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评介*

赵 新 利

中共一贯重视宣传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语境下，曾使用“宣传工作”“宣传鼓动工作”“新闻宣传工作”“舆论宣传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等指代与宣传相关的工作。这些概念反映了中共不同历史时期宣传工作的特点，其内涵和外延各有侧重。其中“宣传工作”一词贯穿中共整个发展历程，如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以及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等重要文件均使用“宣传工作”，故本文采用“宣传工作”这一说法。

日本最早系统开展对中共的调查研究(1)张屹、徐家林：《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中共党史文献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认为“中共军队是最重视宣传的军队”(2)篠塚部隊「石太線襲撃に於ける八路軍の宣伝工作の観察の件」，昭和15年11月9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82100。。日本高度关注中共宣传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遏制共产主义运动和赤化宣传的角度，防范中共宣传工作，防止共产主义思想对日本政治体制造成冲击；二是日本极力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中共宣传工作的内容大都对这些所谓利益造成威胁；三是抗战期间中共开展的对日宣传在侵华日军中产生广泛影响，日方为此收集了大量相关情报。抗战时期，日本军方、外交系统、民间机构以研究报告、调查报告等形式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共宣传工作档案。这些档案是中共宣传史研究的一座“富矿”，其中许多档案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拟对其馆藏情况、代表性档案及其价值作初步梳理。

一、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概况及其利用情况

日本在华收集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其在中国的三类派出机构：一是外务省驻华使领馆，例如日本驻上海、福州、汉口总领事馆以及驻长沙、沙市、厦门、唐山领事馆等；二是日军情报系统，例如陆军参谋本部、陆军省调查班、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等多个部门开展了针对中共现状及历史的调查研究，华北方面军宣抚班也参与了针对中共的情报调查；三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会”等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机构(3)张屹、徐家林：《异域之眼：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2期。。这些机构刺探和收集中共宣传情报，经过整理后以研究报告、调查报告等形式发回日本国内，并以官方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形成日本所藏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这些档案主要分布在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将上述三家机构的大量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

国立公文书馆，是日本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71年，全面收藏日本政府相关公文档案，藏有档案1003万卷、图书资料53万册，其中很多是1945年前日本军方和内务省的档案(4)国立公文書館，http://www.archives.go.jp/about/outline/。。在中共宣传工作档案方面，该馆所藏《外事警察报》收录的《中国共产党发行的刊物》一文，梳理了中共六大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内容，介绍了《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红旗》《上海报》《白话报》《无畏》等党报党刊，并分析了中共报刊发行的“巧妙手段”(5)「中国共産党の発行する刊行物」，内務省警保局『外事警察報』第86号，昭和4年8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403200。。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971年开馆，收藏有外务省成立以来与各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信函等约48000册(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33886.pdf。。在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方面，除下文将介绍的资料外，该馆还藏有中共基层党员宣传活动的珍贵档案，有利于我们从微观史的角度探究历史细节。例如，该馆所藏档案《吉林省共产党员韩震的行动》，记录了中共吉林省盘东区委干部韩震1932年7月17日带领30余名游击队队员在当地朝鲜族村庄开展演讲宣传的情况，并将宣传内容作了摘录(7)関東庁警務局長「吉林省ニ於ケル共産党員韓震ノ行動」，昭和7年7月2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86500。。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日本防卫省的智库，是日本唯一一所关于安保研究的国立学术研究机构。1945年日本战败时，大量档案被焚烧。免于被焚烧的档案被美军没收，经日美两国交涉，1958年4月返还日本。返还的档案大多收藏在该研究所。目前该所藏有明治以来日本陆军、海军档案约167000册(8)史料閲覧室，http://www.nids.mod.go.jp/military_archives/index.html。。在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方面，该所收藏的《中国共产党运动解说》详细梳理了中共全貌、中共组织系统、中共渗透发展过程、中共游击战、党军关系、八路军内的党组织等内容，对八路军政治宣传工作进行了分析(9)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中国共産党運動の解説」，昭和16年2月17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489100。。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成立于1995年，以数字扫描件的形式提供上述三家机构所藏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期间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有关的档案史料，线上档案超过3000万页，检索和下载十分方便(1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go.jp/。本文所列举档案均源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号以“A”“B”“C”开头，分别代表原始档案来自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大批档案暂未上线，如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4门 司法及警察”中就有“3类 危险思想取缔”的门类，其中“国际情报”“共产党活动”等内容尚未在线上公开。这些档案与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密切相关，需要在实体馆查阅。

此外，日本部分图书馆也藏有相关史料，如神户大学图书馆藏有《台湾日日新闻》《满洲日日新闻》《京城日报》等日本旧殖民地和海外报纸；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东洋文库藏有较多相关史料，尤其是2012年上线的“近代中国相关资料数字图书馆”所藏抗战时期东北、武汉等地中共抗日宣传史料较为丰富。但是，这些史料未被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

近年来，日方档案的收集与整理受到重视。中国学者整理出版了《战时日本外务省涉华密档(1931—1945)》(11)金成民：《战时日本外务省涉华密档(1931—1945)》，线装书局，2013年。《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陆军省卷(1872—1945)》(12)郭洪茂、李力：《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陆军省卷(1872—1945)》，线装书局，2012年。《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海军省卷(1872—1933)》(13)李力、郭洪茂：《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海军省卷(1872—1933)》，线装书局，2012年。和《日本馆藏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及编译(1921—1945)》(14)彭程等编译：《日本馆藏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档案及编译(1921—1945)》，蝠池书院，2016—2017年。等。日本学者也整理出版了相关史料集，如波多野乾一组织编写的七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集成》(15)波多野乾一編『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成』，時事通信社，1961年。，以及不二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6)不二出版社于1987年至1992年陆续出版30册《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截至2021年9月，已出版52册《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补卷)。，均收录了大量中共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档案。

日本所藏中共相关档案丰富，国内有学者对防卫研究所所藏中共文献作了分类评介(17)张屹、徐家林：《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中共党史文献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还有学者结合日方档案分析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18)彭程：《日本馆藏档案中毛泽东的形象(1928—1945)》，《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但受资料形态和语言等限制，使用日方档案开展的研究只是涉及中共在日活动、中共重要历史人物、七三一部队、重庆大轰炸、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侵华决策等，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使用日方档案开展系统研究的局面。

日本有关中共宣传工作档案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国内有学者系统介绍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中国新闻史档案，包括部分中共宣传工作档案(19)俞凡：《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中国新闻史档案资料评介》，《新闻春秋》2019年第2期。；有学者基于日方档案考察了中共对日宣传工作(20)赵新利：《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再研究——基于日本馆藏档案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7期。以及中共对日宣传战体系、宣传战媒介、宣传战的策略和内容等(21)陶祺谌：《由日方档案看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共对日军宣传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在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使用大量馆藏档案，记述了日本在华北地区实施“治安战”的过程中遭到中共强烈抵抗的情况，其中有许多涉及中共宣传工作的内容，如“中共的民众工作”“中共情报、宣传报道事项”“中共政治工作事项”“中共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情况”等(2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从整体上看，收集、整理日方关于中共宣传工作档案并进行深入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二、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举要

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的档案数量大、种类多，较为系统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宣传组织体系、工作方法、宣传内容、宣传效果等方面的情况。

(一)中共宣传工作组织体系相关档案

中共宣传工作组织体系既包括党委宣传部系统，也包括军队政治部系统。在战时背景下，日方尤其注重收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相关资料。当前，学界对中共宣传组织体系的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如新闻史学者多关注党委宣传部门及党报党刊的新闻宣传工作，对宣传战的执行者——军队政治部门的关注不足。事实上，中共的战时宣传工作是总体战，注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构建“大宣传”体系。正如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的报告所言，中共通过“党的机关、行政机关、军队的统一活动，在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开展了有力且有效的宣传工作”(23)「第1支那側思想工作一般の状況」，大本営陸軍部研究班『支那事変の経験に基づく無形戦力思想関係資料(案)』，昭和15 年9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754600。。

日本宪兵司令部1939年2月完成的秘密资料详细梳理了中共宣传工作组织体系。其中第二部分“中共及其军队在华北华中的宣传状况”认为“中共宣传组织相当坚实且有力”，从“防止民心离反”“煽动仇恨工作”“争取民众信任”“动员民众”“威胁政策”等方面对中共宣传工作进行了解析，同时梳理了中国民族抗日救亡会的组织架构，包括省、区、县各级分会及宣传部、组织部、武装部的组成(24)憲兵司令部「思想彙報(第四十七号)中国共産党及共産軍の日本軍後方攪乱策動及宣伝工作の概況」，昭和14年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317200。。

寺内部队参谋部1938年11月完成的《中共军队的政治部》，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共军队政治部的情况，内容涉及政治部的任务、隶属系统、组织、干部能力等，并附有中共军队政治部编制表。日军分析认为：政治部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拥有政治部是中共军队的重要特征，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凡的组织者和煽动者”，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军纪风纪、鼓舞士气、对敌宣传等，“政治部是中共军队的核心，中共军队的原动力在政治部。政治部的长处是其伟大的组织能力和顽强的行动能力，同时在思想上进行一贯的共产赤化。”对此，日方必须采取应对措施，“首先要正确把握和认识其真相，其次要有优于对方的组织、行动和思想对策”。(25)寺内部隊参謀部「『共産軍ノ政治部ニ就テ』送付の件(1)」，昭和13年11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0650600。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1940年9月完成《中方针对我军的思想工作状况》，其中的“共产党及其军队对日宣传机关组织系统图”，是目前所见日本馆藏资料中最全面的中共宣传组织图。在该图中，日军从八路军、新四军、晋察冀边区政府、北方局、外围团体、海外6个部分梳理了中共对日宣传组织，涉及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及其各支队政治部的组成，新四军第1支队至第7支队政治部的组成，晋察冀边区的冀东、冀西、冀南、冀北、冀中、晋东、晋北、察南、察北等地政府以及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自卫委员会、抗日各界救国会等的组成，北方局所属省市县委宣传部直至基层宣传小组的组成，冀东反战同盟、中华民国总工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外围团体的组成，国际宣传资料编辑处、海外华侨等情况。(26)「第2支那側の我が軍隊に対する思想工作の状況」，大本営陸軍部研究班『支那事変の経験に基づく無形戦力思想関係資料(案) 』，昭和15 年9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754700。利用这份资料，学者可以从“大宣传”角度拓展中共宣传史的研究范围。

(二)中共宣传工作方法相关档案

中共宣传工作方法既包括传统的党报党刊，也包括战时特有的对敌宣传，这些在日方档案中均有体现。

日本高度关注中共机关报及其发行情况。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中共报刊相关史料主要是中共机关报的原报原刊(27)这些报刊主要包括：《南方红旗日报》第18期(1930年12月19日)、《北方红旗》第52期(1930年12月5日)、《群众日报》第2—21号(1931年3月11日—30日)、《每日实报》第1—13号(1931年3月31日—4月13日)和第17—19号(1931年4月17日—19日)、《赤色海员》第19期(1931年3月20日)、《红旗周报》第1—2期(1931年3月9日—16日)、《工人报》第4期(1931年3月9日)、《明报》第1—5期(1931年9月25日—10月3日)、《进报》第1—6期(1931年10月5日—15日)、《大声报》第1—2号(1931年10月25日—26日)。上述报纸均保存完好，可清晰辨认各报所有信息。参见「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 第三巻」，昭和6年1月—昭和7年5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09100。和日方的分析报告，记录了中共通过党报党刊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1931年4月10日发给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指出：“在上海，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日报》于3月10日改为《群集日报》(28)原文如此。日语中‘集’与‘众’同音，应为《群众日报》。后，又于3月31日改名为《每日实报》。另外的机关报《实话》改名为《红旗周报》。”(29)村井倉「紅旗週報其他共産党機関紙入手ノ件」，昭和6年4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09500。约半年后的10月16日，村井发出的另一份报告称：“因上海工部局的二十余名中共党员被逮捕且印刷厂被检举，中共机关报得以杜绝。加之党势衰微、中央党部经费困难，机关报曾一度委托给江苏省委，机关报不断停刊。此次因满洲事变，中共机关报再次活跃起来。如9月25日以《明报》为刊名创刊了机关报，隔日发行，持续五期后，于10月5日改为《进报》继续发行。”(30)村井倉「中国共産党機関紙発刊再現ニ関スル件」，昭和6年10月16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09700。11月6日，村井再次发出报告称：“《进报》又于10月15日发行了第六号；同月20日在中央发行部王某领导下，中央及江苏省委发行部相关人员约二十人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发行《进报》，并于同月25日以《大声报》为名发行第一号，26日发行第二号，之后未见发行，原因不明。有人说是因被告发至官府而遭禁；从之前情况看，也有可能因党内或发行部党员发生了某些情况。”(31)村井倉「共産党ノ日刊機関紙発行計画ニ関スル件」，昭和6年11月6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09700。在目前国内新闻史研究中，关于《明报》《进报》《大声报》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极少，日方所藏多份报告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瓦解敌军是中共战时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完成的报告《共产党对我军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包括“国际共产党的可怕大阴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策动情况”“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为防遏共产党及其军队对我军瓦解工作应采取的思想对策”等九个部分。其中第六部分“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内容最为详细，涉及中共瓦解日军的工作要领、利用文书的宣传、利用日语的直接宣传、通过邮寄的宣传，以及中共宣传对日军的影响、俘虏工作等内容，列举了报刊、传单、喊话、广播、俘虏工作等瓦解日军的方法。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日方防止中共瓦解工作的对策，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军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让军官认识到思想对策的重要性、将中共军队作为讨伐重点、对军队开展彻底的精神教育、调查下级军人的思想倾向并采取个性化对策、对重点人物严加监视、防止外界对军人进行思想策动、消除造成军队思想不稳定的各种要素、应对敌人的俘虏工作和切实做好回国军人的指导等。(32)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14 年4 月5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中共一贯重视通过优待俘虏开展对敌宣传。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共先后采取释放送回俘虏、训练利用俘虏等政策。1939年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指出：“为了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可以在俘虏中选其比较觉悟者送回。当送出的时候，在可能范围，可发动部队或民众欢送，给与深刻的印象。”(33)蔡前：《八路军抗战以来敌军工作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5期(1939年5月15日)。送返的日军俘虏的境遇值得高度关注。日方档案《中方针对我军的思想工作状况》专门设有“送返俘虏状况”部分，梳理了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接收的送返俘虏的人数、级别和兵种等信息(34)「第2 支那側の我が軍隊に対する思想工作の状況」，大本営陸軍部研究班『支那事変の経験に基づく無形戦力思想関係資料(案) 』，昭和15 年9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754700。。特别是所附“送返俘虏名册”，详细记录了送返俘虏的兵种、级别、年龄、被俘时间、被俘原因、归队时间、归队状况、处置与处分等信息，其中不乏“送返时获得百元旅费”等字样，充分证明了中共俘虏优待政策得到了非常好的落实。(35)「附録·其の5 俘虜帰還者名簿」，大本営陸軍部研究班『支那事変の経験に基づく無形戦力思想関係資料(案) 』，昭和15 年9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755200。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的报告，梳理了中共通过俘虏开展宣传的方法，如日军收到与逃跑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同名同姓的宣传品，判断“这名士兵应是投降了中共军队并被用于反宣传”。日军还收到一篇题为《一个真相》的宣传品，并附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中国人正在给日本伤兵缠绷带，另一张是许多日本俘虏在收容所做操(36)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14 年4 月5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三)中共宣传工作内容相关档案

日本高度关注中共宣传工作内容，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多国收集中共宣传资料，抄录了大量中共报刊、传单和喊话等宣传内容。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完成的报告，专题梳理了“华北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策动情况”，将中共宣传内容分成三类：一是面向日本军民开展的巧妙且固执的宣传和俘虏工作，从思想上瓦解日军，向日本人注入革命思想；二是以抗日救国为名向中国民众开展的巧妙的宣传动员工作；三是向已归顺日军的中国军队和满蒙军开展的宣传(37)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14 年4 月5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中共宣传工作中的对日宣传、群众动员、对伪宣传工作，反映了中共宣传工作中引起日方关注的三个侧面。

抗战期间，日本十分重视中共的对敌宣传工作。内阁情报部1940年编辑《防共调查资料》，对八路军的宣传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主要包括部队强化、敌军瓦解、民众动员三项内容。而瓦解敌军又是从宣传、俘虏、日语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在宣传工作上，中共“简单而有刺激性”，“取材自敌人的思乡情绪、恐战情绪、家庭悲情”；在俘虏工作上，中共主要通过优待俘虏、训练俘虏以及通过俘虏进行宣传；在日语教育上，中共军队士兵要学会9句日语喊话，如“我国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我军不杀日本下级官兵”等。(38)内閣情報部「北支共産軍ノ宣伝戦術」，昭和14 年3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10435500。这些档案可以为目前较为薄弱的中共瓦解日军研究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

日方还留存或摘录了大量中共日文报刊和传单，其中不少报刊和传单在国内已佚失，因而非常珍贵。从这些史料中可以获得中共宣传工作的大量文本，如国内难得一见的中共对日宣传日文周报《日军之友》，其报道将日本士兵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看待，在鞭挞日本军部罪恶的同时，强调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是战争的受害者(39)「晋察冀支部創立一周年記念ヲ迎ヘテ」，『日軍の友』第15期(1942年4月11日)，在中華民国(北京)日本帝国大使館調査室「10 中共側新聞伝単等送付ノ件2」，昭和17年8月21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2461900。。1932年5月的《外事警察报》全文抄录了《第十九路军内中国共产党青年同盟支部告日本士兵诸君宣言》，强调十九路军的士兵都是贫苦农民，日本士兵也都是工人、农民和勤劳大众的子弟(40)「支那戦線に於て我陸海軍人に對して撒かれた日本文不穩文書」，『外事警察報』第180号，昭和7年5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404200。。传单内容颇有代表性，从阶级视角出发，认为日本士兵为无产阶级出身，不是中共的敌人，以此团结和争取日本普通士兵，瓦解和分化日军。

中共不仅在国内开展宣传工作，还将宣传辐射和渗透到了日本。日本警视总监丸山鹤吉1931年1月12日撰写的报告，记录了日本海关查获上海寄给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中共宣传资料，涉及《红旗日报》等报刊(41)丸山鹤吉「中国共産党機関紙『紅旗日報』ノ郵送配布ニ関スル件」，昭和6年1月12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09400。。警视总监安倍源基1938年3月24日发送的秘密报告，收录了侵华日军寄回国内的中共对日传单，是“去年3月6日中共军队在山西省娘子关附近的战斗中散布的”。传单共三种，“其一呼吁与中共军队进行联合；其二以日本和平同盟的名义呼吁日中两国同志联合；其三以八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强调优待日本俘虏，打倒日本军阀和财阀。”报告还抄录了传单的日文原文。此外，神奈川县知事、长崎县知事、兵库县知事、大阪府知事等日本地方官员撰写的报告，也记录了日本各地发现的“中共反日宣传”资料详情，包括散布范围、主要形式、主要内容等。(42)安倍源基「支那共産軍ノ散布セル邦文反戦『ビラ』入手に関スル件」，昭和13年3月24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5014003500。由此可见，中共的对日宣传已经相当广泛地渗透到了日本多地，引起警方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警惕。

除中国和日本外，中共的国际宣传工作还广泛辐射全球多国。外交史料馆所藏“中方宣传 第三卷”档案有18个重要卷宗，分别是日本在世界多地收集的中共对日宣传资料，包括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新加坡、锡兰(斯里兰卡)、阿富汗、古巴等地。日本驻河内总领事宗村丑生称：“以中日人民大同盟和中日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名义制作的印有武昌邮戳的小册子《告日本人民书》《告日本国民书》于昨天发给了本地日本侨民……这些从武昌发出的小册子批判我陆军，强调人民和民族解放，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分子在对我军部队，特别是武汉皇军进行宣传活动。”(43)宗村丑生「武昌ヨリノ宣伝文ニ関スル件」，昭和13年10月1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5014003900。中共的国际宣传网在全球多国铺开，从特定角度折射了中共在抗战国际宣传战中的重要历史贡献。

(四)中共宣传效果相关档案

日本高度关注中共宣传工作效果，特别是日军对中共宣传的接受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

日方对中共宣传感到“恐惧”和“忧虑”。1939年4月，侵华日军分析认为：“领导中国思想战的主体是共产党”，“中国事变以来日军所到之处连战连胜，取得赫赫战果。但很遗憾，在思想战方面却甚为不利”，“不得不说，在思想战方面已明显输给敌人”，“共产党及其军队巧妙地争取民众，更对日军不断实施思想瓦解工作，实为堪忧之事”。(44)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14 年4 月5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内阁情报部报告称：“此次事变当然是武力斗争，但中国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场思想战。日本虽然也在进行思想战，但在组织、手段、方法等方面远不如中国”，“消灭中共是国策上最重要的事项”(45)内閣情報部「北支共産軍ノ宣伝戦術」，昭和14 年3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10435500。。

中共宣传手法不断改进，日趋精良。在全面抗战早期，山西省的日军俘虏对中共传单的反馈称：“和出兵西伯利亚时苏联制作的传单一样，文章太幼稚了，日本士兵都不会看。”(46)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芸春秋』2006年7月30日。194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宣传品的文字必须是真正的日本文，形式要短小精致、印刷精美，以适合其脾胃。”(47)《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194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63—64页。日方档案《石太线袭击事件中对八路军宣传工作的观察》认为，八路军的宣传工作“相当巧妙且周密”，“之前在各地没收的传单创意雷同，所列事件均为日本国内的例子，颇为陈腐；所用纸张均为日光纸，大都变色，损毁严重，应为半年或一年以前制作”，但“此次袭击所用均为新近制作的传单”，“应是将擅长日语的宣传品执笔者带到前线所作”。(48)篠塚部隊「石太線襲撃に於ける八路軍の宣伝工作の観察の件」，昭和15年11月9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82100。日本宪兵司令部印发的《中共及其军队在日军后方搅乱策动与宣传工作概况》，梳理了中共散发的宣传品内容，认为“华北的抗日反战宣传主要由中共领导”，“最近的宣传品极为精炼，漫画增加甚多”(49)憲兵司令部「思想彙報(第四十七号)中国共産党及共産軍の日本軍後方攪乱策動及宣伝工作の概況」，昭和14年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317200。。内阁情报部也称：“去年春天以前文书内容非常拙劣，最近变得非常精良”，“所以效果很大”(50)内閣情報部「北支共産軍ノ宣伝戦術」，昭和14 年3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10435500。。这些史料很好地印证了中共在全面抗战期间通过教育并转化日本俘虏开展对日宣传工作。

对于中共宣传内容在日军内部的传播与接受，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研究班1940年9月承认，“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共军队的思想谋略极为巧妙且顽固”，“中国事变发生以来至1939年6月，宪兵所知中国方面反战宣传文书达220种，不少人拿到这些文书后用于给将士的慰问或商用等目的，不少人携带或邮寄回国”。由此可见，中共宣传品在日军中的二次传播较为普遍。该档案的重要价值在于，它通过检查书信记录了日军士兵接触中共宣传品之后的感受，承认“中国军队在与武力战同时进行的宣传战有相当效果”。日军士兵在书信中称：“长途行军疲劳时，看到村庄中散乱的传单和海报，突然觉得战争真是荒唐，开始讨厌战争”，“扫荡游击队后经常看到中国军人针对我们的反战传单，虽然知道是‘谣言’，但仍经常感到不安”。许多士兵还会在书信中附上中方宣传品，其中不乏对军阀、财阀的批判。据此，大本营判断“完全是受到了中国方面思想谋略的影响”。例如，有的士兵在信中写道：“想到惨无人道的军阀、财阀，就不想牺牲”。(51)「第2 支那側思想謀略の影響」，大本営陸軍部研究班『支那事変の経験に基づく無形戦力思想関係資料(案) 』，昭和15 年9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756500。内阁情报部也在报告中称：“战斗中士兵情绪紧张，但休战时想起日本老家、内地军需行情、失衡的社会现象,思想会相对消沉。在这时中共宣传火上浇油，有相当的效果。”(52)内閣情報部「北支共産軍ノ宣伝戦術」，昭和14 年3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10435500。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也认为，“共产党军队的这些方法颇为巧妙地用在所有地方，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对我军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共产党对我方军人进行充斥着不平不满的宣传，尤其与伤病员不满相关的内容很多，影响非常大”。(53)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14 年4 月5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三、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的价值

宣传工作是中共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是还原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在总结中共宣传工作历史经验和阐释中共宣传工作历史贡献方面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日方档案可以为中共宣传史研究提供新史料。历史研究要重视一手材料，不能为了图省事就抄二手、三手材料(54)张静如、王洪妮：《再论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日方关于中共宣传工作的许多档案，混杂在作战记录、俘虏报告、外交报告等各类档案中，尚未完全进入学界视野。比如，有学者关注了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创办的中文报纸《实话报》(55)郑成：《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实话报〉为例》，《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其实早在抗战期间，中共领导八路军对伪军开展宣传工作时，也创办过同名的《实话报》。日本所藏第27号《实话报》出版于1942年7月，头版大篇幅报道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并配发毛泽东大幅头像(56)《实话报》(1942年7月1日)，「中共側新聞伝単等送附ノ件3」，昭和17年7月17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2461700。。《实话报》主要报道八路军歼敌情况、沦陷区民众受日军压迫情况，揭露日军的残酷无情。但是，这类档案目前还没有学者进行挖掘整理。再如，日本所藏1929年《外事警察报》刊登的《共产党的巧妙宣传》，梳理总结了中共为应对国民党新闻审查而采取的“黑色宣传”手法。该文指出，国民党对中共实施严格的取缔政策，但中共通过巧妙的手法开展宣传，“2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的封面为《中央半月刊》，封面的内侧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文字；2月10日出版的《少年先锋》采用了同样手法，封面为《闺中丽影》，且有美女肖像。《中央半月刊》实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杂志。仅从《布尔塞维克》的文章看，整体上没有区别，很难将二者进行区分”(57)「共産党の巧妙なる宣伝」『外事警察報第79号～第84号』，昭和4年4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403000。。这些档案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报刊史料，也提供了中共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舆论斗争的重要史料。

日方档案可以助力总结中共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日方档案不仅有部分稀有原报原刊，更有大量珍贵的日方调查、分析和研究报告。其中既有对中共的污蔑曲解，如“中共的扩张必然导致中国的灭亡”；也有对中共宣传工作的“恐惧”，认为“华北治安的问题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58)《华北治安战》(上)，第2页。日方档案折射的中共宣传工作历史经验有着重要价值，如中共在宣传实践中采取“孤立极少数，团结大多数”的“两分法”，认为“日本人民和日军普通士兵不是我们的敌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广泛应用到对日宣传工作中。日方档案从中共宣传文本中提炼了中共宣传的“两分法”策略。篠塚部队的报告称：百团大战前的中共宣传工作，多采取阶级分析方法，把日军的军官与士兵划分为不同阶级，进行分化离间(59)篠塚部隊「石太線襲撃に於ける八路軍の宣伝工作の観察の件」，昭和15年11月9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82100。。这是目前所见日方最早明确提及中共“两分法”策略的档案。再如，中共积极使用“外嘴”开展国际传播，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共教育和转化了一批日本俘虏，并领导他们成立日本反战同盟等组织，开展了系统的对日宣传工作。日军认为中共“可能利用了绑架的日本人”，“或动员使用了日共党员”(60)憲兵司令部「思想彙報(第四十七号)中国共産党及共産軍の日本軍後方攪乱策動及宣伝工作の概況」，昭和14年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317200。。内阁情报部也指出：“宣传品是由日本士兵或侨民所作，或命毕业于莫斯科和哈巴罗夫斯克共产大学者所作。”“《告日本士兵诸君》《日本共产党反战计划》等，均为非日本左翼人士无法写出的内容。”(61)内閣情報部「北支共産軍ノ宣伝戦術」，昭和14 年3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10435500。结合上述关于中共宣传效果的分析可知，积极使用日本人开展对日宣传，使得中共宣传工作方法更加精良，并在日军中产生广泛影响。

日方档案可以助力阐释中共宣传工作的成效。首先，在宣传范围上，日方档案收集了中共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非洲、美洲开展的工作，足见中共在对日宣传中的卓越贡献；其次，在宣传组织体系上，日方档案除关注中共宣传部门和新闻报刊外，还特别关注中共军队政治工作及思想战的相关内容，从中可以管窥中共宣传工作的立体化和有效性；再次，在宣传效果上，日方明确表示，中共军队政治部有“伟大的组织能力、顽强的行动能力”，政治工作人员是“非凡的组织者和煽动者”，对日军来说，“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62)《华北治安战》(上)，第2页。，“国民党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63)内閣情報部「北支共産軍ノ宣伝戦術」，昭和14 年3 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10435500。。早在1939年，日本就对国共两党的前途作出颇有前瞻性的判断，从日方角度折射了中共宣传工作的历史贡献，也为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线索、新角度、新史料。

当然，使用日方档案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部分档案存在记述上的错误和内容上的臆测，如认为中共军队政治部主要由“组织科、敌军科、政治科、宣传科、出监科”组成，“出监科”的职责为“人质的监禁、监视”(64)寺内部隊参謀部「『共産軍ノ政治部ニ就テ』送付の件(1)」，昭和13年11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0650600。。显然，此处的“出监科”是“锄奸科”的讹误。第二，绝大部分档案是站在帝国主义和侵略者立场，戴着“防共反共灭共”的有色眼镜认识中共，不乏诬蔑栽赃，需要用正确的历史观进行科学甄别。如日军称中共传单所指“在后方有四百名日本人协助我们”为“谣言”(65)篠塚部隊「石太線襲撃に於ける八路軍の宣伝工作の観察の件」，昭和15年11月9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82100。。事实上，此时八路军和解放区活跃着数百名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觉醒联盟、反战同盟等组织(66)赵新利：《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教育与对敌宣传研究》，《新闻大学》2021年第6期。。中共的宣传内容是基于事实的，而日方档案的“谣言说”实为对中共的诬蔑。

从总体上看，日本有关中共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档案多是政府文书、官方报告，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决策的重要依据，可靠性较高。不少史料都是“秘密”“特密”或“绝密”档案，内容珍稀，史料价值很高，应该加大整理和研究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