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乌台诗案”

涂普生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漫说“乌台诗案”

涂普生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2）

930多年前北宋神宗皇帝时代的一场文字大案——“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来说既是天降横祸，使其由地方官轮为阶下囚，险些丧命，出狱后被贬到时为僻州的黄州；这段贬居生活又是他人生的财富，使其思想和创作在此升华。再谈“乌台诗案”，一是分析其原由，二是探究制造冤狱者的真实意图及东坡所受到的人生影响。

“乌台诗案”；成因分析；人生境遇；苏东坡

如果说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东坡（名轼、字子瞻）一举高中进士，是其人生第一次正向转折的话，那么，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几至毙命，后贬至当时僻陋的黄州，则是他人生第一次负向转折。“乌台诗案”与苏东坡的人生之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何发生“乌台诗案”？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真实态度到底如何？“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来讲，是构陷，还是他该当如此？这些是很值得一说的。

所谓“乌台诗案”，其梗概是，北宋神宗执政之初，王安石推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新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反对变法，而苏东坡则是看到新法有很多方面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反对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之新锐人物和御史台中丞李定等言官，从苏东坡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中，挑选了一些所谓诋毁新法的诗句，编成二十多条罪状，向神宗皇帝告御状。皇帝震怒，着御史台将湖州任上之苏东坡，拿回京城进行查办。御史台按律定东坡以死刑。后经多方讨保，加上宋高宗赵匡胤定下了“朝廷不杀重臣”之规定，且神宗皇帝惜苏东坡之才，遂将苏东坡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因御史台别名“乌台”，且苏东坡之罪则因其诗句构成，故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许多史料表明，“乌台诗案”发生的直接成因与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反对新法有关。那么，为什么发生“乌台诗案”呢？这还要从当时的社会状况说起。北宋发展到神宗皇帝时，虽然承平一百五六十年了，但是由于“澶渊之盟”的订立，北宋王朝还得每年向辽国贡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养备军队80余万人。神宗帝执掌皇权时，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国库空虚，财力不济。当他看到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得知王安石志在富国时，公元1068年，神宗皇帝召见了王安石，密谈变革，以充盈国库。就在这种情况下，神宗皇帝力挺王安石变法，施行熙宁新政。

一、“乌台诗案”发生的原因分析

“乌台诗案”的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方面有意见

在神宗皇帝起用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政的时候，苏东坡并不在京城，而是在四川眉山为其父苏洵丁忧。公元1069年二月，苏东坡为其父丁忧期满返回开封（北宋京城）。此时，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并且按王安石的想法，朝廷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具体负责变法事宜。王安石为了保障新法顺利推进，调整了御史台的人事安排，全面推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9法。并且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在中央直辖三路进行新法试点。

当时，对于初返京城的苏东坡来说，他并不是全盘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只是在返回京城的途中，看到一些新法推行中的负面效应，听到一些基层民众对新法的负面反映，因而在思想上有些想法，甚至是抵触性的想法。这些想法包含着生活的真实，反映出新法的流弊。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1.不能求治太急。认为改革动机不错，做法不妥。大刀阔斧、暴风骤雨般地搞变法，社会承受不了，民众也承受不了。应该象农村老妪炖肉一样，“细火慢炖”，应该是“事已成而迹不显，功已立而人不知”。2.要增加国家财力，苏东坡主张“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而王安石主张则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3.反对拿三路民众作为推行新法试点。苏东坡说，……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乎？4.不同意王安石关于科举考试取消诗赋明经诸科，而专以经义策论取士的建议。5.不同意王安石进人太锐。王安石为了推进新法，首先拿御史台开刀。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一次就清除了14名臣吏。其中御史台11人，谏官3人。王安石把自己的亲信李定、舒亶安排担任御史，把何正臣安排到御史台担任侍中。苏东坡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皇帝的意愿，是神宗皇帝支持的。而神宗非常器重苏东坡的才学，把苏东坡作为“储相”。神宗皇帝与苏东坡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因此，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不敢、也不会去全盘否定，只是在上述这么五点上有些意见，有些不同的想法。应该说，改革在当时来说是个新事物。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在社会上引发不同的意见和想法，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把持不同意见者，统统一律说成是反对派，未免失之偏颇，未免失之公正、公平。因此，并不能说苏东坡是新法的反对派，他只是反对新法的某些做法。而当时有些当权者就想拿影响力大的苏东坡开刀。

（二）上神宗皇帝书，使之成为变法的反对派

有人会说，不要以为苏东坡对于王安石变法，只是一个持不同意见者，而定之为反对者，反对派，失之偏颇，失之公正和公平。如何解释苏东坡上神宗皇帝书这一历史事实呢？史料表明，苏东坡确实给神宗皇写了4个奏折。苏东坡此番之举，确实事出有因。前面已经说过，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有些意见和想法，他又是个“一吐为快”的人。可是苏东坡为父丁忧期满回到京城后不久的情况是：欧阳修已辞去一切职位，司马光已经请离京城了，范镇、文同、张方平等朝廷重臣，一个个都被王安石变革漩风卷走了。苏东坡心里有话无处可说，感到很孤独。京城里能够与苏东坡谈谈想法的，就只有前科状元刘恕了。苏东坡写诗给刘恕说：“京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独彷徨。”没想到，不几天，刘恕也被批准辞职回家了。此时的苏东坡十分愁闷。他写诗道：“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他想来想去，觉得神宗皇帝比较器重自己，应该是可以与神宗皇帝说说心底话的。宋神宗熙宁四年初，苏东坡终于动手向神宗皇帝写奏折了。也许是苏东坡心里的话憋的时间过长，他连上神宗皇帝四个奏折：第一个是《议学校贡举状》；第二个是《谏买浙灯状》，被准奏；第三个是《上神宗皇帝书》（即史传万言书）；第四个是《再上神宗皇帝书》。这四个奏折，除一个被准奏外，其余全如石沉大海。尽管如此，东坡反对变法之名已经坐实。

（三）被诬陷贩私盐谋利，成其遭诬陷的前奏

而此时，王安石弟媳之兄长谢景温，对苏东坡落井下石。他指控苏东坡当年用官船送父苏洵灵柩回四川途中，随船贩私盐谋利，并因之对苏东坡进行弹劾（最后查无实据）。谢景温奏请皇上将苏东坡安排到一个小县当判官。皇帝惜苏东坡之才，将苏东坡安排出京城，到杭州当通判。苏东坡是个犟人，对于王安石及其亲信的弹劾不屑于理会，连修表自辩也没有，任凭发落，自己携家带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这一离京而去，苏东坡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了将近十年的地方官。从苏东坡被新党人物赶出京城，到杭州任通判，其直接原因是因为新党政治集团要排除异已，纯化朝廷。可拿到神宗皇帝面前的奏本都是指控苏东坡利用官船贩卖私盐谋私。可见当时，新党政治集团也没有拿到苏东坡反对变法的确切证据。顶多也就是认定苏东坡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意见、有想法。东坡却因此成为变法派要防患和排除的人物。

（四）因抗洪有功受皇帝重奖而遭忌恨

苏东坡离开京城到杭、密、徐、湖供职，做得是很不错的，政绩显著，深得老百姓爱戴，可以说是一代良官。他的执政思想内核，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忠君、爱国、惠民。在杭州，苏东坡做将近三年的通判，除邪扶正，有口皆碑。然后被提拔到密州当太守。这是苏东坡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一把手。他在密州太守任上，不仅干得很卖力，而且干得很惬意。他带领密州人民战胜了蝗灾，战胜了饥荒；他填写了一首充满狂放情感的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两年后，他调任徐州太守。三个月后，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黄河向东方决口，淹没了几百平方里。徐州城面临巨大的洪水威胁，苏东坡身先士卒，住在城墙上的抗洪棚子里，二十多天没有回家过，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抗洪斗争，战胜了这一特大洪灾。这是苏东坡在地方为官执政的顶峰。皇上得知这一胜利的消息后，重奖了苏东坡，使得苏东坡声名鹊起，震撼朝野。有道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在苏东坡任徐州太守将近两年后，公元1079年4月调任湖州太守不到3个月，御史台御史李定、舒亶，侍中何正臣向神宗皇帝呈递奏本，指控苏东坡欺君犯上、讥讽大臣、诋毁圣上、反对皇上提擢新人、乱取士之法、亏大忠之节，等等。他们指控的证据，就是从《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摘录的一些诗句拼成的罪状。皇帝震怒，责令御史台查办此案。于是，历史上便出现了“乌台诗案”，便出现了苏东坡人生第一次负向转折。

（五）《湖州谢上表》成为导火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乌台诗案”是发生在苏东坡任徐州太守、因抗洪功高超凡、受到皇上重奖之后，是发生在苏东坡到湖州任太守、他所写的《湖州谢上表》被李定等收到之后。稍加琢磨，不难发现，苏东坡徐州抗洪之功，使得李定、舒亶、何正臣顿生恐惧和杀机，他们害怕苏东坡如此受皇上赏识，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回朝担任高官，到时他们这些人会不融于苏东坡。李定、舒亶、何正臣的疑窦、恐惧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这个印证就是苏东坡到湖州任上时所写的《湖州谢上表》。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这样写道：“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指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些新提拔的新锐）；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不过是苏东坡在神宗皇帝面前发的一点小牢骚。可这个《湖州谢上表》呈到京城，落到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些人手上，读后着实惊出一身冷汗。拿着《湖州谢上表》，李定、舒亶、何正臣立即在一起研究对策：翦除苏东坡。一致认为：此人（即苏东坡）不除，你我皆无宁日！于是决定向神宗皇帝告御状。

可告御状没有什么罪状可告，怎么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知道苏东坡有个“一吐为快”的性格，遇到什么事喜欢发个议论、喜欢写个诗什么的。从这种思路出发，他们找到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并且从这三卷诗集中寻章摘句，拼凑罪状。诸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赢得儿童音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读书万卷不谈律，致君尧舜知无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样拼凑了二十多条罪状（不少诗句与新法全然无关，纯属穿凿附会），写成奏表，呈予神宗皇帝。在奏表之上，他们还特地写上一句：“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要求皇上判苏东坡以死刑。神宗皇帝看了奏表后，很震怒，随即下令，责成御史台办理此案。可以说《湖州谢上表》是“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二、御史台制造冤案的实质

从史实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乌台诗案”中苏东坡的真实形象：第一，他不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死硬份子。苏东坡在外放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通判、做太守，没有做任何抵抗王安石新法的事情。而在司马光返朝为相，想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坚决反对。还因司马光听不进意见，东坡骂其是“司马牛！”这些可以说是明证，证明苏东坡不是要全盘否定变法，而是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问题有看法、有不同意见。这应该是允许存在的不同政见。第二，“乌台诗案”之所以构成惊天大案，本质上不是为了顺利推行和有力保障王安石变法，也不是为了实现“富国强民”的皇上旨意，而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获得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保全其既得利益和位置而进行的以攻为守的“保卫战”。究其实质，“乌台诗案”不是变法与反变法之争的产物，而是李定等人为一已私利而修筑的“桥头堡”。以“乌台诗案”为据给苏东坡下个“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定论，是有悖历史真实的。第三，苏东坡确乎给了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一些口实。尤其是苏东坡写的那个《湖州谢上表》，其中对变法发了些牢骚，表明了自己对国家和民生的“担心”。但是“牢骚”也好，“担心”也好，都不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只是针对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些借王安石变法之机，行个人恩怨报复之实的人的。苏东坡此举，激发了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采取告御状行动的决心，却丝毫不能说明苏东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份子。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弄清“乌台诗案”的本来面目，进而厘清苏东坡的真实形象，尤其是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潮流中的真实形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1］林语堂．苏东坡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3］王水照．苏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Tu Pusheng

(Huanggang Polytechnic College, Huanggang 438002 Hubei)

Wutai Poem Case, a serious text issue happened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930 years ago, as to Su Dongpo, it is an unexpected calamity, making him a prisoner, and nearly died, and then he was secluded in Huangzhou after his releasing from prison. That period of life is the wealth of his life, sublimated his thought and creation. Talking about "Wutai Poem Case" is to analyze the reason, and then to inquire the true intentions of the manufacturing miscarriage and influences to Dongpo's life.

WuTai Poem case; Cause analysis; Life; Su Dongpo

I2062

A

1672-1047（2015）04-0001-04

10.3969/j.issn.1672-1047.2015.04.01

［责任编辑：郭杏芳］

2015-07-09

涂普生，男，湖北武穴人，黄冈职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作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东坡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