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与路径——重温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的思考

萧 冬 连

邓小平南方谈话转眼已过去了30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世势已沧桑巨变，这30年中国经济腾飞和崛起的速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过，即使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我们可以举几组数据来说明。1991年中国GDP总量为22005.6亿元，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已达1015986亿元。201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202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1》，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中国的发展奇迹始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然而，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的发展或许会是另一种情形。

当然，中国奇迹的造就在为中国未来发展奠定厚实基础的同时，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中，社会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这也是中央近年来特别强调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之一。本文梳理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进而联系中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起飞的历史进程，考察影响财富分化的主客观因素，最后就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谈些个人的理解。

一、历史地理解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

有些人将社会财富分化归因于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这是对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构想的片面理解，忽略了政策设计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复杂关联。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共同富裕问题有过这样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有三个基点。第一，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为此，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局面，为发展提供持续的刺激和动力；需要遵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从部分地区寻找率先突破的机会。第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邓小平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能够做到先发展的地区帮助后发展的地区。至于如何让先富帮后富，他举例式地提到通过税收工具来实现。第三，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置于一条时间轴上，并制定具体时间表，设想在20世纪末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但强调“太早这样办也不行”。

邓小平最早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在1978年9月20日与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谈话时。他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7页。在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正式提出这一政策，他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这个政策的提出，与当时酝酿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改革是一致的。目的是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在经济中引入激励机制，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释放发展动力，形成示范效应和追赶局面，达到增加财富总量最终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物质刺激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因此把利益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一个大胆突破。

实践表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确实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政策。它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把人们积蓄既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为经济改革开拓了政策空间。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出现，自然地拉开了收入差距。这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城镇个体户、农村万元户、乡镇企业高薪管理者以及雇工经营大户的出现，曾引起很大争论。对此，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回应：“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8页。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大众参与、大众共享的改革，先富起来的人群包括一批城乡边缘人，数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已经出现一些利用价格双轨制寻租套利的现象，但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产生根本影响。

邓小平最关注的还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历史和地理环境决定的。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但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把大家都绑在一起，地区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正如1979年4月习仲勋所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6)《习仲勋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3页。邓小平看到了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机会。中央推行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政策，不仅体现了局部试验、渐次推广的渐进式改革策略，也体现了一种自觉选择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先行开放也是一种特惠。纳入开放范围的城市和地区政府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开放试验区在税率、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这就使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不仅有地理区位的优势，而且有政策倾斜的优势，同时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对内地省份的人才、资源具有虹吸效应。因此在1985年决定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时，内陆省份有过抱怨。当时中央领导人认为，事情只能一步步走，中国的事情要是大家都挤在一起，就搞不成了。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说服内地顾全大局。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7页。这种梯度开放开发战略可能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较多的一个做法。

邓小平不是没有想到可能出现收入差距过大乃至走向两极分化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364页。这并非自相矛盾，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没有差距不行，没有差距就没有发展，但差距过大也不行，将引发各种矛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邓小平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时邓小平不再特别担心能不能发展起来，他说：“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第1364页。他关注的焦点转到财富分配问题，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比原来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困难。

二、体制转轨和经济起飞中的财富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需要放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起飞的进程中考察。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快车道。经济改革从局部试验为主进入到整体推进阶段，改革的重心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先行发展到体制内攻坚克难。一系列重大改革陆续推出，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发展证券、债券、期货、保险等资本市场；实行分税制改革，重构中央与地方财政结构，增强中央管控经济和转移支付的能力；取消价格双轨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汇率并轨、加入WTO，全面开放对外贸易；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其深刻程度与8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主要发生在这几十年。

举其荦荦大者，第一，经济结构的变化。90年代改革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所谓“放小”，即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改制；所谓“抓大”，就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也在90年代后期全面改制, 多数转成民营企业了。(10)洪虎：《我所了解的国家体改委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1—113页。中国经历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国退民进”的转型，由此营造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截至2017年底，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11)《民间投资“两稳两优”前景好》，《人民日报》2018年9月7日。。

第二，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大批涌入，201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次于美国(12)张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外商直接投资(二)》，《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12月15日。。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入世”后的前5年，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依存度在2003年首次超过50%，2006年达到峰值67%，此后平稳回落(13)《我外贸依存度降至50.1%》，《人民日报》2012年2月16日。。“入世”10年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近13倍(14)《关键词：加入WTO》，《人民日报》2012年11月6日。。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自己也成长了一大批跨国公司，2018年有2万多家企业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3.7万多家企业(15)《“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人民日报》2018年5月20日。。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产业链。

第三，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2021年末，中国城镇就业人口超4.6亿，农民工总量2.9亿，(16)《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2年3月1日。占到了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63%。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1年的64.72%(17)《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 ；《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2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2年3月14日。，40余年增长4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对于社会变迁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第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铁路运营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长到2021年的15万公里(18)《委员履职，从学习起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2日；《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2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2年3月14日。；高速铁路从无到有，截至2019年底，高速铁路达3.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0%以上(19)《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12月7日。。公路通车里程从1978年的89万公里发展到2018年的485万公里；高速公路2019年末达到15万公里(20)《从“用脚丈量”到日行千里》，《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0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日报》2020年12月7日。。2020年，75个典型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30521.13平方千米，较1972年扩大了7.46倍，扩大面积达26914.88平方千米(21)《一目了然！我国75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近50年扩大7.46倍》，中青在线，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1-03/04/content_Zy3QLu2qe.html。。

第五，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尽管学界的描述不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推进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快，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当同质化的社会逐渐分化为由不同阶层构成的多元化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动过程，向上流动的空间缩小和阶层固化的问题已经引起关注。

毋庸置疑，正是市场化和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了中国持续20年的高增长，尤其在2001年至2010年间，GDP年均增速高达10.54%，(22)李建伟：《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和发展也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如过度追求GDP增长，社会发展滞后，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粗放型增长导致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等等。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就提出中国应当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客观上这个过程难以完全避免。

所谓发展不平衡，最受关注的是收入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问题。不能认为任何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是不合理的。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不仅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来源。市场经济给企业、个人提供足够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和足够强的激励，让其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这正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高效率的奥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变动与经济持续高增长同时发生，说明二者总体上是正相关的关系，大多数人都分享了发展的成果。1978年至2018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7.4%和7.3%(23)宋晓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贫富差距》，《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12月下。，与改革之初相比，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均有增长，大多数人的日子都比过去过得好，这是事实。然而收入和财富过快分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基尼系数为0.16。80年代后期，基尼系数开始上升，90年代以后快速上升，2000年首次突破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17，2006年达到0.496。(24)刘玉安：《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享发展”——中国政府共享理念发展变化研究》，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4—65页。

经过40多年的实践，我们对如何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有了比较系统的政策和成功的经验。然而对于如何分好“蛋糕”，把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民总收入的分配中，劳动要素所占比重是逐年下降的。与1992年相比，2008年国民总收入分配中企业所得的比重由19%上升至25%，增加6个百分点；政府所得的比重由16%上升至18%，增加2个百分点；居民所得的比重则由65%降至57%,下降8个百分点(25)张焕波：《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郑新立主编：《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3页。。一些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形成了逆向调节机制，例如财税体系未能充分实现收入再分配功能；普通储户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金融体制中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编制内与编制外两种劳动用工制度拉大了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城乡行政分割造成农民工与城镇工人在收入和保障上的巨大差别；等等。

一些学者强调，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引发了问题。这有一定道理。同时不得不承认，分配不公现象是与市场化转轨相伴生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或个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个人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寻租现象比较少；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大大缩小寻租规模。在经济转型时期，旧的制度已不起作用，新的制度正在建立，市场比较无序，寻租交易往往会取代部分市场，为一部分人赚快钱提供了机会(26)赵富林：《警惕：房地产领域的寻租行为》，《中国房地产金融》1994年第4期。。渐进式改革是中国唯一可能的选择，事实证明它是成功的。然而，改革本身是一场巨大的试验，在此过程中始终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再好的方案设计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双轨制造成新旧体制的摩擦和漏洞，“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纠缠在一起，为利用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变现提供了巨大空间。

三、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共十八大以来，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3年2月3日，国务院转发《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将分配制度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最引人关注的是首次提出了三次分配的概念。与此同时，比较密集地推出了一些整顿经济秩序和反垄断的举措，引起了广泛热议。

其实，促进共同富裕并非突然提出来的新话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央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作了许多努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逐年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先后启动，以推动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到2006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并覆盖更多人群(27)参见宋晓梧：《亲历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改革》，《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第585—601页；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70年演变及展望》，《中国劳动》2019年第10期。。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矛盾。更令人瞩目的还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以2010年国家贫困标准计算，1978年至2019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0.6%，农村贫困人口从7.7亿下降到550万，减少近7.65亿，贫困发生率平均每年降低2.4个百分点,2020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28)《〈中国减贫四十年〉研究报告发布》，《人民日报》2022年4月1日。。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也有变化。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共十六大虽然继续沿用了这一提法，但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作了区分，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07年中共十七大不再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这反映出决策层对收入分化趋势有进一步的认知和回应。

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首先，中国社会收入和财富分化趋势未彻底扭转。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30)《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就〈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有关情况答记者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shgqhy/202109/t20210930_1298549.html?code=&state=123。但仍高于国际警戒水平。其次，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202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2万元，只占人均GDP的44%，(31)《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1年3月1日。与一般发达国家60%的占比相较有很大差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难以形成消费主导经济的格局。再次，收入差距过大已引起普遍关注。中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也有了比过去更大的政策空间。无论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还是缓解社会矛盾、维护长治久安，抑或提振内需、构建消费主导的发展新格局，把共同富裕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都是必要的，对此不必作过度解读。

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均衡。共同富裕只能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实现，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逐步”。共同富裕是一个只能逐步推进的长远目标，如果采取运动式做法，必然伤及经济稳定和发展势能，结果适得其反。二是“发展”。共同富裕的基础是持续的发展，继续把蛋糕做大。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许多问题在增量中解决较为容易。没有增量，只在存量上做文章，腾挪的空间很有限。三是“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能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一些问题的出现而发生动摇。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只要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2)《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实行统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为什么会成为主流思潮？当时的思想界都有两个愿望：一是强国，实现工业化赶超；二是均富，避免社会两极分化。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信仰。实践证明，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共同富裕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对此我们应当有坚定的认识。当然，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原始的崇尚丛林法则、野蛮生长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也抛弃了原始市场经济。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起飞，也将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

解决贫富分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效率，劣势在于分配，因此必须有一些社会性政策对其加以校正。经济学上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认为，在工业化早期，收入差距会迅速拉大，而在增长的后期，差距将逐渐缩小。一些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后，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个假说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证明，经济的增长不一定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美国的收入差距在1933年开始缩小，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美国政府强力干预的结果。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和社会矛盾，出现了持续20年的黄金时代。1973年以后凯恩斯革命宣告破产，新自由主义兴起，贫富差距再次拉大。美国人均GDP早已超过6万美元，收入分配情况却进一步恶化，这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分配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与长期存在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等的应用误区密切相关(33)宋晓梧：《走向共同富裕》，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817.html。。共同富裕只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分配问题。在现代国家，政府在收入再分配领域负有主体责任。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来解决至少缓解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之类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提出什么口号，或者开展什么运动，而在于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孤立的，必须依赖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如改革过时的不合理的二元社会体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急切的民生问题等。同时推进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文重温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联系体制转轨和经济起飞的历史进程，考察影响财富分化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在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上存在两方面的事实，总体上人们普遍分享了发展的成果，但收入差距过大且分化迅速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只能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实现，决不能在根本发展道路问题上产生疑惑。实现共同富裕不能采取“一刀切”和搞运动的方式，而应着重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改革过时的二元社会体制，同时推进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