和完善以工作室为载体的工匠精神传承机制，我们需要：

1、要把工匠精神的培育贯穿到工作室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和聘请的各类技术人员、民间工匠乃至工艺美术大师要成为工匠精神的引领者和塑造者；工作室要制定严格的制度来保障工匠精神的贯彻和实施；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在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中积淀工匠精神，成就刻苦、严谨、专注、创新、精益求精和追求极致的职业态度。

2、要营造尊重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现在的中国，工匠没有消失，但工匠精神却成为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精神财富。工作室的建设要遵循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要尊重工艺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去除浮躁的气息，耐得住寂寞，保有执着的工匠态度，营造尊重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让工匠精神成为大家共有的素质和追求，在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3、强化指导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现在的工作室大都聘请有具有专业特长的民间艺人、非遗传人、技术能手或者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一些工作室也逐渐发展为“大师工作室”。这些具有高超技艺或丰富职业经验的指导教师或大师要有甘于奉献的态度，创新的精神，要认真履行职责，不但进行教学和实践指导，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技术创新、同业交流、带徒传技等活动，把工匠精神传递给工作室的每一位成员。工作室还应该在大师的指导下，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把自己打造为一个集技术研发、技艺传承、教育教学改革的开放性平台，彰显工匠精神的创新内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 ）[M].阎克文 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12.

[2]李宏伟，别应龙.工匠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培育[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8）：55.

[3]王寿斌.职业教育要注重培养“工匠精神”[J].云南教育：视界，2016（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