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研究

胡小红　徐儇儇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对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文章发现：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分别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成员的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抑制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效应，但对子女海外教育经历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关键词：海外教育经历;经管类专业背景;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薪资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家庭的财富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于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首次突破了3万元，较2018年名义增长了8.9%。

2006年，Campbell提出了“家庭金融”这一概念，自此开始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根据对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1年和2013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家庭资产配置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来说处于较低水平，仅为9.05%和9.09%，说明我国家庭在金融市场参与方面存在着“有限参与”难题，研究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不少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探索。本文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实证分析了家庭成员海外教育背景与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复杂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王永海和周为（2013）提出，教育背景可以细分为学历程度、院校属性、专业背景和海外背景四个指标，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海外教育背景作为主要变量研究其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将家庭成员的海外教育背景分为海外教育经历和经管类专业背景两个变量分别研究其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参与度的影响。

（一）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1.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财富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教育背景和以此为基础增长的人力资本，是导致家庭及个体收入水平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成员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家庭中收入和财富水平往往相对较高（许家云等，2014）;基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通过对人进行投资，可以增加个体的未来货币收入，胥传孝和林晓棠（2005）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到接受海外教育的投资收益上进行分析，发现海外教育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积聚人力资本，提升受教育者个体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的总体生活水平;此外，海外教育经历具有帮助受教育者能力养成的作用，包括对多国文化的敏感度和包容度、对不同工作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因此在寻求工作时也可以更多的得到雇主的青睐（Crossman，2010）。教育背景在个人的收入来源和财富积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受教育经历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Cooper，2016），而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家庭的财富水平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和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史代敏等，2005）。

2. 海外教育经历会影响家庭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

由于海外教育和国内教育的教育方式存在差异，而且受国外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熏陶，家庭成员是否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在家庭资产投资决策时往往会表现出差异性（Harrison等，2007）。Tubin等（2008）在对以色列在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追踪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在美留学的以色列留学生既接受和拥有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也对以色列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保留。此外，不同文化、思想的融合也会对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产生影响（Hambrick，1984），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工作环境的个体成员对风险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Harrison等，2007），王永海和周为（2013）在对公司高管的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时也发现，拥有海外教育经历更有助于公司高管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获得稳定的收益。拥有高等教育水平和海外背景的居民更偏向于持有高风险资产，其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低，而居民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和参与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段军山等，2016）。

3. 家庭成员在家庭投资决策中的干预比分析

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家庭投资决策者中70.5%为男性，平均年龄为49岁，家庭成员中父母对财务状况最了解占比为68.2%，子女对财务状况最了解占比为13.88%（甘犁等，2015），由此可见，家庭投资决策者绝大部分以父母为主。由于家庭成员不同个体的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分别对父母海外教育经历、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以及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比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2：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3：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H4：父母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5：子女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H6：父母和子女均有海外教育经历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经管类专业背景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理论上说，居民拥有经管相关的专业背景，其对金融知识的了解也就越多，越容易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金融知识较少的居民往往储蓄较少，家庭财富积累较低，因此，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较低（Jappelli，2015），而家庭成员关注金融经济信息及提高金融计算能力则会显著降低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排斥，实现家庭金融的有效释放（张号栋等，2016）;孟亦佳（2014）通過实证研究证明，家庭成员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会显著提高家庭的风险资产参与率，而且居民的金融专业知识也显著影响着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金融专业知识的储备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股票的占有量增多（张号栋等，2014）。萧端和吕俞璇（2018）将家庭成员的专业背景进行细分，得出家庭成员的专业背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的股市参与率，但是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对专业背景的作用力起到约束的效果。已有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专业背景会对家庭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孟亦佳，2014），拥有经管类专业背景的家庭投资决策者其金融素养和金融认知能力更强，因此家庭中对风险资产的参与率以及风险资产的参与度也会相应提高但是随着家庭成员专业背景的增强，家庭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更注重运用专业知识的分析来进行投资组合的配置，而不仅仅是依赖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投资决策者的风险态度（萧端等，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