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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官场小说中的男权中心意识

时间:2024-06-19

常慧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代中国官场小说中的男权中心意识

常慧娟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写官场人事、描绘官员日常生活、揭露批判官场不良风气的官场小说大量涌现,这一现象显示出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改革问题的严肃思考和深切关注。但新时期官场小说在张扬正义和民主、鞭挞官场丑恶的同时,也对男权中心意识表现出或隐或显的迎合倾向。这主要迹见于小说文本中对女性形象“妖魔化”的塑造方面。官场小说中的女性抑或是男性魅力的反衬,抑或是更高权力的象征,抑或是丧失女性特征的“异类”,乃至是男性堕落的主因。这种对女性形象的否定性描写,可谓是残留着或抱有男权中心封建观念的曲折写照,理应引起警觉及认真思考。

当代小说;官场小说;女性形象;男权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描写官场生态的新“类型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并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和普遍认可。这反映了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里,广大人民对决定着民族事业成败的政治和政权如何与时俱进之重大问题的严重关切和思考。一种文学样式的繁荣或流行,其直接的基础正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社会心理”。新时期的官场小说有着可以大体揆离出的叙事模式,其在题材上侧重描写官场的人事沉浮,官员的生活情状;在主题上伸张社会正义和民心向背,结局则不外是正气和正义的力量战胜了腐化堕落分子,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不过,在这种叙事模式的深层次上,我们还能发现另一种隐在的“叙事话语”,一种来自于传统观念或“集体无意识”的声音,即对男权中心意识或男权中心话语的宣扬与固守。

这种表层“缺席”而实际“在场”的叙事表达,虽然可以说是对现实官场状况的真实写照,但其不做批判而近于自然主义创作的写实态度,反映了创作者思想观念深处对男权中心以及男尊女卑之传统文化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阳光下的罪恶”与黑暗处的杀人越货,同样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因此,如果说新时期的官场小说在显意识层面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那么其在无意识层面宣扬的东西,则特别需要人们警惕和分析批判之,以使其能够走向更为健康和完善的发展坦途。

一、官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基本特点

新时期的官场小说除了对权力角逐中的善与恶做出了符合民心向背的有力刻写以外,还对官员不寻常的情爱生活给予了特别的着色描绘,从而使女性形象成为了其总体画面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那些在没有硝烟却充满刀光剑影之画面中穿行游走的女性形象,大多是受男性话语所支配的玩偶,既不具有独立主体的地位,亦往往缺少正当合法的身份,或者是一个正常女性的性格。她们被男性带有明显贬义的想象性话语所装束,仿佛如妖孽、白骨精一样令人不齿和痛恨。这种对女性“妖魔化”的描写和塑造,可谓是在诉求民主和正义的同时,泼洒出男权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脏水。做一仔细地解读,其应予重视和追究的表达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为男性魅力所折服而心甘情愿献其身的“小三”式女性

官场小说中诸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为了表现男性魅力而设置的,她们的存在和生命的全部意义似乎仅在于钟情或痴迷于男性,即使因此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这种为突显男性魅力而展开的女性描写,在官场小说中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人模式”。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小说《追日》中对布风与叶凡、朵玉之间关系的描写。

叶凡和朵玉这两个女人虽然明明知道彼此都钟情于布风,但却能毫无嫉妒之心和不求尊严地成为知己。对于这样不顾一切而献身于男性的女人,小说从叶凡角度做出了如下的描写:

我叶凡是崇拜男子汉的不管这个男人是平民还是官商,我崇拜我就心甘情愿地付出,这和在“白玉兰”做小姐时的付出完全是两码事,那种付出是为了钱,而后一种付出却是为了情,我情有所归我就什么也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求于你,倘使有,那么我惟一的要求或强求是你要待朵玉好,因为朵玉的灵魂和肉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全都渗透了你“布风”两个字……[1]

这里被叶凡奉为生命最高意义和价值的“情”,显然就是男性的内心化存在,小说将其塑造成一个纯粹的“情种”,以至与另一个女人朵玉“和平相处”而不争风吃醋地同伺一男,可以说就是为了张扬男性的魅力及对女性的主宰地位,表明了在作者的意识深处,有着对旧时代妻妾成群、女人围着男人转的生活的认同和向往。这种脱离时代生活真实或非“典型化”的艺术虚构,出现于诉求民主和正义的官场小说中,无疑暴露出了男权中心主义的阴魂不散!又如《国画》中对朱怀镜与情人梅玉琴之间关系的描写。小说设计二人在一次酒席上意外相逢,接着说明了是梅玉琴对于作为官员而有家室的朱怀镜一见倾心,很快陷入不可自拔的疯狂追逐,结果诱惑朱怀镜与之开始了见不得阳光的“婚外恋”、“地下情”。为此作者特别让梅玉琴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发现我隐隐约约在做着一个梦了。我知道自己做了最愚蠢的事,可我管不了自己了。”这种对女性作无名分的“小三”化刻画,且只是因为其迷于男人的魅力而甘愿奉献一切不求回报,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根据,也显然只能是“偶然”和“个别性”的。作者在这里不是“通过个别来表现一般”,相反却对“个别”做自然主义的乃至丑于生活实际的描写,不能不说是潜意识中的男权崇拜在作祟;丑化女性即在于抬高男性,神化其魅力,以使其在女性无有尊严的赞赏中获得可鄙的自我满足。

2.完成男性成就感而作为权力相争之替代品的女性

官场小说中还有一些女性形象是作为权力的象征物而塑成。男性对她们的喜爱,或是来自对权力追求的快感延伸,或是出于现实权力争夺中败北的替代性满足。简言之,女性在这类作品中充其量是个玩物,命运即在于等待被抛弃。如《欲望之路》中对邓一群和肖如玉关系的描写。肖如玉是高干女儿,但在男性面前却无任何优越地位,其“高贵出身”被展示为增强男性快感的助推剂,也就是男性谋求权力的象征物。因而官场失意的邓一群对她的征服,不是因于“情”,而是来自对权力的渴望:

肖如玉在他眼里远不是一个女人,她更是一种象征。

如果肖如玉只是一种象征,一种阶级间身份不同的象征,那么他现在就已经完成了这种跨

越。是的,他完成了。因为他现在居然有勇气做非分之想,潜意识里想追求谈琴。[2]

小说没有将肖如玉描写为“如花似玉”且对男性充满魅力的女人,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与男人具有平等地位的女性推出,而是将之符号化为权力的象征。这虽然是从虚构的邓一群形象的角度展开的,但可以说她实际上是作者心目中的一种女性。作者在批判性地刻画邓一群时,却没有对肖如玉这种成为了权力象征物的女性表露出应有的同情。邓一群通过肖如玉完成了对现实的报复,肖如玉却在被征服中不见可怜的反抗和对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诉求。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如暗河一般涌动的男权中心意识。

3.反衬男人高洁而近乎缺失人性的“女强人”

如果说官场小说中还有对女性非“弱势群体”的塑造的话,那就是将她们塑造成争权夺利的“女强人”。这类女性形象可谓是“贬低性”描写的另一个极端。在她们身上,现实中女性的好强争胜被歪曲性地夸张放大,以可恶的“缺陷”进入作者的视野和呈现于文本中。由此我们看到,女性的坚强被展示为“女霸的阴威”,而女性爱妒忌的缺点也变成了“女权的根源。”[3]女性被“妖魔化”了。如《人气》中事业上颇有成就的于敏真被塑造成任性、霸道而又狭隘的可鄙女人。作为日资企业的总代理,她可谓创造了“商场神话”,然而在家庭生活上她却那么弱智而低能:动不动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大发雷霆;怀疑丈夫的忠诚而紧紧盯梢儿;为了不和公公一起居住满地撒泼;……。在作者笔下,事业上的“女强人”,在家庭生活中几乎就等于“泼妇”或“坏女人”。这种女性描写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的真实用心。又如在《绝对权力》中出现的女副市长赵芬芳,小说将她刻画为一个对权力疯狂痴迷而不见七情六欲的“母老虎”般的女人,从这样一种“否定性定位”出发来展开对她的叙事,并让她在与齐全盛、刘重天之间进行权力角逐中,最终被揭露而走向毁灭自我的结局。不仅如此,小说还特别设计了让两位本来对立的男主人公在赵芬芳自我毁灭后“一笑泯恩仇”,更是明显表达了作者意识或无意识中赞美男权对女性的胜利,让读者感到,置身官场纠葛中的“女强人”简直就是男主人公权力游戏里反衬男性高洁的“小丑”,男性的重归于好,就在于扫除了女性设置的障碍,从而让人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

4.导致男性堕落腐败之主因的“红颜祸水”式女性

在当代中国官场小说里,更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创作倾向:原本正直廉洁的官员腐败堕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一个目光短浅或贪婪的妻子,正是她们向其男人吹的“枕边风”,才导致官员们一步步下滑而不可自拔。如《沧浪之水》中对池大为由廉而贪之变质的描写。池大为由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变为一身铜臭气的官员,其妻子董柳的一次次劝说或开导是强大的催化剂。特别是在他们的儿子被烫伤之后,本来已开始反省自身处境的池大为,由于妻子的一段“教诲”而开始了真正的堕落:

如今是什么时代,兑现的时代,到了手就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别人好房子住了,钱到手了,一家过得滋润滋润的,儿子也没烫着,你去笑他吧!现在的人只要能把东西抓到手,他还怕别人怎么看他,怕别人心里笑他骂他看轻了他?根本不在乎!聪明人的聪明就在这些地方体现出来,不然还在哪里?在云里雾里?那不是聪明,那是傻,是缺氧,是摔坏了脑袋。我们要是有一套带厨房的房子,我一波也不落到这一步。宋娜她儿子会烫着?现在这个年代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管它怎么走路怎么笑呢!

上述话语虽可谓是对世俗“生存法则”的真切描述,并且池大为作为官场中人对此理应比董柳更有切身体会,但小说让董柳来“道破天机”,显然是对男性官员堕落的荒谬开脱,对女性的有意贬低。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实际上涂抹了封建社会一贯加于女性身上的罪孽色彩,继续着“红颜祸水”的传统叙事立场和表达视角,同样是男权中心意识的一种体现。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官场小说的作者在进行现实的正义批判时,内心仍保留着一种男权中心的创作心态。与此相对,诞生于西方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批评要求关注女性受压抑的状况,并致力于在语言文学领域寻求突破,这为我们观照和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官场小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我们据此透视官场小说中所蕴含的男权中心意识,挖掘文本深藏的性别歧视,揭露由于这些形象所体现的男性意识而对真实的社会历史存在的女性形象加以歪曲的真相,[4]应当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在小说中对女性的“妖魔化”处理,有悖于当今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潮流,亦有害于小说的繁荣健康发展。

二、官场小说迎合男权中心意识的实质

官场小说在揭露和批判权力场的阴暗面的同时,以种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迎合男权中心意识,应当说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权文化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女人难养”、“红颜祸水”似乎成为了不用言说的历史事实或铁的经验教训。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潜移默化中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此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人的官场情结。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更是成为世人普遍追求的人生价值,同时却也将“女子无才便是德”强加于女性的身上,使得前者的主角只能由男性来承担,女性则不过是男性飞黄腾达、功成名就的装点、陪衬,或者就是绊脚石。当代官场小说的创作也没能超越这一传统观念。其对女性的表现依旧是从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和标准出发,由此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又一个实质上是妖魔化的女性形象,如《国画》中的梅玉琴、《梅次故事》中的舒畅、《羊的门》中的秀丫、吴广文和谢丽娟、《欲望之路》中的肖如玉、《抉择》中的吴爱珍以及《绝对权力》中的赵芬芳、《中国制造》中的刘意如、金华等等,这样一种对女性进行否定性的塑造,实质上昭示了两性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和不正当。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将此描述为“性的政治”的策略,即男性试图在对女性变形了的塑造之中明确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5]。在普遍宣扬男女平等的今天,如斯创作正是男性为了保持曾经的中心地位而做的虚妄想象和间接的心理自慰。对女性的贬低,是男性主体地位衰落的曲折表征。

官场小说将女性形象塑造为“妖魔”或对其进行荒谬的“红颜祸水”式的归罪,以彰显男性的魅力和强大,这在人性主义的立场上也是不足取的。马克思曾精辟说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官场小说中两性之间的情爱世界也本应与官场的黑暗形成一种内在张力,但实际上却是无形中认同或维护着男权中心话语。

可以说官场小说中对女性的否定性描写,本质上只能说明男权的日渐没落和他们不甘如此而做出的挣扎与努力。尽管我们不能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那样要求男女两性之间的绝对对立,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中国官场小说中对男权中心的潜在宣扬和对女性的不自觉贬低,并在阅读的过程中留有一份警惕,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综上,官场小说的叙述中除了对人间正义力量的歌颂之外,也有着对以往男权中心的认同。在正气战胜邪恶,还人间“一片青天”的背后,还存在着贬低女性的“阴霾”。因此,在关注该类小说繁荣发展和市场畅销的同时,我们也应时刻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隐藏其背后的落后消极的思想或意识,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这也将对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1] 杨守松.追日[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293.

[2] 王大进.欲望之路[M].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2001:290.

[3] 唐 欣.权力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3.

[4]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7-58.

[5]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95.

(责任编辑:倪向阳)

Patriarchy-centered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Officialdom Novels

CHANG Hui-juan
(Literature Colleg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Since the 1980s,a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dom novels sprang up,with the themes that narrated the officialdom personnel,depicted the officials’daily life,exposed and criticized the bad practice of the officialdom.This phenomenon shows people’s serious thinking and deep concern about the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In the new period,the officialdom novels publicize justice and democracy and castigate the ugliness of the officialdom.But in the meantime,they cater to the patriarchy-centered ideology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and this mark is mainly seen in the shaping of females’demonization.The women in the officialdom novels serve as a foil to male charm,or the symbol of males’higher power,or the alien who has lost the feminine features,and even the main reason for male’s corruption.These negative descriptions of female images can be called the twisted portrayals of men’s despicable mentality and the vestigital or possession of feudal ideas,which should be alerted and seriously considered.

Contemporary novels;Officialdom novels;Female image;Patriarchy-centered ideology

I207.425

A

1009-2854(2011)04-0066-04

2011-03-15;

2011-03-26

常慧娟(1988—),女,河南安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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