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及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牛津大学中国中心

苏 峰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成立于2008年5 月。该中心成立后，迅速成为英国、欧洲乃至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学术研究机构，对加强牛津大学与中国及全球其他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2016年9月1日，笔者有幸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和宣传”培训团访问该中心，得以近距离观察了解该中心相关情况并收集有关信息。在此加以介绍，与大家分享。

一、机构基本情况

英国牛津大学有着研究中国的历史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在欧洲研究中国问题上处于领先地位。早在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牛津大学博得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就入藏了第一批中文书籍。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首位到访牛津的中国学者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为博得林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修订了首份目录。1876年，著名传教士及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牧师被聘为首任汉学讲座教授，系统的汉学研究逐步形成。20世纪初，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创立了基于开放式教育理念的汉学科。从此，伴随着各类研究机构和图书、艺术品收藏的建立和完善，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蓬勃地发展起来。

为统筹牛津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以应对中国快速发展和在世界影响不断扩大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课题，确保牛津大学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牛津大学有效整合其中国研究资源，于2008年5月正式成立牛津大学中国中心。2014年9月，香港商人潘迪生捐资建造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大楼在牛津大学杜克郡落成。大楼耗资2100万英镑、面积约5500平方米，包括能容纳6万册书籍和文献的图书馆以及会议室、学术报告厅、语言实验室等设施。9月8日，英国威廉王子、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等为中国中心大楼揭幕剪彩。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现有20多位研究人员，研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现当代历史、社会史等领域，从语言文化、思想艺术、历史地理、政治法规、人文环境、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并预测将来。该中心目前是英国及欧洲最大规模的中国研究中心。*http://www.chinacentre.ox.ac.uk/.

现任中国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是英国知名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38岁就成为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米特在中华民国史、中日战争、冷战时期的比较研究和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等方面均有著述，对现当代中国研究贡献颇大。他的著作《痛苦的革命：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斗争》*Rana Mitter，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被认为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本必读书。

二、西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重镇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最引人瞩目的研究项目之一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英国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资助下，牛津大学2007年设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China’s War with Japan)。中国中心成立后，项目由被称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的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教授主持，团队成员有赖小刚(Sherman Xiaogang Lai)、海伦·施奈德(Helen Schneider)、聂洪萍(Nie HongPing Annie)、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艾伦·威廉·穆尔(Alan William Moore)等近10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力量。

围绕该项目，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学术成果丰硕，学术交流丰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西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重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拉纳·米特等研究人员不仅在《近代中国》《欧洲东亚研究》《近代亚洲研究》《中国历史评论》等杂志发表了诸多中国抗日战争方面研究论文，而且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如赖小刚《跃向胜利：山东省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财政力量，1937—1945》(荷兰：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版)；阿伦·威廉·穆尔《书写战争：士兵记录下的日本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拉纳·米特《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奋斗》*此书2013年底在美国出版，名为《被遗忘的盟国：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1945)》；2014年7月在我国出版，名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企鹅出版社2013年版)，该书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待抗日战争的影响，并提出西方不应忽视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其次，主办或合办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欧美、中国、日本等国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如2008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二战在亚洲和欧洲：战争、记忆与和解”会议，2009年在威尼斯召开“欧洲、意大利与中日战争”学术会议；2009年在牛津大学召开“如何讲述故事：东亚战时一代及其战后历史记忆”讨论会，2010年在牛津大学举办“中日关系长弧：三个时代中国看与日本战争、合作和冲突”会议和“全球化世界中的跨国历史：过去与现状”会议；20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东亚的战争与冲突：关于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新思路”会议，在牛津大学召开“1937—1949年战时和战后中国的救济与重建”会议，在杭州举办“蒋介石与二战”会议；2012年在牛津大学举办“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研讨会；等等。

再次，邀请国际上一些知名专家到牛津大学举办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报告，开展学术研讨与交流，产生了较大反响。例如2008年邀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新动态》的报告；2009年邀请剑桥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专家、米特的导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研讨《二战的结束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邀请华威大学克里斯蒂安·赫斯(Christian Hess)博士研讨《从殖民港到生产城市：战争、工业化与大连的定位，1937—1955》；2011年邀请莱斯特大学托比·林肯(Toby Lincoln)作关于《占领局限的映像：1938—1941年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恢复与重建》的报告；等等。*王爱云：《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学研究》2015年第9期，第15页。

此外，中国中心积极组织包括中心学者在内的欧洲学者参加欧洲及国际间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学术活动，论文或讲座水平较高，影响较大。2011年，该项目联合蒋经国基金会、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翰·费尔基金、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近代亚洲研究》编辑部，推出《近代亚洲研究》专刊(2011年第2期)——《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历、记忆与影响》，专刊收录欧洲抗日战争研究学者撰写的9篇文章。另外，中国中心聂洪萍研究员与英国国家学术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完成了以抗战为主题的网络游戏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项目，论文于2013年5月发表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聚集和培养了一批熟悉中国抗战史的学者，促进了西方社会进一步了解战时、战后和当代中国，也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学术声誉。在这一过程中，牛津中国中心及其主任拉纳·米特由于研究深入，持论公允，不断赢得国际学术界赞誉，在我国的影响力也持续上升。2015年9月，米特教授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以及台湾方面举办的有关活动。201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培训团访问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相关报道参见该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entre.ox.ac.uk/2016/09/08/delegation-from-the-party-history-research-centre-visits-the-china-centre/.，与米特教授和聂洪萍研究员专门就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研究进行座谈。培训团介绍了中国正在开展的抗战历史研究情况。米特教授就英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尤其是对抗战历史研究的重点和方法做了介绍。聂洪萍介绍了中国中心多种形式的抗战研究成果。

三、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对于加强牛津大学与中国及全球其他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这里已经成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每年举办大量讲座、论坛、演讲等学术交流活动，探讨主题涉及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艺术、科技等领域。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着世界各地学者，仅2016年五六月，各种学术讲座、演讲就有近20场。

中国中心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中国文化历史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学术交流活动。本文以2016年为例，以期管中窥豹，反映中国中心相关研究方向和研究水平。

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该中心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譬如，题为《山西和广东的土改成果(1945—1965)：干部档案中发现的新成果》的演讲，由毕业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爱丁堡大学Felix Boecking博士所讲。演讲根据他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图书馆以及胡佛研究所进行的最新研究，论述中共的土改结果是有差别的，即使是在同一地域，也有乡村和县的差异，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是解释土改结果的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土地改革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权力的关键，中共结束了不平等的土地分配，获得民众拥戴，带来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变。

再如，牛津大学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Ruth Y.Y.Hung关于《“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诗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演讲。她在中国革命背景下探讨胡风的革命事业和政治命运，关注他的诗歌所引发的现象。胡风常年追随中共，他的作品最终成为对抗封建专制和反对民粹民族主义的力量。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颂歌、长达书籍篇幅的诗歌《时间开始了》，是在他与党的理论家和作家的长期矛盾中写成的。作品浓缩了胡风对于一个他曾经期待和理解的政权的到来的复杂感情。诗人是“生活的战士”“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斗士”，这是胡风对诗人角色和使命最直观的见解。“战士”“斗士”带有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上的隐喻。“战士和诗人是同一神灵的两个化身”，胡风展现了同一历史时期革命的不同组成和目标所构成的绝妙景象，而他同时又在等待它们归于平静。

此外，还有多伦多大学亚洲政治学助理教授Diana Fu博士《没有群众的中国动员》的演讲，考察当代中国民众抗议、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当代中国历史讲师Jennifer Altehenger博士《社会主义设计：物质，物质文化与毛时代的中国革命》的演讲，考察1978年经济改革前中国的物质和设计，揭示中国的设计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宏伟工程的密切关系；香港大学人文学科主任教授、伦敦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Frank Dikotter(冯客)就其新著《文化大革命：一部人民的历史(1962—1976)》所作的演讲。

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现实研究方面，中国中心也举办了内容丰富的各类讲座。最为知名的是德意志银行讲座系列。该讲座系列源自2015年4月德意志银行资助，邀请世界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主题演讲。譬如，2016年5月3日，中国导演陆川从导演视角探讨中国的电影制作与未来前景。演讲前还放映了陆川导演的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南京！》(City of Life and Death)。2016年10月14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作题为《下一任政府下中美关系的未来：朝鲜核问题是否存在解决办法？》的演讲。他表示，为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应主张“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政策，强调朝鲜将会是下一个十年最大的地缘政治学问题。

此外，该中心还举办了其他聚焦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交流活动。如“中国空气污染的治理”“中国网络安全新策略及其挑战”“中国产业活力与低效并存”“中国创新能力的转变”“评估中国在欧洲的经济政策”等。

为更好地向英国和欧洲学术界展示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中国中心推出“中国中心中文论坛”，不断为来自中国(或有着中国学术背景)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中文论坛涵盖面较广，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历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譬如，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新西兰坎特博雷大学伍晓明教授，他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学期间，在中文论坛作题为《设想舜欲废除死刑——重读〈孟子〉“天子舜窃负杀人之父而逃”章》的演讲，就天子之父犯杀人之罪，天子自己当如何面对的伦理困境，探讨孟子是否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从而探究此命题的现实意义，提出更好道路应是更加公正，这是整个社会的根本基础。

再如，同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访问学者，又是欧盟玛丽·居里研究员和可持续发展全球法律倡议访问学者，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张翔副教授作题为《康有为流亡欧洲与他的政治理念》的演讲，他解析了20世纪初康有为流亡欧洲、造访牛津和剑桥的旅欧游记，分析了康有为的国际视野和政治理念。

还有，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副教授、中国教育部“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项目)境外协调员、牛津大学沃夫森学院和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孙红杰博士，作题为《数字人文语境与中国音乐文物》的演讲，介绍中国教育部“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与牛津大学电子研究中心CLAROS项目和大英博物馆Research Space项目之间的合作计划。

可见，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学术研究及交流活动不仅研究范围广，研究的问题具有前沿性，还具有国际视野和现实关怀，组织非常活跃，获得普遍肯定。它已经成为一个从世界看中国的高水平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不仅是中英两国，更是中国与欧洲、与世界进行人文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