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养育习俗及其研究价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孙亚娟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儿童养育习俗及其研究价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孙亚娟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并非只发生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里，儿童个体生命的成长与社会化离不开养育习俗的影响。教育人类学视野中的儿童养育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儿童保育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经验和教育智慧。深入研究存在于本土的、民间的儿童养育习俗对于促进现代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回应现代幼儿教育的异化现象、实现对本土儿童及其教育知识的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儿童养育习俗；教育人类学；研究价值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7.002

教育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它并非只发生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里。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那些没有接受过“科学育儿”和“科学教养”训练的人也能把后代养大成人、教育成才，虽然这些“后代”可能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却可以春种秋收、礼尚往来。[] 这些存在于“本土的”或“民间的”儿童教养方式虽形态各异，但追求着共同的教育目标——“让孩子成人”。这一看似朴素的教育目标，正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过程中历久弥新的哲学命题。“如何让孩子成人”是现代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可以说，在组织形式和理念上，现代学前教育并没有脱离民间儿童养育习俗的影响，现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处于与传统养育文化的张力之中。

一、儿童养育习俗的概念阐释

格尔兹指出，典型的人类学研究，就是通过了解极其广泛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进行阐释和分析。[] 在人类学家眼里，儿童养育活动涉及到喂养、吃饭、穿着等方面的情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等“鸡毛蒜皮”的事情。儿童养育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关于儿童的哺育、照料和教育的活动。

养育习俗是人们在抚育下一代的实践活动中与文化环境交互的产物，养育活动的进行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因此，考察养育习俗时，不能将其看作是彼此割裂的单个养育行为的简单相加，而应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一定时空中的因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它们既具有客体物质的实在性，又具有主体意义的抽象性，有学者将这一系统称为文化场。“文化场中各个组成因子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规范、调节着儿童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建立。它影响着儿童的价值取向、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对儿童文化习性获得的意义在于对儿童文化观念与行为的预期、激励、阻止、调控”[]，它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以隐性的方式规约与引导着儿童的成长。儿童养育习俗之所以能在文化群体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隐性的教育知识融于文化群体的劳动和生活中，支配着该文化群体的养育活动。由此，儿童养育习俗亦可被理解为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生养孩子的活动中所创造、传承和惯用的育儿方式、手段、制度、谚语、故事、诗歌、仪式等的集合体，它是以观念形态和实践形态共同存在的儿童教育生态系统，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儿童保育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经验和教育智慧。

二、养育习俗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社会化是指“从无助的婴儿逐渐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有认知能力的人，并熟练掌握他或她生于其中的文化习俗”[]，在此过程中，儿童养育实践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体的人格发展。

20世纪早期，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从人格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等方面比较分析了现代教育与原始部落教育的异同，他发现儿童养育方式影响了人的个性特征，他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写道“不被鞭打的蛮族儿童要比高加索那些在威权下侵淫了良好教育的儿童要温顺得多。非洲南部的班图人，孩子尊重父母从来都不用人教他们，因为耳濡目染同部落的人都对老人毕恭毕敬，润物细无声，他们的心灵也就得到了陶冶。”[]。路威的研究虽没用心理学的实验证明养育文化与儿童人格品质之间的相关性，但他的发现对后人开展文化心理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热衷于对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儿童养育方式进行观察，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格的差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无疑是当时杰出的代表。米德和她的同事本尼迪克特(Benedict)搜集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生理及心理发展的资料，证实了养育文化对儿童成年后人格形成的影响；此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ar)研究发现,“在每种文化中都有一个产生于某种共享文化经验的基本个性，社会上成人的个性也应该是由共享的文化经验所塑造的。这种共享的经验生产于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基本制度与传统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家庭组成以及育儿习惯有关”[]。20世纪40年代开始，儿童人类学者纷纷将研究重点转向各个国家、民族的“儿童社会化”，他们试图在倾听儿童日常生活与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进行理论建构。随后十多年，西方儿童人类学研究开始探讨文化实践和信念如何塑造儿童，如美国学者约翰·怀廷(John W. Whiting)与其同事在著名的“六种文化研究计划”(The Six Cultures Project)中，对儿童成长的生态环境和所处文化进行系统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儿童的活动、养育儿童的方法、传统的价值信念，以及影响儿童发展的一套“养育文化特征录”[]。此外，美国人类学家恩伯(C. Ember)发现，“儿童的养育方式对他们将来长大后的个性类型起到了部分决定性作用；具有不同育儿风俗的不同社会很可能倾向于培养出不同类型的人来”[6]，哈维兰则(W. H.Haviland)进一步把这种育儿风格划分为“依附训练”和“独立训练”两种类型。[8]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开始关心特定文化环境中人的发展问题，其中芭芭拉·罗高福(Barbara Rogoff)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罗高福的代表作——《人类发展的文化本质》(The cultural nature of human development ，2003)从多方面阐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学习中无所不在的作用，并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这种作用的变化过程。综合来看，西方人类学视野下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习得文化并最终实现人格建构的过程。人类学者在定义社会化时都认为儿童社会化的实现离不开养育文化或习俗，社会化与养育习俗之间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在人类学的视域中，养育习俗对儿童的社会化主要是以濡化(enculturation)的方式进行的，养育过程就是濡化过程。濡化的表层意义是指个体对文化的习得与传承，其本质意义是人的学习与教育，具体而言，养育习俗对儿童的濡化或社会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个体角度说，养育习俗承载了一个族群的生存技能、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养育过程就是教化与学习的过程。养育活动中，上一代指示、引导并强迫儿童接受族群的传统产生技能、思想和行为方式，通过这样的代际传递，使得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得以延续，力求实现族群的延续和发展。养育习俗在儿童濡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既包括半专门化的本土教育组织(如怒族的“哦么”、回族的“经堂”等)，也包括了融合在民俗活动(如民间歌舞活动、仪式活动等)中的随境式教育。前者可以看作是具有一定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教育活动，后者则是一种终生的和连续的的社会化过程，属于非专门化教育。养育过程中，儿童学习了不同于自我的客体世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总是在他(或她)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所能感知到的。可以说，儿童是通过既有的“文化之镜”来感知世界、发展自我，并最终成长为社会化个体的。

第二，从群体角度说，养育习俗蕴含了一个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儿童观和教育观。养育过程是儿童群体在文化上确立认同感与一致性的存在过程，是族群自立的基础之一。例如，在许多少数民族养育中都有的“成人礼”仪式，仪式中所涉及的器物、行为和文化符号储存着对本民族祖先的记忆，仪式的过程会激发儿童对族群祖先的怀念之情，激发儿童初步的家族集体感和归属感，这种感情持续发展，就会生成集体感情和集体意识。集体意识的结晶又反哺了正在成长的孩童，使他们认同自己的族群文化。

三、人类学视域下儿童养育习俗的研究价值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生活方式的一门学科，而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先决条件，因此，人类学与教育学之间有着天生“亲密”的关系，二者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在理论上追求了解人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人类学与教育学在核心问题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正如詹栋樑先生所言：“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在于努力促使人的本质的形成与改变，教育过程在于掌握人的改变的法则。教育既然是以人为对象，那么就会涉及以研究人为主的人类学，使教育学与人类学发生了关系”[9]。

(一)促进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

“本土生长”(indigenous evolution)是基于本土需要的内源性的教育理论演进与创生。现代幼儿教育理论发展至今，需要从大量优秀的、鲜活的本土教育文化中吸收养分并实现创生，以便更好地指导当下的幼儿教育实践。

儿童教育属于人类学家通常所说的濡化，即人从呱呱落地的婴儿逐渐融入所在社会，并最终成长为社会的一份子的过程。因此，人类学具备了促进幼儿教育理论“本土生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予教育理论“本土生长”的意义与启示。

从认识论来看，人类学视野下的“本土”包涵两方面的涵义：首先，在空间关系上，“本土”是教育主体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其次，在时间关系上，“本土”是教育理论与实践形成的历史根基，可以看作是传统的教育文化。有学者认为，“源于现实的活的本土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是教育理论‘本土生长’的文化原点，我们应该从中创生教育理论。”[0]。生长于本土的养育习俗是一种传统教育文化，它与本土儿童的现实生活世界相生相伴，是人类养育活动的原初状态。教育研究者应形成对本土养育文化的敏感性，有意识地去挖掘本土养育文化智慧，为幼儿教育理论“本土生长”奠定现实土壤和历史根基。

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有利于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法既注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又强调从大量的由实地获得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构架，强调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1]。对于幼儿教育理论的建构来说，“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可以使研究者打破了文本资料的局限，从书斋走向田野，在生动鲜活的儿童养育实践中感受幼儿教育内涵的丰富与深刻，如此，研究者不但能获取教育理论生长的智慧，还能使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合理有力。

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养育习俗研究，不仅仅是儿童养育活动表象的记录与描述，研究过程不仅分析教育活动中“具体的人”，也要去关怀“抽象的人”。人类学视野下儿童养育习俗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探寻传统养育习俗背后人类儿童教育活动的本质与当代意义，挖掘隐藏其背后的儿童教育理念和教育智慧，通过对其价值的解读和内涵的反省实现现代幼儿教育理论的“本土生长”。

(二)回应现代幼儿教育的异化现象

“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2]，这时的教育已在宏观上背离了追求个人自由、解放和发展的本真目标，将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在当下中国社会，幼儿教育的功利性同样被无限放大，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情况比比皆是。父母把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看作是争夺社会资本的过程，把在幼儿期提前学习知识看作是“赢在起跑线”上的制胜法宝。当代中国儿童过早的结束了他们的童年，过早的卷入到疯狂的社会竞争中，幼儿教育实践背离了儿童的本真，使之成为了儿童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工具。

面对现代幼儿教育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作为幼儿教育研究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管社会功利的浪潮有多猛烈，一个幼小的儿童，他(她)都不该被卷入这潮流之中，退一步说，“即便整个教育体系都无法抵挡在社会功利的欲塾中沦陷，人类至少也应该为自己的幼体保留出一块净土”[3]。那么，如何去寻找和保留这块净土呢？也许，人类学“推他及己”的研究范式能为我们提供解决思路。

人类学学科在确立之初，就带有某种“他者的眼光”和“离我远去”的观念倾向。在人类学家眼中，“他者”既可以是非本民族国家的社会群体(如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研究的“殖民地”人民)，也可以是一个国家边缘的社会群体(如少数民族)，前者是空间视野下的“他者”，后者是时间视野下的“他者”。人类学家对“他者”及其文化的研究，不单是为了满足猎奇心态，更多是希望从“他者”的文化中获得反思“自我”的智慧和能力。“他们观察别人的社会时，总怀着理解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的希望。所以，人们经常将人类学洞察的特征总结为‘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指的是一种被人类学家视为天职的追求，这种追求要求人类学家亲身研究‘非我族类’来反观自身，‘推人及己’而不是‘推己及人’地对人的素质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解”[4]。正如米德当年进入田野从事有关异文化青少年研究的初衷，乃在于试图通过对“他者”的研究来解释发生在自己所属文化中的一些社会现象。[5]可以说，米德的经典之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体现了人类学试图通过理解“他者”来审视“自我”的核心思想。

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养育习俗研究价值在于引导我们站在初民社会(他者)的立场来看待当下幼儿教育的异化现象，从初民社会的养育习俗中获得解决当下社会(自我)幼儿教育异化现象的经验与智慧。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从本质来看现代幼儿教育与初民社会的幼儿教育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护儿童的天性，让其快乐成长。当现代儿童教育出现异化时，研究传统的民族养育文化或习俗可让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现代儿童教育体系，更加深刻地理解儿童教育的本质，可以从传统养育习俗中借鉴和吸收有益于解决现代儿童教育问题的经验。

(三)实现对本土儿童及其教育知识的人文关怀

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冰冷的自然科学范式在研究“人”这一复杂概念上的局限性，并逐渐形成了在“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之关系中来探究和呈现“人”的概念的共识。20世纪20年代法国人类学之父马尔塞·毛斯通过比较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概念后发现，在西方心理学出现之前，诸社会对“人”的理解总是和“物”、“他人”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之外的事物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毛斯的观点逐渐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同，“他们将知识与人生紧密结合，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使它成为人文科学，从而有别于将世界与人生都看成冷静、理智的存在的非人文科学。人类学在各国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一种接近于专注于研究人的生命力的学问，它致力于使‘科学’走进人生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中”[6]。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养育习俗研究正是把儿童的“养”与“教”这一日常称为“科学”的人类活动放置于一个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把人类文化基因的代际传承过程看作是一个教育过程，通过田野考察所形成的民族志和教育人类学阐释文本对于研究价值判断的主体来说具有一定的人文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本土儿童教育知识阐释的人文价值。本土儿童教育知识是人们在实际的儿童养育情境中生成的复合知识，它具有地方性知识复杂性、生活性和普适性的特点。养育习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它的图景、阐释它的意义是本研究想要实现的人文价值。卡西尔曾说：“人类文化并非单纯地为被给予和单纯地为不言而自明的，相反地，人类文化乃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7]。与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儿童养育习俗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能自我证明，它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阐释，只有在阐释的过程中才能展现它本身的人文价值，才能帮助人们进入一种更深层的自我反省。

地方性儿童养育知识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意义上的普遍性。儿童养育习俗的人学阐释能把一个民族文化符号代际传递的过程及意义揭示出来，从而发现儿童养育概念的原初意义和普遍意义，促进当代教育主体的自我反省。如康德所说，“自然科学教导吾人如何去拼阅现象，以便把这些现象诠读(lesen)为经验；而人文科学则教导吾人去诠释符号，以求使吾人能够隐藏于其中的内容揭示——也即是说，把这些符号所由出的生命再度展现于吾人面前”[7]。当然，作为带有明显人文科学特征的人类学研究，追求的“普遍性”是“方向”上和“使命”上的普遍与统一，即儿童养育习俗的地方性表达背后所存在的超越时空的共同追求。

第二，对本土儿童(他者)的人文关怀。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带着对“非我族类”的好奇开启了对“他者”研究的旅程。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多半来自探险家、航海家、商人和传教士，研究内容多以记录各地的奇风异俗为主，之后由泰勒、摩尔根、马林若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著名学者建构的人类学研究范式也是基于对异邦文化(他者)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人类学在诸学科中的正确位置是对他者的系统研究(the Study of Other man, Homo Sapiens Alter)，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the Self)的研究。这正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性特征”[8]。虽然有人批判人类学研究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是“殖民主义的侍女”，但其实人类学家在主观上都有尊重“他者”的心境，“人类学者是各种语言之间的沟通者，浓描各种文化的底蕴，揭示其中的神韵，努力把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源，让本土人和全人类受益”[9]。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他的研究对象——印第安人在情感上非常亲近，他不但成为他们的养子，还为他们打官司，为印第安人争取了许多权利；我国人类学家林耀华、费孝通先生在一生的人类学研究中，无不费尽心力关怀弱势族群(群体)。可以说，这些学者都有“关怀众生”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人文视野与关怀。一方面，在儿童养育习俗的民族志写作中，把传统养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生命发展状态、尤其是精神成长状态描述出来，这一过程即是一种对养育活动中儿童生命发展的透视和直观，更是一种儿童精神发展的透视；另一方面，对儿童养育习俗价值的阐释不但可以唤起人们对本土教育文化的重视，发掘本土教育文化的价值，理解他们在现代性背景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还能通过与本土儿童的互动、撰写人类学文本来实现对本土养育文化及本土儿童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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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伟]

On the Childrearing Customs and Its Research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SUNYa-juan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DaliUniversity,Dali,Yunnan671003,China)

Being a basic activity of human being, educational activity doesn’t exist only in institutionalized school education. The growth and socialization of an individual is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e childrearing custom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hildrearing customs are the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education that are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children’s caring and education in a long run. The in-depth research of regional childrearing customs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adaptation of modern children’s educational theories, the exposi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of modern 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 towards local children and the knowledge of child education.

childrearing custom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value

2016-03-16;

2016-05-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880071)；云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15Z164)；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教师教育专项课题(GJZ1504)

孙亚娟，女，云南大理人，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理论·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G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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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70X(2016)07-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