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中国发展奇迹原因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郑 有 贵

“中国之谜”是既“李约瑟之谜”之后，又一个引起国内外广泛而又热烈讨论的问题。与“李约瑟之谜”讨论中国为什么不能的问题相反，“中国之谜”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

中国发展奇迹原因这一研究热点的形成，最初是由国外学者引发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发展奇迹令全世界瞩目，影响着全球发展及结构的重构，但目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仍未能有效解释中国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从多学科、多视角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一些解释。由于研究的立场和范式不同，学科和视角的不同，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分析可谓众说纷纭，存在较大分歧。

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研究，理应是推动党史国史研究继续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题。其一，相对而言，党史国史学界有洞察这一发展进程的优势，开展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实证研究，可以基于当时的历史场景作出更加客观的分析，避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视野分析的局限，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能否科学分析和认识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关系到能否厘清和客观再现改革开放史的主题以及主线、主流和本质。其三，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研究，是一个实践问题导向性很强的选题，有助于促进党史国史学界深化实证研究，破解思想发展、理论创新、政策演变、制度变迁等过程记述中文山会海现象和领导人思想观点的简单再阐述等问题。相对于现实问题研究而言，党史国史学界在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实证性研究方面成果相对较少，有影响力的成果更少。

对于中国发展奇迹原因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导向极强的重大选题，相关研究也会由于研究维度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在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中，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在还原历史场景的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避免短时段分析验证不充分的缺陷，善于从长时段因素变化的比较中洞悉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反复实验，但长时段的实践实际上也是一种实验验证的过程。在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分析方面，基于短时段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会遇到难以通过长时段检验的问题。例如，中国发展奇迹原因有“后发优势说”“人口红利说”“结构效应说”等，若把这些观点纳入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也有需要修订完善之处。的确，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等，引进先进设备和资本，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之一，即“后发优势说”无可非议。中国可以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人工成本昂贵的情况下，劳动力密集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人口红利说”是成立的。由于中国城乡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提升其发展水平，由此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又为发展提供了市场，进而提升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结构效应说”也是成立的。但是，把中国发展奇迹放在更长时段进行考察，如往前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国时期甚至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就会发现，中国都有与先发国家生产力水平差距巨大的问题，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提供，都有城乡差距较大的问题，但1840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的发展没有取得举世瞩目的奇迹。这是为什么？可见，不能笼统地把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表述为“后发优势说”“人口红利说”“结构效应说”，至少应加以修饰限定，比如“后发优势释放说”“人口红利释放说”“结构效应释放说”等，由此可继续深化研究后发优势、人口红利、结构效应是因为什么因素才被释放出来的。与之前相比，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这条道路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和政策体系，由此才可使后发优势、人口红利、结构效应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可见，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时间维度的长短是一个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不能仅仅是短时段的分析。如果缺乏长时段的考察，可能因实践验证不充分，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至少难以洞悉更深层次的问题。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2015MZD009)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避免就中国论中国、“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缺陷，善于从国际比较的视域洞悉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中国发展奇迹本身就是一个国际范畴的概念。在实证研究时，如果仅仅局限于自我的纵向比较，而不将其纳入更广阔的体系进行横向比较，这样的实证研究也会有局限。一方面，仅基于中国个案，难以辨别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还是特殊意义。这里仍然以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后发优势说”为例。从世界统计分析看，发展中国家能够释放后发优势而实现赶超发展的数量极少。这是因为，从经济运行机制进行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只是潜在的，也不是主导因素，更为主导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面临“贫困陷阱”及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受强势的发达国家掌控制定的国际规则影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其利益受发达国家侵蚀。例如，发达国家雄厚的跨国资本控制经济运行和索取剩余、高科技优势使其处于产业链高端而获得较高份额收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一般处于价值链中低端而只能获得较低份额的收益。这些都使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难以在赶超发展上有实质性进展。这样的实证分析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不是简单的后发优势的释放，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突破了“贫困陷阱”和劣势地位下的恶性循环这一定律。从这个视角所展开的深入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构建起的发展优势，才是有效突破“贫困陷阱”的关键。另一方面，就中国论中国的分析，难以深透地把握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共性和特性之处。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既有现代文明发展的共性因素，包括都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主导因素加以推进，但各国又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如何推进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实现路径。这样把握共性和特性之所在后，就可以深入地揭示中国发展奇迹取得的原因。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是在这样的因素下实现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作为这条道路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当然，这只是从最根本、最基本的方面进行的比较和概括，而在具体理论、政策及实践层面则极为丰富。在国际比较中，还可分别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进行比较，从而形成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三，避免对多元结构中各因素均等权重分析的缺陷，善于从各因素的关系上洞悉中国发展奇迹的主导因素。适应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存在的产业、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要求，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成功地融合起来，探索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利益主体结构等呈现多元化格局。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元结构情况下，要梳理主导因素也变得困难。如果不是勇于面对这种复杂性的挑战，而是找所谓的捷径，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进行孤立化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发生偏差，有可能误导当下乃至未来的改革。例如，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中，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发展奇迹中的作用，就需要分析多种所有制经济对中国发展奇迹的贡献及相互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对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公有制经济比例缩小，非公有制经济实现较大发展。这一改革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行业、城乡、区域不均衡的要求，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原因。中国发展奇迹取得的基础，在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这样的经济制度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供需均衡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厚植起国家的发展优势。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洗礼，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不断增强，以其长期形成的规模优势、装备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市场开拓能力优势，克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并在困境中发展壮大，成为“走出去”的骨干力量，在创造中国发展奇迹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第四，避免表象分析的缺陷，善于通过对本质的把握来洞悉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成功地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经济社会，但若由此将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归结于去政府作用的市场化，甚至认为政府的作用是负面的，就是由于仅从表象分析导致结论的偏差。如果对中国发展奇迹原因作出如此结论，将误导改革，也会使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赶超所形成而在市场经济下难以形成甚至难以再生的发展机制优势消失。实际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市场当然在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并不是让市场完全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对政府的改革，完善政府宏观调控，通过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促进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等，这不仅避免了市场失灵，还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使社会主义能够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得到更好发挥，为抢占发展战略制高点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进而保障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五，避免局部分析、以偏概全的缺陷，善于从整体史视域洞悉中国发展奇迹取得的原因。例如，如果仅仅看到改革开放前党政直接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改革开放以来则对党政企关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党政不再直接负责企业生产经营，就否定党在中国发展奇迹中的领导作用，就是以偏概全的一种表现。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实践表明，改革党政企关系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党可以从处理繁杂的具体事务缠绕中解脱出来，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理论的创新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上，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在中国发展奇迹中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的实际，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渐进地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科学发展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以新的理念和理论引领改革和发展；二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三是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站在时代的前沿，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通过发展理念的引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与政策的引导、制度的规范，促进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走出了发展中国家因一盘散沙而难以实现跨越发展的困境。这是中国发展奇迹最为关键的原因。

深化中国发展奇迹原因的实证研究，还会遇到很多难题。破解难题的关键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整体史视域把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联系起来，研究相互间的影响，客观梳理和把握改革开放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才有助于避免表象化、静态化、孤立化、碎片化分析中矛盾重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