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

杨瑰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 公共课部，湖北 武汉 430074）

《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

杨瑰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 公共课部，湖北 武汉 430074）

《维摩诘经》宣扬在家居士修行的思想，对中国士人影响很大。为了解《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采用文献考察方法，并结合苏轼生平经历，研究认为《维摩诘经》影响苏轼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苏轼效法维摩诘的居士生活方式，二是诗文创作中的辩证思维方式，三是遭遇创伤时维摩精神的指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多层面的。以苏轼为例，也可以管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之密切。

维摩诘经；对苏轼影响；文献研究

苏轼的一生，英才天纵，二十几岁便名振天下，后来接过欧阳修手中文坛盟主的接力棒，将领导文坛的责任承担下来，散文、诗歌和宋词这三种文学样式在他手里都达到了颠峰。然而，性情耿直、为人坦荡的他，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政治斗争中，屡屡不同流俗，不合时宜，勇于进言。因此，屡遭贬谪。其文学创作和人生境界却在贬谪时期得到了升华，《自题金山画像》实是他自身经历的写照。

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述苏轼读书过程是先读儒家，再读老庄，后读佛教书籍。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种思想。后来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中，认为儒释道三家思想不仅不矛盾，而且“相反而相为用”。王十朋曾说：“况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不啻长江大河，汪洋宏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1］2833王十朋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苏轼的创作内容极为广泛，创作题材也极其丰富，苏轼以佛经入诗的篇什就有相当的数量。本文从文献的角度考察苏轼的诗文，发现其引用《维摩诘经》甚多，笔者试以此为基础来分析维摩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维摩诘经》是一部大乘经典，在中国的地位及对文学的影响，仅次于《法华经》。《维摩诘经》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和文学性，因而受到历代诗人及文学家的喜爱。唐代诗人王维，因景仰维摩诘，而以“维”为名，“摩诘”为字，“摩诘居士”为号。“维摩诘”是汉语的音译，在梵语中“维摩”本意为“没有污染”，也就是无垢之意；“诘”就是“名声”或“评价”的意思。唐玄奘将“维摩诘”意译为“无垢称”。本文从三个方面谈《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

一、“隐几维摩病有妻”——苏轼的仿效维摩诘“出家不离家”的居士行为方式

《维摩诘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土佛教多推重研习此经，尤其是对禅宗的形成起过巨大作用。有人把《维摩诘经》《楞伽经》《圆觉经》并称为“禅门三经”。中唐以后，随着禅宗的流行，士大夫参禅之风的兴盛，士人更是深受此经影响。人们之所以喜爱《维摩诘经》，除了其经文含义新鲜、语言生动，大不同于中土儒道经典，会给士大夫们带来新鲜的刺激外，更在于所宣扬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既不同于早期佛教中苦行僧式的出家修行方式，也有别于中土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模式，从而开启了第三条道路——出家而不离家。

中土文化的主流是重视现世人生的。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不主张脱离现实人生，去追求所谓来世的幸福。苏轼也不例外。在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上，儒家的观念深入人心，苏轼并不愿出家与世隔绝，在深山孤寺里过寂寞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以证得佛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其人生道路是信奉儒家的“修齐治平”，21岁与其弟苏辙一同高中进士，名动京师。因兄弟俩文才出众，其父苏洵的散文也很有名，一时传为佳话。文学史上并称“三苏”。

“出家不必离家”的居士维摩诘便成了最好的楷模，较好地解决了苏轼既贪恋世俗享乐（如苏轼好美食，“东坡肉”即是其杰作之一）、功名（苏轼每到一处任官，皆建功立业，多处“苏堤”也是其杰作），又关心灵魂得救的思想矛盾，成为自我设计的新蓝本。而《维摩诘经》不仅抹杀了“出家”与“在家”的界限，又表现出“在家”高于“出家”的倾向。《弟子品》中专门有一段话，批评以“出家为道”视为分外荣耀的佛教传统观念：

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维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缚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2］55

这对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同时，也给苏轼的居士生活方式，提供了有力的佛典依据。我们可以看到，唐宋以后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将“居士”这一称号封于头上。苏轼所谓的“东坡居士”，正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为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带领家人一起开垦黄州城东的坡地，于是取了这个别号。这也证明，人们在遭遇坎坷时，更容易从佛教文化中获取精神力量。

《维摩诘经·佛道品》中以偈说如何通达佛道那样：“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3］134

“在欲行禅”恰是肯定了现世的各种享受和欲望，从欲火中生出“佛智”。这种举重若轻、大胆宏通、自由通脱的性格，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中所缺乏的。中国文化当然也有通脱的一面，如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内在超越”的理路，使中国人更多地从心性上把握印度佛教，走上禅宗一路。而我们缺乏“外在的超越”，所以对于佛教所宣扬的佛国圣土才心向往之，但士大夫包括苏轼终于没有走向方外，以僧侣的方式修佛果，居士佛教便成为封建士大夫们的主要修行方式，到宋明时代盛极。东坡居士便是其中的典范。

苏轼用维摩家庭的传说来比喻自己的处境：“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也就是说，自己就像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回家的陶渊明。同时，又如隐疾忘言的维摩诘。他过着居家的生活，有妻妾和子女。如《朝云诗》中，苏轼将其爱妾王朝云比作同心同契的道友。这与《维摩诘经》中“在欲而行禅、处处染而不染”的行为方式如出一辙。

二、“每逢佳处辄参禅”——维摩诘“语默不二”的辩证思维形成苏诗禅理风格

受家庭崇佛环境的影响，苏轼很早就学习佛教，但真正深入研究佛教义理并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思想、人生态度，当在“乌台诗案”发生、诗人被贬黄州之后。人生道路上的挫折遭遇，与白居易被贬江州相似，使他对白居易借释老以消释心中苦闷，并建立旷达人生态度的行为极为欣赏，便仿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而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对《维摩诘经》非常熟悉，在诗文中常引为典据。他常以“维摩诘”自比，并用来称颂友朋。苏轼对维摩诘智慧高超、辩才无碍的形象极为喜爱，又热衷于参禅斗机锋，从中悟得禅理禅趣。我们不仅从各种史书与野史笔记中，读到大量有关苏轼与僧人参禅斗机锋的故事，而且从他的诗中，也深切体会到这种理趣。

苏轼曾说：“暂借好书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著名的《题西林壁》就富有哲理机锋。《赠东林总长老》和《琴师》等，更显出斗机锋、破疑团、参禅理的妙趣。一个人只要透悟世界，了然于心，那么，对于人生的凄风苦雨也就能安然处之，恬然以待。《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里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其与《维摩诘经》中所说的“不二法门”有相似之处。维摩精神使得苏轼能消解困惑，化解痛苦，从而超越现实生活，达到心灵上的宁静。

苏轼的《石恪画维摩颂》盛赞维摩诘“语默不二”的辩证思维，赞赏维摩诘以无语的方式来表达“不二法门”。这也对苏轼的思辨方式有所影响。苏轼对《维摩诘经》中的《入不二法门品》，也有深刻的理解。《入不二法门品》里的核心内容，是哲学层面的绝对与相对以及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与统一。他吸收了“不二法门”中超越矛盾、消融困境的积极因素，如《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之三。《入不二法门品》中众菩萨谈了诸多不二，然而，这些都是众菩萨为维摩诘的“默然无言”所作的铺垫与注脚。这种不二法门以及维摩诘所言说的方式（以无言为言）使苏轼获得一种佛的智慧，并以此来消融世俗生活中的矛盾与痛苦。

苏轼《吉祥寺僧求阁名》云：“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这首诗以《维摩诘经》中的譬喻“电与风”来述说世间一切不可久长，而空阁之中其实色空不异。其中的佛理，在苏轼的思辨中清楚可见。

在文学史上，宋诗则以理趣为典型特征。这与经济、文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关。同时，也与主掌文坛的苏轼喜佛好佛、以佛理入诗，并以佛教中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密不可分。

三、 “谈笑可却千熊罴”——《维摩诘经》是苏轼精神世界的一剂“创可贴”

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历经仕途坎坷、人生磨难之后，佛教超越俗世无粘滞无差别的思想，常常激起了他的共鸣。佛经对他有精神指导作用，主要是在安顿身心、求得灵魂的安慰这一方面。《维摩诘经》也因此就成为苏轼喜爱的经典。苏轼在《凤翔八观》其四《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中，将维摩诘视为庄子所谓的“至人”，可以处生死之外，并且还能“谈笑可却千熊罴”。他对维摩的仰慕无以复加，并尊维摩为“无言师”。

苏轼既喜爱《维摩诘经》，又能以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情感来消化《维摩诘经》，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在日暮穷途之际、坎坷困顿之时，《维摩诘经》便成为他丰富的精神食粮、坚定的人生力量、不离现世人生而又超越现世人生痛苦的经典读物。再如《次韵王庭老退居见寄二首》之一：

浪蕊浮花不辨春，归来方识岁寒人。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

这里的人生如梦，显然与维摩观身相通。在浪蕊浮花之中，无法辨得世道人心。只有等到寒冬风雪之际，才能识得人心的真与伪、善与恶。苏轼遭贬后，诸多平日交好的友朋，害怕牵连，为避祸而不相往来。这对苏轼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然而，作者自我开解：既然身亦梦幻，那么，仕途的艰难、人情的淡寡、世态的炎凉，又能有何影响呢？于是，苏轼从佛理的角度观身观世，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

“人生如梦”，那么，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里，又把人生的一切比喻成什么呢？恰好像飞鸿在雪泥上偶然行走一般。雪泥上偶有指爪，而指爪很快又灰飞烟灭，鸿雁飞走也不辨东西。这里的“飞鸿雪泥”历来为世人称道，比喻之新奇与贴切，美妙如画，使人过目难忘。

苏轼常自比维摩，且以维摩比交好的朋友。陈师道《次竟苏公谒告三首》其二，亦以维摩比苏轼。从《维摩诘经》中，苏轼学得一种宏通无碍、处难不窘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使得东坡在历经患难之时，精神上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愈到年老，愈益进发，达到精深华妙之境。这种境界使他可以从容反观自身，如去世之前不久所作《自题金山画像》。佛教智慧不仅可以使人消解当下痛苦，亦可在评价事功之时，获取别一种眼光。“心似已灰之木”，乍看好似消极之语，究其实乃为一种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而末两句，既有自嘲的意味，又是一种自叹。当诗人自嘲之际，其实得失早已置之度外。诚如《二十四字生平论》中所言：“……熟思之，始恍然大悟，正语？反语？自慰？自嘲？喜耶？愤耶？评功耶？论罪耶？你不妨都回答一个‘是'字。”［4］62

苏轼的《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和《和钱四寄其弟龢》，这两首诗中将自己这种心无挂碍、恬淡闲居、自得其乐的生活，当作效法维摩精神的实践。苏轼贬谪南海，其子苏过作有《大人生日》，其中苏过将其父比作维摩示疾而非真疾，原宪是贫而非真贫。苏轼在南海过着枯稿穷困的生活，缺食少药，而在精神和心理的层面上，却从未气馁。在仕途一再陷入困境、物质生活愈来愈贫苦，在人间无常、世事易变的滚滚浊浪中，苏轼仍能保持神完气足，实与研习《维摩诘经》密不可分。如果说《庄子》给了天才苏轼飞翔的翅膀，那么，可以说《维摩诘经》给了苏轼以飞翔的力量和另一片天空。而当这位天才诗人心灵受伤时，《维摩诘经》又成了东坡居士的一剂精神“创可贴”。

《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行为方式上，“出家不离家”，过着世俗生活；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创作了大量含有机锋的哲理诗，从而影响了宋诗理趣的形成；而在坎坷的仕途之中，《维摩诘经》又成为苏轼应对现实遭际、超越现世生活，从而获得精神力量的源泉。苏轼对佛教的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取维摩诘理事无碍、游戏神通而又超越一切的佛教精神，是值得后人借鉴的。这是一种既行兼济、又能独善的人生价值取向，不但指引了苏轼的现实人生，同时也形成苏诗特有的旷达艺术风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佛教与文学相交叉的路上，《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多层面的；以苏轼为例，也可以见出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之密切。

［1］王十朋.百家注东坡先生诗序［M］.苏试诗集·附录二（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赖永海主编,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赖永海主编,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周懋昌.二十四字生平论——赏读苏轼《自题金山画像》［J］.名作欣赏,1993(3).

Yang Guigu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4 Hubei)

The Vimalakirti Sutra advocates the thought of practicing at home, having great influence to Chinese schola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Vimalakirti Sutra on Su Shi, the literature inspection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the life experience of Su Shi,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ffect of Vimalakirti on Su Shi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one is Su Shi's way of life, second is the dialectical way of thinking in his poetry creation, and the third is spiritual guidance when suffered trauma. It can be seen, the Vimalakirti's influence on Su Shi is great, but also multi level. In the case of Su Shi, we can also know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Vimalakirti sutra; Effect to Su Shi; Literature research

I2062

A

1672-1047（2015）04-0005-04

10.3969/j.issn.1672-1047.2015.04.02

［责任编辑：郭杏芳］

2015-07-19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维摩诘经》现存三译本文献比较研究”（15G204）。

杨瑰瑰，女，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