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及发展(1938—1943)*

杨 新 新

1943年初，根据新成立不久的中共东江军政委员会内部统计，在东江等地进行敌后游击战争数年的曾生、王作尧部队(即1942年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主力)，经历了“东移”*即1940年初，为避免被国民党方“围剿”，曾、王二部由东江等地向粤东海陆丰地区转移的行动，下文对此有专门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与大岭山、阳台山“反顽”、反“扫荡”战争洗礼后，已由建立之初不足百人且毫无任何军事经验的游击武装，扩展至拥有1300余人枪，初步形成一定战斗力，并正在“向正规军发展”的“主力部队”*《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东江与三角洲两区的工作总结》(1943年2月2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 1986年，第224页。，成为广东战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独立抗日武装力量。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前后，由时任中共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发给中共中央并南方局的报告，以及部分干部战士的后来回忆中表示，当时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非但未公开打出中共领导的旗号，仅以“爱国青年和华侨、港澳同胞自发组织的群众抗日武装的面目”活动，*《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83页。且部队中的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共间可能发生内战冲突的“残酷性”“长期性”不够警惕，始终对广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抱有一定的“乐观”与“幻想”情绪*《东江区一年工作报告与今后工作方针》(1943年2月21日)，本书编委会编：《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501页。。

对此，后来者不禁要问，1943年前后，中日战争已进行数年，中共在华北、华中等地公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已成气候，*参见杨奎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为中日战场上各方所瞩目，何以唯独广东一隅中共领导之抗日游击武装，却迟迟未公布旗号？此外，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到1943年前后，国共两党虽仍然互有合作需求，但实际关系已大不如前。在此情况下，东江等地之中共军事武装人员，又为何对广东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始终抱有“乐观”与“幻想”？

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尽管学界已就抗战时期东江等地中共领导下的游击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过程等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讨论，然而为数众多的分析，基本属于就事论事式的平铺直述，并未对广东中共抗日游击武装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路径演变特征等问题作较为深入的阐述与解释。*主要相关论著参见《东江纵队史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现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等。换言之，较之华北、华中等地，华南抗战爆发以来，中共广东党组织在东江等地主导之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经历了何种大相径庭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致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中后期，其仍然呈现出上述不一样的问题与特点，值得后来者进一步研究。

一、“统战地方”与华南抗战前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抗日武装工作”策略

从现有可见的相关材料来看，尽管早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未久，中共中央便已提出并在华北等地展开了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参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然而考虑到1937年七八月前后，华南的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正着手于组织的重建与恢复，重点工作仍在健全并巩固“南方党组织的基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报告——关于政治形势、党组织概况、群众运动和目前重要工作》，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1986年，第84页。，则可知这一时期，广东等地虽有个别党员与部分进步青年学生被派往参加了广州、东江等地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壮丁队、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及民众自发成立的各类抗日武装自卫团体等，为未来之敌后游击战争培养了“军事骨干”，*《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第266页。但整体而言，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对敌后游击武装斗争等工作却并无太多实质性的准备。

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开始对抗日军事武装斗争等问题有所考虑，大约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加紧进攻南部中国之后。一方面，根据驻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联席会议的决定，两广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工作中心由香港转移至广州，长江局派组织部干部黄杰巡查两广，加强对华南等地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与抗日军事武装斗争的领导与准备。*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04页。同时通过国共双方以及周恩来与英国方面的协商，中共中央又分别在广州、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余汉谋、香翰屏及其所部的军事统战工作*《东江纵队史》，第7—8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迟至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以前，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抗日军事武装斗争准备，并非侧重于敌后独立武装游击战争的动员与发动，而主要着眼于通过各类统战关系以及成立“抗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等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组织，输送青年学生投考国民党官方举办的各类“军校训练班”，并组织青年随军服务队，在国民党地方正规部队中开展以“坚持抗战”“巩固统一战线”为主的“模范军人”运动，*《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关于广东共产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运动、武装斗争、反托斗争》(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33—336页。以求促成广东国民党军抵御外患，扩大中共在本地的组织与影响力。

而这一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军事武装斗争工作之所以着重于通过各种合法运动形式，努力在本地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与以下两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一方面七七事变以来，广东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内部派系倾轧，余汉谋等人有意借用中共力量与统一战线口号，以壮大声势，故大胆启用进步青年，放开民众运动*《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299—300页。；另一方面国共再次携手后，中共中央要求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各白区地方党组织应放弃此前的地下党式的关门主义态度，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旗号下，团结“一切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实力派”与“最广大的中间群众”，改造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使之走向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义道路”*《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24—228页。。

事实上，就当日之情势来看，正处于组织重建中的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确也一度因部分干部、党员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以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不力，党组织恢复与发展工作出现不同程度的阻碍与滞后。直至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后，毛泽东秘书张文彬调至华南，转变本地党组织革命策略，放手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建立统战关系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的军事统战工作方才显露成效。*《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第387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因为张文彬等人来粤后，不遗余力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中共广东党组织远离中共中央，也未如华北、华中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一般掌握诸如八路军、新四军一类的正式军事武装，这也造成一段时期内，部分本地干部党员在华南抗日军事武装斗争工作的开展与认识上，出现了重视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役”统战运动，而相对轻视建立敌后独立武装游击战等倾向。

华南等地中共党组织将开展敌后独立武装游击战争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则要晚于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遵照中共中央与长江局的指示，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设立了专门的军事委员会，任命省委常委尹林平担任省军委书记，并就党员参加各地自卫团体，组织群众抗日武装等问题作了初步讨论。*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84—185页。

同年夏秋，随着日军进犯华南地区计划的加速，以及中共敌后游击战争总体“政略”的确定，广东省委又在广州召开了武装工作会议，并就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党组织应“将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利用各种方式，建立并加强对地方抗日自卫武装的掌握，实现党内的“军事化”，以为将来全面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预做准备。*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同时，广东省委还拟定了日军入侵广东后，以东江地区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计划，并调派部分有军事经验的干部返回东江等地，加强对当地抗日武装工作的领导*参见《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第401—402页。。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华南抗战爆发前，中共广东党组织部分干部党员在本地的“抗日武装工作”中较为重视与国民党地方正规军“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加之此时广东党组织多数党员为学生、知识分子出身，并无军事斗争经验，部分省委负责干部又因担心中共广东党组织力量薄弱，东江等地可供回旋余地较小，不适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以致出现信心不足等问题。这使得广州武装工作会议后，东江“几个中心县委”虽根据省委要求，开始建立起军事武装部，并着手于“地方自卫武装团体的工作”，但总体上而言，广东党组织对游击战争的实际领导，却依然是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关于广东共产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运动、武装斗争、反托斗争》，《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16页。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广州沦陷后中共领导下的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与展开较之华北、华中等地更显曲折与复杂。

二、重“统战”倾向影响下中共东江抗日游击武装的初建及其“反复”

1938年10月12日，日本华南派遣军第21军在海军的配合下，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进犯广州。面对日方的突然进攻，由于国民党军政当局在情报研判上出现失误，未作有效防范，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数日内直逼广州城郊。中共广东党组织部分干部领导此前在抗日军事问题上“过分信赖广东当局的力量”，强调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应对战争爆发的准备不足。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此时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未归，事发后省委又缺乏统一的行动计划与部署，致使部分党员干部一度出现了“彷徨失措”等情况。*《目前形势与斗争任务——林平在区党委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7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435页。

广州沦陷前后，中共广东省委因在广东各地“没有真正可以掌握的武装”，不得不计划随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撤往粤北*《杨康华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10月13日，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日，负责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等，研究部署在东江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斗争，决定派通晓客家语言、熟悉惠阳等地情况的曾生，以及有一定军事斗争经验的谢鹤筹、周伯明等，率部分惠州籍党员干部与华侨、工人等返回惠阳坪山，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将相关决议电报中共中央*参见《曾生回忆录》，第94—96页。。几乎与此同时，10月15日，在未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情况下，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此前本地党组织部分掌握的“东莞常备壮丁队”的基础上，通过本地统战关系，成立名义上隶属国民党县政府，实际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县委武装部长王作尧任队长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展开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参见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的闪光——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回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面对广东局势的变化，在接到廖承志等来电后，11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广东省委、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回电，同意了廖承志等人关于在东江敌后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的计划，*《广东工作报告摘录及谈话记录》(1940年6月11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1987年，第269页。同时指示中共广东党组织应积极利用国民党方同意各地成立自卫军的训令，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在东江、海陆丰等“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争取并推动广东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广东党统战、群众工作的意见》(1938年11月1日)，转引自《东江纵队史》，第21—22页。。

事实上，尽管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开展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指示以前，惠阳、东莞等地的敌后游击武装工作实际已在部分党员干部的领导下铺开，然而因受到此前中共广东党内“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倾向的影响，部分干部党员却对独立开展敌后抗日军事游击斗争出现信心不足，以致消极执行等问题。 直至张文彬返回广东，向广东各地党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广东党组织必须把“发动与组织敌后及前线上广大群众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后， 组织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方才真正成为广东党组织“第一等重要工作之一”。从此后一段时期内曾生、王作尧等人在惠阳、东莞等地动员并发展敌后民众游击战之情况来看，由于中共广东省委此前将工作重点放在对广州、香港等大城市中国民党军政当局之统战与青年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等的发动上，相对忽视在乡村地区的组织发展与民众动员工作，导致中共当时在广东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乡间一般民众不但不清楚共产党为何种组织，且对曾、王等人发展游击武装有所顾忌*《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331页。。甚至连部分农村地区的党员亦“只知抗日”，不清楚党的具体政策，一味紧跟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走*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页。。这也给东江等地中共初期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之发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同时注意到国共双方在广东力量对比悬殊，中共广东省委对积极开展支持以余汉谋、张发奎等部为中心，建立“模范统战省”的工作方针尚未改变，*《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抗日战争发展、各政治派别关系、党的工作》(1940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1986年，第170—173页。出于减少双方间“摩擦”的考虑，曾生、王作尧等人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并未公布其党员身份，而是以组织民众自卫队、群众抗日武装等面目活动，以争取本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支持*冯鉴川：《华南抗日纵队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另一方面他们又依靠本地人的身份优势，利用宗族与同乡关系，以及“抗先”、“惠青”(“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简称)等中共外围青年组织此前在东江地区宣传抗日救亡时打下的人脉基础，动员本地青年学生与民众参加并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并积极与本地民团、土匪等武装搞好关系*王作尧：《东纵一叶》，第78—79页。。

同时，受益于东宝惠边地区靠近香港的便利条件，曾、王二部又得到经由香港地方党组织、“海委”“八办”以及海外华侨等转来的经费与物资的支持*中国海员工会广东省委员会编：《广东海员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这使曾、王二部在东宝惠边等地的活动，终于打破了此前一度被动的局面，得到了国民党方面与地方社会的支持，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由于曾、王二部在建立敌后抗日军事武装初期，中共广东党组织部分领导干部一再强调敌后游击武装斗争必须同对国民党方的统战工作相配合，故其并未公开打出中共领导的旗号，而是接受国民党方颁发的番号，随国民党正规军行动*参见《历史的闪光——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回顾》，第6—7页。。加之此时曾、王游击队中成员以返乡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本地妇女、“老妈妈”居主，多无任何军事斗争经验，不适应游击作战，对坚持敌后武装游击战争信心不足*参见陈文慧：《东莞模范壮丁队的女战士》，《南粤红棉》，广东省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东江组，1983年，第47—48页。。1938年12月前后，日军占领广州后“回师扫荡”东江地区，国民党驻军迅速溃败，撤往香港新界等地，曾、王游击队中不但出现了成员开小差离队等问题，曾生部与姚永光率领的东莞模范壮丁队部分游击武装人员，甚至出现了丢掉武器，随国民党军一道撤至香港“避难”等情况，*周伯明：《投笔从戎，鏖战东江——忆曾生同志》，《怀念周伯明同志》，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东江纵队分会、珠江纵队分会，1999年，第215页。致使中共领导的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在发展初期遭到了一定的挫折与反复。

1938年12月底，廖承志、梁广等以新成立的中共东南特委的名义在九龙弥敦酒店召开会议，会上廖承志批评了曾生、姚永光等人随国民党军撤至香港的错误行动，要求曾生等人带队重返东江敌后，坚持敌后游击武装斗争。同时，廖承志等还要求其应设法运用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方的支持，公开打出抗日部队的旗号，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与“港澳爱国同胞和华侨的支援”。*《杨康华回忆录》，第83页。

会后，根据廖承志与东南特委的安排，一方面，曾生等人借叶挺在东江等地与国民党军中的影响力，*1938年10月前后，叶挺因与项英意见上出现分歧，离开新四军，返回广东，拟接受余汉谋委任，赴东江惠州老家发动抗日游击战。后因蒋介石担心余汉谋与叶挺等人在地方做大势力，坚决反对，而不得不作罢，叶挺重新回到新四军任军长。但叶挺滞留广东期间，通过廖承志的从中牵线，却也为曾生等人重返东江敌后提供了不小帮助。参见袁鉴文：《怀念老队长王作尧同志》，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怀念王作尧将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5页。收容部分溃散到新界等地之国民党士兵，并收集其丢弃之武器，带队重返东江敌后*参见《曾生回忆录》，第108—109页。；另一方面，坚持东江敌后的王作尧等人，亦从大岭山转移至东宝边地区，与由当地中共党员黄木芬等人掌握的抗日自卫队汇合，连同阮海天等从增城等带来的“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一起，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参见叶庞：《东宝边区工委》，东莞政协编：《山鹰之歌——东莞路东三区革命斗争纪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62—63页。。此后，曾生、王作尧等部队遂再次在东江敌后逐步站稳了脚跟。

鉴于曾生、王作尧二部中多数成员缺乏必要的军事斗争经验，就在曾生等率部重返惠阳后不久，东南特委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请求调来部分有实战经验的粤籍军事干部梁鸿钧(除外)、卢伟如、李振亚、邬强等人，分派至曾生、王作尧二部，开办军事训练班，加强对部队干部、战士军事素养的提升*黄业：《深情怀念邬强同志》，中共英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怀念邬强同志》，1994年，第28页。；另一方面廖承志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又积极联络南洋英荷属惠州侨胞，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返回东江敌后，与“惠青”等中共外围组织合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物资捐募、民众动员等方面，配合曾、王二部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之展开*叶锋：《活跃在大亚湾沿岸的惠青救亡工作团》，中共惠阳县委员会、惠阳县人民政府编：《大亚湾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与此同时，曾、王二部亦积极利用当地“响马”曾鸿文等人的关系，筹集钱粮武器，收编土匪、自卫武装等，壮大自身力量，并通过统战与地方宗族关系，再次取得国民党军给予的正式番号，分别被编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曾生部)、“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挺进指挥部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王作尧部)*参见王作尧：《东纵一叶》，第78—79、83—88页。。1939年5月，中共东江军事委员会(简称“东江军委”)成立之时，曾、王两部已扩张至数百人枪，初步建立起枪械修理所、医务室、鞋厂和被服厂，*《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第103页。并在部队内部秘密成立了党组织*曾文：《回顾“东纵”基层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共惠阳县委党史办公室、东纵惠阳县老战士联谊会编：《东纵战斗在惠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成为东江敌后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游击武装。

三、“东移”受挫与中共东江抗日军事武装策略的部分调整

正当曾、王二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局面初步有所打开之日，1939年底1940年初，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共合作关系出现波折，双方军队在各地摩擦不断*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79—391页。。曾、王二部此时亦因在东江等地扩张过快，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等问题的影响，不得不开始执行较为激进的“打土豪”等政策，影响到部分本地势力的利益，进而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发生冲突*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p.24.。1939年11月，陈诚到广东韶关攻讦中共在敌后战场“游而不击”，表示要“严防共党活动”。此后，国民党东江地方当局开始限制中共外围组织“东团”等在东江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并以勾结土匪、扰乱治安为由，逮捕了“东团”博罗队成员杨德元等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事件纪实》，《广东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史料——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第277页。。同时，国民党第四战区挺进纵队东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亦以“协助工作”为名，要求派人到曾、王二部中担任副队长等职务，并调集部队包围曾、王二部，要求其前往惠州城内进行整编、集训，妄图予以缴械并消灭之*《梁广关于坪山事件经过的报告——事变发生的经过、影响及应解决的几件事》(1940年4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133页。。

面对局势的恶化以及国民党方面逐渐转变的态度，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就是否继续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长期与国民党方合作等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加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工作虽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广东省委的“四大任务”之一，但部分干部党员对此一直信心不足，“武装斗争经验缺乏”等问题长期存在*黄业等：《真钢火炼，光辉一生》，《怀念曾生同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6年，第88页。。

1940年初，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且内部争议颇多的情况下，为免活动于东江敌后的中共游击武装因力量薄弱，被国民党方一网打尽，中共东江军委根据潜伏在国民党方游击指挥部中的地下党员送来的情报，匆忙作出决定，曾、王二部暂时脱离东宝惠边地区，向粤东海陆丰等地转移*参见《东江纵队史稿》，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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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队在转移前动员、准备工作不足，转移过程中又遭国民党方围追堵截，队伍抵达海陆丰地区后，更因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情况，缺乏地方社会与民众的支持，*王作尧：《东纵一叶》，第114页。以致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弹药、物资极度匮乏，部队减员较为严重，从出发前的800余人骤减至100多人，且“军事上完全陷于被动”，干部战士情绪低落，处境十分艰难。*《东江纵队史》，第57页。

1940年5月，在从梁广与东南特委处获悉曾、王二部“东移”后出现上述困难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廖承志与东南特委等，指出曾、王二部脱离东江前线，转入“后方停留”，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失败”，要求其必须重返东宝惠边地区，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不怕与国民党方“摩擦”，以求得“生存发展”*《曾、王两部应回防东宝惠并注意行动事项》(1940年5月8日)，《东江纵队志》，第486页。。同年8月，在接到中共中央命令后，曾、王二部克服重重困难，陆续从海陆丰地区返回惠阳、宝安前线，并在宝安上下坪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东移”的经验教训，确定未来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基本方针与任务*《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第128页。。

会上，按照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等关于“纠正对广东环境特殊的乐观估计”*《中共中央关于时局逆转与党的应付措施给粤委的指示》(1940年4月1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7页。，以及“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3页。会议决定返回东江敌后的曾、王二部，放弃此前国民党方发给的番号，部队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部为第三大队，王部为第五大队)，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同时对国民党方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名义上暂不公布中共领导的旗号，以便获取更多的支持与同情，避免与国民党方的公开决裂。*参见《东江纵队史》，第63页。

上下坪会议后，针对曾、王二部中因“东移”分歧出现的“干部不团结”以及部分党员“消极逃避，军事政治均采取被动”等问题，为加强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及东江敌后和前线工作的领导，根据此前中共广东省委执委会的决议，中共东江军委又任命曾担任过红军团长与八路军延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有较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尹林平、梁鸿钧等，分别出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同时尹林平兼任东江特委、前东特委书记。同年10月，在尹林平等人的指挥下，第三大队开赴东莞，创建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留在宝安的第五大队，则在王作尧等人的领导下，建立起以阳台山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根据地。*参见《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3卷，第130—136页。

到1941年年中，尽管受内外形势的影响，广东党组织内部仍有部分干部党员，对中共能否在华南等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抱有疑惑，其在本地抗日军事武装斗争策略问题上相对重视“统战”国民党正规军的倾向并未全然转变*参见《目前形势与斗争任务——林平在区党委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7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432—433页。。然而在廖承志、梁广等领导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粤南省委以及华侨、东宝等地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初步积累了一定游击经验的曾、王二部，挡住了国民党地方部队与日伪军的“围剿”，并逐步走出了“东移”失败的“阴影”，使队伍再次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吴克辉：《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历程和基本经验》，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广东人民武装斗争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四、香港沦陷、广东国共关系公开破裂与中共东江游击武装的大发展

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受益于尹林平等军事干部的指挥，愈发能够灵活运用游击战术，避实就虚，给“围剿”“扫荡”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伪、顽各方予以有效打击，战斗力逐步提升，初步建成以东宝惠边地区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游击基地*参见《东江纵队史》，第90—91页。。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驻宝安等地的日军，渡过深圳河，进入新界，向香港发起进攻。25日，英军宣布放下武器，港督杨慕奇(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向日军投降，香港遂告沦陷。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由于日军为将香港“变成海空军辅助港，太平洋战争的后方根据地”，加紧了对各项战略资源的控制，这导致活动于东宝惠边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一直通过香港获取地下党、海外华侨等经费、物资支持的渠道就此被截断，使得部队经济紧张等问题开始显现*参见《林平给中央转恩来电——关于香港沦陷后的一般情况》(1943年2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33—234页。。

为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早日摆脱上述困难局面，1942年1月，转入东江游击区的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宝安县白石龙村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在总结了此前东江地区敌后游击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敌后游击战的军队和地方党的领导”，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任命尹林平为主任，同时建立直接与延安、南方局以及南委联系的电台。*参见《曾生回忆录》，第239页。

鉴于东江等地的游击部队较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会议另决定，对东江抗日游击武装进行整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下辖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任命梁鸿钧为总队长，尹林平兼任政治委员。同时，为解决部队经济紧张等问题，张文彬一方面去电中共中央，请求通过秘密渠道拨给经费予以支持*《张文彬报告东江情况》(1942年1月10日)，《东江纵队史料》，第41页。；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有所调整，加强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战工作，促其能够恢复东江等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之“名义”与“番号”，并重新“划分防地，发给经费”，以使之继续“配合国军”作战。*参见张文彬：《我们的主张》(1942年1月下旬)，《东江纵队史料》，第43—44页。

就在张文彬等人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沟通协商，试图再次通过统一战线关系，努力使广东敌后游击战争走出困谷时，1942年4月，“南委”与“粤北省委”事件相继案发，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廖承志、张文彬等人陆续被捕，国共两党在广东关系公开破裂，几无再继续合作的可能。华南国统区各中共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转入隐蔽状态。*有关“南委”“粤北省委”事件详细经过的讨论，可参见《“南委事件”与华南共产党组织的应变措施》，林天乙：《中共党史论丛》，岳麓书社，2005年，第228—246页。

与此同时，随着1942年夏秋以来，广东各地久旱不雨，灾情不断，出现严重粮荒，日伪与国民党方等加紧了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剿”*参见《林平致中央并恩来电——关于今年一月后敌、我、友、顽的情况》(1943年3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51页。。失去香港与各地方党组织支持，对处于“保存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中的地下党施以援手，使原本便经济紧张、陷入发展困境中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更是“雪上加霜”，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期*参见《林平给中央并周恩来电——一年来政治形势的总结与今后时局的动向》(1943年2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18页。。

面对愈发严峻的形势，在已无法依靠统战关系与外部渠道维持敌后武装游击战争的情况下，1943年初，周恩来致电东江游击队负责人尹林平等，指出国民党方对东江中共武装“势在必打，志在消灭”，要求广东各地干部党员必须破除此前对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不切实际的幻想，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同日伪与国民党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其对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封锁与“围剿”。*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62页。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共南方局的决定，1943年2月，“南委”事件后兼任新成立的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省临委”)书记，统管广东各地党组织的尹林平在香港九龙乌蛟腾村召开省临委与东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敌后军事斗争经验较为丰富的尹林平提出，广东党与东江等地的敌后游击队应改变此前碍于同国民党方的“统战关系”而不得不“固守已有根据地”的保守做法，需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游击战战术，主动出击，深入敌后，发展新区，进行彻底、坚决的敌后独立抗日武装斗争。*王作尧：《尹林平同志在广东武装斗争中的贡献》，《尹林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针对游击队与根据地经济紧张、物资短缺以致队伍发展相对停滞等问题，会议决定，一方面东江军政委员会精简上层机关，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领导干部分散各地，充实并加强基层战斗部队；另一方面，又调得力干部专门负责根据地“经济发展”以及税站建立等“财经工作”，以增加部队收入*《东江革命根据地税收史概述》，《东江革命根据地税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同时，利用宗族、同乡等社会关系，收编土匪、伪军等，建立“白皮红心”政权与外围武装组织，并派出小股武装深入港九敌后等交通要道，建立海上游击队，为部队主力收集情报、筹集物资、安置伤员等*《林平给中央并周恩来电——一年来政治形势的总结与今后时局的动向》(1943年2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26页。。

乌蛟腾会议后，由于受内外形势再次变化的影响，华南抗战以来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的“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的倾向得以基本祛除，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军事方略最终确立并得到较好执行。东江等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也因此打破了国民党方的封锁进攻以及日伪方的“万人大扫荡”，渡过了“笼罩着悲观、失望”情绪的最艰难岁月*《东江纵队工作报告——对敌战斗及党的建设情况和经验教训》(1944年10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1987年，第56页。。到1943年底，经过一年左右发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至3000余人枪，部队战斗力、政治觉悟等有了明显提升。东江敌后根据地建设与财经工作水平亦有了显著提高，基本实现了游击队与地方党组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参见林平：《东江游击区目前情况》(1943年11月23日)，《东江纵队史料》，第77—78页。。

鉴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已在东江敌后“站住脚跟”，并通过营救港九等地文化名人与盟军战俘等行动为各方所熟知，且其接受中共领导的事实已为公开秘密，再无隐瞒必要。根据尹林平等人的请求与建议，遵照中共中央随后的指示与要求，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更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同日，东江纵队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拥护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东江纵队史料》，第88页。。此后，东江敌后抗日游击队开始以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的名义公开活动，中共东江纵队遂成为华南抗日战场上一面重要的旗帜。

五、结 语

无论是华南抗战期间曾出任过中共东江纵队司令的曾生，还是曾兼任东江纵队政委与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尹林平，在其后来关于中共东江敌后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回忆与检讨中皆认为，迟至1943年初乌蛟腾会议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抗日军事武装斗争问题上“独立自主依靠人民开展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策略才最终得以全然确立，*参见尹林平：《东江纵队统战工作的回忆》，中共宝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回顾东纵统战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7页。部队各方面形势此后也迈入了新局面，有了较大程度的进展*《曾生回忆录》，第286页。。这表明，1943年前后是中共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朝着良性方向转变的重要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在对独立自主开展本地敌后抗日游击战等问题上可能并未达成一致，缺乏明确的“斗争方针和路线”*尹林平：《东江纵队统战工作的回忆》，《回顾东纵统战工作》，第15页。。广东的中共抗日游击武装的发展过程并不顺利。

事实上，通过本文的前述分析可知，诚如曾生、尹林平等人的回忆所言，由于华南抗战爆发前后，重建后不久的中共广东党组织自身力量较为薄弱，未掌握诸如八路军、新四军一类的正式军事武装，加之其反需要利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统战关系，加紧组织的巩固与发展，这导致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部分干部党员在本地抗日军事武装策略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重统战工作，轻武装斗争”等倾向，这使得东江等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建立与初期的发展，充满了反复与挫折。直至香港沦陷，国共两党关系在广东公开破裂，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广东党组织内部“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不敢对国民党作坚决的自卫斗争”等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中共东江抗日游击武装此后也迅速改变了之前的被动地位，实现了部队的大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1卷，第136页。

当然，也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自华南抗战以来，到1943年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抗日军事武装策略始终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展统战与独立自主地进行敌后游击战之间徘徊，这一方面虽然也一度造成中共东江抗日游击武装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充满了跌宕起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另一方面本地党员干部与部队战士也在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中积累了军事游击战的实际经验与教训，逐步坚定了开展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因此，或可认为，到1943年前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彻底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之路，中共东江抗日游击武装较之从前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无疑是各种外在条件变化所使然，也是其自身内在演变逻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