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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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逐步将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因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然而，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使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的中共面临严峻考验。因应时局环境和历史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完成了国家政权的“进场”，进而重建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秩序，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使新政权的根基空前稳固。

中共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上述政治目标，又如何根据环境变化将这一实践不断向前推进，是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的学术问题。这种关注随着近年来有关治理理论、认同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讨论的不断深入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发展而进一步高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方面的成果作出尽量完整齐备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有选择地展开学术评论，努力反映党史研究之独特性和历史研究之一般规律，关注各种研究成果之间的共同特征、相互联系及其所呈显的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问题”“主题”或“议题”(2)参见吴志军：《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一、史料汇编与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要想巩固政治上的统治，就需要进行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就需要和长期以来支配中国社会的狭隘的地方观念展开面对面的较量”，从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3)〔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2页。。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综观已有资料汇编和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从党史学术史角度而言，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城市接管的角度考察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接管的史料汇编工作受到重视，相继出版了两套具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套是第八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城市接管亲历记》(再版时名为《回忆城市接管》)。该书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通过生动翔实的回忆资料，尤其是具有统战特色的资料，凸显各方面人士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心态及其对新政权的认识过程，展示接管各大中城市的历史全景，反映中共在政权建设、城市管理、社会改造等方面的成绩。(4)参见《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城市接管》(上、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另一套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史工作部门和中央有关单位协作编纂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专题资料丛书。它收录了从准备接管城市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接收、管理、改造、建设城市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献、亲历者回忆和统计资料等。(5)这套丛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组成部分，包括中央卷、部分省级地方卷和城市卷。

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相关成果大量涌现，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城市接管政策出发进行整体性研究。斯坦纳(H.Arthur Steiner)早在1950年便较为详细地考察了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认为通过这些政策的执行，新政权开始介入城市社会，初步实现了城市社会整合(6)参见Steiner, H.(1950).“Chinese Communist Urban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1), pp.47-63。。张伯伦(Heath B.Chamberlain)通过对比分析天津、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领导群体与组织机构情况，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工作政策的演进过程，以及中共中央如何实现其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整合之目的(7)参见Chamberlain, H.“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Urban China: A Study of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ree Cities, 1949-53,” in Scalapino, R.(eds.) (1972).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245-301。。思嘉从1949年各大城市的解放过程和随后面临的社会状况出发，详细描述了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各阶层民众的反应(8)参见思嘉：《大接管》，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些研究从总体上勾勒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接管政策下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情况，但主要停留在宏观政策梳理层面，忽略了一些历史细节，遮蔽了一些复杂因素。

其二，从接管一座城市的个案中探讨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成效。傅高义(Ezra F.Vogel)从分析解放之初广州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出发，考察中共如何借助各方面力量克服困难，最终实现对这一“后解放区”的接管，建立新的政权体系，并初步整顿地方社会(9)参见〔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2页。。何浩以北平城市接管为研究对象，讨论社会基体再造过程中，社会上下不同层面的调整和变动(10)参见何浩：《接管天下——北京市城市接管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3辑(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2—33页。。王绍光以武汉市为例，认为高度自主性和内部团结性是新政权在面临众多束缚的情况下，仍能迅速进行制度变革，贯彻国家意志，有效汲取社会资源，取得以往政权所没有的国家建设成就的根本原因(11)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熊阿俊、郭为桂以“组织嵌入”为视角，对中共进入成都后有效应对挑战、完成接管改造，进而实现政权建构、社会整合的内在机理和具体程式进行了考察和解释(12)参见熊阿俊、郭为桂：《组织嵌入：1949—1953年成都的政权建构与社会整合》，《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以上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某一具体城市的接管工作为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述城市接管建政情况和社会改造成效，更为翔实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工作的历史图景。

其三，从“人”的角度研究城市接管中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情况。崔丹考察了中共如何通过刚性与柔性两种方式的交互融合，在接管和改造过程中促使旧职员逐步了解、认知和认同新政权(13)参见崔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旧职员政治认同研究(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梁丽辉以社会史为视角，研究天津工人在与地方、国家互动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主体性作用及其对新政权方针政策的影响，从而凸显新政权建设与城市社会改造的复杂性和艰巨性(14)参见梁丽辉：《新旧更迭中的巨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16年。。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通过对上海工人的研究指出，解放之初的经济困难和新政权对工人阶级“政治特权”的公开承认，促使上海工人的抗争活动十分频繁。民兵组织因此得到重视和发展，在上海接管建政与社会治安整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15)参见Perry, E.“Masters of the Country?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n Brown, J.and Pickowicz, P.(eds.) (2007).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59-79。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中的人，通过凸显“人”在城市接管建政与社会改造过程中的角色、作用和变化，能够拓展与深化既有研究，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视角。

(二)从群众运动的角度考察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延续革命传统，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动员人们参与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工作。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1992年编写的《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论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维护社会治安和巩固新政权的作用(16)参见《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1949—1959)》一书通过收集整理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相关史料，揭示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中的重要意义(17)参见《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1949—1959)》，群众出版社，1994年。。傅高义认为，中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沿用革命斗争的方式，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不仅成功实现对地方的控制，而且“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安全感”(18)〔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57页。。杨奎松进一步指出，在抗美援朝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下，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宣传动员深入到单位和居民之中，各阶层民众都被组织起来，新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因此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19)参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250页。。

抗美援朝运动对新政权整合社会资源和改造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问题不可或缺的方面。早在1954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便将1950年至1953年间，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文件、各省市抗美援朝运动基本情况以及抗美援朝大事记等，汇编为《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展现了中共通过宣传动员和资源整合，使新政权进一步向社会渗透的过程(20)参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2000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出版《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一书，再现了这场运动对于激发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提升国家认同感、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21)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弗雷德里克·泰维斯(Frederick C.Teiwes)认为，朝鲜战争为中共全面进行政权巩固与社会改造工作提供了良好契机，新政权由此强化了“社会计划”，更为深入彻底地渗透到地方社会各个领域(22)〔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73页。。周杰荣(Jeremy Brown)亦有同样看法。他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社会运动的合理性，促进了新政权的巩固和地方社会的治理(23)参见Brown, J.“From Resisting Communists to Resisting America: Civil War and Korean War in Southwest China, 1950-51,” in Brown, J.and Pickowicz, P.(eds.) (2007).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105-129。。侯松涛则通过详细剖析抗美援朝运动中社会动员的过程和模式指出，这种动员几乎容纳了新政权革故鼎新的全部工作，是与国内一切工作相结合的“全能式大动员”，不仅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大大整合了整个社会，为巩固新政权建立了牢固的基础(24)参见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

城市民主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发动的以城市工矿企业、行业和街道为中心的社会改造运动，对于城市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张群梅结合社会治理理论，探讨了开封市街道民主改革运动与城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她指出，街道民主改革运动直接催生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要素，从而使国家权力成功进入城市基层社会，城市治理亦开始“走出‘前解放’状态而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范畴”。(25)张群梅：《街道民主改革运动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以新中国初期的开封为个案》，《史学月刊》2017年第4期。这是将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政治运动相结合的一个成功尝试。这种学科交叉融合可以更为准确地抽象出某一具体运动中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成效与意义。霍晓玲通过对比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认为，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后者的延续，是中共为巩固城市政权而进行的解放群众的工作(26)霍晓玲：《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以河南开封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7期。。林超超等考察了新政权如何在群众运动中改造旧工人，借此重塑工人阶级队伍，使其“意识形态化”，成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同时加强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整合(27)参见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任云仙：《新国家与旧工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国工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6期。。

“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对城市政权巩固与社会改造同样至关重要，而中共拒腐防变的自我革命则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1952年，人民出版社收集“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一些文件资料，先后出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二书(28)参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人民出版社，1952年。。进入21世纪后，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下，全国各省市党史部门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资料汇编工作(29)这套资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组成部分，包括吉林卷、江苏卷、山东卷、河北卷、陕西卷、湖北卷、河南卷等。。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需要，国家权力向传统社会渗透的力度和节奏受到限制。直到“三反”“五反”运动时，中共影响力扩大，才真正成为改造社会的革命力量。(30)Lieberthal, K.(1980).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8.王传利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的社会整合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奠定了基础，广泛的社会动员则使运动取得良好成效，一方面创造了政治清明的时代，另一方面加强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实现了对腐败现象的有效治理，净化了社会风气(31)参见王传利：《中国腐败高发期及治理研究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高发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与上述研究视角不同的是，贺艳青利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从美国情报界的角度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她的观点是：美国情报界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开展的几场运动看作一个整体政策，认为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的高度控制。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美国情报界作出了一些比较刻薄的判断，但也有尊重客观事实的一面。(32)贺艳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毋庸置疑，利用国外档案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问题，能够补充已有认识，亦对研究者的史料辨析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综上可知，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群众运动的研究有力印证了农村政治动员经验在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与成效。相关成果较为深入全面，但在研究方法、研究模式上亦有继续开拓的空间。笔者认为，这些运动各有侧重，对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之作用亦各不相同。不同阶层如何在运动中调整与新政权之间的关系，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进而支持与拥护新政权？同一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具体实施经过了怎样的冲突与调适过程，显现了哪些区域性特征？运动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发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对比和追问。

(三)从干部队伍的角度考察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队伍建设经历了一个不断适应国家形势需要的、艰难复杂的过程。这要求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把握其流动变化。正如刘志伟指出的那样：“只要把人作为你要研究的历史过程的主体，在流动状态中去把握普遍性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了。”(33)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8页。黄利新认为，中共为适应自身地位变化与中心任务转变，大力开展干部队伍建设。组建和培养一支合格的基层干部队伍、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是新政权成功实现对基层社会渗透与控制最重要的原因。(34)黄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周竞风对江苏省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历时性考察，认为中共围绕执政与建设的中心任务，既推动了干部队伍的转型发展，又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35)参见周竞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王红霞具体分析了中共干部教育的转型历程及其对整顿社会无序状态、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36)参见王红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转型研究(1949—1956)》，线装书局，2013年。。与此不同的是，符根汉(Victor C.Falkenheim)通过对福建省级干部的考察指出，这些干部在中央权威之下依然可以在有限空间内对中央政令进行调整，从而在建政与社会改造中发挥更大的主体性作用(37)参见Falkenheim, V.“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Fukien: 1949-66,” in Scalapino, R.(eds.) (1972).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199-244。。

南下干部是新解放区接管建政与社会改造的一个关键群体。近年来，山东、湖南、山西等省的党史部门陆续开展南下干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出版《山东干部南下》《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等资料汇编，涵盖文件资料、回忆论述以及干部名录等诸多内容(38)参见山东省档案局编著：《山东干部南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1—3卷，2006年印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南京大学启动对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校友的口述访谈工作，收集整理了近45万字的记录资料，亦涉及西南地区南下干部参与接管建政的情况(39)参见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1949—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西南服务团”历史》(上、下)，《江淮文史》2014年第2、3期。。

学界有关南下干部和新区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南下干部在接管建政与社会改造中同地方干部的冲突与调适。杨奎松通过对南下干部在新区的任职情况进行总体性考察指出，南下干部在接管新区过程中担任了主要的领导职务，他们在与地方干部互相磨合的过程中整顿和治理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了中共在新区的指挥地位(40)参见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5页。。傅高义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在广州接管建政与社会改造过程中，由于存在文化差异，南下干部与广东游击队干部之间出现交流问题与群体对抗。这种矛盾不仅对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造成一定阻碍，而且最终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激化。(41)〔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85页。当然，南下干部也有相较于地方干部的独特优势。代雅洁指出，南下干部因具备丰富的武装斗争和管理经验，而且与地方势力毫无瓜葛，顺利解决了严重的匪患问题，使新政权开始嵌入南方新区基层社会，为下一步的社会改造和社会治理创造了条件(42)代雅洁：《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研究——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二是南下干部在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中同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高峥(James Z.Gao)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在对来自鲁中南地区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群体进行研究时注意到，这些南下干部进入杭州后，遭遇语言、服饰以及饮食文化等方面的障碍。他们在与杭州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过程中，逐步转变为“杭州的同志”。(43)参见Gao, J.(200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与此相对应，何志明发现，入川的晋绥南下干部抵达南方新区后，首先面临着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挑战，其北方农村工作经验亦在新区城市管理中遭遇“水土不服”，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城市接管建政工作。而对相应问题的纠偏又构成了他们在新区的“地方性适应”过程。(44)何志明：《由晋入川：1950年代初期南下干部的地方性适应》，《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5期。与上述微观考察不同，丁龙嘉认为，南下干部在长江以南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巩固新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45)丁龙嘉：《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至于南下干部在城市接管建政与社会改造过程中经历的心理变化过程、个人命运沉浮及其对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政策的影响，则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从基层社会组织的角度考察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

基层社会组织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其进行改造与重构，以改善基层社会面貌、获取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郭圣莉和高中伟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渗透与整合，分别展开整体性研究。郭圣莉以上海为个案，探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权如何改造并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构造起国家的“人民”基础和与自身相适应的城市社会基础(46)参见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高中伟认为，中共通过对成都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的改造与重构，将国家意志逐渐施加于地方社会，在建立起强势政权的同时，不断整合城市社会，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47)参见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研究——以成都为中心的考察(1949—1957)》，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些研究基本廓清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基层社会组织重构与新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还不能充分展现复杂的社会历史图景。为此，不少学者对居民委员会的创建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改造展开了具体研究。相关成果既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的细微情况，又生动反映了新政权社会改造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关于新政权对不同社会团体的改造。温奈良(Nara Dillon)考察了上海慈善团体的消失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城市资产阶级如何采取各种策略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忠诚，并以其他身份重新融入新政权的社会基础(53)参见Dillon, N.“New Democracy and the Demise of Private Charity in Shanghai,” in Brown, J.and Pickowicz, P.(eds.) (2007).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80-102。。阮清华进一步指出，上海市政府基于对民间慈善组织社会功能和影响力的认识，通过组织渗透、集中利用资源和建立新的社会福利机构等方式，逐渐将传统慈善组织消融于无形，同时利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慈善资源为新政权服务。慈善社团的改造和处理，为城市基层社会清理和整顿提供了便利。(54)阮清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处理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1期。陈竹君以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现代化理论为指导，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工商团体的重组与改造，认为在此过程中，国家政权逐步渗入市民社会，促进了企业与人的双重改造(55)参见陈竹君：《建国初期工商团体的重组与改造——武汉市个案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

(五)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与新政权建设的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社会各种问题交杂混合，一度秩序混乱。能否迅速有效解决主要社会问题、恢复社会秩序，关系着新政权建设的成效。具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改造包括社会救济、婚姻家庭、娼妓、烟毒、社会心理等方面。

关于社会救济问题。在诸多论著中，高冬梅的成果具有代表性。她将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从认识、制度、实践三个层面概述中共的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认为社会救助工作不仅增强了民众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保障了社会稳定、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56)参见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任云兰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社会救济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研究中亦有类似观点(57)参见任云兰：《1949—1956年天津城市社会救济政策的制定及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具体到失业工人、乞丐、贫民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救济，学界也有典型研究。徐行、宋学勤等认为，城市失业无业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政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有效救助，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成功构建了广大民众对新社会的认同。(58)参见徐行、石奎：《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迅速解决》，《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宋学勤：《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以北京市为中心的探讨》，《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李小尉分析了北京市政府各机关收容、救济和改造乞丐的过程与成效，以此审视新政权给社会带来的变化(59)参见李小尉：《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治理》，《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这些研究使社会救济工作在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各级政府开展该工作的有效性和特殊性也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展现。但被救济群体的反应如何、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这些反应和变化对新政权社会救济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婚姻家庭问题。黄桂琴、张志永强调，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改革体现了由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过渡，由此可以体认国家、社会和政权急剧变革对个人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60)黄桂琴、张志永：《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研究》，《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李胜渝认为，西南地区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了新生国家权力体系对基层社会“最广泛的渗透”和对公民权利“最有效的调控”，进而完成了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接管(61)参见李胜渝：《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婚姻家庭制度变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随着婚姻家庭关系出现新人、新事、新气象，妇女地位普遍提高，政治意识得以体现。一些较为先进的妇女活跃在新政权建设的舞台上，积极配合各项社会改造工作。妇女群体在新旧文化冲突中打破传统束缚、接受新制度的过程及其主体意识的激发，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选题。

关于娼妓问题。郭艳英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展现了中共废除娼妓制度的历史过程，同时考察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娼妓改造情况，得出娼妓的社会改造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和巩固新政权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62)参见郭艳英：《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贺萧(Gail B.Hershatter)从“下属群体”视角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上海改造娼妓业的过程。她指出，娼妓改造是国家政权延伸至城市生活的一项重大工作，中共为此在组织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和语言层面作出很大努力，实现了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的有效管理，使新政权成为上海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实体”。(63)参见〔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更为翔实地展现了国家政策的成效与地方社会的复杂性。

关于烟毒问题。王建军在探讨延庆县社会治理工作时指出，禁毒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净化社会风气和建立新社会道德的重要内容，关系着新政权的建设与巩固(64)王建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以延庆县为例》，《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肖红松、郭晓辉采用社会治理视角和“新革命史”理念，深入研究华北烟毒治理问题，探索国家政权如何与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互动，进而认为烟毒的有效治理推进了社会改造进程，夯实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65)肖红松、郭晓辉：《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张楠则从制度史的角度考察了烟毒治理中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形成和转型的动态过程，认为该过程彰显了中共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不仅重塑了民族形象，助推了国家政权建设，还维护了国家声誉(66)张楠：《新中国成立初期烟毒治理中的毒品收缴与处理机制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

关于社会心理问题。在宏观的社会心态史研究中，于昆的著作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社会的巨大变迁引发社会阶层重构，各阶层的社会心态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中共通过维护社会成员利益、加强宣传教育和群众运动等方式，不但避免了社会心理失衡导致的社会震荡，而且从心理上获得了向心力和凝聚力，逐步加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完成了伟大的社会变革。(67)参见于昆：《变迁与重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心态研究(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李飞龙指出，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是新政权处理社会心理问题的主要特点。中共由此更有效地使新的意识形态嵌入民众日常生活，增进了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68)李飞龙：《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研究综述》，《桂海论丛》2009年第2期。有关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充分关注底层“人”的思想动态，不仅是考察社会改造与新政权建设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而且是对以往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重组织、轻人事”弊端的有益补充。当然，各阶层民众的心态在新政权建设过程中是如何呈现的，这种心态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互动的，具体到不同地区又有哪些差异性，其与整个国家精神风貌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尚需关注和透视。

二、研究趋势与拓展空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经过七十多载的不懈努力，相关研究问题明确、特点鲜明、成果丰富，同时亦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综上所述，在信息化大背景下，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无法顺应时代潮流，高职外贸函电教学必须积极探索，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教无定法，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之上的多模态教学应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合理选择模态及模态组合，构建多模态课堂，在教学中给学习者在感官上大量和多样的刺激，提高教学效果。

(一)宏观视角与微观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宏观整体性研究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它要求我们梳理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和基本格局，努力扩充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范围及种类，使其能涵括某一时段和某一专题的全部内容，并为大历史的叙述提供包括各种细节的全息图像。宏观叙事对象之丰富性和多元性，结构之完整性和科学性，论证之整体性和全局性，展望之预见性和长远性，对历史学发展贡献良多。(69)卡尔·布里登博(Carl Bridenbaugh)指出：“全面地考察历史(不仅仅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事实、特别是经过筛选的事实具有意义。”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页。然而，集矢于重大宏观性历史问题，短时间内已经不能为党史研究的知识增扩特别是理念更新提供有效增量(70)吴志军：《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为了克服“宏大叙事”的缺陷，国内外学者逐渐将视线下移，把研究对象从“全国”转向“地方”，从“时间”转向“空间”，从“精英”转向“底层”，提倡“解剖麻雀”式的微观探讨，实证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或者对某个区域、城市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情况展开详细研究，或者具体考察某一问题的解决、某一运动的开展，从而探讨国家政策在地方社会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因基层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而产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普通民众不同反应对上层政治产生的反作用。

当然，个案研究亦有其缺陷，例如简单重复、日益“碎片化”而难以得出普遍性结论。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说：“我们确实能够通过对个别案例的研究，通过对它们之间相似性和不同性的研究而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我们永远不能知道所有的历史以及我们永远不能确信这种认识的真理性”(71)〔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可是，如果地域史的个案研究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无法被确认为真理性认识，那么宏观叙事的普遍性认识又如何能够成为经得起细节推敲的历史经验呢？为此，不少学者认为，只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整体研究与个体研究、上层决策研究与地方实践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呈现历史本身，尤其是转型时期历史变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具体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应该在进行微观个案研究时以整体史的宏阔视野确立问题意识。除了考察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外，要把客观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国内外历史背景纳入视野，把不同区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微细史实发掘凝聚为复杂的宏观架构，以此反思全国性的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总体历史进程，以小见大，深化对整体史的认识与理解。在具体研究某个区域或城市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问题时，借助整体史的大历史视野，可以拓展个案分析的历史深度和广度，使国家宏观制度运行结论得到微观检验，体现历史发展的贯通性、延续性和联系性，从而克服地域史研究的流弊，丰富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格局和文化气象。(72)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地域史研究的弊端、问题及应对方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2017年5月，《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了“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参见徐进：《“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紧接着，《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和2018年第5期开设专栏，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笔谈。

(二)国家社会双向互动的研究模式渐成学术共识

在以往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以“政策—结果”为分析框架，或受西方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影响而理论框架先行，从宏观上阐述中共城市政策如何实施及其成效。随着社会史研究日益受到历史学界关注和提倡，这种自上而下的“一元性”国家分析范式被突破，从社会现实出发的自下而上视角成为新的研究趋向(73)《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开辟专栏，邀请专家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趋向”。其中有学者提出，国史研究应当重视社会史角度，在研究层面上进行一次下移。参见行龙：《从社会史角度深化国史研究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尤其是随着对西方学界“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精英主义”(Elitism)等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反思，以及现代化叙事的冲击与影响、“新革命史”理念的兴起与推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分析路径，从单纯的城市政策研究转向以城市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研究为切入点，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主要通过探讨地方社会传统和区域性特征对落实国家政策的影响、各阶层民众在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中的因应，展现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与自下而上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排斥与冲突、调适与融合，从而更为准确地还原转型时期的历史全貌。

通过这种双向互动，社会各阶层中的“人”日益受到关注，有关建章立制与机构兴废中人事嬗递的研究愈发得到重视，国家政策在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中的动态实施与调整过程逐渐明晰，城市政权建设与民众认同、社会变迁的关系得到更加准确的体认，历史研究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进一步增加。在这方面，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具有标杆意义。该书细致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上海劳动人民与新政权的互动博弈、知识人与文化人在新政权下的集体政治转向与个体命运走向，以及小市民的集体历史记忆和想象，揭示了上海社会文化的“延续与转型”(74)参见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分析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目的在于突破宏观研究的粗线条勾勒，以历史细节来体现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渗透的多重面相，揭示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社会改造具体实践之间的偏差与张力。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联动理应成为今后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重要视角。审视基层社会在历史演进中的变与不变，关注历史变迁和转型时期“人”的角色与作用，亦应成为研究者的思想自觉。

(三)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利弊互见

为了克服已有研究模式固化和窄化的缺点，使研究更具广度和深度，跨学科交叉研究是近年来学界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问题的取径之一。不少学者借鉴和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邓红、齐凯君利用政治学中的认同理论，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如何构建天津搬运工人的政治认同，使之向新政权靠拢，提高其执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75)参见邓红、齐凯君：《新中国建立之初政治认同的构建——以天津搬运工人为例(1949—1956)》，《河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包晨岚在研究入浙南下干部时，根据经济学量化分析方法，使用大量表格数据展现南下干部各方面情况，进而分析中共中央派遣南下干部的考虑、目的与要求(76)参见包晨岚：《从老区到新区：中共入浙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6)》，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20年。。侯松涛借用社会心理学理论，描绘了抗美援朝运动中民众社会心态的转变过程，以此反思社会心态整合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77)参见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随着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尤其是受社会学重视制度源流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以权力运行为主线，构建制度分析的基本框架，对制度的缘起和演进脉络进行微观探赜，关注个体微观与制度宏观之间的政治互动。新方法的引入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取得明显进步，不仅淡化了学科之间的壁垒，而且使研究“活”了起来，内容更加充实，论证更具说服力。

尽管如此，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着重于发掘史料，对新方法的使用尚不充分，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与此同时，在借鉴中也出现了矫枉过正、喧宾夺主的倾向。学科交叉的研究意涵乃是以问题意识统合不同学科，给研究者以实质性启发，进而对要解决的问题给予实质性回答。因此，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并将其与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遮蔽主题，应是今后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的导向之一。

(四)研究区域不够平衡、研究层次不够立体的状况有待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往往聚焦于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由此形成了针对典型城市的区域史研究。对于这种个案讨论，不能纯粹地将所研究的城市当作背景甚至一个没有实质含义的地名来理解，而要将其置于不同地域之间独特的历史传承中加以考察。这种历史传承包括地方宗教信仰、宗族关系、经济类型、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等内容。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认识新制度的生成逻辑，也就是为纾解宏观制度与微观实践之间的张力所作的实践调适与机制重建。

以典型城市为重点的研究模式在历史文化传承问题广受学界关注的华北、华东部分城市得到了集中体现，对西南、西北等学术史上不够“典型”的区域城市的研究则尚不充分。具体城市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广州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情况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仅仅局限于几个大城市，显然无法全面生动地展现深刻巨大的社会变迁。因此，将研究视线再次下移，关注转型时期的中小城市，不仅能够补充和深化已有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将国家政策的基层实践更立体地呈现出来，以此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政治认同的建构与社会改造的能力。当然，再次下移研究视角时，不能忽视对国家社会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整体关怀，应该借助扩大地域史研究疆域的学术契机，突破研究区域的阈限，从内部观察大历史的发展特征。

各个地区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均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地理发展过程，在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中亦有其差异性和特殊性。这就有必要在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中进行跨区域比较，因为“必须要将地域史研究的理论化和实证化加以全面协调的统一，方可再次形成地域史研究的向心力和吸引力”(78)吴志军：《应当注重思考和探究地域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进而在多样性中把握自身区域特征，在客观性条件与主观性叙述的联通中展示上层政治决策与下层政治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透视长时段历史发展的宏观主题，克服研究区域“画地为牢”之困境。

(五)新史料的发掘利用有待加强

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的文献资料，主要存在于文件汇编、亲历者回忆录，以及领导人年谱、文稿、传记等著作之中。地方档案史料，尤其是中小城市的档案，大部分尚未得到全面细致的收集、整理与利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口述史料，它可以在对历史转型时期的研究中生动展现制度实践的地方过程。柯林武德(Robin G.Collingwood)说：“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79)〔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04页。亲历者的讲述不仅能够为档案资料提供补充，而且有助于解决其同质化问题，亦有助于研究者自下而上地审视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之于地方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体认民众的心路历程，展现符合历史情境的复杂性(80)孙立平等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即在详细访问亲历者的基础上，利用有关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理论，研究基层农民的日常生活，进而探讨20世纪下半期中国政府如何在农村完成原子化的个体塑造和对旧有社会秩序的颠覆式改造。参见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口述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力度尚显不足，问题意识亦不够强。新中国成立至今已70多年，当务之急是加紧抢救民间记忆。

民间保存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族谱、契约、公约、日记、信函、工作笔记等资料，同样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些史料不仅能够拉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距离，而且通过与其他类型史料互证，可以去伪存真，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丁芮对此作了尝试。她以北京市民喻世长的日记为主要史料，考察解放之初北京平抑物价措施的有效性及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从中管窥中共新政权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以及中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稳定政权的(81)参见丁芮：《“疯狂”到“稳定”：从民众视角看北平解放前后的物价变动——以〈建国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9年第2期。。

总之，我们应该继续投入“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82)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充分挖掘、搜集和整理地方档案、口述史料和民间文献，并实现这些史料的互通运用和比照互证。这是深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问题研究的重要前提，也是应该更加努力的方向。而如何通过这些史料得出新的体认与阐释，在具备“史实”的基础上体现“史识”，避免史料进入“无意义境”，则是另一个需要历史学研究者着力探讨的问题。

三、余 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是中共从农村进入城市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共多管齐下，综合采取各种措施，以组织网络渗透机制拓展新政权的社会管理空间，通过社会政治动员不断强化组织化调控的治理功能，最终在构建执政党和社会一体化利益格局过程中，确保外生的、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适应城市基层社会内在脉络和运作逻辑。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成功扎根城市的关键。(83)参见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钱穆说：“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84)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401页。新中国的成立既是一段历史的终点，又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在这新旧交替期内，城市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层出不穷，中共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其制度的制定、执行和变迁亦因形势和地区不同而瑕瑜互见。但无论如何，新中国的城市社会不仅没有发生严重动乱，反而秩序迅速得以稳定，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短时间内即获提升，新政权牢牢扎根于地方社会之中。

中共不仅克服了晚清以降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扩张造成的“内卷化”现象，而且完成了此前任何政治组织都未能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任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实质性提升，促使城市社会呈现新的面貌。然而，相较于乡村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问题，以城市为中心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尚显不足(85)参见陈红民：《“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阮清华：《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研究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深化》，《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考察中共进入、改造和管理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各界民众的反应与要求，能够管窥新政权深入基层社会的成功之道。立足于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研究同一政策因地而异的落实过程，揭示全国性政策的地方执行效果，能够为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历史借鉴，“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服务相结合，进而提升中国城市史学的社会影响力”(86)何一民、余爱青：《十年来中国城市史学科建设的考察与分析》，任吉冬主编：《城市史研究》第4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5页。。这些对于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曾说：“历史学家本来就关心复杂与变迁的整体，即使是最特定以及界定最严密的问题，也只有放在这种脉络中看才合理。”(87)〔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黄煜文译：《论历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67页。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向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研究既需要有展现宏观历史脉络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全面建构和卓见睿识，亦需要在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理念引领下，进行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文献资料的开掘与积累、学术观点的创新与争鸣、研究领域的开辟与拓展、理论方法的引介与运用、研究风范和话语体系的更新与迭代，以及研究群体的传承与交接，等等。要通过一定的问题意识赋予其特殊且具有延续性的学术价值，使其向着具备探索意义的诠释科学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