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海文 陈琳
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量大面广学时长、涉外性强,富含意识形态,在开展教学改革过程中,一是应贯穿主题精神,紧紧把握政治性,让马克思主义成为课程之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是以思政话语为素材,丰富英语知识,提升五大技能;以文化案例为桥梁,剖析异同,同向同行协同育人;以问题为导向,破解现实疑问,构建中国良好形象。
关键词:课程思政;大学英语;融通教学;进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20)05-102-05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融通即“融会贯通”[1]1107之意,通过有机融合的手段达到目的。“思政+”“大学英语”课程融通教学可挖掘、运用思政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资源融入英语教学,增添德育功能,加强智育功能,全面提升立德树人水平。
一、融通教学:何以必要
(一)立德树人培养目标的根本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高校的初心是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使命是立德树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德育与智育是“双轨”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其实,思政内容具有学术性,专业内容具有思想性,两者本身具有许多交集。***总书记曾强调,“立德树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大学教育过程中,需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的同时,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形成协同效应。”[2]思想政治教育不应再是思政课程教师和辅导员的独立任务,非思政课程教师也有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与职责。美国当代德育学家托马斯·里考纳(Thomas Lickona)认为,各门学科的教学对道德教育来说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潜力极大。[3]作为隐性课程,大学英语可以而且应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的发展和实现。
(二)英语课程特殊性的必然要求
大学英语课程是所有高校都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量大面广学时长,在课程总量中占有相当比重。大学英语课程内容涉及人文社科知识与新闻时政热点,直接触及西方思想文化,是价值传递的载体,无疑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块重要场域。
大学英语传统教学的重点往往在于如何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将英语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是高校“大英”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引入政治视角,教师可以深度解剖大学英语课程,分析其中的意识形态,更有利于发现中外之间的异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提升教学实效的时代要求
目前大学英语课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师生互动性不足、授课模式较为单一等,教师或多或少具有“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灵,硬办法用不得,软办法不顶用”的感觉。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英语日益被视为一种工具,学科门槛逐渐降低,含金量有待提升,需要基础性的专业背景支撑,个人才更有发展,正可谓“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政治、经济、新闻等学科成为良好对接学科,因此融合思政内容是提升教学实效的良好出路。
二、融通教学:何以可能
(一)英语承载西方文化,富含西方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基础性工具,语言对于社会制序具有承担、“编织”和建构的功能,正所谓“言可行事,言即是行,言可创生制度”[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思想的直接现实”[5]。大学英语是一门语言课程,学生势必要接触到英语国家的文化如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西方社会价值体系,或多或少影响自身意识形态的建构。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因文化具有传递认同信息的功能,文化与认同常相互结合,并凝聚成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归属,加强彼此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6]在日常教学中,学生不断接触英语,认知西方文化,潜移默化,难免认同西方价值观。
大学英语课程涉外性强,直接与英美思想文化相关,富含意识形态。例如其中的翻译教学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翻译文本、策略的选择等都有政治逻辑。翻译不仅是在目的语中寻求能指,而且重构所指的意义范畴。如何翻译背后皆有政治观,正如曾任外交部长的革命家陈毅所言:“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7]在当下国际交往中,英语在各大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因势利导传播中国声音,建构中国形象,都有待识别和应用其中之道。
(二)马克思主义学科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科繁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也取得了豐硕成果。首先,在学院学科建设方面,已有834家[8]高等院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下简称“马院”)。在研究生学科培养方面,设立了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其下设六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其次,在课程体系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方案历经“61方案”“85方案”“98方案”“05方案”,与时俱进,日益全面科学。就本科生而言,开设五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从2019年秋季起,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第三,在课程建设方面推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打造各种形式的“金课”。随着各大高校对中央提出的思政教师不低于1:350标准的落实,思政教师队伍迅猛发展,师资力量日益雄厚。
三、融通教学:何以可为
(一)紧紧把握政治原则,让马克思主义成为课程之魂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代表他们的利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见“人民”二字是马克思主义者字典里的关键词、口语里的“口头禅”和心中的“定海神针”。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何谓人民?人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9]1097。它是历史的、政治范畴,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在中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重点是要把劳动者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心诚意做到爱党爱国爱人民。
2. 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必然”。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以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为标准,可以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很大程度上就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共产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虽然高远,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产生积极性和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具体化,在当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主要途径。立德树人中的“德”,首先是要明大德,这种大德即为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11]
3.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它亦称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主要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生活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12]何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即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其基本内容是“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何运用这两大科学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想问题办事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基本方法。
(二)无缝对接思政,有机融会贯通
1.以思政话语为素材,丰富英语知识,提升五大技能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中传统教学目标仍是主要目标,不能偏废。英语教学注重丰富英语知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五大技能,可以采用思政话语为素材。在词汇教学方面,例如“Culture”与“Civilization”的区别,若简单解释为“文化”与“文明”,难以让人理解两者的区别。在党的初级阶段路线中有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中的“文明”英文表达是“culturally advanced”,非常直观地显示了“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翻译教学方面,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应英文表达是什么?官方翻译是“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ocialism”,为什么不翻译成“Chinese Socialism”?两者在英文表意上并无多大区别。主要出于历史习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身表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with”与“有”对应,沿用至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政治经济翻译是翻译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难点内容。比较中英双语的情感色彩,英语倾向褒贬同词,汉语倾向褒贬异词。[13]思政课之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如“restoration”意为恢复与复辟,“overturn”意为推翻与颠覆。“thanks to”通常翻译为“多亏”,但它具有褒义也有贬义,学生在翻译时往往想不到。“Thus, in the Far East, thanks to the Japanese fascist imperialists, there also arose the first seat of war.”此句是说“这样,由于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作祟,就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14],加上“作祟”二字,不仅翻译到位,还凸显意识形态。
2. 以文化案例为桥梁,剖析异同,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任何学科几乎都与文化密切相关,英语与思政的对接可以也应该通过文化来实现。列举两则案例。案例一是中西方基本观念如民主、自由等,双方皆有,但并不完全对等,即Democracy≈民主,freedom≈自由等。具体来说,西方人的自由观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个人权利为诉求,是负有相应社会责任的自由。正如英国哲学家穆勒所言“约束是自由之母”,个人的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自由。而中国人的传统自由观是不要任何外界束缚,自成一统的天馬行空。例如,上古歌谣《击壤歌》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东晋陶渊明追求自在自足,在《饮酒·其五》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鲁迅坚守自己的志向和立场永不改变,在《自嘲》诗中写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该传统自由观历经数千年,影响仍很大。这则案例,既可以回答“跨文化交际冲突”“翻译对等”的英语问题,也可以回答“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政问题。案例二是好莱坞电影、宝莱坞电影和华莱坞比较。美国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也充斥课堂。在课堂上播放好莱坞电影片段之前,要给学生打“疫苗”,交代美国后现代“三片文化战略”(通过薯片、芯片和大片输出美国文化)。“大片控制了我们的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则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15]好莱坞电影长期占据全球电影市场的大额,把一部部电影定义为“工具化的全球传播新媒介”。印度宝莱坞电影重视民族文化,以歌舞为特色,近年连续出品了许多叫好又叫座的本土影片,有力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而中国电影虽然数量也多,但在内容、发行等方面有意无意地受到美国文化的较大影响。民族特色不太清晰,字幕翻译存在跨文化障碍,如此种种都有待有效解决。
3.以问题为导向,破解现实疑问,构建中国良好形象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较为薄弱,其中翻译是一大瓶颈。虽然人工智能翻译不断发展,但不能代替传统高质量的翻译。精准讲好中国故事,做好第一信源,结合思政来发挥翻译的作用举足轻重。国际上已有平行文本,应参照使用,无则坚持中国特色,创造中国英语。例如,“重点大学”中的“重点”,不少高校翻译为“key”,不如使用国际通行的“leading”,这也跟国家开展“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步伐相契合。银行大厅排队的“安全线”不宜用“Safety Line”,而宜用英语国家同类信息的习惯用语“Yellow Line”或“Red Line”。不少停车场树立有“社会车辆不得入内”的牌子,其中“社会车辆”英文表达为“Social Vehicles”令人费解,宜翻译为“Unauthorized Vehicles”。在“南海仲裁案”新闻报道中,媒体对“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ruling”“South China Sea”“Scarborough Reef”和“Taiping Rock”等关键性词语翻译欠妥[16],容易造成误会并带来不良后果。
当代著名教育学者肖川说过:“当教育不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批判性地审视我们与真理的关系、叩问我们现实存在的境况,并审慎地规划我们行动的方向时,教育便获得了启蒙的意义。”[17]历史、政治与英语有机结合,可以构建准确的中国话语,展现实情,正面传播中国形象,提升国际地位,从而让学生提高~课程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爱国感。
思政与英语融通教学不是简单的物理捆绑,而是有机的融合反应,甚至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基因工程”。 大学英语既要专注英语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提升,又要深入挖掘课程内在的育人因素,奠定学生成长的社交基础和思想基础。当然,实现路径不仅仅限于内容层面上的对接,还包括逻辑、方法和环境层面上的呈现,这都有待学界人士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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