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郑禧
(香港教育大学音乐教育专业,中国 香港 999077)
音乐社会学家杜里诺·托马斯在《音乐与社会生活》一书中将音乐划分为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音乐两种不同的类型,并探究古典音乐作为当今社会主导型音乐,该如何变得更有参与性[1]。在国外,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音乐的研究如今还有很大的空间。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期望通过本文,抛砖引玉,以引起相关人士对“古典参与性音乐”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杜里诺这样解释音乐的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音乐只是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并有着自身的价值和需要,是不应该用来被比较哪种表演方式更胜于另外一种的。”参与性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表演方式,在表演中,并没有明显的音乐家与观众的界线,只有表演者与潜在表演者的存在。最终的表演目标是最大可能性地让潜在表演者参与进表演的角色中,任何表演者通过跳舞,唱歌,拍手与音乐乐器演奏的声与动的活动都是包含在表演范畴内的,不管表演中的元素是由哪些构成的,只要这些元素能让整个表演变得完整,那就可以定义为参与性音乐。在参与性表演中,焦点与注意力是存在于参与者的声与力与视像的结合中的,参与性音乐因此也强调出了一种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而这种社会联系是比单纯地只是认真聆听音乐或欣赏音乐更为重要的[1]。根据参与性音乐的特征,我们其实是可以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发现这种表演形式的。在酒吧中,一个核心的乐队在演奏音乐的同时,台下有可观的观众随着乐队的音乐翩翩起舞或摇摆身体,或唱歌,或挥手,都可以将这个表演归为参与性音乐演出。广场舞是广大中国中老年朋友们的好朋友,它也可以归为一种参与性音乐。
相反地,呈示性音乐是有着明显的表演者与观众的区分的。通常来说,表演者为观众准备并表演音乐,而无论是任何情况下,观众也是不准加入表演者的表演中的。通俗地说,呈示性音乐就是表演者准备好了让观众去欣赏和聆听的[1]。
当谈起古典音乐的时候,想必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将其归于呈示性音乐。每次我们去一个所谓“高大上”的音乐厅参加古典音乐会的时候,一切都需要非常正式。从我们踏进音乐厅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我们该保持怎样的礼仪与姿态。我们需要表现得安安静静的,而音乐厅对于人们来说也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就如同寺庙或教堂。在这里,我们必须尊重音乐家与音乐,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批判。
因此许多人认为古典音乐一定是呈示性音乐。在观看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的《红玫瑰咖啡馆》演出之前,由于之前所遵循的无数古典音乐会的礼节例如音乐家演出中观众不许私下交谈、不许在演出厅内走动,不许发出声响等等而将古典音乐归为呈示性音乐。
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乐团所表演的《红玫瑰咖啡馆》是一首著名的荷兰乐曲。吉莉安·霍威尔于2014年将杜里诺所研究的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音乐总结为4个主要的特征,即表演者与观众的区分,表演者的能力,表演的意义以及音乐的内容[2]。这里,我运用他的研究成果探究《红玫瑰咖啡馆》的表演。
“参与性音乐”没有表演者与观众的区分,在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乐团所表演的《红玫瑰咖啡馆》中可以很清楚辨识到。在表演中,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为音乐家而设的演出台给他们表演。相反地,音乐家是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街角中表演的。与此同时,行人络绎不绝,这种方式颇有“街头艺术家”的风范。这种没有正式舞台的表演方式实际上是相当具有参与性音乐的特征的。因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音乐的特征就在于是否有明显的表演者与观众的界线。通常在呈示性音乐的表演中,这个区分是非常明显的。表演者在台上表演音乐,观众扮演欣赏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所有的焦点都在表演者身上而非观众身上。而如上文所说,参与性音乐通常没有表演者和观众的区分,只有表演者和潜在表演者的存在。在《红玫瑰咖啡馆》中,这种无舞台的表演方式,间接允许了观众的加入。我们能在这个表演中看到观众们有的在随着音乐跳舞或摇摆身体,有的在挥手,有的在唱歌。而这些也正是杜里诺所研究的让音乐变得具有参与性的元素。因此,我们在这段表演中能看到的有表演者以及潜在表演者。不管如何,尽管我们当时并不在场,但只要是看看这段表演的视频,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和我一样,感觉到表演的氛围和那种杜里诺所说的“社会联系”。
参与性音乐的第二个特征在于,虽然核心乐队或表演者的音乐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但他们与此同时还有着其他的能力需要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潜在表演者的加入是不应该受到质疑的。在《红玫瑰咖啡馆》的表演中,我们能在很多地方找到这个显著的特征。若认真欣赏这段表演视频,我们能发现虽然安德烈·里欧和约翰·施特劳斯乐团在演奏音乐中扮演着重要的以及必不可少的角色,但他们仍不忘通过眼神的交流,对观众的微笑,挥舞手中的乐器(里欧在表演过程中无数次挥动他手中的小提琴)来施展他们在参与性音乐中的能力与作用。他们在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来邀请观众参与到他们的表演中,或者换句话说,邀请潜在表演者成为表演者,而使得他们的表演更加完整。通过对里欧及乐团成员的观察,我们甚至不难发现一个细节——越是多的观众从潜在表演者变成表演者,越能从里欧及乐团成员的脸上看到满意的笑容,无论是潜在表演者通过什么方式(跳舞,摇摆身体,挥手或唱歌)参与到表演中成为表演者。
但呈示性音乐是完全不同的。高水平的表演必须包含在内,并且观众的加入或参与是完全不能出现的。而表演者的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表演出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其他的都是不重要的,专心表演才是最终目的。
若是参照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一些音乐会的观众礼节,我们便不难看出呈示性音乐的主要特征了——每个人都必须老实入座于席中,不多加评论表演者的演出,同时,欣赏与聆听音乐是最终的目标。而表演者的音乐能力与技术直接决定了一场演出的最终质量。
记得前几年李云迪在韩国首尔举办的音乐会中,相比较他之前的音乐会和表演,那场在首尔的音乐会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实际上,他在一首曲子中犯了两次错误,而这直接导致了他必须重新演奏这首曲子。观众们并不买账,甚至觉得被李云迪欺骗了。在音乐会结束后,许多观众甚至要求李云迪退票和退钱。在他们的想法中,李云迪的表演并不值得观众所付的票价。通过这次事故,我们不难发现这符合了呈示性音乐中“音乐表演者的能力与技术直接决定了一场演出的最终质量”这一特征。
许多人认为参加一场古典音乐会有许许多多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在于想要去欣赏一些高超的由表演者所呈现的音乐技巧或水平,那才是观众所期待的。观众们想要享受一些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东西,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古典音乐一票难求,门票天价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只是想欣赏与聆听音乐表演。换句简单的说法,许多观众去欣赏一场呈示性音乐那是因为他们就是想聆听音乐表演。
但在参与性音乐中,社会联系是比单纯地听音乐更为重要的。正如我在上文提过的广场舞或酒吧乐队表演,更多人参与到参与性音乐的表演中是因为他们想要与其他人接触,从而建立起一种社会联系。
所以在《红玫瑰咖啡馆》的表演视频中,我们能发现安德烈·里欧和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的成员非常饥渴地邀请观众参与到他们的表演中,因为那样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他通过挥舞手中的乐器并向观众微笑对潜在表演者发出了参与到表演中的邀请。
综上可知,在《红玫瑰咖啡馆》的表演中许多特征都符合了参与性音乐的定义。但也有例外,而这个例外更多地是向呈示性音乐靠近,托马斯·杜里诺在他的书中说过,在呈示性音乐的表演中,音乐是有一个固定格式的,而表演者是知道该如何去表演的。这个固定格式指的是先前的音乐作曲,以及在谱子中的音乐术语等等,表演者严格按照着先前的准备与练习完整地表演一首乐曲[1]。但在参与性音乐中,音乐是没有固定格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事先的作曲或音乐术语,而是说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是可以视情况一直不断地重复一首曲子以此来调节氛围的。而表演者依据分为或表演者的能力可以在表演中加入一些新的花样,甚至即兴创造出新的音乐都是可行的。
很显然,《红玫瑰咖啡馆》是先前由荷兰作曲家创作的一首乐曲,同时,也由安德烈·里欧及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精心准备后呈现给观众的。整个表演的过程中虽然无表演者与观众的明显区分,表演者也担任了邀请观众加入的角色,同时表演的社会联系功能大于欣赏功能,但这个表演本身还是经过了严格的“开始”与“结束”的组织的,而音乐家也完整地表演完了这首《红玫瑰咖啡馆》,没有重复。他们其实也可以做到不断重复乐曲或加入一些新的花样以调节乐团或表演者的表演,但他们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在这个方面,音乐的内容显得更为呈示性,而不是参与性。一个精心策划的表演在此呈现。根据杜里诺和霍威尔的理论,如果他们根据乐团或表演者的表演以及现场的氛围加入一些新花样,那就可以变得非常“参与性”了。
根据对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乐团所表演的《红玫瑰咖啡馆》研究,不难发现古典音乐可以在某些方面与酒吧的音乐,广场舞等等形式的表演一样具有参与性。毕竟《红玫瑰咖啡馆》是完完全全的古典音乐,而诸如小提琴、单簧管、长笛等等的古典乐器也是构成这首美妙乐章的重要组成因素。我们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让古典音乐变得具有参与性从而来适应我们日常的音乐教学?毕竟在当今社会中,音乐教学还是以对学生进行古典音乐的教育为主。而通过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参与性音乐的研究,可以看出参与性音乐能激发学生对音乐的更深一层探索。
墨尔本大学简·迪恩斯的《孩子与音乐:参与性学习与有意性教导》曾在这个领域作过深入探究[3]。而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马修·蒂博尔特博士的文章《通过参与性乐队研究为大众的音乐教育》也曾鼓励学校参与性音乐等等活动的开展从而让对学生的音乐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4]。那么,如何让古典音乐变得具有参与性从而来适应我们的日常音乐教学呢?
第一,表演空间形式的设定是及其重要的。一个明显地区分表演者与观众的舞台肯定是会削弱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火花的,而这样的一个舞台也必定会将整个表演的过程变得更为呈示性。因为一个明显区分表演者与观众的舞台势必会让焦点都聚集在表演者身上的,而处于这种表演形式下,观众也是非常难从一个观众的身份转化为一个潜在表演者或表演者的。但如果是像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的《红玫瑰咖啡馆》一样在观众间表演古典音乐而非在一个正式的舞台上,那整场演出便很容易将表演者与观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表演者除表演外的其他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红玫瑰咖啡馆》的演出中,音乐家们虽然扮演着表演乐器的重要角色,但他们也并没有忘记去邀请观众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他们的表演中。音乐家们是在努力推动着整场表演的气氛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表演者的其他能力也在参与性音乐中有着一定的地位。一旦观众们觉察到了表演者们的真诚与邀请,许多人便愿意加入到其中了。
第三,上文我还提到了在参与性音乐中音乐的重复性。那是因为在杜里诺的理论中,音乐的重复性是构成参与性音乐的重要因素。蒂博尔特博士曾提起有一次参加的施特劳斯音乐会。在那个音乐会上音乐家们表演的是华尔兹音乐。而华尔兹音乐不可置疑地是属于古典音乐的一类的。在那场音乐会上,观众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而音乐家们也不停地重复着表演音乐以适应观众的舞姿与当时的气氛。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重复性在古典参与性音乐中的重要性,而重复性的音乐表演也会使得音乐会更加具有参与性。
第四,音乐的风格也是表演者在参与性音乐的演出中需要考虑的。通过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红玫瑰咖啡馆》的演出,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表演的是古典音乐,但整个曲子的风格是相当优美、轻快而且活泼的。即使是本人隔着屏幕都想随着音乐跳起舞了,这样的风格曲子的选择会容易让观众变成潜在表演者以及表演者。想像一下一些我们曾经参加过的音乐会,有些古典音乐曲子听起来是非常平静的,这种过于平静的曲子是很难让人的身体有什么反应的。因此在参与性音乐中,乐曲的选择是重要的,当选对了曲子,整个表演的性质也会变得不一样了。
若是一定要考虑选择一首趋于平静的曲子,那适当地在音乐上做些改变也是未尝不可的。例如在曲子中加入一些如爵士鼓一样的当代乐器。在《红玫瑰咖啡馆》的演出中,安德烈·里欧和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的成员就做了这样的选择。曲子的前半段他们准确地演奏了乐谱中的每一个音符,但到了曲子的后半段他们加入了爵士鼓,而这样的改变使得整个演出非常地与众不同。后半段的音乐变得甚至比前半段的更容易带动气氛,而所有在场的观众也全部从潜在表演者变成了表演者,有的跳舞,有的唱歌,有的挥手,有的摇摆身体。总之,所有的观众都参与进了表演中。我猜想若是一个音乐家想让他(她)的个人音乐会变得具有参与性,那么像安德烈·里欧和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一样在表演中加入一些新的花样是值得考虑的。
托马斯·杜里诺所提出的参与性音乐与呈示性音乐的概念值得我们探究。这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呈示性音乐来说,安静地欣赏与聆听音乐是首要目标,而对于参与性音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则比单纯地听音乐更为重要。在此,许多人可能会由于古典音乐的特殊性而将其视为呈示性音乐,因为大多数的古典音乐会在一个正规的表演场合以音乐家的高超技巧将音乐呈现给大众的。不过,通过对安德烈·里欧与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红玫瑰咖啡馆》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古典音乐也是可以具有参与性的。而通过对古典音乐参与性的研究,我们也能将其应用到日常的音乐教学中,从而让学生对音乐有更深的领悟。
[参考文献]
[1]托马斯·杜里诺.音乐与社会生活[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8.
[2]吉莉安·霍威尔.古典音乐中的参与性表演[EB/OL].
[3]马修·蒂博尔特.通过参与性乐队研究为大众的音乐教育[J].音乐教育者期刊,2015,102(2):54-61.
[4]简·迪恩斯.孩子与音乐:参与性学习与有意性教导[J].维多利安音乐教育期刊,2011,1(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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