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刍论

王 凛 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总体上看，今日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逐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得到加强，污染治理投入稳步增加，全国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的趋势基本得到了控制”*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但与此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一时代之学术乃是一时代现实之映射，是“学术界与其大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又一个体现”*〔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等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环境状况引发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并衍生了诸如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社会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相较于学界已有研究，历史科学(主要指环境史研究)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环境问题的知识贡献较少，参与度不够。

这部分缘于环境史本身就是一个新兴学科，研究时段向下延展尚需时日。近代史学形成以来，大致经历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等研究潮流的涨落。环境史是最为晚近才出现的史学分支。以罗德里克·纳什1967年出版的《荒野与美国思想》、1972年发表的《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前沿》等著述为标志，西方环境史兴起不过50年。虽有历史地理学、农林牧史学等带有环境史因子的研究部类存在，但迟至1995年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的《渐进渐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出版，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也才逐渐形成。*参见Peter C.Perdue,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ichael Szonyi, ed.,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p.252.“而从时段分布的角度看，当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至于中国环境面貌发生改天换地之巨变的近现代，研究付之阙如”*刘向阳：《关于世界环境史研究发展的思考》，《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中国当代环境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更未完全展开，大部分议题尚处于研究空白，“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页。。在当今中国，生态环境被放在了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者有必要思考，过往的中国环境变迁给今日的环境治理留下了哪些经验教训？未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将会呈现何样的形态？这些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历史科学的参与。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穆盛博认为：“考虑到那些研究当今中国环境问题的专家们很少回头看看过去，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向前看，努力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使得中国环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美〕穆盛博：《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相较于中国古代环境史而言，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资鉴作用更为突出。质言之，推进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虽然学界对“环境史”的定义至今尚未达成完全共识，但大致都认可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应该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美〕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序”第4页。。以本研究所涉时空背景而言，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中的“环境”应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第29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91页。。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就是研究1978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空范域内的国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所引发的环境演化的历史。环境史学的定义决定了环境史研究内涵极为丰富，“包山包海”，囊括了自然、社会与人类的诸多方面。诚如美国丹佛大学环境史教授休斯所言：“我们既然研究人类和自然，那么，任何人类事物或自然之物能置身于我们的探索之外吗？”*〔美〕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第134页。若直接从已有的环境史研究脉络中不加选择地全面开掘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并不现实，也易失焦。20世纪世界性环境问题的爆发、环保认识的传播催生了环境史的诞生。环境史的诞生也推动着环境问题的解决与环保意识的觉醒。相较于其他史学分支，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强烈的现实关怀与资政功能。从环境史学学理特征、改革开放时期阶段性特质、社会重大关切需要等综合考量，笔者认为刚起步的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可先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开展研究的前提。该领域史料大体可分为档案史料、报刊史料、方志史料、类书丛书史料、网络史料、口述史料、影像史料、研究著述史料等八种。这些史料具有数量大、分布广、形式多、内容杂等特征。相关统计显示，中国数千年古代典籍全数仅1.3万余种，而仅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一地移交的2002年至2014年的环境保护文书档案就多达8932件(其中永久3776件、定期30年5156件)，移出馆藏电子目录数据8932条*《上饶市环保局积极做好到期档案移交工作》，上饶市环境保护局网站，http://www.srepb.go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4&id=3749(访问时间：2017年7月15日)。。除环保部门档案外，水利、农业、林业、城乡建设、教育等部门档案也都广泛涉及环境内容。这些档案不仅涵括人的活动，而且涵括自然变化。相较于中国古代环境史史料，改革开放时期的环境史史料收集不能忽视相关的国(境)外媒体报道。此外，数量庞大的环境研究著述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些日期是真相的索引：日期越近，真实度越高。反之，历史学家希望这些日期本身就是可供分析的对象”*〔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深译：《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同时，研究者还需要高度重视网络史料这一特殊史料样态。网络史料包括环境管理部门、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官方网站、各类涉及环境问题的网络数据库以及个人或群体通过互联网平台留下的环境方面的信息。上述史料都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搜集，并加以甄别、整理，最终目标是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史料数据库的建立，或一定范围内的编辑出版，以为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基础。

二是城市环境史研究。作为城市历史与环境历史的融合产物，城市环境史主要涉及城市环境的特征与城市中的环境现象的研究*Joel Tarr,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Frank Uekoetter, ed., The Turning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0, pp.72-89.。美国环境史学家梅洛西于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对城市污水、雾霾、垃圾等多有探讨，被视为“城市环境史的开山之作”*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在中国环境史领域，城市环境史研究还很薄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发展过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正相关，城市中的人类活动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也逐渐增多。城市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无论从学理还是现实看，城市环境史都应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的前置性课题。其中，城市大气环境、城市水环境、城市固体废弃物应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具体城市选择上，研究者既要关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环境，也要研究昆山、寿光、巴彦淖尔、图木舒克等中小城市的环境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并非一个密闭的空间，“城市在其腹地的辐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演替的故事”*侯深：《没有边界的城市：从美国城市史到城市环境史》，钞晓鸿主编：《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5页。。换言之，研究者需要把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看成是一个与周围腹地紧密联系的生态代谢体”*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从而将城市环境史与区域环境史作有效度的联结。例如，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既需要观察京津冀区域环境变迁如何影响了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的环境状况，也需要了解这些单体城市环境的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的反馈。

三是环境保护史研究。美国环境史研究因环保运动而起，环境保护史曾长期占据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位置。以森林保护为主体内容的中国古代环保史研究在中国环境史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不同于西方环保运动的民间性，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加强环境保护，政府是主导，群众参与是重要的社会力量”*《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30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绪论”第5页。。改革开放时期环境保护史是党和政府领导与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历史。因此，研究者需要重点研究各级党委、政府如何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法律、制度、措施，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评估环境保护实施绩效。需要注意的是，环保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同样会不断被内在于政策过程并占据政策过程结构不同位置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所影响*参见王凛然：《政策过程与行为主体：二十世纪60年代初高校毕业干部清理收回工作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因此，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须关注社会各阶层、组织、群体、个人的环保意识生成、环保行为选择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并探讨这些互动对中国环保事业产生的正负效应。在具体内容上，改革开放时期环保史研究可分为环保法制史、环保政策史、污染防治史、自然保护史、环境监察史、环保教育史等。以自然保护史为例，国家公园研究是美国环保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主要关注其是否有经济价值、是否是对环境进行全面保护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等”*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另可见Richard W.Sellars, Preserving Nature in the National Parks:A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从1956年中国政府设立第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到改革开放后自然保护区的快速发展，随着自然保护法制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的展开，自然保护始终是中国环境保护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部生境的破坏与修复史，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自然保护史需要对其中的人类与自然、中央与地方、物种与景观、政策与执行等多重关系展开深入研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传统史学研究素来以人和人的活动为重心，环境史却在关注人的同时，打开了人与自然沟通的大门。这决定了从事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的研究者既需要采掘人类活动的史料，还要关注自然变迁的史料；既需要搜集整理这些史料，还需要探究这一时期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变迁以及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既需要一定的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也需要掌握或至少部分掌握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的学科工具。此外，在借鉴西方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同时，研究者也要警惕与反对机械决定论与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从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中，以更加理性、客观、辩证的研史态度梳理中国的环境变化，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这注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将充满挑战。不过，“指向实际和未来”是历史学重要的传统和特征*〔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历史学宣言》，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改革开放史与环境史又都是历史科学中最具现实启迪意义的研究领域。从现实与学术双重价值叠加考量，笔者相信环境史研究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结合将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学术增长点，改革开放时期的环境史研究将备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