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欣,苏贵华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 合肥 230061)
冲突是指交际双方或者多方因观点、理念、原则等引发的对抗局面,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1]。冲突性话语(conflictspeech)指交际主体之间因为某些观念、价值等方面的差别引发的言语上的不和谐、冲突或对立。不相容(incompatibility)和对立(opposing)是冲突的共性[2]。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语言现象,冲突性话语受到语言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跨文化交际可界定为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使用同一种语言(母语或目的语)进行的口语交际[3]。当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中美交际者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他们在原有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等方面的相似性均已消失。人们因对彼此的文化差异缺乏认识,会误以为对方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没有两样;或虽意识到文化之间的确存在着差异,但缺乏相应的应对方法。此时,人们往往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语用规则等来理解和评价对方的言行。当这些截然不同的因素进行交流与碰撞时,人们之间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和对立。这种在跨文化交际中发生的消极交际即跨文化语境下的冲突性话语。与同一语境下发生的冲突性话语相比,跨文化语境中的冲突性话语现象及其诱因,更值得关注与研究。
电影《刮痧》中运用了中医“刮痧”这一民俗元素,以美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民间传统治疗方式刮痧为导火线,围绕许大同的儿子是否受到虐待而引发的一起法律纠纷,反映华裔家庭在美国的文化碰撞,体现了中美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障碍因素,并已成为反映在中美两国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冲突性话语的典型案例。
中西方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众多,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这些差异造成了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的多重障碍,这些障碍又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性话语现象。胡文仲提出“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包括语言、非语言手段、社交准则、价值观念等[4]。”电影《刮痧》中有大量因这些干扰因素造成的冲突性话语,例如:
例1:
护士:他根本不爱他的孩子,在他出生时,他说危急时救他的妻子,别管孩子。
许:那只是常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并不是不爱我儿子!
法官:你得用我听得懂的英语来解释给我听。
护士:你甚至不给孩子活下来的权利,你们东方人真野蛮!
法官:你得找美国的医学权威,来证明你所说的刮痧是治病而非虐待。
在跨文化交际场合,由于交际一方对另一方或双方对彼此存在态度上的问题,引发双方间的误解、冲突甚至对立,从而使交际失败的例子很多,上述例子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态度问题而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障碍较多,例如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指的是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中的一切,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文化的参照、以本民族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在观察另一种文化时以自己的是非标准为判断依据,并把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5]。在听证会上,护士批判许大同保大人不保孩子的这种行为,认为这一要求剥夺了孩子活的权利,是野蛮的表现。她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为核心,在毫不了解“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的前提下,以主观的态度介入了决定许大同能否要回儿子的听证会;法官则要求通过美国的医学来证明刮痧是否治病方式、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英语解释通的才是科学的,这些都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体现。这样因缺乏共有文化、持不当态度造成的冲突与对立,是典型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冲突性话语。
例2:
昆兰:我不能在法官面前撒谎,你毕竟打了你的儿子。
许:离我远点!我把你当朋友你却出卖我。你害我失去了儿子!
昆兰:我只是说出事实,你不该打孩子。
许:我为什么打我自己的儿子?是对你的尊重,是为了给你面子!
昆兰: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你打你儿子怎么是为了对我尊重?
许:不可理喻。道不同,不相与谋!
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不理解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就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交际,忽视价值观念在交际中的潜在影响就会造成交际障碍,引发冲突性话语[7]。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统、习惯和背景都深深地影响着其教育理念及方式。中美文化不同,教育观因此差异。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三纲五常”的高权利距离模式。中国人认为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孩子应该服从父母的管教;父母有权约束、惩罚孩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了给对方面子,父亲则会对孩子进行严厉的管教。正是受这一文化的影响,大同在不问原由的情况下就要求孩子道歉,甚至动手。相比之下,以基督教文化立国的美国崇尚民主及对个体的尊重。深受基督教教义熏陶的美国人相信人人平等的理念,因此孩子与父母间是独立平等的,父母有义务尊重孩子的人格与个性。中美文化迥异的教育观,引发了两人间的误解。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崇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并将其作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以与家人、亲友之间的关系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感情式人际关系,使中国社会成为“人情社会”。注重人情、具有强烈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人,在友情中讲究“两肋插刀”“义薄云天”,背叛朋友是可耻的。大同视昆兰为好友,因此认为昆兰出庭作证他打儿子是对他们之间友情的背叛,因此愤而辞职,“道不同不与为谋。”而美国是法制国家,他们人际交往形式是理智客观、不讲情面的工具式方式,在人际交往中按法则办事,即使是亲朋好友也公私分明,不以主观态度处理事务,而是就事论事。美国人处事交友的顺序是先法律后人情,朋友们之间不需承担太多义务。中美两国在教育观、友情观等方面存在的文化及观念差异,是造成上述冲突性话语的根源
例3:
昆兰:不是大同给孩子刮痧的?
简宁:是孩子的爷爷做的。
昆兰:那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做的?
简宁:因为他是个中国人。
昆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许:不关你的事。
中国的家庭观中非常注重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是家庭中晚辈在处理与长辈的关系时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尊老爱幼的家庭观念一直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子女与父母之间有赡养与侍奉的责任,甚至有“代父受过”的义务。许大同在美国立足后,将父亲接来同住、允许父亲在家里吸烟、向父亲隐瞒发生的事情以免父亲担心、甚至为了父亲在法庭上作伪证。他自己背负的是超越个体的家庭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家庭观念出发的。
中美家庭观,以及对孝道及尊老爱幼的观念截然不同。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平等的,彼此的义务感较小。在他们的文化里,子女一旦独立,就不再是父母的责任;父母的生活与他们联系不大,年老时也不必由子女赡养等。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做伪证与孝道之间毫无关联。美国文化讲究公事公办、注重个人,因此昆兰无法理解大同的做法,两人之间产生的冲突性话语影响了交际的效果。
在跨文化交际中,冲突性话语时有发生,对交际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引发冲突性话语的干扰因素:
价值观的差异是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及冲突性话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避免冲突性话语的发生,有必要了解对方文化中关键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减小母语文化价值观的干扰;多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交际习得外语文化的价值观念,了解西方文化中深层的文化价值观,消除可能产生的误会,做到求同存异、从根源上减少冲突性话语发生的可能性。
以民族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不当的跨文化交际态度极易引发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失误、促使冲突性话语产生。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应避免先入为主及文化偏见,而是用对方的价值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作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其行为。不以自身文化的准则去理解和评价对方的文化,而是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尊重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交际双方需要提高文化敏感性、加强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接触,以此增强对该文化的适应性,从而从源头上找到导致文化误解和冲突的因素,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消除交际障碍,防止冲突性话语的发生。
在跨文化交际中,若遇到交际障碍因素的作用,在很有可能引发冲突性话语的情况下,可采用相应的礼貌策略,缓和气氛、保留对方的颜面。委婉语策略是有效的礼貌策略之一。委婉语即“用一种令人愉快的、委婉有礼的、听起来不刺耳的词语来代替令人不快的、粗鲁无礼的、听起来刺耳的词语[8]。”委婉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使用,体现了礼貌原则在言语交际中的运用效果。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委婉语,可缓和说话语气、营造愉悦氛围、获得较理想的交际效果,是避免或缓和冲突性话语的有效手段。
冲突性话语是双方因异议导致的结果,因而当交际中出现分歧时,使用部分肯定得策略,一定程度上先肯定对方的观点,然后再表达不同的意见,就能减少双方在交际中的分歧和感情上的对立,大大减少冲突性话语发生的可能性。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性话语难以完全避免。这些冲突与碰撞虽的确可能引发交际双方的误解,但某种程度上也能促进双方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加速不同文化的融合。在电影《刮痧》的结尾部分,昆兰在主动去中国亲身体验刮痧之后,意识到只是因不了解中国文化引起的误解。误解的消除成就了故事的圆满结局,这正说明了在跨文化交际中,只要人们采取正确的态度及策略、主动提高跨文化意识、提高文化敏感性,中西方之间能够从碰撞、冲突走向融合。
[参考文献]
[1]朱雅婷.人际和谐管理视角下的跨文化冲突性话语研究—以《刮痞》为例[J].海外英语,2016(5):227-228.
[2]宝贡敏,汪洁.人际冲突理论研究评述[J].技术经济,2007(11):12-16.
[3]吴为善.严慧仙.跨文化交际概论[M].商务印书馆,2009.
[4]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与外语教学出版社,1999:166.
[6]贾玉新.跨文化交际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7]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8]杨晓勇.人际冲突性话语的语用分析与缓和策略[J].外语教学,2013(3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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