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

时间：2024-06-19

翁薇

(厦门理工学院体育部，福建厦门 361024)

体育小镇的提出正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体育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健康中国建设，加快“四个全面”“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体育小镇”建设从地方层面上升至国家层面，从少数部门间接参与到多部委直接参与，并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表明了国家对体育小镇建设的重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体育小镇建设在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体育小镇建设的逐渐深入，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伴随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骤增，亟需构建良好的社会管理来推动体育小镇长期持续的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小镇建设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多集中在体育小镇的建设机制、发展模式、建设路径探索、建设规划等主题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建设什么样的体育小镇、如何推动体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鲜见体育小镇建成之后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和观念上的价值，它与人力资源、金融资源等一样皆是不可或缺的，是能增加收益的资源。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可以为解决体育小镇新时期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一个全新视角。因此，本文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角，探讨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为提升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能力，推动体育小镇稳定、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社会资本理论与体育小镇社会管理

(一)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最早是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而后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学等领域专家采纳和引用，从社会资本角度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而成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范式[1]95。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社会群体和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其代表人物有布尔迪厄、科尔曼、普特南等，他们将社会资本研究从个体层次上升至集体层次。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侧重于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谋取利益，科尔曼兼有个体特点；普特南则侧重于集体获得，力图达到一般性共赢[1]96。本研究采纳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因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种社会参与，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表现，隐含着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功能，这与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社会公共管理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一点从社会资本作为要素资源可提高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效率、提升社会组织间的互惠与互利行为作为佐证。

布尔迪厄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成员或群体拥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总量；科尔曼从社会结构和功能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蕴含个体和集体的结构性资源[2]。可见，社会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并不能量化为可视化指标，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和观念上的价值，它与人力资源、金融资源等一样皆是不可或缺的，是能增加收益的资源。从社会资本研究的内容看，它可以分为社会网络资源、社会信任资源、社会规范资源三个方面。社会网络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利用制度加强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的集合体；社会信任是以建立人际关系纽带为基础，借助组织或社会集体构建社会关系网，以此加快个体或集体社会资本的资源积累[3]；社会规范则要求无论是个体或是集体都必须规范其行为，通过惩罚和奖励、约束和鼓励，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4]。

综上可知，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不可复制性和可再生性特点，能通过不断积累而增值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

(二)体育小镇社会管理

国家体育总局在《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明确了体育小镇概念：以运动休闲为主题打造的具有独特体育文化内涵、良好体育产业基础，集休闲、文化、健康、旅游、养老、教育培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空间区域、全民健身发展平台和体育产业基地[5]。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在于协调社会各领域、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通过必要手段和措施，化解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维护和规范体育小镇社会秩序，同时借助社会主体资源实现体育小镇的社会进步。体育小镇社会管理是一个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的概念，它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社会各主体相互信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当前，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面临两个新形势：一是体育小镇建设正处于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凸显期。近年来，伴随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对体育的需求成倍增长，体育产业发展势头很旺。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体育需求的增长，必然导致社会体育人口的扩增，从而引发体育小镇体育人口集聚，造成小镇体育人口的流动速度和原有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当前社会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体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实现途径，同样面临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传统社会管理与新型社会管理的矛盾与冲突。30多年来城镇转型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会随着体育小镇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如一些地方领导为追求业绩，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社会管理；重视强势群体权利，轻视弱势群体权利；管控思维严重同，服务意识淡薄，等等[6]。因此，要规范体育小镇社会秩序，明确各社会组织、社会活动以及相关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需加强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实现体育小镇各社会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之间的和谐。

二、社会资本对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影响机理

体育小镇建设根植于其所在的社会结构体系，其持续健康的发展，必然要开发和挖掘社会资本，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因此，社会资本对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影响机理需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着手，主要从社会资本的认知、结构、关系三个维度展开。

(一)社会资本的导向作用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对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具有导向作用，表现为对个人或家庭的外部社会关系和内部社会关系的影响。外部社会关系指向体育小镇外部社会关系成员之间的文化、语言、习惯、符号、任务、目标、使命等隐性资源，内部社会关系指向体育小镇内部社会关系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理解、表达等共享资源[7]。这种隐性和共享资源无形中为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嵌入可视化和易于观察的价值观、信仰、规范和态度等。这种资源一旦形成并积累，就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网络成员的意识观念，激发网络成员彼此间的心理期望，使各网络成员之间形成共识。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体育小镇社会管理而言，处理好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证合法权益和利益，减小发展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是保证体育小镇有序运行的关键点。而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功效就是目标协同，它可以使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主体之间形成相同价值观，促使他们之间形成共同认识与合作[8]，这也正是体育小镇要实现的多方利益共赢的目标。如威海南海体育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规划方案中，不仅结合了威海的自然资源优势、海洋经济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还发挥了社会资本的导向作用，利用权力制度、统筹规划等吸引企业加入体育小镇的建设，不仅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还将体育休闲融入日常生活中，满足了社会群众的需求，实现了体育小镇产业的转型和新旧动能的更替[9]。

(二)社会资本的纽带和辐射作用

社会资本是依赖关系产生作用的一种社会性资源，包括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道德、社会惩罚等，它对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具有纽带和辐射作用。体育小镇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依赖社会资源和网络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便会越长久。一定条件下，这种关系能降低成本，扩大合作范围，强化社会交流，促进社会互动。可见，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发挥着黏合剂作用，将体育小镇内各自为营的“孤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相互沟通、相互合作、资源互通的网络团体。因为信任机制的建立，体育小镇内外部与社会网络之间的社会交流变得更为真诚，在价值取向和观念认知上更容易获得认同与尊重，进而给体育小镇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既拓展了体育小镇运用社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的范围，又大大提高了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体系的运行效率。

(三)社会资本的整合作用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对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具有整合作用，体育小镇建设中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是目标协同和信息传递的重要因素。体育小镇根植于其所在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其构成单位是由社会主体建立起来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网络结构是信息传递的媒介，网络联系是目标协同的催化剂。按照社会学“嵌入性”原理,任何经济体都是嵌入到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都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10]。而社会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对集体或组织而言，它是实现社会成员之间信任、合作、互惠等的重要网络，能保证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对个人而言，它是帮助个体获取利益的工具，使每个人达到自己可期望的目标。因此，体育小镇社会资本存量越多，获得的社会资源越丰富，依托社会关系而运行的社会网络效率就越高。换言之，体育小镇社会资本结构维度水平越高，其所获得的社会关系就越稳定，从而获取所需社会资源就越容易。如位于福建省晋江市的孟海湾体育特色小镇，地缘、人缘等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于小镇的建设极具价值并且不可复制，同时孟海湾体育小镇对传统民间体育活动的承接促使了社会文化的交融，有助于社会关系的聚合，两者达到了合作互惠的目的。

三、我国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中社会资本缺失的具体表现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半径正逐渐扩大，社会参与主体趋于多元，传统社会管控模式开始脱离，新的社会资本开始积累，但其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三个方面的资本还较欠缺。

(一)体育小镇“信任”资本有限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信任资本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党秀云[11]认为，社会信任是构建和维系良序持久社会关系，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优化群体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合作，促进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机制。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体育小镇社会信任资本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腐败行为的弥散。裙带关系、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不乏其事，“潜规则”思维根深蒂固，正常的社会关系被取代，社会网络结构和网络联系被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互惠关系所打破。二是过度警戒与冷漠。例如在旅游层面所出现的信任匮乏：2014年北京千年古寺潭柘寺违规私设功德箱，2015年国家旅游局通报的张家界景区导游持刀威胁游客购物等，此类行为不断强化人们的不信任思维。三是信任外部化。信任缺失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具有从个别、局部范围向集体、全面扩大的特性，容易由依赖客观事实和理性认知向情绪化、不自觉、无条件的不信任转变。主要体现在体育小镇内外部人际关系松弛化，人们在友谊、情感等方面的信任因素弱化，在功利、个人主义等方面的近利远义因素增加。

(二) 体育小镇“规范”资本不足

社会规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共同意见，个体只有自觉地遵守群体的共同意见，并以此约束自身的社会行为，调节人际交往活动，才能为群体所接纳[12]。体育小镇社会管理是由众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参与的一项社会性体育活动，要实现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合作、联合等和谐社会关系，需要各参与主体按照规范行为活动，这种规范即为约束自身的依据。在社会管理中，规范资本是一种制度化和法制化的集中体现，其根本是从人治到法治。然而，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在这种非制度化和非理性化社会中，表现出“规范缺失、规范偏离、规范脱离”[13]的严重现象，致使社会信任下降、体育参与主体减少等社会性问题加剧。

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中规范资本的不足显而易见。一方面，由于缺乏规范指引，个体越轨行为愈演愈烈。例如浙江莫干山在首轮“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建设中出现的越轨行为：由于旅游发展良好，导致企业蜂拥而至竞相投资，许多投资者为竞争市场而过度投资和开发，甚至产生投机行为，出现恶性竞争。再者，诸如运营中的偷税漏税、服务中的欺诈行为与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此类问题亦较为突出。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结构出现紊乱、畸变现象，社会无序行为大量发生。如政府层面，部分权利持有者为追求业绩，将谋私、枉法、舞弊等行为合法化；经济层面，利益至上原则促使商业主体向钱看齐，不正当、不道德等恶性竞争手段成为理所应当。规范资本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会损坏政府权威性和严肃性，造成“令行不至、有禁不止”的局面。

(三) 体育小镇“网络”资本不健全

在社会资本中，网络资本能够显著影响社会资源的获取效率，它是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目前，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中网络结构还不尽完善，传统社会关系仍占据主导地位，以依附政府权力和血缘、宗亲等架构的社会关系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依据。人们重视这种“强关系”网络，忽视动态网络中社会关系的交流、互助、合作等特性，形成了封闭的、低质量的网络资本，使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制度难以完善，进而阻碍了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和规范性。

体育小镇社会社会管理的多元参与主体决定了关系网络的两面性，一面是在已经产生信任和规范基础上，个体间通过信息交流形成联结，达成合作意愿，这是偏向静态的封闭性的社会关系，制约了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的自我管理；另一面是在未产生信任和规范的个体或群体交往中，通过加强信息沟通与资源交流，有意识地改变现有社会关系，寻找更有利于发展的合作对象，这是偏向动态的开放性的社会关系。就当前状况，这种动态开放的社会关系尚未形成，各参与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关系网络，缺乏利益表达的渠道和维系社会主体发展的环境。

四、社会资本积累：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逻辑新起点

要革除体育小镇因社会资本缺失而造成的社会冲突、社会失范等弊病，需要从社会资本角度重新审视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优化体育小镇社会管理路径，从而促进体育小镇各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体育小镇及各社会主体的合作共赢。

(一)以善治为指导，培育社会认同，促进信任资本发展，形成良好公共精神

体育小镇社会管理需要善治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提高社会管理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它是形成政府和公民良好合作关系的深层机制，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信任的社会基础[14]27。在政府层面上，善治实为“善政”，即为政者能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为民者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社会层面上，善治实为“社会认同”，是个人利益至上向社会公共责任、公共精神的升华，它能帮助政府与公民之间、社会主体之间建立信任的桥梁。体育小镇的发展目前还是以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为主，政府对其权力的善用对体育小镇的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例如泰顺县政府作为百丈时尚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主体，在深入调研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情况后，以善治为导向，积极培育社会参与主体的社会认同，促进百丈时尚体育小镇社会信任资本的发展，解决了小镇的生态环境整治、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问题[14]30。

另外，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不仅涉及到“权”的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各主体“利”的问题，要推动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有序化，就必须达到“利益”博弈中的纳什均衡，即构筑体育小镇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冲突是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信任资本不足，利益表达不通畅，就难以化解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无论是政府还是体育企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社会组织，它们表达利益的愿望是一致的，当信任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能促使社会成员形成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和公共精神，从而避免出现各自为“利”的局面。

(二) 以法治为指导，加强制度建设，增加规范资本供给，形成完善的法治规范

体育小镇需要完善法规制度的构建与实施，为其社会管理提供法律保障。一要坚持法治指导观念，加深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信任和共识；二要厘清社会主体权责范围，解决政府越位、社会越轨问题，依法推进社会管理与治理，平衡公共利益，保障合法权利；三要完善社会管理法治规范，稳定社会制度结构，完善社会行为，引导社会群体相互合作，相互尊重；四是要建立监督机制，形成从上到下的监督体系，它包括体育小镇各参与主体以及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如浙江省莫干山体育小镇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政策的助力，除了当地政府出台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的指导意见》外，德清县关于“一心”“一带”“两翼”“多区”的政策规划[15]，对莫干山体育小镇整合体育社会资本、优化管理格局有着突出作用。

(三)以创新为指导，协调社会组织，健全网络联结机制，培养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

在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中，体育社会组织具有培育和维系体育小镇社会管理各主体之间的信任、构建高效沟通机制、协调公民与社会政府的关系、推动社会管理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执行、建立互惠有序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流动的作用。体育社会组织是体育小镇实现有序社会管理的中介和渠道，是联系政府、企业、群众的关键环节，在构建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网络联结机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相比于体育小镇社会管理的需求而言，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还相对较少，其功能和作用非常有限，仍不能破除官本位思想体系中依附权力所形成的封闭的、低质量的社会关系，无法提升体育小镇网络资本的增量，也难以发挥其在体育小镇社会管理中的中介作用。

体育小镇网络资本的不健全，主要在于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与被管理对象间的联结、互动性不够。因此要以创新社会管理为指导，积极协调社会组织、政府、企业、群众等多元社会关系，引导并建立网络联结机制，形成具有社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自治道路。一要整合网络节点资源，打造开放平台，发挥体育社会组织主体性作用，建立定期交流协调机制，培养信任，加强沟通，改进和优化旧有联结方式。二要科学制定社会创新网络，了解各自战略目标。这一方面可通过网络协调冲突和矛盾，减少目标冲突；另一方面可寻找共同价值取向，形成有形合作机制，达到利益多元化。三要引入公共竞争机制。应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逐步培育和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如采取政府职能转移、以私补公、业务合同出租等创新举措。四要建立社会管理网络预警机制。面对时刻发生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应对体育小镇的社会发展动态实行预见性管理，建立政府、体育社会组织、企业、群众多方协同预警机制，以应对突发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