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雷 斌

(四川文理学院 中文系,四川 达州 635000)

潜在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雷 斌

(四川文理学院 中文系,四川 达州 635000)

陈思和在他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的“潜在写作”的概念,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凸现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和异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群、反右派前后的作家群落以及文革时期的年轻一代的潜在写作,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延续着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使得我们看到了时代共鸣主题之外的精神空间和不朽的文学世界。

潜在写作;自由主义作家;七月派;新诗派;右派诗人;地下诗社

一、潜在写作提出的文学史意义

无论是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广阔视野还是从当代文学的具体框架来看,1949年至 1976年这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研究领域,空白说构成了一段文学史的结论。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理应成为诠释那个时代最原始的精神文本和思想资源,但是政治对文学的规范所导致的当代文学的单一性或者说从延安文学延伸而来的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文学世界的一体化影响深远,政治社会学成为评价这个时期文学最重要的尺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深入,十七年文学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学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政治影响下的十七年文学有着一体化和异质性的复杂结构。陈思和先生在他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了“潜在写作”的概念使得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发掘和整理不少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另类现实,即“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哑声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自觉的创作……另一种是作家在非常时期不自觉的写作,如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不能否认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潜在写作与公开发表的创作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1]在这里,陈思和首次将当时就已经写出,但因为种种人为原因未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也纳入到文学史的视域之中,并且将之作为构筑新的文学史图景的重要板块。《上海文学》专门设立“重写文学史”专栏,声言开辟专栏的宗旨是要“冲击那些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发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潜在写作概念的提出,使得十七年的文学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度一体化的文学世界背后的异质性因素显露出来,展示了当代文学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战争小说的审美规范下的脸谱化人物、八个样板戏,不再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我们也看到沈从文的家书、年轻一代回到自己生活体验中的思考和诗歌想象,食指、北岛的诗歌开始了新的艺术的觉醒,看到了那些“显得寂寞而倔强的悬崖边的树”,我们也看到了丰子恺的散文和在那个时代即将结束的前夜,穆旦留下的繁复的诗艺和他无限的感慨,我们看到了共鸣主题之外的精神空间和不朽的文学世界。中国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并没有在政治的高压下断绝,那些内心独语正是它秘而不宣的延续方式,这些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学作品成为一个严酷年代的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文学真精神的最好体现。

二、“自由主义作家”:潜在写作的第一批作家

当代文学中的潜在写作的第一批作家是在 1949年前后,在中国当代文学新方向确立的过程中,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批作家。这一批作家和后来的潜在写作者有相当大的区别,有学者指出,当代开国文学的建构,就其文学写作的题材、主体、风格等方面形成了体系性的规范,在文学的生态环境、文学的主体选择和整体审美倾向上都具有当代性[2],而这种当代性是与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观念不相容的。在他们的写作权利受到限制,只有将文学才情融入到日常写作之中;或者自动放弃了公开写作的权利,自觉地在潜在状况下完成自己原定的创作计划。一些本来主要不以作家身份见称,但在思想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因而从 1949年起就处于边缘地位,在潜在状态下写作旧体诗的学者与文化人,也可以归入这—批。在这一批作家中我们可以列举沈从文、无名氏、陈寅恪等几位。沈从文在 20世纪 40年代末就因为其坚持文学的自主化立场受到左翼阵营的斥责,面对时代的巨变,他自己也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他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去从事文物研究方面的工作。但是沈从文的文学才情以及对巨变时代的心灵反应仍然融入到病中的“呓语狂言”及此后的“家书”之中,为后人留下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一个可贵的片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自动放弃公开的作家身份之后对自己的精神立场与写作立场的坚守,这可以看作是潜在写作的典型例证。无名氏在隐居状态下写完了《无名书稿》的后三部,完成了自己生命中的大工程,还写了一部爱情自传和几个短篇小说以及相当数量的新诗,提供了这一阶段公开写作中不具备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因素。旧体诗写作则是另外一种重要的潜在写作现象,由于新诗的发展逐渐占据了 20世纪诗歌研究者关注的中心,旧体诗的写作逐渐被人们所忽略,很大程度上成为作者遣怀抒情的工具,至多在朋友之间流传,既或结集问世,也往往流传不广,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其写作本身就处于一种潜在状态。但从写作实践来看,优秀的诗家往往能够突破一些旧诗的陈套,运用这种“旧”的体式出色地表现现代人的感情,时有创格,所以应该列入考察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范围。1949年前后,陈寅恪的旧诗属于格调很高的一类,其诗作中无论是对山河巨变、个人身世的感怀,还是对世风的批判,以及对独立的精神品格的坚守,都有一种精神上的震撼力与号召力。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和建国初期的左翼文学主张之间存在的差别和分歧,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情势下,被相当程度地忽略和掩盖了。

三、七月派作家群:潜在写作的第二批作家

如果说潜在写作的第一批作家在喧腾的时代激流中对新时代多少抱着一种超然的心态,1955年因“胡风集团”冤案而被彻底排除的七月派作家群,则张开全部的心灵去拥抱、感受、反刍时代给他们造成的创痛,洪子诚先生认为,造成七月诗派潜在写作的原因是“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延续”,这种矛盾的分歧而造成的冲突,“既为现实政治、文学问题所引发,又是文学界历史矛盾、积怨的延续”[3]36,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处于一种强烈的张力之中,他们既是参与创造这个时代的主人,因而也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新时代的主人公,对之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即使被排除出去,他们也对这个时代仍有感情,并且保留了在创造新时代的过程中本有的某些精神品质。这一批作家的潜在写作上主要有胡风在失去自由的年代里默吟的数量庞大的旧体诗,绿原、曾卓、牛汉、罗洛、徐放等人在“胡案”爆发后与“文革”中不同状态下写作的新诗,彭燕郊的散文诗,张中晓的札记随笔,彭柏山的长篇小说等。从这些作品来看,他们与时代带来的厄难与精神上剧烈的创痛展开了血肉的搏战,心理体验之深,使他们的写作达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精神层面。对于这一批作家来说,他们继承了鲁迅思想中的那种承受历史、现实与虚无的重压仍旧奋然前行的精神资源,并熔铸在艺术创作之中,以对抗苦难造成的巨大的心灵上的黑暗,这使得他们的一些作品成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创作,如绿原的《又一个哥伦布》、《重读〈圣经〉》、曾卓的《有赠》、《悬崖边的树》、牛汉的《华南虎》、《半棵树》、《悼念一棵枫树》等,这些都是苦难时代生命的忠实记录。这些七月派作家在写作之时根本没有想到发表,也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体现了可贵的个人特性。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以临近深谷的悬崖边的树的形象,“创造一个有着沉重‘时代感’挣扎然而不屈的形象”,道出了这派作家当时普遍的心态:“落寞而不甘沉沦,遭遗弃而不倦的重新确定位置,品尝孤独而渴望被接纳,有所厌恨而更多的是爱和信念”[3]228。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呈现出两种信念写作:一是当时占主流的作家的政治信念的写作:“新中国作家正是以他们极度扩张的理想主义政治信念,以具体的个例人物代表抽象的阶级整体、以现实生活的偶然性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运用所有的赞美之词来表达他们对于革命英雄的无限崇拜。”[4]二是七月诗派的受难式的精神信念的写作。作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受难者,他们不可能有王蒙、郭小川那样的主人翁姿态,只能采取一种抵抗悲苦与绝望的低姿态抒情,是受难者对人性的权利、责任、理想与信念的坚守。他们的写作一般都有现实的或者精神的自传性,但因为在特定时代他们的苦难的普遍性,也使得他们的写作获得一种普遍的力量,甚至超越了其写作的特定时代。

四、反右派前后的作家群落:潜在写作的第三批作家

在反右派及其前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排除的作家构成潜在写作的第三批作家。在当代文学史的前三十年,反右派运动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终结,此前各种运动中幸存的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大多在这次运动中罹难,涉及面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各次运动。在反右之后,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只能潜入地下,表露在公开层面的只能通过历史题材的写作以曲喻隐指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种现象:一是中国新诗派诗人:唐祈、唐湜、穆旦在边缘的处境中仍然进行的探索。唐湜在回到家乡后吸取民间文艺的营养创作的南方风土故事诗与历史叙事诗,其纯洁透明的艺术境界为当代中国的叙事诗提供了一些新质,并延续了现代文学史上冯至等人以个人体验、想象与民间、历史融合的写作道路。蔡其矫的《迎风》:“风在灯塔的上下怒号,天空挤满匆忙逃跑的云”,道出了他们那一代人在突遭变故后可悲可哀的共同命运,成为现实处境中时代与个人最为形象的一种写照。穆旦在灾难之中则继续外国诗歌的译介工作,在其生命的晚期重新开始诗歌写作,延续和发展了他在 20世纪 40年代诗歌中强烈的现代意识,痛苦之中有清醒,彻骨的悲凉之中有不屈的坚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更为复杂、凝重、厚实的诗歌。这些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是政治强权下的诗的反弹,因为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表现了迥异的诗风,他们只能处于被压抑的秘密写作状态,但也相应地远离了“文革”大一统的政治话语系统,回到带有个人色彩的诗性话语的建构中,诗歌创作与诗人的现实遭遇、生命忧患息息相关,在社会政治的低气压带和个人生命的低谷期,许多诗人却达到了创作生命的高峰。”[5]二是较年轻的“右派”作家:公刘、流沙河、刘绍棠等人也有一些潜在写作。公刘在“文革”中写作的一些诗歌比较尖锐,流沙河的打油诗也给人留下较深印象,刘绍棠蛰居家乡期间的小说也能延续以前的写作。但总体上这些人的写作都没有像前两批作家的潜在写作那样带给当代文学强烈的冲击力与艺术的新质。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真正的文学艺术几乎全部被排除,以上三批作家的潜在写作在这一时期的延续构成一种汇合。潜在写作是个多层次的文学形态,它还包括这样一种基本形态:一些本身是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写作者,他们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的共同想象之中融入了个人新颖而独特的艺术想象,便被认为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而受到批判。在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之后更加严肃深入地思考了生活,如郭小川在干校里创作的诗歌。在受到严酷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情况下,郭小川冲破禁锢,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组歌》等一批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由于思想受到束缚、钳制,这些作品已经难以与以前的创作相比。但是,郭小川在“文革”后期写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表现了他的思想觉醒、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他的愤怒和进行抗争的决心,这成为他在“文革”中有较高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作品。在同一时期,郭小川既写了非常有个性的作品,也写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这在某些特殊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郭小川并不是自觉的潜在写作者,他只是如实地表达了白己对生活的感受,包括用共鸣化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与表达世界,只是客观环境不允许发表作品才使他成了潜在写作者。不自觉的潜在写作与自觉的潜在写作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和现实关系的处理上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收集的材料所限,“文革”中老作家的潜在写作可能比这里列举的要多得多。这些“文革”前成名的作家有着自己的精神资源,也有着对时代的独特体验与思考,他们的潜在写作在延续以往的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对时代有或含蓄或直接的反应。考虑到他们大都身处逆境,其潜在写作活动就更应得到钦佩——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文化传统在黑暗专制的时代延续了一线香火,它可能随时会被扑灭,可其存在本身就显示了文化传统的顽强生命力。

五、文革时期的年轻的一代:潜在写作的觉醒者和预言者

在“文革”的发展过程中,年轻一代中敏感者与先觉者也开始摆脱文革话语的控制,而萌生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并在 20世纪 70年代进行了一些“地下沙龙”与“地下诗社”活动,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作了预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翔、哑默、食指、白洋淀诗派的诗歌创作与赵振开 (北岛)、张扬等人的小说写作。这些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左右而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想象与思考之中,并由此显示出人性与艺术的觉醒。与老作家们更多借重于自己的精神资源不同,年轻一代的更多的是对自我本真的发现,在对自我存在的觉察中,叙述和体验着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的自我。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掀开了年轻一代诗歌创作的新篇章。食指的抒情诗更多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有学者把他被称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6]他的诗歌一方面有一种基于对未来执拗真诚的信任的基础上的纯洁与清新,另一方面在这种单纯美好的信任被现实击碎之后,也写下了代表青年真实心态的绝望心酸之作。这两种情绪,在当时的青年中很有普遍性,所以食指的诗在当时流传甚广。稍后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则自觉地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当时在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彻底走出了文革的政治话语。他们的创作更多地表达着自己的失望、怀疑的现实感受,一种冷漠、虚无、价值失落的情绪,抒情风格比较冷峻,很少以前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滥情,从意象到情绪,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开了朦胧诗的先河。“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也在“文革”中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在“文革”的潜在创作中,小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较著名的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北岛)以笔名“艾珊”写作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等作品。赵振开的《波动》以多角度叙述的方式勾勒了当时社会各种人物的心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知青中绝望与希望两种心态的描写,就其语言的精警、感觉的强烈敏锐、象征手法的圆熟、人物意识的准确流动以及多角度叙述的成功来说,它无疑是“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中最成功的小说。

潜在写作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虽然它的提出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如对潜在写作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客观性和可能性等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潜在写作”作为一种文学史概念,它的提出,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7],但这个概念的提出使得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崭新的视野,也使得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在一体化世界背后隐藏着的纷繁复杂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潜在写作的文化现象是当代中国作家在一个特定时代所作的一种坚持,他们默默地抒写着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痛苦、快乐、文学的想象和坚实的现实体验,它不仅如同沙漠绿洲与空谷足音那样填补了十年文革文学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象征一个黑暗如磬的年代里文学的反抗力量,发生在那个令人惊悸的恐怖岁月的诗性怀想,在沉沉的暗夜里散发出不灭而温馨的人性光辉。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2.

[2] 南志刚.当代开国文学的建构及其文学形态[C]//南志刚.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19.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宋剑华.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经验教训[J].社会科学辑刊,2004(1):137-138.

[5] 李润霞.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J].江汉论坛,2001(6):73.

[6] 杨 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7] 谭解文.“潜在写作”与当代文学史的客观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2):44-45.

PotentialW riting:A KeyW ord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 iteratue

LEIBin
(Depar 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Sichuan University ofArts and Science,Dazhou 635000,China)

The concept of“potentialwriting”introduced by Chen Sihe has become a key word in Chinese con2 temporary literature,which shows the integration,heterogeneity,richness and complexity.Liberalism writers re2 presented by Shen Congwen,writers of“Qiyue School”represented by Hu Feng,writers excluded in the cam2 paign of anti-rightwing and young writers in Culture Revolution pass this style on.

Potentialwriting;Liberalism writers;“Qiyue School”;New poetics;Right-wing poets;Under2 ground poetics

I206.7

A

1009-2854(2010)06-0068-04

2010-04-13;

2010-04-27

雷 斌(1971—),男,四川通江人,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