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代中缅关系档案资料评介

陈 洪 运

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外交史研究成为一股新的学术潮流。国内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成立周边外交研究机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但显然“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尚处于滞后且未成型状态”[注]① 石源华：《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刻不容缓》，《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研究缺少对象国的档案史料。就当代中缅关系史研究而言，学界目前主要利用的中方资料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以及中共领导人的年谱、文稿等公开出版的文献，而缅方资料则集中于政府公开出版物，基本上尚未利用缅方档案。在缅甸国家档案馆为期半年的档案研究工作过程中，笔者发现该馆藏有大量有关当代中缅关系的档案文献，极具史料价值。鉴于此，本文拟评述缅甸国家档案馆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关涉当代中缅关系档案资料的馆藏情况，以期为国内学界同仁前往该馆查档提供借鉴，并为国内学界在当代中缅关系史、缅甸对外关系史、亚洲冷战史等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搜集提供参考。

一、缅甸国家档案馆基本情况介绍

1972年3月16日，根据缅甸革命委员会政府第97号法令，缅甸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Myanmar,N.A.D)正式成立。它是缅甸最重要的档案收藏和保管机构，主要职能是保存和保管来自缅甸政府部门、国外、历史学家个人以及研究者的所有重要记录和档案。[注]② Khin Moe Moe Hlaing, “History of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1972-2006),”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Yangoon, 2011, p.56.

缅甸国家档案馆位于仰光德贡镇区的外国使馆区，毗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缅甸大使馆[注]③ 具体地址为No.114, Pyidaungsu Yeikthar Road, Dagon Township, Yangon。。在查档之前，研究者需首先前往档案馆二楼西首的阅览室办理读者证，而办理该证件需要出具本人所在单位和缅甸相关单位的介绍信。缅方的介绍信可由缅甸任何一所大学或科研机构的专家开具。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当场书写一封查档申请书以及填写两份表格(内容包括申请者的姓名、职业、住址、学历、计划研究的主题等)，并且缴纳30美元(也可以缅元结算)办证费和一张一寸免冠照片。完成上述申请手续后，研究者可以立即开始查档并于当天领取读者证。读者证的有效期为一年。在有效期内，研究者只需在门卫处进行简单登记，便可进入阅览室查阅档案。需要注意的是，该阅览室同缅甸的其他重要场所一样，有着装方面的严格要求，来客务必做到上衣不露肩、下衣不露膝，赤脚入室。

缅甸国家档案馆通常是周一至周五上午10时开馆，下午4时闭馆，中午不休息，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开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国家法定节假日不仅包括国庆节、泼水节、点灯节等缅甸的主要假日，而且包括诸如排灯节、伊斯兰新年等印度的某些节日。

研究者前往缅甸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时，可以在阅览室里的电脑上进行档案目录查询，内有英文和缅文两种检索系统，均能按照关键词进行检索。通常情况下，以英文关键词在英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出来的为英文档案，以缅文关键词在缅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出来的是缅文档案。但根据笔者的查档经验，即便是以英文关键词在缅文检索系统中进行检索，也会有所收获，反之亦然。

当然，无论是利用英文还是缅文检索系统进行查询，检索结果都会呈现档案的获取号、卷宗号、卷宗名、馆藏地、起止时间等相关信息。研究者应将所查档案的获取号、卷宗号和馆藏地信息记录下来，然后向阅览室工作人员提交调档申请。原则上每次最多可提供10条调档信息，调阅10卷档案。在实际查档过程中，可提交的条目并不局限于此。但考虑到工作人员的服务意愿以及能够最大化地搜集到自己所需档案，每次以提交20条调档信息为宜。工作人员会先将调档申请提交给馆长审核，随后将审核通过的档案卷宗调出供研究者查阅。工作人员可以提供纸质和电子两种形式的档案。需要指出的是，缅甸国家档案馆中的档案已有相当部分实现了电子化，尤其是缅甸独立之前的档案。工作人员原则上优先提供电子档案。当所查档案已经电子化时，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研究者可以在阅览室的电脑上直接浏览档案；或者当所查档案为缩微文献时，研究者可在专门仪器上进行查看。只有未电子化的档案，工作人员才会提供纸质档案。

研究者可以手工抄录所查阅的档案，但不允许使用电脑输入或者拍照。当然，该馆也提供档案的复印和制作光盘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馆对复印或制作光盘的档案没有页数限制，且制作质量都较高。就价格而言，无论档案形成的年代如何，目前的收费标准一律是复印档案每页60缅元(人民币和缅元的当前汇率为1/230)，档案制成光盘每页125缅元。就获取的速度来说，复印较快，在数量不太多的情况下，次日即可拿到档案复印件。而制作光盘的周期相对较长，大致需要一周时间甚至更久。复印或制作光盘的费用均以缅元现金结算，不能使用美元或其他货币。

目前，缅甸国家档案馆收藏了自1824年以来约1.6万英尺的档案，共计约90万卷。这些档案主要以纸质档案、缩微胶卷、缩微平片、纪录片胶片、录像带、照片和光盘等形式保存，其中缩微胶卷3740卷、缩微胶片7940片、CD和DVD共1301张、录像带65盒、磁带 740盒、幻灯片150张、照片4800张、电影胶片11卷。[注]Annual Report of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Typescript, 2008, pp.8-10, quoted in Khin Moe Moe Hlaing, “History of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1972-2006), ” p.85.所有档案被分成29个全宗(见下表)。

编号全宗名称时间段1独立之前1835—19482二战期间1942—19453独立之后1948—19884革命委员会1962—19745革命政府1962—19746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urma Socialist Lanzin Party)1962—19887人民议会(Pyithu Hluttaw)档案1974—19888国务委员会(State Council)档案1974—19889协议、条约、协定1966—201110内务部1903—197411计划与财政部1948—199212总理办公室1943—201013交通运输部1963—200414国家法律和秩序整肃委员会(The 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1988—199715外交部1939—199316边界与国家开发事务委员会(Border Areas & National Development Affairs Committee)1989—201117文化部1824—200418教育部1885—200519公共事务部1989—199320国家计划与经济开发部1993—201121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vention)1993—200622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The 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1997—201023信息部1945—200224能源部2001—2007

25移民与人口部197326商务部1963—200027酒店与旅游部1965—200428司法部长办公室(Attorney General Office)1989—200529缅甸联邦共和国档案2011

此外，缅甸国家档案馆中还保存有5万多册政府各部门的官方出版物，例如缅甸公报系列(1862—2009)、政府通知系列(1880—2009)以及政府报告系列(1856—1935)等。

二、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代中缅关系档案的特色内容

据笔者在缅甸国家档案馆查询系统的检索结果，该馆目前所藏当代中缅关系缅文档案约7000卷，英文档案约600卷。因语言限制，这里仅介绍相关英文档案的情况。大体而言，缅甸国家档案馆中有关当代中缅关系的英文纸质与电子档案可以分为六大主题，即缅甸承认新中国与两国建交、中缅边界与边民、缅北国民党军残部、高层互访、双边经贸关系、华人华侨与仰光“六二六排华事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人员往来等范畴。

(一)缅甸承认新中国与两国建交。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这一主题的档案主要分布在外交部和总理办公室全宗。这些档案包括缅甸驻南京大使吴敏登(U Myint Thein)关于国共内战局势的双周报告、吴敏登有关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伊蒙(E Maung)外长同外国驻缅使馆的沟通、驻外使馆有关美英印等国对缅甸承认新中国态度的报告、缅甸政府的内部讨论、外交部对驻英国和印度大使馆的指示、缅甸社会党对于承认中共政权的态度、缅甸承认新中国的方式和后果等。这些档案揭示了缅甸政府和政党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主要考量，以及中国内战局势和美英印等国的态度对吴努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决策进程的影响。1950年6月8日，中缅两国建交，成为当代中缅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与该问题相关的档案，包括姚仲明大使出使缅甸及参加欢迎晚宴的情况、缅甸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选派及在北京的活动、中缅两国围绕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和中国驻腊戍总领事馆重新开馆问题的交涉等。

(二)中缅边界与边民。边界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中缅两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同时，中缅边界不仅是新中国建立后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而且是中国同周边国家正式划定的第一条陆地边界线[注]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57页。。缅甸国家档案馆所藏与该主题相关的档案有60余卷，主要散存于外交部、总理办公室、革命政府、计划与财政部等全宗，内容涉及中缅边界问题由来的背景、缅甸政府选派官员前往伦敦和新德里从事中缅边界相关问题研究、掸邦和克钦邦官员对中共军队在边境沿线集结的监视以及就此向政府所作的情报报告、“黄果园事件”[注]即1955年11月20日中缅两国军队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缅甸官员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芒市的考察记录、1956年10月中缅第一次边界问题会谈的会议记录、1956年11月10日吴努有关中缅边界的广播讲话、1956年至1958年间中缅两国边界谈判的文件汇编、缅甸《民族报》对中缅边界事务的报道、1958年中缅边界争端和边界谈判记录、有关中缅联合调查组以及中缅联合边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剪报、《中缅边界条约》的签署过程以及条约内容和批准书文本、1886年至1960年间中缅两国边界条约和协议汇总、1963年中缅边境会议记录、边界委员会关于中缅边界界碑被移除等情况的报告、缅甸官员对中缅边界界碑和山口的视察报告等。涉及边民问题的档案包括1956年芒市中缅边民大联欢、驻昆明总领事馆有关中国政治运动与云南边民出逃缅北给政府的报告、移民官员就驱逐中国非法移民回国遭遇的困境向政府的报告、云南傣族边民非法进入缅境、缅甸情报部门有关中国难民的月度特别报告等。

(三)缅北国民党军残部问题。这既是缅甸在建国初期的首要安全隐忧，也是中缅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有关该主题的英文档案同样是缅甸国家档案馆的重要馆藏，总量达40余卷。这部分档案主要收藏在外交部、总理办公室、计划与财政部等全宗，内容涵盖景栋当局就对在缅“避难”的佛海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理问题给政府的报告、驻泰国大使有关前国民党军第93师人员在景栋和大其力活动的报告、情报部门有关国民党军败退缅甸以及在缅活动的总结报告、缅甸驻华大使和印度驻华大使同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交涉、掸邦地方官员有关中共军队在中缅边境地区打击国民党军残部的情报报告、缅甸报纸有关国民党军残部同克伦和孟族反政府武装结盟的系列报道、温撤拉(Wan Hsa-La)三位白人尸体事件、吴努在议会众议院的演讲、缅甸代表在联大控诉国民党军残部侵略缅甸的记录、“联合委员会”[注]即“从缅甸撤离外国军队联合军事委员会”(The Joint Military Committee for the Evacuation of Foreign Forces from Burma)之简称。该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5月22日，是美国、缅甸、泰国、中国台湾四方代表就国民党军残部撤离问题进行谈判和协商的机构，促成了1953年至1954年间缅北国民党军残部第一次撤回台湾。谈判期间缅甸军事代表团就谈判进展给政府的系列报告、驻泰国大使就国民党军残部第一次撤台情况给政府的特别报告、驻泰国大使馆武官给政府的特别报告、缅甸同美泰印等国的沟通和交涉、国民党军残部对中缅边界勘界工作的阻碍、第二次撤台后余部在缅甸的活动情况等。

(四)中缅高层互访。高层互访频繁是当代中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据统计，自1950年至1988年，缅甸领导人24次访华，中国领导人35次访缅[注]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第181、207—209页。。正因如此，缅甸成为当时同中国高层互访频次最高的周边国家之一。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对于增进中缅两国的政治互信和“胞波”情谊具有重要意义。该馆收藏的相关档案包括1954年周恩来访缅的文件、1954年12月吴努和周恩来的联合声明、1954年12月2日吴努在欢迎国宴上的演讲、吴努与周恩来会谈要点、1956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吴努访华期间发表的声明、吴努陪同周恩来前往茵莱湖(Inle Lake)和东枝(Taunggyi)考察的相关安排、奈温1960年访华期间同中方签署的条约和协议、1964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缅的相关文件、缅方为奈温1965年访华准备的中缅联合声明文本、缅甸国内外媒体对奈温计划1965年访华的反应、奈温访华行程安排及在华期间活动、周恩来同奈温谈话要点、缅方准备的关于李先念主席及夫人1985年3月4日至11日访缅的工作计划、缅方准备的有关乔石副总理1987年访缅的工作计划等。这些档案可以揭示出一些新的历史事实，如吴努早在1952年就曾邀请周恩来访缅，这就将缅甸改善对华关系意图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相关档案还揭示了1954年中缅总理互访前后吴努对中国的心态变化，对华疑惧心理逐渐消除。

(五)双边经贸关系。相关档案分布于外交部、计划与财政部、总理办公室、国家计划与经济开发部以及“协议、条约、协定”等全宗，包括劳动考察团中国之行的报告、两国建交初期经贸关系总结、贸易代表团1954年和1959年访华情况报告、中缅大米换商品协议以及两国贸易协议、采购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中缅转口贸易、1961年中缅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缔结过程及文本、1965年中缅两国贸易协议、有关中国援缅专家活动情况的报告、仰光食品工业公司同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中缅相互培训工程技术人员的换文、缅甸造纸和化学工业公司同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签署的协议等。

(六)华人华侨与仰光“六二六排华事件”。除边界、缅北国民党军残部等问题外，华人华侨也是当代中缅关系中的突出问题。1967年发生在仰光的“六二六排华事件”一度严重影响中缅关系。这部分档案主要收藏在外交部、总理办公室、独立之后、国家计划与经济开发部等全宗，内容包括缅甸当局对仰光华人华侨数量的统计、华人学生社团的活动、中缅建交初期缅甸当局向华人华侨的签证颁发程序、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驻缅大使馆请求缅甸政府禁止亲台华文报纸活动、华人社区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文化大革命”初期“红色华侨”与亲台华侨在缅甸的活动、缅甸当局从外文报刊上收集的有关“六二六排华事件”的新闻评论文章、缅甸外交部同驻华大使馆就所谓“毛泽东像章事件”[注]缅甸档案中对仰光“六二六排华事件”的称谓。的往来函电、中缅有关所谓“毛泽东像章事件”的往来照会、缅甸外交部就所谓“毛泽东像章事件”给驻外使领馆的指示电、所谓“毛泽东像章事件”文件汇编、60年代后半期缅方重建中缅关系的努力等。

除上述六大主题的档案外，缅甸国家档案馆当代中缅关系英文档案还涉及中缅两国航空和通讯联系、缅甸同中国香港地区的领事及经贸关系、缅共同中共的党际关系、缅甸驻华使领馆的情况报告、中缅两国代表团(包括文化、友好、军事、宗教、教育等)互访、吴努—周恩来通信、西藏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缅甸与中印边界冲突等诸多方面，范围非常广泛。

三、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代中缅关系档案的学术价值

毋庸讳言，关于当代中缅关系史的实证性研究离不开一手档案文献的支撑，而在中央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等国内档案保管机构开放程度不甚理想的情况下，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代中缅关系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些档案对于推进当代中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当代中缅关系史研究。国内外学界对于当代中缅关系史的研究长期缺乏实证性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关档案的解密开放，范宏伟、齐鹏飞、覃怡辉、貌昂妙等海内外学者开始基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档案，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中缅边界、华人华侨等问题开展实证性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利用缅甸档案。不过，这种状况近年来正在发生改变。在2018年6月22日至24日于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缅关系小组的梁志、陈洪运、周万和布舍等四位学者的参会论文均利用了缅甸档案，对中缅边界、缅北国民党军残部等诸问题进行了再探讨。笔者认为，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代中缅关系档案对于推进当代中缅关系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更为客观地还原诸如缅甸承认新中国的动机、吴努政府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的政策等历史事实，重建当代中缅关系的历史叙事；其二，在当代中缅关系史研究中引入缅甸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往研究以中国视角为主的狭隘局面，进而更为全面地展现缅甸政府对华战略意识的形成与嬗变；其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边民问题、缅甸与西藏解放和西藏暴动问题、中缅高层和各类代表团互访、中国对缅经济技术援助、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在缅甸的竞争等。

第二，有利于丰富当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史料源。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全球冷战以及两国间存在华侨、边界、经贸问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缅甸政府十分关注中国的外交活动。缅甸情报部门、包括驻华使领馆在内的驻外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的缅甸代表团等都十分注重搜集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内容涉及中锡(兰)关系、中印尼关系、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上的活动。如缅甸驻华使馆就1952年10月中锡(兰)两国签署大米换橡胶经济协议给政府的报告、驻印尼大使馆关于中印尼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谈判和交涉的报告、驻华大使馆关于中国政府处理被俘美国飞行员问题的报告等。当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情报机构对1959年和1962年两次中印边界冲突的情报搜集和系列报告。上述这些档案为研究者开展中锡(兰)经贸关系、中印尼华侨双重国籍谈判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丰富了当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史料。

第三，有助于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当时，缅甸政府对既是邻国又同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颇为关注。缅甸驻华大使和驻昆明总领事、各类访华代表团成员、掸邦和克钦邦的移民官员等经常就中国局势向政府提交报告，内容涵盖中国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政治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云南局势等，如土地改革和整风运动造成的云南边民外逃事件、“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取得的成就、“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系统的冲击及其对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钢铁工业和进行铁路建设(如山东莱芜钢厂的现代化和扩建项目、腰古—茂名铁路修建计划等)、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与对外开放、中国的农业气象学等。这些史料不仅丰富了党史国史的研究文献库，而且提供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特殊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推进西南边疆史、中共党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此外，诸如缅北国民党军残部、中缅经济技术合作、中缅边界、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既是当代中缅关系史上的重大议题，也是缅甸对外关系史和亚洲冷战史上的核心议题。因此，如充分利用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辅之以中、美、英、印、澳等国档案，采用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的方式对这些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推进缅甸外交史和亚洲冷战史研究的发展。

概言之，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当代中缅关系档案是开展当代中缅关系史、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亚洲冷战史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具有显而易见的独特价值。但需要提醒研究者注意的是，在进行当代中缅关系史研究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该馆馆藏档案外，还应该注重史料的多元化搜集和对各种易见史料的发掘。首先，研究者应该加强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印度等多方档案的搜集与利用，进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研究，因为中缅关系的整体变动同英美等西方国家对缅政策的演变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缅甸政府时常就诸如中缅边界谈判、国民党军残部等问题征求印度、美国等各方的意见，美、英、印等国的情报机构针对中缅关系的演进也撰写过很多研究报告。其次，缅华图书馆、仰光云南会馆等侨团保存着大量有关缅华社会的珍稀史料，年长的华人华侨也是当代中缅关系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文本文献和口述文献的发掘，从而推进缅华问题研究。再次，应该加强搜集和利用中、缅、美、英、印诸国有关当代中缅关系的易见史料，尤其是中缅两国政党团体的出版物、报刊资料等。唯其如此，才能推动当代中缅关系史研究全面且健康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