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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现实图谱和未来走向

时间:2024-06-19

尹国强,易凌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88)

学前教育体制是有关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的结合体。学前教育机制是学前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1]。两者是一种包容共生的关系,并不能严格区分开。观照现实,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整体突飞猛进,但各地依然存在着“入园难”“入园贵”“质量低”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的限制和制约[2]。正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造成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3]。因而,如何改进并建立高效、开放、科学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作为破解当前现实困境的关键所在,成为了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深入贯彻和落实《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关键时间节点,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回视我国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的研究成果,把握其热点主题,探寻其未来走向,是深入推进相关研究的基础。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以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运用“高级检索”,设定检索范围为“期刊”,精确检索条件为:(主题=学前教育)并且(摘要=体制 或 机制),文献时间范围不限,期刊来源类别包括“核心期刊”和“CSSCI”,于2018年8月29日进行“精确”匹配检索,得到456条结果。通过人工筛查,去除信息动态、征稿要点、期刊导读、新闻报道等无关文献和剔除重复文献后,共得到有效文献405篇。本研究统计分析文献为这405篇样本数据。

(二)分析工具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4]。它兼具“图”和“谱”的双重性质和特征,既能显示成可视化的知识图形,也能反映出序列化的知识谱系[5]。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计量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对我国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进行多维扫描,立体呈现研究知识图谱。为此,本研究选用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陈超美博士基于JAVA语言研发的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版本为citespace5.2.R2.3.26.2018(64-bt)。该软件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多重分析,通过它所具有的关键词聚类和突现词探测的方法,能够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再结合内容分析,能够探寻知识演化路径,展现研究热点,预测研究走向。

(三)操作过程

研究将405条有效文献以“Refworks”格式输出,保存为UTF-8格式,以“download_***.txt”格式重命名。利用CiteSpace自带的CNKI数据转换工具,将上述文件进行数据格式转换,成为软件可以识别和分析的ISI文献格式。新建一个项目,命名为“xqjytzjz01”,将上述转换格式后的文件夹设置为date文件夹,并新建project文件夹, date source选择CNKI。因第一篇有效文献为1993年发表,故将时间分段time slicing的跨度设置为1993-2018,间隔设置为1年;依据标准(Selection Criteria)选择 Top N,设置为50,即提取每个时间切片中排名前50的核心关键词;剪切方式(Pruning)选择路径发现(Pathfinder),可视化方式(Visualization)选择静态聚类视图(Cluster View-static)和显示合并网络(Show Merged Network)。

二、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

(一)年载文量总体趋势

年度发文数量的统计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研究领域或问题的受关注度,探测该研究主题的历时性发展脉络。如图1所示,从年度发文数量来看, 1993-2018年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呈现三个阶段的发展态势。第一阶段,萌发阶段(1993-2007年),这一阶段历时15年,共有21篇,在有效总文献数量中占比5.2%。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08-2010年)。这一阶段研究文献量逐年提升,从2008年的9篇,上升到2010年的24篇,3年合计45篇,在有效总文献数量中占比11.1%。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这一阶段,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文献处于稳步高位发展阶段,每年有效文献量都在40篇以上,7年多合计达339篇,占有效总文献量的83.7%,说明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成为研究者近年来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

图1 1993-2017年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文献数量总体趋势分布图

(二)发文作者与研究机构

表1 发文频次≥4的作者

通过表1和CiteSpace后台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发文频次≥4的作者共有14人,仅占作者总数547的2.56%。而1篇有效文献的作者数量达到466人,占全部作者数量的85.19%,远高于洛特卡定律所指出的60%。可以认为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核心研究队伍尚未形成,发文作者群体十分分散,未来发文的潜在作者数量巨大,新的研究力量生成源值得期待。

借助CiteSpace工具绘制主要作者合作图谱,如图2所示,以及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如图3所示。可见,发文作者呈现明显合作关系的是庞丽娟-夏婧-洪秀敏-张霞-张芬-孙美红-马群-李琳-吕武,刘颖-虞永平-王玲艳,刘焱-裘指挥-康建琴,王声平-杨晓萍,严仲连-付太胜,秦旭芳-王默等。北京师范大学-全国人大-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西南大学-成都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长沙师范学院等机构存在较明显的合作关系。

图2 作者合作图谱

根据CiteSpace后台导出研究机构发文频次≥4数据,如表2所示,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对该主题的关注较早,且发文数量高。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是该主题研究的新兴力量。该主题研究机构中心性为正的机构共两个,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0.02)和全国人大(0.01),可见这两个机构是对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重镇。

表2 发文频次≥4的研究机构

(三)关键词共现及聚类

关键词是研究性文章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的浓缩与精炼。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能够探测某一研究领域的主题和热点。本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设置time slice为1,阈值调整为(2,2,20)和(2,8,20),topN设为50,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MST),绘制出节点数985、连线数2224、密度0.0046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即得到1993-2018年有效研究文献的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

文献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和中心性,能够探测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方向。在图4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则字体越大;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强,越趋向于图谱中央位置。根据研究需要,研究者从CiteSpace软件后台导出了有效文献的出现频次≥5的关键词相关信息,如表3所示。

可见,1993-2018年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围绕学前教育、农村学前教育、幼儿园、教育公平、幼儿园教师、政府责任、成本分担等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问题域。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与其中心性也基本呈现正相关,说明该领域形成了较稳定的研究热点。出现频次≥5的关键词首发年度不尽相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9年及之前出现的关键词包括:学前教育、农村学前教育、幼儿园、幼儿教师、政府责任、幼儿教育、问题、美国、办园体制、学前教育政策、对策、管理体制、幼稚园教育、教育改革;2010年及之后出现的关键词包括:教育公平、幼儿园教师、成本分担、政府主导、教育政策、学前教育发展、政府职责、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财政投入、义务教育、教育质量、学前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地方政府、学前教育立法、普惠性幼儿园。表明该领域研究问题逐渐聚焦,研究热点逐步形成,话语体系正在成型。

图3 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表3 频次≥5的关键词相关信息统计表

图4 1993-2018年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基础上,研究者利用CiteSpace的聚类功能,在共现图谱右侧标签labels的可视化visualizations选项中选择时间轴timeline,得到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序图,如图5所示。由图5可见,1993-2018年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析出农村学前教育、教育公平、幼儿园教师、政府职责、幼儿教育机构、幼儿园、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质量、政府主导、民办幼儿园、城乡差异、学前教育政策、地方政府、教育政策、模式、体制改革、农民工子女共18个聚类,其与词频处于高位的关键词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可进行适当合并。

图5 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序图

三、既有文献研究内容综述

目前,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三个主要研究维度所涵盖的关键词分布,如表4所示。

表4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关键词分布表

兹依据关键词分类,将各维度的研究文献进行如下综述。

(一)关于学前教育办园体制机制相关研究

学前教育办园体制机制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办园主体、办园布局、办园形式和园所评价等四个方面。

在办园主体方面,围绕政府的职责与权限、政府间权责配置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展开。有研究者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化[6]。也有研究者认为幼儿园教育社会化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而生的产物,具有一定合理性[7]。有研究者倡导发展学前教育要三方协作:政府主导统筹、技术团队支持指导、非政府组织沟通参与[8]。有研究者提出明确政府主导边界的基本定位,形成政府与市场职能互补的制度安排,并促进公办与民办良性竞争[9]。在办园布局方面,围绕城市幼儿园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及城乡统筹等展开。有研究者提出构建县域城乡一体化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公共学位供给系统、动态管理系统和调配系统[10]。有研究者通过调研,将农村地区办园依据政府间责任重心划分为责任上收、责任分担和责任下放三种类型,其中责任分担又分为权责对等和权责均衡两个亚类[11]。在办园形式方面,围绕集团化办园、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等展开。有研究者认为集团化幼儿园为实现“规模与质量并重”学前教育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建议合理制定准入标准及动态监管体系[12]。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农村幼儿园主要分为“小幼一体化”和“独立建制、镇村一体化”两种实践类型,其中独立建制又分为“中心园有行政实权”和“中心园无行政实权”两个亚类[11]。在办园评价方面,围绕不同办园体制下幼儿园教育质量、教师生存及专业发展等展开。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不同办园体制的幼儿园都有可能提供高质量的班级教育环境,总体上我国幼儿园教育在区域间及体制间发展不均衡,教办园班级的教育环境质量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幼儿园,民办园的总体水平处于乡镇园与教办园之间,但内部差异较大[13]。其他还有师幼互动质量[14]、教师生存状态[15]及教师专业发展[16]等方面的比较。

(二)关于学前教育投入体制机制相关研究

学前教育投入体制机制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投入主体、投入结构、投入程序、投入形式和投入效果评价等五个方面。

在投入主体方面,围绕政府财政投入、免费制度、弱势补偿等展开。有研究者提出政府应保证基本财政投入,因于“幼儿教育的正外部性、市场的缺陷和公共财政的建构”[17]。也有研究者提出以政府为主导,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政分担比例,建立面向贫困地区和弱势儿童的学前教育基本免费制度[18]。在投入结构方面,围绕投入组成、成本分担等展开。有研究者提出将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分为“基础性投入、激励性投入、倾斜性投入”三部分[19]。有研究者认为教育活动存在很多机会成本,比直接成本影响更大[20]。有研究者提出应建立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底线标准[21]。也有研究者设想了政府、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共同分担的结构模型[22]。在投入程序上,围绕成本核算、监督机制等展开。有研究者提出应“以收定支”的幼儿园教育生均成本核算方法[23]。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在科学核算各地学前教育成本的基础上,预估比例,建立具有地域差异性与补偿性的成本分担模式[24]。还有研究者认为必须首先明确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以确保新增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向教师工资待遇保障等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薄弱环节倾斜[20]。在投入效果评价上,围绕各区域学前教育投入的现状调查与统计分析、投入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评价等展开。有研究者调查指出,我国学前教育投入存在中央财政从引导性投入变成主体性投入、园舍建设投入掩盖了设施设备与玩教具投入、重数量投入轻质量投入等问题,应调整投入结构[25]。也有研究者引入公平程度指数EPI和ESI来分析当前学前教育投入的公平性[26]。

(三)关于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相关研究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队伍管理、质量管理和运行管理等三个方面。

在队伍管理方面,围绕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补充、准入、待遇、培训、考核和退出等展开。有研究者认为应核定基础教育教师编制总量,对幼儿园教师编制进行统筹、动态管理,为公办园及公办性质园补足配齐在编教师,保障教师工资待遇[20]。有研究者认为要完善并推行严格的幼儿教师准入和评聘制度,从而提高教师专业化程度来改善幼儿教师待遇[27]。有研究者认为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入标准的核心指标应包括“学历、职业道德与情感、专业知识与能力、实践经验”[28]。有研究者认为培训要重视不同幼儿教师的专业需求,建立长效机制[29]。有研究者认为远程培训为幼儿教师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智力支持,但要避免培训系统本身的设计疏漏与缺陷,调动参训幼师的学习动机[30]。有研究者认为目前非在编幼儿教师退出标准与机制不完善,可通过“人事代理”模式进行托管[31]。在质量管理方面,围绕幼儿园教育质量观、课程管理、小学化治理、教育质量评估和幼儿园教研等展开。有研究者认为构建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应坚持以幼儿发展为本、内外结合的全面质量观[32]。有研究者认为课程管理应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观念转变、共建“伙伴式”课程管理共同体,重寻“为人”之课程管理型态[33]。有研究者认为治理幼儿教育小学化,目前的专业路径、法律路径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理想的路径可以尝试在学前教育制度上进行探索[34]。也有研究者认为“去小学化”滋生了幼儿园“禁教”思想,但缺乏理论根基,不能一禁了之[35]。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监控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基础与提高、过程与结果的关系[36]。有研究者认为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地区性标准,但应逐步实现省域范围内标准统一,以便分级管理。评估标准应主要围绕教师、设施、课程、儿童四个教育基本要素[37]。有研究者从结构性质量、过程性质量、结果性质量三个维度来建构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指标体系[38]。有研究者倡导幼儿园园本教研价值取向从工具性转向人文性[39]。有研究者提出“基于行动的幼儿园园本教研”模式,以“纪录”作为有效的工具[40]。在运行管理方面,围绕幼儿园入园、安全管理、经费监管等展开。有研究者认为学前教育管理机构不健全是入园难问题的重要归因,要建立规范性和发展性兼顾的管理体制机制[41]。有研究者认为入园难问题可视为政府责任问题,同时也受地方经济、教育环境、社会舆论、咨询机构和政策制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42]。有研究者指出政府对幼儿园安全的监管力度不足与“政出多门”是导致幼儿园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应打造“预防—监测—预警”一体化的管理网络[43]。也有研究者探索构建一套较为完备的专业化幼儿园安全体系[44]。有研究者认为公办园收费应同一、规范和瞄准低收入人群,民办园应针对高端需求、具备创新能力,转制园以契约为基础、更关注“变现”能力,当前的制度环境未能有效促进三者的不同定位和细分市场[45]。有研究者提出“加大政策灵活性、增加生均补贴、增加教师经费投入、适度调节办园规模”[46]。

四、总结讨论与未来走向

(一)多边集聚研究力量,促进学术共同体开放与融合

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科研平台是一项研究课题得以顺利开展和深入推进的基础性条件。根据研究文献图谱分析可知,近年来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发文作者数量也逐渐增多,但研究人员分布较为分散,尤其是仅有一篇有效文献的作者数量占了全部作者数量的85.19%。也可以看到,以庞丽娟、夏婧等为中心的核心研究力量初步显现,但核心研究队伍尚未成型,潜在发文作者数量较大,新生研究力量值得期待。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发文4篇及以上的作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若干高等学府,合作关系也主要存在于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等这样的高校之间,合作关系较为单一。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应多边集聚研究力量,围绕研究问题,激活研究使命,促进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开放与融合。比如,为研究力量搭建学术平台,可通过各级各类专项课题资助、专题学术论坛和专门人才支持计划等多种途径鼓励研究人员投身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领域,不仅面向高校科研人员,也要吸纳各级教育科研院所、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实施机构中的研究力量。要重视核心研究力量领衔,可通过研究基地建设及专项课题委托等形式促进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核心研究队伍的打造,激励他们进一步深入推进研究前沿,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强研究人员多边互动合作,可通过共享资源、定期对话、共同研判、联合发文等机制的建立来打通理论队伍、管理队伍和实践队伍之间对话沟通与良性合作的渠道,形成融合开放、协调一致和互助合作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学术共同体。

(二)多元突破研究范式,促进理实之间对话与共生

研究范式是一项课题研究的整体性架构,包括研究的理论基础、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等。在文献计量图谱的基础上,通过文本查阅和定性分析可见,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范式正在不断更迭中继承、反思和成长。在理论基础上,研究者认识到学前教育体制机制问题属于中宏观的问题域,单一的教育学学科视角难以应对,其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中的理论都逐渐应用到本主题研究中。在价值立场上,已有研究对学前教育的性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对学前教育机会、质量和公平发展取向达成了部分共识。在研究方法上,规范分析和实证调查相结合是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中运用的基本方法,另还有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及数据分析等辅助性方法。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范式正在逐步走出传统“重理论论证,轻实证分析”思路,问题框架、理论支点、方法运用和话语体系等都在朝着综合性、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研究者认为,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式,在借鉴与碰撞中不断创新,促进理实之间对话与共生。比如,可进一步吸纳多种学科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理论,尤其是已在其他学段教育研究中运用到的,如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自由竞争理论,社会学中的系统理论、互动理论,管理学中的政府治理、公共服务理论,以及教育学中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理论等,都可作为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可进一步厘清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价值立场,不仅要省思学前教育性质,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关系,还要更深入地探索各级政府之间关系、政府与机构之间关系、机构与机构之间关系以及学前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关系等,辨析不同取向下的发展路径问题。可进一步加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需要大力开展实证调查,不仅要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总结提炼实践中的有效经验,混合研究方法在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中的作用应更加突出。研究设计不仅要聚焦个案,也要形成大样本调查,达到点面结合、理实共生,共同拓展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多维聚焦研究主题,促进本土情境中问题剖析与解决

研究主题限定着研究的具体内容,往往也直接面向某些具体研究问题。研究顺利开展意味着问题逐步被解决。根据研究图谱的关键词聚类可见,学前教育体制机制这一主题的已有研究主要涵盖三个维度。学前教育办园体制机制方面,研究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应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发展公立机构,政府间责任合理配置及引导支持民办学前教育超多元化、非营利方向发展,但多为宏观指向性论述,具体以某个层面的办园主体或某个区域的办园格局为范畴的研究数量较少。学前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方面,研究基本都倡导公共财政对学前教育投入承担主要责任,致力于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达成政府、家庭和社会成本分担,并呼吁政府公共财政向弱势地区和群体倾斜,但在具体的成本核算和分担的方式方法上,研究成果较少。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研究也基本涉及了学前教育管理体系中的绝大部分领域,在幼儿园教师培养各个环节、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与督导、幼儿园安全管理等方面成果较为丰富,但对于一些在实践中尚存的难点,如幼儿园教师编制问题、待遇问题、工作负担问题,幼儿园课程准入问题,“小学化”的表征和治理路径问题,幼儿园招生问题,经费监管问题等,研究尚显不足,仍需加强攻坚力度。应多维度、多视角聚焦研究主题,细分研究内容,直面研究问题,敢于在本土情境中深入剖析问题并达成问题的解决。学前教育体制机制问题研究必然要关注到不同区域学前教育发展的水平、现状的经验事实描述,但不能缺乏对背后的机理分析和提炼,在详实可靠的实证数据资料描述和分析后,要努力探寻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不同区域内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的差异和类型,不满足于得出一般性结论,要寻求立得住、站得稳、落得下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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