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熊 瑛

(麻城市博物馆，湖北黄冈438300)

一、为中央红军到达陕甘作先锋，为党中央确定长征落脚点提供了依据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长征。期间，他们经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打破数倍于已之敌的围追堵截，挺进到陕南商洛地区，并迅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又决定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徐海东等军领导曾在会议上表达这样的决心:“我们立即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就是我们三千多人都牺牲，也要到党中央的身旁去!”［1］175红二十五军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甘肃两当县城和胡宗南后方基地天水，继克秦安，直逼静宁，切断了横亘于陕甘两省间的西兰公路达18天之久。红二十五军直捣敌人后方的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北上的压力。

红二十五军在陇东地区与敌人进行作战期间，也在不停地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寻找中央红军的消息。正在这个时候，多路敌军正从不同方向围堵红二十五军。省委和军领导见一时难与中央红军联系上，便决定北上“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红军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2］9月7日，部队到达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甘肃省华池县)。9日，红二十五军进抵永宁山，与陕甘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消息传开，陕甘苏区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领导同志赶来，并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3］。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标志着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结束。16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3个军胜利会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将会师的3个军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18日，红十五军团成立，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全军团共七千余人，其中，红二十五军为主体改编成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之际，也正是蒋介石为消灭陕甘红军、企图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发起第三次“围剿”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及时到达陕甘边，与陕甘红军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样也刺激着蒋介石的神经。为此，他于9月26日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加快“围剿”红军的步伐。以徐海东为首的军团领导根据敌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发起了劳山战役，先后取得了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共歼敌第六十七军1个师部，3个整团，1个整营。甘泉城内守敌也陷入我军的围困中，从而使得北到延安，南至富县、洛川之敌第六十七军余部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红十五军团所取得的胜利，为尚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减轻了军事上的压力。

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之前，党中央并未明确把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应该说，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到底去哪儿，在哪儿建立根据地，就始终是萦绕在中央领导人头脑中的大事。当时也曾有过落脚湘西、黔北、川陕甘等多处的设想，但均未能实现。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后，于9月12日在迭部县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改变原定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下，向靠近苏联边界的甘东北和陕北方向前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20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随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于是，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并号召全体指战员:“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4］这一决定改变了俄界会议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解决了长征以来悬而未决的落脚点问题。27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由此也可以看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为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起到了一个先锋和向导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还为党中央最后确定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提供了依据。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称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二、增强了陕甘边的革命力量，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东北军武器装备，部队到达陕甘边时，兵力为三千四百余人。当时的陕甘边已经在以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领导人的长期努力下建立了一块以南梁为中心、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革命根据地，拥有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的红二十七军等两支红军部队。随后合编的红十五军团兵力七千余人，也就是说，装备精良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甘后，正规红军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使得陕甘的革命力量得到了极大地增强。陕甘军民由衷地感到高兴，从而也更加增强了他们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为此，他们发自内心地编唱了一首信天游:“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长枪短枪马拐枪，一对对喇叭一对号;头号盒子红绳绳，军号吹起嘀嘀哒。”［1］190

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是鄂豫皖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离开鄂豫皖后，鄂豫皖省委又迅速重建了红二十五军来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并独自承担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二十五军自重建后，就始终处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清剿”和“围剿”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事实，决定红二十五军必须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从战术手段上看，主要的有:袭击、伏击、佯攻、佯动和围点打援、先疲后打等。这些战术手段是红二十五军在对敌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从而也成为这支部队克敌制胜的法宝。1934年11月长征后，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沿途冲破数倍于已之敌的围追堵截，孤军北上，长征到达陕甘边时，人数不减反增，由出发时的二千九百余人扩大至三千四百余人。这支英雄的部队不仅继承了鄂豫皖红军“狠、硬、快、猛、活”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实战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吃大苦、耐大劳;指挥员靠前指挥，指战员服从命令听指挥。这种作风使红二十五军在进攻时有了强大的突击力，防御时有坚韧的抗击力，转移时有坚强的行军力，在艰难困苦面前有惊人的忍耐力。从而使部队成一个拖不垮、打不散的坚强集团。这也是红二十五军能够使敌人闻风丧胆，并能在危急的情况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同样是面临着敌人的合围和进攻。为此，刘志丹、习仲勋很早就提出了“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5］60的思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又不断积累经验。1933年11月初，刘志丹在包家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较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这就是著名的“狡兔三窟”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6］7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陕甘红军的战术也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和阵地战进行了转变，陕甘苏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定仙墕战斗，刘志丹就指挥部队成功地运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先例，从而取得了根据地反第二次“围剿”的伟大胜利。

从双方的领导人来看，军政素质均十分硬朗。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一直致力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是我军卓越的36位军事家之一。习仲勋13岁就加入共青团，长期致力于陕甘根据地的开创，先后担任过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了陕甘红军对国民党的反“围剿”斗争。红二十五军中，程子华由中央派来，徐海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当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以“臭豆腐”的名号成为根据地的四个游击大王之一。他从游击队长开始一直干到军长，先后经历了鄂豫皖的五次反“围剿”和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斗争，可谓是身经百战。

从这些因素上不难看出，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结合，是一个强强联合。他们的结合不仅是革命力量的加强，也是他们在战略战术上的一个大融合，大整合。这样的结合自然就会在陕甘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显示出无穷的威力，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贡献。

三、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肃反”的联系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在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发起了“肃反”运动，矛头直指红二十六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

在这场所谓的“肃反”运动中，“原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在不熟悉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大搞逼供信，使被捕人员屈打成招。供述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等等。”［6］7张秀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他们又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事情最后发展到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保卫局长多次鞭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即被逮捕。被派到陕甘边执行肃反任务的执行者还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200多优秀干部。”

由于“肃反”的扩大化，搞得根据地军心涣散，人人自危。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引起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疑虑和恐慌，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出现“反水”现象，很多由我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遭到破坏、丧失。根据地内部，原红二十五军与原陕甘红军关系恶化，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亲自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并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保卫局强加给刘志丹等人的“罪名”，并释放了他们。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党中央还于11月30日，处分了负责肃反的相关责任人。由此，陕甘根据地的“肃反”得到扼制。

纵观陕甘边和陕北的“肃反”，为什么陕甘这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恰好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后爆发了呢?

首先应该看到陕甘的“左”倾错误影响由来已久，原担任过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张秀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谈到:“早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之前，负责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个特委的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的组织部长郭洪涛等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随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但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决定要在陕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将肃反的目标确定在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身上了。”张秀山还说:“这个期间，他们要对陕甘和红26军进行‘肃反’，也只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5］83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由刘志丹指挥，“肃反”领导人要开展大规模的针对刘志丹等的“肃反”，无人支持。

正在这个时候，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就无意中打破了这种格局，从红二十五军的本身来看，在“肃反”这个问题上，就一直存在着“左”的倾向。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内部就一直持续地进行着“肃反”，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也险些被杀。直到部队长征以达陕甘边后，仍然有三百多个同志背着“反革命嫌疑”的黑锅。这批人，有干部，也有战士。多是在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1］218。但我们应该看到，这场“肃反”运动是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余毒，红二十五军对党的忠诚无庸置疑。当时的肃反领导人也正是将红二十五军对党的无限忠诚，当成了自己手中的王牌，继而在根据地内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红二十五军于陕甘边的“肃反”来说，客观上还是起到一个推进作用。但“肃反”的根子不在红二十五军。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高干会议中就已经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

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先后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其中，尤其以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气焰最盛，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特别是这一阶段中实行的肃反扩大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往往会与持正确主张的同志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们总会以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自居，闭塞言路，听不进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大搞家长制作风。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借口，打击排挤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陕甘苏区是这样，鄂豫皖、湘鄂西等全国的各个根据地均是这样。

“左”倾错误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和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直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严重压制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因此，今天的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工作必须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只有在工作中抱定这样的宗旨，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才能让党的事业得到发展，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当然，历史就是历史，既无法假设，也不可能重来，但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于我们来说却有着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的意义。

［1］张麟.徐海东将军传［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1935年9月27日［R］.解放军出版社，1991:338.

［3］王诚汉.王诚汉回忆录［M］.解放军出版社，2004:91.

［4］杨成武.忆长征［M］.解放军文艺社，1982:226-228.

［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纪念文集［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