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词的早期文本传播与语义演化*

霍 新 宾

目前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这一词语尤其是文本何时出现仍有分歧，(1)目前学界对“五四运动”一词及其文本何时出现问题已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参见后文阐述。且对其早期文本传播更是着墨甚少。另外，今人言及“五四运动”一词的语义，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系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广义则包括新文化运动(2)参见许纪霖：《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而现在通常的说法是取其广义概念，并冠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名称最为流行。对此，研究五四运动的美国学者周策纵亦曾指出：“在1919年‘五四’事件发生时，原来并没有这样的用法。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广义的用法便已广泛流传，普遍为人采用了。”(3)周策纵：《周策纵作品集2：文史杂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第180—181页。为什么这种广义用法自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就广泛流传了呢？可惜周先生并未言明。那么，“五四运动”一词及其文本究竟何时出现？其出现后早期文本是如何传播的？语义又是如何由狭义的爱国运动向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演化的？演化动因是什么？其间又有哪些社会力量介入？起了怎样作用？后续影响如何？这些问题的明晰，不仅有助于解决“五四运动”一词何时出现的学术纷争，还可弥补目前学界对“五四”语义演化重于长时段的宏观解读(4)代表性成果有：〔美〕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7—176页；陈卫平：《八十年的“五四”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李少兵：《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洪峻峰：《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欧阳军喜：《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83—240页；马克锋、田耕：《五四运动后三十年知识界对五四观的重新审视》、俞祖华、赵慧峰：《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5—132、133—153页；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言说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罗志田：《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等。，而对其初始阶段鲜有关注的缺憾，五四运动纪念发端时早期话语构建及其演进路向亦由此得以揭示。

一、问题论争：“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最早文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5)《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年5月5日。的游行示威活动。起初，新闻报刊多以“学生界行动”(6)《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年5月5日。、“学生(界)运动”(7)涵庐：《市民运动的研究》，《晨报》1919年5月6日；《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每周评论》第22期，1919年5月18日。、“市民运动”(8)涵庐：《市民运动的研究》，《晨报》1919年5月6日。、“学生(界)示威运动”(9)《学界示威运动之余闻》、顾兆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晨报》1919年5月9日。、“学生(界)事件”(10)参见《学生界事件昨闻》、《学生界大事件昨闻》、《学生界事件与外交团》、涵庐：《再论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晨报》1919年5月6日、7日、8日、14日；《国民大会筹备纪事》、桂生：《北京通信(二)·学生事件之续闻》、《京商界对学生事件之愤慨》、《北京学生事件之小结束》、《北京学生事件之余闻》、庸：《蔡孑民出走》，《申报》1919年5月7日、8日、9日、10日、11日、13日。、“学生(界)风潮”(11)参见霜羽：《北京通信(一)·学界风潮中各方面之态度》、《北京国民大会被阻之别报》《北京大学又起绝大波澜》，《申报》1919年5月8日、10日、12日。名之，并未出现“五四运动”这样的提法。直至5月中旬，这一名词方始显现，至其出现的具体日期与文本标识，目前学界纷争不断。究其缘起，可追溯至1935年5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的《纪念“五四”》一文。胡适在文中率先提出：“‘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民国)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12)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而这个署名“毅”的人就是罗家伦。其后，鉴于胡适在学界的地位与影响，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一词的说法便为后来不少学者所沿袭，乃至今日仍有人奉为圭臬而引用。(13)如周锦编：《中国新文学大事记(1917—1948)》，(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第11页；《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7页；夏宏根主编：《中共党史珍闻》，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173—174页；舒宝璋：《“五四运动”一词的出处》，《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谢冕、李矗：《中国文学之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高力克：《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五四观》，《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范泓：《罗家伦与〈新潮〉杂志》，刘伟茗主编：《带着问号看历史：激扬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32页；俞祖华、赵慧峰：《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44页；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95页；《重寻五四》，林贤治：《夜听潮集》，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等等。但也有一些学者不迷信“胡说”，曾就此展开了颇有价值的“知识考古”。如早在1960年周策纵就认为，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为抗议军阀政客田应璜出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严管各教育团体的决定，在致“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的《罢课宣言》电文中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学生等一任良能，行为良知，知我罪我，今非所计，惟付诸百世后之公评而已。

稍显遗憾的是，周文所引该电文的文献是源自时人事后搜集与编辑来的，并未使用当时一手报刊资料。(14)参见〔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5、393、424页。该书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

26年后，萧超然依据1919年5月20日《晨报》所载的上述《罢课宣言》电文(15)参见《学界风潮愈闹愈大》，《晨报》1919年5月20日。，得出了与周策纵相同的结论(16)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后来，他又借助《罢课宣言》，在1987年11月17日《北京晚报》发文详细论证了前文最早出现于5月18日的说法，并申明：“是否还有早于这个《宣言》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记载呢？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就目前所知，尚未见到。”(17)《“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何处》，萧超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孔凡岭亦持有与周、萧二位先生同样的观点，他依据5月20日《晨报》所载的上述《罢课宣言》电文和《上大总统书》中“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等信息，进而强调这是“五四运动”一词首次见诸报端。(18)孔凡岭：《“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以上周、萧、孔三人的观点遭到了杨琥的批驳。杨琥指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应见之于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中(19)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该电文登载于5月1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其有关“五四运动”一词的表述有两处：一是“五四运动，实为敌忾心之激发，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现”，二是“学生等之集此会，不外互通情愫，互砥学行，共励民风，共维国货，而在目前则一本‘五四运动’之宏旨，合群策群力，以遂我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初怀”。最后，电文文末还署一“寒”字。(20)参见《再接再厉之北京学生·致各省各团体电》，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正是根据这个“寒”字的文电韵目代日，杨琥判定该电文发出的时间为5月14日。

其后，杨琥的“5月14日”新说得到了黄兴涛的认同，他提出另一条资料来佐证，即5月20日《晨报》刊发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中亦有提及“五四运动”一词。不过，黄文注释中只引了康文第三自然段的相关叙述：“‘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了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就中女学界也不少参加入内的”，其实还有一处叙述未得关注，这在康文的开篇：“‘妇女问题’悖时！我们刚提出他来特别讨论，正才发表两三篇讨论他的论文，却遇着‘五四运动’发生。”同时，针对康文文末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19年5月14日(21)参见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晨报》1919年5月20日。，黄先生据此推测：“五四运动”一词实有可能为康白情最早发明，并影响到其同学和朋友，但也有可能是北大新青年之间互相启发的结果，而康使用在先。(22)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以上学者的考证，尤其是将“五四运动”一词出现推至5月14日，这也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日期。此看法尚未完全定论，或有可待探讨的空间，比如其依据的文本缺乏5月14日的原始文献印证，且仅限于5月1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和5月20日的《晨报》。当然，这种用5月19日、20日出现的“五四运动”一词的文本来论证“5月14日”的新说，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稍欠说服力，若能找到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的原始电文和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的手稿，其结论才能得到确证。但不管怎样，新说所援引的5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的“五四运动”一词的文本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意味着“五四运动”一词正式现于报章恐怕不会晚于5月19日，前述孔凡岭的“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报端是5月20日《晨报》的说法显然失真。事实上，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时发现，5月18日《申报》所载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报界函》中就有“五四运动”一词，该函云：

日内北京发现一种传单，内以敝会名义鼓吹无政府主义，阅之殊深诧异。查无政府主义以世界为指归，首先破除国家界限，敝会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则是敝会与无政府主义根本冲突。诚恐该项传单含有别种用意，特函声明。(23)《京学界之最近消息》，《申报》1919年5月18日。

尤须强调的是，该函件是目前所能发现的“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文本。笔者以为，梳理“五四运动”一词的早期文本传播，首先要弄清楚其最早文本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交代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当然，它与“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由此看来，要精准判定“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确是一颇费周折而艰难的事，非下一番细致审慎的考证功夫不能完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五四运动”一词最晚在5月18日已现报端(可能还更早)，也就是说，这个名词在5月中旬就已诞生。

二、单一指称和专题言说：“五四运动”一词的文本传播

自1919年5月中旬文本诞生以来，“五四运动”一词之所以很快流行于社会，报刊、书局起了至为关键的舆论造势的媒介传播作用。综观此时“五四运动”一词的文本传播，主要是通过单一指称和专题言说两种方式进行的。所谓“单一指称”与“专题言说”是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文本的表述方式，通常“单一指称”系指在文本表述中只有一两句话涉及某一词语概念，而专门对这个词语概念的文本探讨，自然也就属于“专题言说”的范畴了。那么，此两种文本传播方式是如何推动“五四运动”一词的普及与流行呢？这首先可从单一指称的概念使用实情及其所呈现的特点来说明。(24)事实上，在早期文本中，“五四运动”一词绝大多数是以单一指称的形式存在的，如前文所提及的5月18日《申报》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报界函》、5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5月20日《晨报》的《罢课宣言》《上大总统书》和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等。

为便于探讨和分析，笔者现将1919年5月下旬至9月部分报刊对“五四运动”一词的概念使用简况整理成下表。

1919年5月下旬至9月部分报刊记载“五四运动”一词简表

文本类别文本题名适用群体涉及领域关于“五四运动”一词的摘述来源报刊评论涵庐(高一涵):《民众运动的目的》学界政治我国“五四运动”不用说是乘民治潮流而起的《每周评论》第33期,1919年8月3日报道《学生代表与苏当局谈话记》学界政治北京五四运动之动机及其经过情形《申报》1919年8月3日宣言《全国学生联合会最近宣言》学界 教育以五四运动之潮流所趋,而吾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诞生于世《申报》1919年8月7日评论默:《速撤山东戒严令》政界政治自五四运动以来,各省之拘学生,捕商民者多矣《申报》1919年8月11日评论默:《京学生讼案与马良》学界 政治自五四运动而后,国民奋起以与政府搏战,吾即谓胜负未可知《申报》1919年8月23日公告《上海学生联合会致各地学生联合会书》学界文化教育溯自五四运动以来,学界怒潮弥漫全国,全国各地学生除组织联合会外,无不发行报纸以扬民气《申报》1919年8月25日报道《中华国货调查会对于设立公售处疏通存货之怀疑》商界 经济其措辞以为五四运动以后,经营劣货各商号,存积劣货多至二千余万《申报》1919年9月1日报道《地方通信二·苏州》商界经济自五四运动后,纱价飞涨,布亦因之涨价《申报》1919年9月2日演说《童子部之爱国演讲》宗教界教育自五四运动以来,举凡救国演讲会等,莫不应有尽有《申报》1919年9月2日报道《津绅商讨论方针之宴会》绅商界政治学生自五四运动以来,并无轶出范围之事《申报》1919年9月5日报道《各路工商联合会之联络》工商界社会团体自五四运动以来,城厢内外各处街道工商界,组织联合会者,次第成立《申报》1919年9月12日评论虞裳:《论说·说工会》工界社会团体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有几处地方的工界常有组织工会的消息《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号合刊,1919年9月15日报道《南京路商界联合会成立纪》商界教育学生自五四运动后,全仗商界出为后盾,始有今日《申报》1919年9月21日宣言《地方通信·松江》社会各界 政治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国人设种种策划,奋起救国《申报》1919年9月27日报道《报界联合会欢迎天津代表》报界政治五四运动以后,罢学罢市罢工……然亦略有成效《申报》1919年9月27日

上表共33篇文章，其中27篇源自当时中国新闻界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报纸《申报》，而分属于新文化阵营、研究系的著名政论刊物《每周评论》和《解放与改造》分别有5篇和1篇。至于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也有胡适、高一涵等新文化健将，但更多的是佚名新闻记者，揆诸他们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情形，不难归纳出如下特点。

首先，皆是单一的概念指称，即指的是5月4日的北京学生示威行动，通常以“五四运动以来”“五四运动以后”等时间表述居多。如上表中涉及这两个时间概念的文章合计有22篇，占文章总数(33篇)的2/3，这似可说明“五四运动”一词文本传播的影响深远，它已成为一种时人言说时间的符号象征。当然，还有一些概念指称是针对五四运动本身而言的，主要用来阐释运动对于所论话题的意义与影响。其次，概念指称呈现的载体形式多样，如公电、通电、通告、宣言、演说、评论、报道等不一而足。这些载体具有公开性、受众多、普及迅速等特点，自然有助于推进“五四运动”一词的传播与流行。再次，适用的群体与范围十分广泛，有工、商、学、政、宗教各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外交等领域。此外，须指出，以上文章仅是当时报刊诸多同类事例的一部分(25)其实，仅《申报》这一时段还有不少“五四运动”一词作为“单一指称”概念使用的文本，因篇幅所限，笔者不拟就此逐一摘述。详情可参见《京学界重行罢课》、《北京学生联合会公电》、《胡仁源长大学问题》、庸：《杂评二·告一段落》、淮阴：《皖省教育界之黑暗(一)》、《上海学生联合会消息》、《京津各界联合会议》、《西人赞助我国教育之感佩》、《全国学生会评议会纪事》、《全国学生联合会消息·终止罢课宣言》、《上海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志趣》、《记刘家麟君追悼会》、《路矿学生欢送同学赴美纪》、《学生联合会总会消息》、《皖省近事》、《反对公卖存货之继起》、《寰球学生会之演说》，分别见《申报》1919年5月22日、6月6日、6月10日、6月13日、6月14日、6月20日、7月6日、7月14日、7月20日、7月23日、7月23日、8月5日、8月16日、8月18日、9月1日、9月1日、9月22日。，它们既是“五四运动”一词流行的见证，也是促进其传播的重要助力。

“五四运动”一词的传播与流行，也离不开专题言说的推动。尽管不是“五四运动”一词的首创者，但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却是目前所见首篇以“五四运动”命名的专论(26)这或是胡适对该篇“五四运动”一词印象深刻的原因所在。。它是在运动“收到实际政治的效果之前”(27)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成文的。在文中，罗家伦开宗明义阐释了“五四运动”的概念与精神，认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并提出关系民族存亡的三种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学生牺牲精神、社会裁制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28)毅：《“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5月26日。此文实开评论五四精神的先河，尤其“突出它的‘反抗精神’”，“实际上是创造出了关于‘五四’的第一篇寓言”(29)〔美〕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第149页。，而更重要的则是，推动了“五四运动”一词的文本传播由先前单一指称的概念使用向专题言说转变。

除罗家伦的文章外，还有些专题文本也值得关注。如1919年6月，浙江省教育会所发行的《教育潮》第1卷第2期“纪闻”栏目就刊有《五四运动记》一文，从“五月四日学生运动的情形”“学生被捕的经过”“各界各省对于学生的同情”“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离京”五方面具体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初始进程。(30)参见《纪闻·五四运动记》，《教育潮》第1卷第2期，1919年6月。其后，搜集原始文献传播五四运动史实便成为一些专题文本的重心所在。8月10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龚振黄《青岛潮》一书即是一例。该书分三册，共15章，主要阐述了围绕青岛问题，北京学生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各省学生、留学生与农工商各界的同盟抗争，且对北京官方的压制、日人态度也有专章涉及，并附有宣言、函牍、公电、外论等材料，(31)参见龚振黄：《青岛潮》第1—3册，泰东图书局，1919年。系辑录当时报章杂志而成，“所收材料由五四起，到五月底止”(32)龚振黄：《青岛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页。。同样例子还有9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察庵编的《学界风潮纪》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编，主要记载五四到六五学生爱国运动的概况及文件。在秉持“上编纪事，但叙事实，不列议论，以存真相”，“下编之文件，录其有价值者，以供研究”的原则下，编者将上编纪事分为学潮酝酿、剧烈、弥漫三个时期，叙述北京、上海及各省的学生运动实情，下编则收录有关学潮的令、电、书、文、演讲、评论等多种文件。(33)参见察庵编：《学界风潮纪》，中华书局，1919年。尚需补充的是，由于对“五四运动”词义认知的问题，该书与《青岛潮》一样虽未能像前述《五四运动记》一文那样以“五四运动”命名，但两者都有提及“五四运动”一词。例如，《青岛潮》云：“学生界五四运动以后，外面虽似沈静，而内部爱国运动，日益扩张。”(34)龚振黄：《青岛潮》第1册，第66页。《学界风潮纪》的绪言和正文也有谈道：“溯自北京〈自〉五四运动，上海六五运动，以迄于今，光阴荏苒，忽忽三月余矣”，“然自‘五四运动’以后，政府对于学生界之正当请求，毫无采纳之意旨；而对于教育根本，反有摇动之主张”(35)察庵编：《学界风潮纪》，第2、11页。。不难看出，以上两书“五四运动”一词的含义仍与前述单一指称文本指涉的大体相同，即系指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运动，这也是“五四运动”一词初现时的原始本义与真实面相。

然而，堪称专题文本典范的还是1919年9月蔡晓舟、杨量工(杨亮功笔名)合编《五四》一书的出版。该书直接以“五四”为名，由北京同文印书局承印，共有“五四运动之前因”“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舆论”“文电录要”“附录”六章内容，被誉为“记载五四运动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在序言中，作者蔡晓舟指出：“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而五四运动的含义亦由以前单指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行动，扩展至因政府6月3、4日大拘捕所激发的持续二十余日的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36)参见蔡晓舟、杨量工编：《五四》，北京同文印书局，1919年；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 五四》，黄山书社，2008年，第99页。当然，这种词义的扩充，既是时人深受五四运动影响而对其认知深化的体现和共识，也是当时报刊舆论造势与传播的结果。诚如1919年10月1日沈仲九在《建设》发表的长篇评论《五四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所言：

一千九百十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几千学生，因为政府对付山东问题，有失败的消息，大家联合起来用示威运动的法子，去表示真正的民意，后来罢学罢市的运动，都是继续这运动的，也都可包括在这个“五四运动”名词内。北京的新闻纸上，替这个运动定一个专名词叫做“五四运动”。这“五四运动”是中国空前的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空前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教育潮，恐怕发源在这运动里面。(37)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

该文还详细梳理了五四运动的特色、宗旨、方法、原因、影响、道德、社会等各方面关系，并且强调通过上述关系“可以见‘五四运动’的新教训新精神，这种新教训新精神却是造新中国新世界的根本”(38)参见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随后，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还对沈文进行了长达十余日的转载(39)参见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0月5日、6日、7日、8日、9日、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16日。，这显然有助于“五四运动”一词的文本传播。事实上，这种带有“回顾”式的专题言说，某种意义上何尝又不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文本纪念呢？

正是得益于单一指称和专题言说这两种文本传播方式的合力作用，加之随着运动纵深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效应，“五四运动”一词很快在当时社会传播并流行起来。其文本传播的影响，可从当时商、学两界的事务活动中得以管窥。如10月26日，上海商界联合总会成立时选用“蓝底白星红字”的五星商旗，就寓有“五族共和”，“并使人不忘五九国耻、五四运动、六五运动等纪念”的意蕴(40)《商界联合总会成立纪盛》，《申报》1919年10月27日。。12月8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开会讨论创办月刊名称问题，理事康白情提议用“五四”二字来命名，其理由主要是“因五月四日为我国青年奋斗之开始纪念日”，且“‘五四’二字已深印于国人脑海之中，用之可以收广告之效用”(41)《学生联合会总会消息》，《申报》1919年12月9日。。尽管康氏主张最终未被采纳，但由此不难发现，至1919年底，“五四运动”一词在文本与社会中流行已是不争的事实，且已成为时人言说和纪念这一事件的标准熟语。

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周年纪念前后的“五四”语义演化

随着“五四运动”一词的逐渐普及与流行，时人对其进行“纪念”式的言说也日渐展开，并不断地赋予其新的意义。相应地，“五四运动”的语义亦开始由“政治五四”向“文化五四”演进。在这其中，早期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研究系以及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师生群体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发生伊始，即被社会舆论赋予学生“干涉政治”的爱国运动的语义(42)参见《大总统严禁学生干政并将被捕学生送交法庭令》(1919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87页；《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年5月5日。。正是本着这种凸显政治意蕴的话语阐释，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发生于“中华长城渤海之间”的“五四运动”因民众觉悟而显示出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作了生动的描述，且评价极高：“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43)《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其言辞颇具宣传感染力，这是青年毛泽东“五四”观的最初表露。

五四运动这种因民众联合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也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许德珩、傅斯年的关注。10月12日，陈独秀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中，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与党派运动，同日而语”(44)一觉记：《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国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一同出席纪念会的李大钊则在演讲中强调五四运动是反侵略与强权的体现，并不仅是爱国运动，而应从人类解放运动的高度来看：“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45)一觉记：《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国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不仅如此，他还于10月26日以“孤松”为笔名，在《新生活》上发文突出五四运动的革命政治地位，并将之提至与“双十”节(即辛亥革命纪念日)同等的高度来纪念。他指出：“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46)《双十与五四》(1919年10月26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3页。据此不难看出，作为五四运动的见证人和领导者，李大钊无疑也是早期五四运动纪念的倡议者与推动者。这也奠定了后来中共纪念五四运动的革命话语导向的诠释模式。曾直接参与领导五四运动的许德珩在11月《国民》杂志上发表《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一文，认为要贯彻五四运动的“打倒军阀，反抗强权，为人类求自由幸福”的主张，“自然是非去脱军阀政阀，实行平民政治不可”，这就要求青年必须“加入劳动阶级的活动”，到劳动阶级中去“和他们打在一片，灌输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成无数个精密完善的团体”，且强调这是“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政阀，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47)许德珩：《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国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71—72页。。同时，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狗和中国人》的随感中亦持有与许德珩类似的认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而且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48)孟真：《随感录·中国狗和中国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相对于政治语义阐释与五四运动发生几乎同步不同，“文化五四”的语义出现要晚些。起初，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是两个不同概念，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五四运动”一词诞生后，“新文化运动”一词已在1919年8月的文本中显现(49)关于“新文化运动”一词何时在中国出现问题，欧阳军喜认为，早在1919年8月31日出版的《星期评论》第13号中，就已刊发了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的武器》的短评，同年9月1日出版的《建设》第1卷第2号中，戴季陶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一文也多次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据此，他指出，从现有史料来看，“新文化运动”一词最早由国民党人提出来的可能性极大。参见欧阳军喜：《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第127页。。不过很快，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关联即被时人所认知和演绎。究其原因，自然与时人和社团因五四运动的促“动”(50)关于五四运动对当时社会的促“动”情状，1919年9月30日，罗家伦在给张东荪的信中曾言：“这次‘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参见《通讯》，《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0月4日。而起来鼓吹“文化运动”的舆论造势有关。如1919年7月20日，蔡元培在《申报》发布的告学生书中，就有“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寄语(51)《京学界将回复原状·蔡孑民君告北大学生书》，《申报》1919年7月20日。。7月30日，日本学生代表团访华时亦函告中国学生界“更当努力奋前为天下率”来提倡“文化运动”而“使中国人民觉醒”(52)《日本学生团致我学生界书》，《申报》1919年8月5日。。8月22日，由王瀛洲、张静庐发起成立的新思潮学社也以“谋社会改革，作文化运动”的宗旨相标榜(53)《新思潮学社不日成立》，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8月18日；《新思潮学社消息》《新思潮学社简章》，《申报》1919年8月23日、9月5日。。9月1日，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的创刊社论中更是直言社会改造的办法应“以文化运动为最要”，而“文化运动尤当是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54)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号合刊，1919年9月1日。。9月15日，李大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也突出了“作文化运动”的必要性，“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他还强调“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55)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其倡导“文化运动”来推进“少年运动”的热情跃然纸上。也正是际此为“文化运动”呐喊的舆论氛围中，不少时人纷纷刊文，以“文化”的语义来阐释五四运动，俨然形成一种竞相言说的“运动”态势。如9月，蒋梦麟在《新文化的怒潮》一文中就将“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当作“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来强调(56)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新教育》第2卷第1期，1919年9月。。11月1日，江苏省教育会所发的印刷品则有“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的内容(57)《演说竞进会演题之解释》，《申报》1919年11月2日；《解释新文化运动》，《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日。。这些话语就赋予了五四运动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和前进方向，含有将五四运动置于新文化运动范畴之意。再加之由于发生时间在前，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动力与起点自然也就成为一些时人的共识。

11月20日，作为研究系“喉舌”的《时事新报》在刊文中就曾论及五四运动对文化运动的促动作用：“‘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的视线，都移注于学界，而学校的自身亦恰能于此时得一种最大的经验和觉悟。发现一种猛进和奋斗的精神，这种现象在‘五四运动’发动点之北京，尤其利害。可见民族自决和思想解放的时期，已由萌芽而入于发展的好现象哩！”同时，该文还专门介绍了五四后“文化运动”的发展实况。(58)TSE：《五四运动后之北京高师》，《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0日。21日，郑振铎、瞿秋白则在《新社会》发文，对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日益发展的强劲势头皆持“极可乐观”态度。如郑振铎在《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中指出：“自‘五四’‘六三’两回运动以后，文化运动的力量，更有日盛一日之势。这真是极可乐观的事情！”(59)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瞿秋白则在《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中这样论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

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骤然澎涨起来，虽然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受了外交上山东问题的激刺，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现在北至北京，东至上海，西至成都，南至广州，许多出版物，许多集会，前仆后继，一天盛似一天，多是为这一种运动所支配的。这一种的现象，固然是极可乐观的。(60)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第3号，1919年11月21日。

很明显，在瞿秋白看来，五四运动不仅推动着新文化的发展，实质上就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在这里，“文化五四”的话语愈趋凸显。至12月，龚均如在《新学生》上发文更是突出强调：“这次‘五四运动’，就是我们新少年驱使大潮头的起点，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61)龚均如：《新少年的新文化大潮头》，《新学生》第1卷第1号，1919年12月。这种将五四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起点的看法，“不仅是当时普遍的认识，也是历史事实”(62)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另外，王奇生也认为“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如12月1日《新青年》的刊文就有这样的表述：“长沙自从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实在不少。”(63)《长沙社会面面观》，《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12月11日《申报》的一篇来自北京的通信也有类似的阐述：“未几遂有五四之役，举国学界联成一大团体，以解放思想改良社会为目的，专从事于文化运动。”(64)市隐：《北京通信·都门教育界近况》，《申报》1919年12月11日。27日，《民心周刊》亦发文认为，正因有了“五四运动之发轫，自今以往，文化运动之势力，方兴未艾，改造社会之工作，且将积极进行”(65)稚嵋：《文化运动》，《民心周刊》第1卷第4期，1919年12月27日。。而1920年1月15日《时事新报》的评论则颇具洞察力：“自五四风潮产生爱国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亦因之扩张。北大登高一呼，全国皆闻风响应，现在关于此运动之出版物，可算盛极一时，思想进步，即此可见一斑。”(66)筱轩：《鄂学生之新文化运动》，《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当然，类似的表述还可从周恩来等人创办的1月20日《觉悟》上的《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中得到印证，“‘五四运动’以后，各处的文化运动，渐渐由冷静里露出些热动的意思”，而“大多数的学生，在那个时候对于天津文化运动将来的发展，都抱着很大的希望”(67)《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事实证明，上述有关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动力与起点的共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时人对“五四”话语的早期认知与建构走向。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谈及五四运动时，亦持有与上述共识大致类似的看法：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68)《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1920年1月29日)，三民公司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历年书牍函电”，三民公司，1928年，第27—28页。

鉴于孙中山在国民党中极其崇高的革命领袖身份与地位，其上述言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自是不言而喻的。同样的认知还可从1920年二三月间《申报》《学生杂志》等报刊的一些记载中得到展现：“自五四风潮以还，其学生之尽力于新文化运动者，不乏其人”(69)《金陵大学续办养蚕速成科》，《申报》1920年2月24日。；“自从五四学潮以后，新文化的运动，一天进步一天”(70)余天栋：《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法》，《学生杂志》第7卷第3号，1920年3月5日。；“自五四而后，新文化运动之声，洋洋盈耳”(71)《浙江一师校长问题之沪闻》，《申报》1920年3月20日。。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强势影响由此不难想见，“文化五四”的话语建构也因而步入正轨。对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有精当的评论：“在段内阁当权时代，兴起了那有名的五四运动，这本来是学生的爱国的一种政治表现，但因为影响于文化方面者极为深远，所以或又称以后的作新文化运动。”(7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333页。尽管周作人的看法系事后回忆，却也真实道出了早期“五四”话语构建由“政治运动”向“文化运动”演进的原因。事实上，这种“政治五四”与“文化五四”的早期话语认知在当时知识界已有体现。1920年3月2日，章士钊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及筹办西南大学意见时，就有这样的抱怨：“现在的文化运动，有许多政治运动的意味，如五四运动、鲁案运动、闽案运动、湖南运动等，都含有政治的色彩很重，而关于学术意味反少，所以他并非纯粹的文化运动。”(73)《西南大学之进行观》，《申报》1920年3月4日。可见，在章士钊的早期“五四”话语认知中，他在承认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其浓郁的政治色彩，而正是这种“政治运动的意味”，某种意义上使其文化运动的属性大打折扣。至此，“五四运动”的语义阐释呈现由“政治五四”向“文化五四”合流与交融的态势，这在随即而来的知识界迎接五四运动周年纪念的文本言说中可得很好说明。

这不妨从4月21日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所作《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说谈起。在演说中，他特别强调五四运动与以往爱国运动不同之处就是其特有的精神，即“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而“牺牲的精神”，则是指要以“牺牲大而结果小”的“青年的精神”来改变“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个“中国人最大的病根”。(74)《陈独秀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4月22日；《陈独秀的五四运动论》，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22日。这种对五四运动的文化精神诠释，实际上是带有激进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话语，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观的政治表达。就在这次演说的20天前，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就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活动、创造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如“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7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可见，在陈独秀看来，尽管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实有密切关联，这就是前者乃后者“影响到政治上”的体现，而“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的五四精神言说即是这种影响体现的真实写照。

陈独秀在中国公学关于五四精神的演讲，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与共鸣。5月4日，国民党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亦发时评纪念五四运动。在时评中，作者在突出五四运动为“爱国运动”的同时，还强调其“牺牲的精神”：“‘五四’运动，全国国民没有一个不承认他是爱国运动，也没一个不愿意加入起爱国运动”，“今天的‘五四’纪念，实在是全国国民牺牲的精神结成的”(76)际安：《“五四”纪念》，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朱希祖在《晨报》所发的《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中也对这种“牺牲的精神”赞赏有加，“五四运动以来，学生渐能一致牺牲，坚忍持久，养成团结奋斗的精神”，并认为运动的“方法固宜商量改良，精神是不可磨灭的”，他还劝告全国学生“运动是仍旧要继续的，一致牺牲的精神是仍旧要坚持到底的”(77)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这种“政治五四”与“文化五四”双语并存的语义阐释，还可从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晨报》《时事新报》同时刊载的黄炎培《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一文中得到印证。黄文借纪念“五四”之机，以“爱国不废求学，求学不忘爱国”“根本救国，必在科学”等建言来劝诫青年，“无论爱国运动，文化运动，勿因收小效而自满，勿因遭小错而灰心，最要紧的，是用绵续不已的精神，采行有效的方法”(78)黄炎培：《五四纪念日敬告青年》，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申报》1920年5月4日、《晨报》1920年5月4日、《时事新报》1920年5月4日。。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多是以“爱国运动”指称“政治五四”，以“牺牲精神”阐释“文化五四”，且展示出“政治五四”“文化五四”两种语义合流并立的格局，只不过“政治五四”居于主导地位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五四”一直处于弱势不变。事实上，此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纪念文本是以“文化五四”，即“新文化运动”来阐释五四运动的，以至于“文化五四”的纪念言说大有代替“政治五四”之势。

早在5月1日，许地山在《新社会》杂志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为“反对政治的强权”而生，其“强处在能够指挥人人向文化运动那条路上前进”(79)许地山：《“五一”与“五四”》，《新社会》第19号，1920年5月1日。。这不仅表明五四运动是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力量，也昭示着其前进的“文化运动”方向，亦即呈现由政治运动向文化运动演进的趋势。这种“五四”语义的演进趋势，在5月4日《晨报》所载的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中表现最为鲜明：

去年五月四日，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盖无可疑，价值安在？则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是已。“五四运动”，本不过一种局部的政治运动，其成功亦远不逮运动者之所预期。然而无损其价值者何也，则以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一年来文化运动盘旋于国中，什九皆“五四”之赐也。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故吾以为今日之青年，宜群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80)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梁启超的上述评论，可谓点明了他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浑然一体”的看法：作为“一种局部的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原动力，而且还造就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一年来文化运动盘旋于国中，什九皆‘五四’之赐也”即是明证。因而在梁启超看来，今后若保持增长“五四”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亦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说梁启超的上述纪念言说中，尚带有“文化五四”“政治五四”两种从语义系统过渡痕迹的话，那么以下的纪念文本则完全是从“文化五四”的意蕴来进行语义阐释的。如5月1日，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刊发的《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以五四运动为集中点的文化运动旗帜，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大的纪念，比起十年前阴历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运动，可以说是毫无逊色，可以说是有同等价值。”(81)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1920年5月1日。5月4日，他又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力主以“新文化”语义来纪念解读“五四”，认为五四运动标榜的是“文化”，“去年五月四日，是新文化对于旧势力、平民主义对于官僚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对于侵略主义举行大示威的日子。由这一个大运动，才能唤醒许许多多青年，鼓起对于旧势力宣战的决心”。(82)季陶：《“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这就将五四运动的语义赋予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同日，记者陈溥贤在《晨报》发表《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的评论中亦强调，“‘五四运动’绝不是褊狭的爱国运动，也绝不是无聊的政治运动”，而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所以在文化上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很重要的使命”，这种文化使命主要有两种，“第一是要求社会的解放，第二是要求国际的公正”(83)渊泉：《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晨报》1920年5月4日。。

上述“文化五四”的语义阐释，应是正面立论，但也有些是从反思的角度来说的。这不妨以罗家伦、郭绍虞、顾颉刚等在《晨报》发表的纪念“五四”周年的文章为例。如罗家伦指出，五四运动的失败是“由于文化运动的基础太薄弱的缘故。因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84)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郭绍虞在强调五四运动“确可以算是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的同时，也承认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有限，“若使是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已经能够觉悟的人，似乎用不到叠床架屋的出版物，用人云亦云的文字来聒闹他；中国人本是有‘名词万能’的习性，现在一些‘解放’、‘改造’……的名称，差不多已成为滥调，而于一辈不识不知的下层社会，还是丝毫不能领受。一方面已苦其繁复，一方面却依然寂寞，这样的文化运动，大家都挤向一条路上走去，亦未免太不经济了”。(85)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殖事业》，《晨报》1920年5月4日。顾颉刚亦持同样说法：“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有力，但只限于学界一部分人。”其言外之意是新文化运动并未普及到群众中去，因而他建言开展“最紧要着手”的教育、学术运动来推进新文化运动。(86)顾诚吾：《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其实，罗、郭、顾三人这种借“五四”周年纪念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做法，在他们潜意识里，已经暗含着将“五四运动”一词的语义延展为“新文化运动”了，亦即所谓的“文化五四”。

除报刊纪念文本外，“文化五四”在纪念活动的演说中也有体现。5月4日，北京大学召开“五四”周年纪念会，主席鲁士毅解释说，会场白旗上的红色“五四纪念”四字即寓有“学生文化运动之精神”(87)静观：《北京通信·记北大五四周年纪念会》，《申报》1920年5月8日。的意思。随后，瞿吉英的纪念报告亦含有“现在吾人应取之目的在于文化运动”(88)《五四纪念之学生行动》，《新京报》1920年5月5日。的类似内容。而全国学联总会会长段锡朋则在演说中指出，五四运动“系应世界潮流而发，实为民族自觉之先声”，并强调日后纪念“五四”“须用文化运动”来实现“真正平民主义”的目的，也就是说要“推广平民教育及出版事业，使国民普通觉悟养成有力的群众运动，为各种改革的基本”。段氏的演说很精彩，以至于“鼓掌之声不绝于耳”。(89)《京学生五四纪念会开会详情》，《天津益世报》1920年5月5日；《专电·四日北京电》，《申报》1920年5月5日。除段锡朋外，另有十余人亦相继演说，其大意不外将“文化运动”作为“此后应取之方针”(90)《京学生之五四纪念会》，《时事新报》1920年5月7日。的主题来展开。

然而，还应指出的是，上述早期“文化五四”的语义赋予并未有统一标准，而是带有各说各话的随意性，甚至有时连言说者本人也不十分清晰，诚如1920年3月瞿秋白在《新社会》上的文章所言：“‘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新名词——最时髦的名词；可是，文化是什么？运动是什么？文化运动又是什么？讲这个问题好不容易解答。从五四，六三……以来，种种运动，常常被人叫做文化运动，我们现在真不能知道这些运动是否文化运动，真不能知道这些运动能有什么样的结果。”(91)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新社会》第15号，1920年3月21日。5月13日，胡先骕在《公正周报》发文亦有同感：“甚有因五四学生运动，遂谓学生运动为新文化者。”(92)胡先骕：《新文化之真相》，《公正周报》第1卷第5号，1920年5月13日。当然，这与时人对“新文化”词义认知模糊大有关联。对此，1920年2月23日，包世杰在《时事新报》直言道，“五四以后，对于文化运动，是盲从附和的，多过真实研究的”，而这种“盲从附和的文化运动，不足以感动社会，反招了许多的反对，而真的文化运动，反被迷乱了，不能使社会确切看得清楚”(93)包世杰：《文化运动？还是爱国运动？》，《时事新报》1920年2月23日。。8月15日《少年中国》刊出的陈启天的文章亦有精彩评论：“‘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究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94)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类似看法还可从9月15日《改造》所发的《新思潮我观》一文中得以证实：“恰好去年为山东交涉问题，霹雳一声，而有‘五四’及‘六三’的运动，居然风动全国，大家以为是一颗救星到了，什么不能解决，不能办的事，都可用新文化运动来办，来解决。”(95)寓公：《新思潮我观》，《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不可否认，此文同瞿秋白前文一样虽将“五四”“六三”分开为两种运动来指称，但并不影响其文本所透露出的时人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密切关联的话语认知与构建。上述言论大体可反映出“文化五四”早期语义演绎所带有的人云亦云的模糊宽泛特征，这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充分拓展的言说空间，后来五四运动成为言人人殊的时髦名词的主因即在于此。

四、余论：“五四”语义早期演化的后续影响

综上可知，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前后，是“五四运动”一词语义由“政治五四”向“文化五四”合流与演化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至少有四种社会力量起着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一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以及他们创办的《新青年》《新社会》等杂志为后援；二是孙中山、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及其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作助力；三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主要以《晨报》《时事新报》为阵地；四是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师生群体，如蒋梦麟、傅斯年、朱希祖、罗家伦、段锡朋、鲁士毅、许德珩、郑振铎、顾颉刚、郭绍虞等人。综观这四种力量的群体构成，尽管不乏派系林立，政见纷歧，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基本上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参与者、同情者和支持者，他们往往能够集结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旗帜下，求同存异，相互支持，南北呼应，共同推进“五四运动”一词的早期语义演化，为其增添“新文化运动”的基因。这种语义增添，反映了言说者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评价，而渗透其间的还时常伴随着个人或政派的趋时主张和观察。当然，这些对五四运动的趋时言说，其语义分野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除了早期共产主义者“政治五四”的革命话语相对明显外，其他力量多强调的是“文化五四”。正因上述诸社会力量的合力演绎，“五四运动”一词不仅得以迅速传播与流行，语义阐释更是呈现政治与文化合流与交融的演进态势，这就开创并奠定了后人对五四运动认知与纪念的基本话语范式。此种话语范式的后续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早期语义中的“文化五四”话语影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的生成。如前所述，五四运动“其实是一种新文化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等流行说法即已含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内涵的意思，只不过是时人多将这两个概念单指来表述罢了，至于将两个概念合称为被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很可能要追溯至国民革命时期。1926年12月，陆定一在《中国青年》发表《评性教育运动》一文就曾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其原文如下：“这派(指张竞生为代表的‘性史派’——笔者注)的形成，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从五四以后接受新思潮的人的分化，使一部分跑到政治运动的路上，而另外一部分则钻进了文学与艺术的圈子里。”(96)定一：《评性教育运动》，《中国青年》第6卷第22号(第147期)，1926年12月，第595—596页。须指出，这里所引陆定一文章的具体出处信息系笔者推断而得。经核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大成故纸堆等多种文献资源，笔者发现其收录的《中国青年》所刊的陆文来源并无具体卷号、期数及出版时间，这是该期封面版权页缺失所致。另据1927年中国青年社刊印的《中国青年汇刊》目录显示陆文在第147期，这与2014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收录的《中国青年》所载陆文的期数是一致的，但同样也是由于封面版权页缺失而未能显示具体卷号和时间。鉴于此，笔者根据《中国青年》第145、146期合刊(即第6卷第20—21号合刊，1926年12月20日出版)、第148期(即第6卷23号，1927年1月1日出版)所提供的信息即可判定，陆定一的《评性教育运动》应刊于《中国青年》第147期(即第6卷第22号)，出版时间应在1926年12月20日至1927年1月1日之间，但由于版权页缺失，笔者姑且将出版时间定为1926年12月。由此看来，《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页所注明的同题文章载于《中国青年》第6卷第23号(1927年1月1日)的看法可能有误。这是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文章。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合称概念逐渐被《申报》《北斗》《新文化》等多种报刊所提及(97)参见文：《萍影社之“萍影”》，《申报》1931年3月27日；寒生：《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雯：《圣诞献辞》，《申报》1934年8月27日；章渊若：《民族复兴中之公民教育问题(三)》，《申报》1934年9月5日；汪德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及其补救方法》，《新文化》第1卷第7—8期合刊，1934年8月25日；李麦麦：《五四运动纪念论梁漱溟》，《申报》1935年5月4日。，其中尤以1937年6月陈伯达在《认识月刊》创刊号所发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影响最为深远(98)参见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第1卷第1号“思想文化问题特辑”，1937年6月15日。。只不过，此时陈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时间上限已摆脱了那种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起点的早期认知，而代之以“《新青年》为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99)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1936年9月)，《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当然，将《新青年》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的主张并非陈伯了，陈伯达这一看法实为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100)如齐燕铭就主张“追溯‘五四运动’，应当是以‘五四’时代中心刊物——《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期(一九一五)为起点”；胡绳亦指出：“五四运动虽然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为爆发点，但是我们对于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时间性不能看得太机械了。我们把《新青年》的创刊(在一九一五年九月，那时还叫《青年杂志》，直到一九一六年九月才改名为《新青年》)看做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开始是比较妥当的。”参见燕铭：《五四运动之历史的意义》(1937年4月27日)，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胡绳：《五四运动论》(1937年4月30日)，《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日渐盛行，并成为学界一直沿用至今的学术惯用语。

其二，早期“政治五四”与“文化五四”语义的分指或合称，决定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五四”话语阐释的基本路径与方式。中共成立后，陈独秀、李大钊仍一如既往坚持早期“政治五四”的革命语义。如1923年5月2日，陈独秀发文纪念五四运动，指出“‘五四’的真价值”在于其“牵到一切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运动，一时颇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101)独秀：《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向导周报》第23期，1923年5月2日。。5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五四”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彰显其“政治五四”的革命话语导向。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为此，他呼吁学生应努力做好二事：一是“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是“对现政局立于弹劾的地位”，这样“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102)《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晨报》1923年5月5日；《京学界举行五四纪念》，《申报》1923年5月8日。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五四”话语阐释呈现政治与文化语义并重的特点。1924年4月19日，陈独秀、毛泽东在联名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中就有指示：“‘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103)《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568页。1925年5月3日，瞿秋白在《向导周报》发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主要针对社会流行的“文化五四”认知，他主张应重视“五四”的政治意义：“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104)双林：《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周报》第113期，1925年5月3日。。1926年4月，中共中央在有关“五四”纪念日宣传工作的通告中，既有“‘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的政治话语，也有“恢复‘五四’精神的口号”(105)《中共中央通告第×××号——关于五月各纪念日之宣传工作》(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715页。这样的文化语义。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纪念“五四”除继承反帝政治话语外，还提出“文化革命”的主张。1932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有关“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指出“五四运动开辟了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期”，同时还明示要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亦即“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用作“文化上肃清封建残余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武器”(106)中央宣传部：《五一、五九和五四运动纪念宣传大纲》(1932年3月29日)，《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110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达首创。早在1919年12月，有人已提出“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由《新青年》鼓吹”的看法(《随感录·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1920年8月，朱朴、王无为在《新人》发文亦持有类似观点。如朱朴曾言“《新青年》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锋，开发新思潮的动机”，王无为也认为“出版物以文化运动为旗帜的，要算《新青年》最早”(朱朴：《六种杂志的批评》、王无为：《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批评(中)》，《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很明显，以上主张虽是针对“文化运动”而非“五四运动”而言的，但对后来《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的流行说法形成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

5月20日，瞿秋白在《北斗》上发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文更提出开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主张。他认为“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方面，也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它绝对没有能力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反帝国主义的及封建的文化革命的任务”，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107)易嘉：《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文化五四”的语义阐释愈加突显。1939年4月28日，艾思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一文，强调“五四文化运动所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108)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新中华报》193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则强调：“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一种表现形式。”(109)毛泽东：《五四运动的二十年(一)》，《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1939年5月1日。刘少奇亦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就是“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110)刘少奇：《五四运动的二十年(六)》，《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1939年5月1日。。中共这种突出“文化五四”观，最终在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得到了权威阐释：“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15日)，《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

由于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论》便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五四话语阐释的基本指针。如1947年5月4日，新华社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社论就强调，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它“发起了中国的文化革命，打倒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创造了民主主义的新文化”(112)新华社：《“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5日；《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5月6日。。1949年4月15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纪念五四三十周年通知中更明确指示：“纪念‘五四’，应当号召全国青年学习与宣传‘五四’以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学习与宣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以便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直至今天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中，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在中国取得胜利的真理。”(113)《解放区青联、中华全国学联发出关于纪念“五四”通知》，《新华日报》(太行版)1949年4月19日；《解放区青联与全国学联通知扩大举行“五四”纪念》，《晋绥日报》1949年4月19日。事实上，毛泽东这种将五四运动作为划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水岭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着新中国“五四”话语阐释的基本走向。

当然，早期“五四”纪念话语范式的后续影响还不止以上两方面，从今日中国耳熟能详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114)参见***：《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阐释中也能觅出其“印迹”。综观此五四精神阐释既含有“爱国”“进步”的政治语义，也蕴藏着“民主”“科学”的“新文化”因子，可谓是“政治五四”与“文化五四”的耦合体。由是观之，尽管历经多变，但“五四”语义早期演化所奠定的时人借“政治五四”来言说“文化五四”，进而表达其政治文化诉求的进路至今仍清晰可辨，影响深远。因而，考析“五四运动”一词的语义原态及其流变，或能有助于更好地审视百年“五四”历史记忆与话语构建的演进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