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对研究生创造力倾向的影响

伍小东，段海燕

(1.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127；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陕西西安 710100)

个体的创造力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也是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科学创造人才的访谈与分析中发现，家庭是其创造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4],也有学者将一些杰出作家和诗人的创造成就主要归功于家庭的影响[5]。然而，家庭只是一个载体，父母对待子女的言行互动才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的教养方式在创造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林静怡指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帮助子女培养和发展兴趣，营造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家庭环境,都能对儿童的创造力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进而在某些领域中展现其创造力[3]。李金珍等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庭环境因素也能对儿童的实用创造力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4]。同样的家庭，同样的父母，但子女们的表现却往往大相径庭，这表明个体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Albert Bandura)强调个体因素对行为的中介调节作用及其对个体潜能发挥的决定性，并指出自我效能感能直接决定个体创造性活动的动机水平[6]。同时，心理学研究指出，外部因素一般通过内在因素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以研究生作为对象,分析讨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

一、研究对象及工具

(一)研究对象

从西北大学的8个学院中随机抽取236名研究生,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36名；理科生113人,文科生123人，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工具

1.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由德国心理学家Ralf Schwarzer及其同事编制，张建新和Schwarzer于1995年修订完成中文版，修订后的GSES信度和效度良好。GSES共10个项目,采用李克特4点量表形式评分。

2.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由瑞典心理学家C Perris等人共同编制，岳冬梅等人1993年修订为中文版，EMBU共66个项目11个维度值，用来评价父母教养方式各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某个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在这方面的行为表现越多。

3.威廉斯创造倾向量表(CAP)

由美国心理学家F E Williams 编制，中文版由台湾地区学者林幸台、王木荣修订，通过测验个人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来测量个人的创造力倾向，它可以用来发现那些有创造性的个体，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被认为具有很好的效度和信度。

(三)研究方法

在作新生入学心理普测之前集体施测，统一指导语。采用SPSS20.0 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处理。

二、研究结果分析

测验结束后用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被试完成各项任务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和表2。

表1 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的得分情况

表2 父母教养方式的得分情况

(一)研究生的人口学变量对父母教育方式、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的影响

分别以父母教育方式各维度、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各维度及总分为因变量，以性别和学科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整体检验结果表明，学科因素在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上整体主效应显著(wilks’Λ=0.898, p<0.01)。方差分析与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这四个品质上，学科差异显著(F(1，236)=0.639, p<0.01；F(1，236)=6.231, p<0.05；F(1，236)=14.890,p<0.001；F(1，236)=14.890,p<0.001)，文科得分都高于理科。性别因素在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上整体主效应不显著(wilks’Λ=0.955, p>0.05)，学科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wilks’Λ=0.974, p>0.05)。

性别因素在创造力倾向总分及四个方面主效应都显著(wilks’Λ=0.929, p<0.005)。方差分析与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好奇心和挑战性上，性别差异显著(F(1，236)=5.255, p<0.05；F(1，236)=5.699, p<0.05)，男生得分都高于女生。学科因素在创造力倾向各品质及总分上整体主效应不显著(wilks’Λ=0.998, p>0.05)，学科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wilks’Λ=0.972, p>0.05)。

在自我效能感上，性别因素主效应显著(F(1，236)=10.592, p<0.005)，学科因素在自我效能感上主效应不显著(F(1，236)=0.318, p>0.05)，学科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36)=1.688, p>0.05)。

(二)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之间的相关分析

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为了便于计算各维度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以及更为直观的展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其他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父母教养方式中父亲和母亲同名的项目进行合并，分为父母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和偏爱五个维度。整合后各维度的相关系数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与冒险性、挑战性、创造力倾向总分和自我效能感之间显著正相关；父母偏爱与挑战性、创造力倾向总分和自我效能感之间显著正相关；而父母过分干涉过度保护、父母拒绝与否认和父母惩罚严厉等负性教育方面与创造力倾向各方面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均相关不显著。此外，创造力倾向和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其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的是更多的情感温暖、理解和爱护。创造力倾向总分及其四个方面都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这一点可以清晰的看出创造力突出的人一般都是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即都是很自信的个体。

表3 各项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 在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三)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育方式和创造力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对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三者之间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常用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7]，设定自变量为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中介变量为自我效能感，因变量为创造力倾向，以此来对三者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由于以上四个维度都是显变量，因而可以使用回归分析法来考察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第一个回归方程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第二个回归方程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创造力倾向的预测作用；第三个回归方程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的预测作用。为了证明确实存在中介作用，必须得到以下结论：一是自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对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二是自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必须对因变量创造力倾向产生影响；三是自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和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对因变量创造力倾向产生影响。如果以上三条都得以证实，那么第三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父母教养方式对因变量创造力倾向的影响系数就要小于第二个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就能证明自我效能感存在中介作用。见表4表5表6。

表4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表5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创造力倾向的回归分析

表6 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倾向的回归分析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显著地影响了中介变量自我效能感。在第二个方程中, 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对创造力倾向的影响是显著的。在第三个方程中, 自我效能感、父母偏爱和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依次进入方程,当引入自我效能感后, 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对创造力倾向标准回归系数由0.088，0.166降为0.016，0.083。虽然父母教养方式对创造力倾向仍有显著的影响,但在加入自我效能感后影响力下降。根据Judd 和 Kenny 完全中介检验中的第三个检验[8]，对于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而言，标准化回归系数0.083和0.016都不存在显著性。因而，可以得知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父母偏爱完全通过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因素对创造力倾向产生作用。

三、小结与讨论

(一)学科和性别对父母教育方式、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和研究发现，学科因素在父母教养方式上主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四个维度上文科学生显著高于理科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多年学习文科知识的熏陶，使得他们在情感的理解和感受方面要强于理科生。这也与现实中文科生较感性，理科生较理性的事实相符合。而性别因素的主效应不显著。这可能与研究被试有一定关系。钱铭怡等在高中生中发现女生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上显著高于男生[9]。李改等在大、中学生群体中得出男生更多感受到父母的拒绝与否认以及父亲的惩罚与严厉，女生更多感觉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10]。这可能是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随着年龄增长和心智成熟，逐渐摆脱了青春期的各种叛逆心理，进而对父母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包容，知道无论如何父母的何种言行都是为了促进自己更加优秀。因而无论男女生对于父母的各种行为方式都能从内心理解和接受，不做区别对待。

此外，性别在自我效能感上的主效应显著，表现出男生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1-12], 表明这种一致性在研究生群体中也存在，可能是由于社会重男轻女意识和学校教育的性别偏差阻碍了女性自信心的发展。而在学科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性。这与孙淑晶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1]。

最后，在创造力倾向的好奇心和挑战性上，女生明显不及男生。而Baer的研究则表明，在一些言语任务上女生更具创造性，在一些艺术性任务上男生则表现出更强的具创造性[13]。Matud等的研究发现创造性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14]。这可能是测量工具及男女生在性格方面的差异所导致。

研究还发现，在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各维度上，性别和学科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人口学变量上结论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二)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与创造力倾向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父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和父母亲偏爱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5-17]。这表明在子女的成长中，来自父母的温暖与理解有助于自信心的培养和提高，由于父母的尊重、理解和赏识,子女能很好地悦纳自己,趋于自我肯定，进而表现出充满自信。家庭是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自信心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较多的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方式会直接影响其自信心的发展。

本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与创造力倾向各维度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自信心和创造力是个体相辅相成的两种能力。Csikszentmihalyi指出，自信能力作为人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个体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觉和认识能够影响创造力的发展[18]。Maslow和Rogers同样指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具有高度的自我评价，能准确接纳各种想法及经验，“有自信”乃是创造人物特质之一[19]。

分析还发现，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父母偏爱与创造力倾向总分及挑战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父母过分干涉过度保护、父母拒绝与否认、父母惩罚严厉与创造力倾向四个方面和总分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这表明，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明显有助于促进创造力的发展。这与Wechsler和 Matud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5,14]。国内学者郑雪梅的研究也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之间密切相关，其中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偏爱等方面对于子女挑战性的培养和创造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20]。汪玲等人和肖雯在中学生群体中也证实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有利于创造个性的良好发展，父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对中学生的社会创造性有正向的预测作用[21-22]。家庭是个体生活的最初场所，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于儿童创造力的萌发有关键的影响作用。独立自由的家庭氛围，宽容积极的行为风格，民主而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这些都是创造型家庭的共同特征。

(三)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能够有效地预测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中介效应检验模式表明，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创造力倾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教养方式通过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对创造力倾向产生影响。这再次表明，外因通过内因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生已经逐渐摆脱父母的影响，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父母对他们的影响会融汇到自己的思想观念中，进而以自身的某些特质间接地影响与环境的互动。王晓玲研究指出创意自我效能感是家庭环境与创造力之间的中介因素[23]。本研究选取一般自我效能感来探讨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并且通过这种内在影响机制的探讨，补充了之前注重外在因素的研究，希望以此为父母和教育者提供一定的思考和启示。

(四)小结

(1)学科因素在父母教养方式上主效应显著，表现在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和父母偏爱上文科得分高于理科，性别因素的主效应不显著；学科因素在自我效能感和创造力倾向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性别因素主效应显著，都表现为男生高于女生；两者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表明文科生在情感的理解和感受方面要强于理科生，也印证了现实中文科生较感性，理科生较理性的事实。同时还得出在创造力的主要方面女生明显不及男生，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即我们生活中表现出超强创造性并取得突出成就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这些基本数据与事实的相符程度也表明本研究相关结论的有效性。

(2)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和父母偏爱与自我效能感、创造力倾向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创造力倾向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呈显著相关。这种显著相关表明，父母积极的教育方式会对子女的创造性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多一些对子女的理解与温暖，注重自信心的培养，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创造力的激发和培养。这也在研究生群体中再次印证了这种关系的存在，从而启示我们积极的教育和自信心的树立对个体创造力有重要影响作用。

(3)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创造力倾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相关性的基础上发现这种中介作用的存在是本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这更为精确的表明了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也进一步显示出自信心的重要性，即只有个体具备了较强的自信心，父母的积极教育才会对创造力的培养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提高个体的创造性。同时，也显示出个体心理机制的复杂性，从而为创造力的神经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