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跨语际实践——以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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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体现为一种跨语际的传播实践，其基于翻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想象。本文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将之归纳为“创造性阐释”。以瞿秋白为例，《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并非瞿秋白的原创，而是转译性作品，经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跨语际的再造实践，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紧密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跨语际实践；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经翻译传入中国，翻译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传入中国的起点。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 “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2、418页。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必须重视翻译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的研究往往局限在何者翻译了何种著作，而忽视了对译者“解读的解读”；宏观整体的研究较多，微观个案的研究较少，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的不少成果浮于表面——都在言说“中国化”，但究竟是哪些文本通过哪些方式，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域外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转型，转型过程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却语焉不详。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通过细致的译介个案的研究实现，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通过译者被解读，译者为什么对之如此阐释，如何理解其译注行为，经过阐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又如何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勾连，这种阐释行为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何种影响？

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关注其来源渠道、传播文献、主要内容、传播史及时期划分、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等，而鲜有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个案文献本身和译者的能动作用*有学者从宏观层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参见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王刚：《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王跃、孙长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五个理论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指出翻译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论述仍嫌粗疏。参见李百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及传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本文通过跨语际实践理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是译者对域外文化进行创造性阐释的过程，译者通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再造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语言模式到另一种语言模式的转型和再造，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中国化。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截然分开的马克思中国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

本文将马克思主义者的翻译行为视为一种“跨语际实践”。“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由刘禾提出，其用以解释在翻译过程中将“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转化为“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过程中的创作行为。刘禾认为，“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跨语际的实践过程”。*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5页。跨语际实践表明，翻译者总是难以避免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与期待融入译本中，因此经过翻译后的文本不再仅是原文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译者的诉求。这体现出译者对于话语的权力支配，及译者借于文本所表达的愿望。*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1—56页。这一概念为“研究近代史上中西语言的互动实践设置一个理论基础。由于中国现代思想传统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所以不可避免的是，这项研究必须以翻译作为起点。”*刘禾著，宋伟杰等译：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34页。因此，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观念层面，考察这些外来思想在引入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演绎及可能的转向。*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本文试图从跨语际实践这一理论框架出发，以具体文本为研究对象，展现马克思主义文献从域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翻译实现“转型”，乃至“再造”的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者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如何在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间实现跨语际融通，如何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者的跨语际实践，这种实践的结果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采取个案研究，将瞿秋白及其译作《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人物。这两部著作是瞿秋白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品，前者的主要内容是对《反杜林论》部分内容的选译和概译，后者的主要内容是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下简称《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书于1921年底，是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的著作，曾在苏联产生很大影响。的转译。*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被不少研究者误为瞿秋白的原创性著作。如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141页；郭建宁：《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62页；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6—231页。这两部译作在1924年于上海发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作品。

一、选择性转译

选择性转译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明确目的性和主体性的选择过程，译者根据本国读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择其精要译为汉语，分享给中国读者。《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即体现了这一过程。

《社会哲学概论》是对《反杜林论》的节译和概译。《反杜林论》的现代汉语译文约为37万字，经瞿秋白转译后，《社会哲学概论》约为4万字。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了“比较连贯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页。。而《社会哲学概论》的主题是“社会哲学”，意在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社会现象中的一般规律。该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主要论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发展史；第二部分是“唯物哲学与社会现象”，包括“总论” “哲学”和“经济”三部分，论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相关原理，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和历史(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这与原著的构成有显著差异。《现代社会学》一书则是对《理论》的转译。后者的第一至四章主要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第五至八章重点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瞿秋白将前四章转译成为《现代社会学》的主体内容。因此，《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是瞿秋白根据中国现实需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从原文章节中选材，经选择翻译而成的“新作品”，与原著不尽相同。

从两组书中各选一例来观察与比较文本内容，详见下表：

表1 《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反杜林论》与《社会哲学概论》节选内容比较

上表说明，瞿秋白并非是逐字逐句的直译，而是在掌握原意和精要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概括性的转述和翻译，使作为“他者”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语言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本土语境的一种“自我”的思想理论。而这种翻译，抑或说是“转型”所呈现的文本，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中国近代史上的翻译者一般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去筛选和翻译国外的理论著作。瞿秋白对《反杜林论》和《理论》的转译也具有明确的选择性和目的性。

选择性转译开启了将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引入中国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有一个“从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论的重点转移”，这一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的维度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转向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例如，拉布里奥拉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唯物史观，而普列汉诺夫则反驳说：“马克思主义不单纯是经济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学说)，也不单纯是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它也不是经济学说加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要是肯花点功夫读一读恩格斯反驳杜林的论战性著作，他就会很容易地相信这一点。”《反杜林论》第一编就是“阐述道道地地的哲学问题的”。*〔俄〕普列汉诺夫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215—216页。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从李大钊、陈独秀到瞿秋白，亦有这样的“重点转移”*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8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的影响，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理论家的宣传中，唯物史观一直占有主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则很少被译介。在瞿秋白之前，辩证唯物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和介绍偶见于报纸或期刊，且是零星的、碎片式的，无法给人们以整体系统的认识。*在瞿秋白之前，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相关内容的文章仅有：(1)《马氏唯物史观概要》，《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7月18日至24日。(2)〔日〕桑木严翼著，心瞑译：《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7卷第5、6号，1920年3月10日、25日。(3)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评论”栏，1922年1月23日、31日。(4)〔日〕栉田民藏著，存统译：《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底位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10日。(5)V. Adoralslay著，石夫节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少年》(法国巴黎)，1923年第7号。瞿秋白较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四种“成份”：“互辩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无产阶级经济学”“共产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21页。马克思主义“以互辩法唯物论的总观点考察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天文、地理、生物界、人类社会”，“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8页。因此，瞿秋白根据国内理论界的需要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选择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作为传播的重点。上述两部著作是国内最早系统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自瞿秋白的译著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包括系统的唯物史观，还包含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进入了系统完整的传播阶段，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分析社会问题的理论工具由唯物史观向辩证唯物论的转变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瞿秋白在论述哲学理论时，常将可读性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他认为：“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每苦巨著繁重，而哲学一方面的理论，他们整部的大著作尤太深奥，不合初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5页。因而，在翻译上述两书时，他围绕中心命题，从内容明晰、通俗易懂的考虑出发，对无关宏旨和晦涩难解的内容予以删除。如在《社会哲学概论》中，他将《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列举和分析杜林观点的内容和材料通通略去，直接选取原著中与“社会哲学”有关的内容予以转译，便于读者理解。

选择性转译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翻译行为并非盲目的，而是在有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需要进行再编创作。译者自行选译和概译，重新编排结构，充分体现了传播者善于根据本国需要，选择精品转译以启蒙国人。这表明，作为域外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摆渡人”的译者，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通盘考虑和选择，并有目的地作出适应环境的改变，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跨语际“旅行”。

二、创造性加工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跨文化、跨语际的转换过程，是驯化外来文化中的词语、范畴和话语的过程，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述模式的过程。不同译者往往有不同的修辞策略、话语组成、命名实践和叙事模式。*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36—37页。瞿秋白在对《反杜林论》和《理论》的转译过程中，进行了带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创造性的加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原著中的哲学理论进行创新性的翻译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新的语境中得以发展、延续和强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分两节专门论述了“量和质”和“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6、507页。。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将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三：“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01页。。列宁考察了三个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556页。。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重视和强调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意义。瞿秋白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在编译《社会哲学概论》时，将《反杜林论》原本分两节论述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合为一节，即“数与质——否定之否定”，而在这一节前先辟一节，重点论述对立统一规律，即“互变律”。这一节的主要内容为瞿秋白写作。他指出：“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8页。这种章节安排和内容呈现反映了瞿秋白不拘泥于原文，以自己的理解重构了对经典的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语境时获得了新的形式。

第二，对原著中的概念和术语的翻译和语义形塑进行独特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表达形式的形成作了铺垫。

概念和术语是理论的呈现方式。“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域外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译者苦心孤诣地在汉语中探寻与外文概念和术语相应的对等词或建构新词语的过程。对于同一概念或术语，不同译者往往会创作出不同的译语。梁启超曾针对翻译感叹道：“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例言》，《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瞿秋白对此也进行了探索。“辩证法”一词是从日语的原形“benshō-hō辯證法”借用而来的。*〔德〕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在瞿秋白之前，已有少数人使用“辩证法”一词。*如在《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一文中使用了“辨证论”一词(《马氏唯物史观概要》，《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7月18日至24日)。而在以下文章中则使用了“辩证法”“辨证法”“辩证法之唯物论”等词：(1)〔日〕桑木严翼著，心瞑译：《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东方杂志》第17卷第5、6号，1920年3月10日、25日；(2)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评论”栏，1922年1月23日、31日；(3)〔日〕栉田民藏著，存统译：《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底位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10日；(4)唐敬杲：《新文化辞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98页；(5)V. Adoralslay著，石夫节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少年》(法国巴黎)1923年第7号；(6)李大钊演讲，黄维荣、温崇信记录：《史学哲学——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复旦》1923年第17期。但瞿秋白认为，从词源的角度分析看，作为“Dialectics”的译义，汉语中的“辩证法”并非是合理的对等词。他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将之译为“互辩法”“互辩律”“互变律”和“互辩的唯物主义”等。他认为，日语中译为“辩证法”并不确切，“因为‘辩证’两字和普通论理学(逻辑)无所分别，而且和互辩法原义无甚关系。互辩法的原义，本从希腊文‘Dialog’——‘对话’而出，意义是互相辩驳；至于互辩法一词哲学上的意义，实在是：相反者往往相成，矛盾者有时可以互变……所以如果译义，则不如译为互辩法及互变律，两词可以同用，重要却在那一个‘互’字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8卷，第464页。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在“互辩法”与“辩证法”等译名的竞争中，后者最终胜出。但“互辩法”等提法本身体现了瞿秋白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文化阐释方面的独特思考。

第三，运用书中理论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评析。

瞿秋白引导读者运用哲学原理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本质和规律，既生动地阐发了理论，又实现了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层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他在《现代社会学》中阐发“社会联系”的涵义时就结合中国市场的交换状况来论述。他举例说，英国工人所织的布，也许是为中国学生织的，中国农民所种的棉花，也许是为日本资本家而种的。尽管他们自己不了解此种状况，但大批的货物从这一国运到那一国，从工厂运到市场，“这就是这些人之间的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便是这统一的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62页。又如，他还运用因果联系理论分析袁世凯复辟的倒行逆施，指出：“历史上的事实决没有不在因果之内的”，“小小的偶然亦有影响，同时也有原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26—427页。。

第四，结合原著理论增添符合中国语境的案例、古语和俚语，使用蕴含中国历史文化的事例取代外国文化案例，建构符合中国语境的意义世界和本土色彩。

“翻译作为一种双向的话语交际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张立波：《汉译“马克思”:历史、技术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不可能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相同的。瞿秋白在翻译时，将恩格斯原文所列举的国人不熟悉的火地岛置换为中国贫困地区的苗族、黎族，将苗黎经济与英美相比较，他说：“穷乡僻壤苗黎所居的地方，决没有数量极大的生产，亦没有世界市场的大商业，更没有期票公债等的投机现象。因此，假使要用一种公律包括苗黎和英美的经济现象，那就至多只能得一极肤浅的共同原则。所以经济学根本上是历史的科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50页。在《现代社会学》中，瞿秋白也常常改写布哈林原著中包含俄式经验的例子。例如，他在介绍“无定论”(人的意志自由不受束缚)时写道：“人的意志却又是自由的。我要喝水，我就喝，我要读杜工部的诗或是听梅兰芳的戏，我就去读去听，——都是我自己要的，自己选择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16页。经过这样的改写，全书便出现了“袁世凯”“玉皇大帝”“城隍土地”“杜工部”“梅兰芳”“孔老二”“《礼运》”等产生于中国大地的词汇和事例。又如，瞿秋白使用“有钱买货，不论你是龟鸨娼妓”这一中国的俚语来说明资产阶级在商业中所要求的平等权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4页。；用“无产阶级拿着资产阶级自己的话堵他的嘴，‘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描述继资产阶级平等运动而起的无产阶级平等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5页。这些事例、俚语和古语的运用，一方面，赋予原著理论以新的涵义，使其内容更带有中国人自己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更能传达原文的真意；另一方面，使用“小百姓”日常使用的“绝对的白话文”，而非“士大夫民族”的文言文，力求使这些句子和字眼如“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使新的思想和理论“能够容纳到广大的群众生活里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16—518页。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百姓”间的距离，使马克思主义可能为大众所接受。

第五，对原著中的内容作进一步引申和发挥，使理论更为彻底，更易理解。

中国引介西学的早期翻译家(如严复等)往往根据原著的内容添加本人的理解和观点，在原著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瞿秋白亦是如此。例如，在论述平等问题时，《反杜林论》中指出，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时提出公民平等，无产阶级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的论述中则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提出了重要的“劳工革命”的口号。他说：“法国革命后，资产阶级既然声言公法上的平权，无产阶级便跟着要求社会的经济的平权，——劳工革命的标语，至今还是如此。”*《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5页。又如，在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在论述了恩格斯“自然界的必然公律之发见，实在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之前提”的论断后，瞿秋白特别从该书主题“社会哲学”的角度强调：“确定这种根本观念——综合科学的种种公律，——便是哲学的功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7页。。

综上所述，在转译过程中，瞿秋白尽力运用凝结中国社会经验和文化意义的词语和事例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注了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加工和创新，对原著文本进行了再阐释。他将这种翻译称为“改译”。他曾在《新青年》上刊文指出：“‘改译’本为戏剧家洪深所倡，原意是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年提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练习簿！”*《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5页。改译，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改变了原文结构和内容的创造性阐释。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被译介的过程中，传播者为“接近中国读者”，弥合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潜在的对立与冲突，促进域外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有意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和语境相结合。

三、技术性规避

20世纪20年代初叶，上海出版界处于北洋军阀严厉监控之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常被当作“过激主义”，当政者在上海租界严防“过激主义”的蔓延。为规避审查使著作顺利出版，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采取对“敏感”内容和词汇或改写，或隐去出处，或减少出现频率等巧妙手法，淡化政治色彩，增强学术意味，而顺利出版著作。这可以被理解为进行技术性文字处理以规避政治审查。

《社会哲学概论》的绪论“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是瞿秋白独撰，通篇十个部分，讲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自古代到近代的发展历史，其中提到了诸多哲学大家，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康德、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等，但没有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而绪论的落脚点确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文中说：“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于物质现象，而物质是可以实际去按察的。——这就是唯物主义。”“若是以唯心论为根本观念，我们的研究便无从校正。”“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Dialectique)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28页。而绪论之后，尽管是对《反杜林论》部分内容的选译，但全书也没有出现恩格斯、马克思、杜林等人名。也就是说，虽然著作传播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却被略去了。

《现代社会学》亦采用各种方法淡化政治色彩。瞿秋白完全改写了原著的“导论”部分，给人以此书是一般学术性著作之印象。详见下表：

表2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导论”与《现代社会学》“第一章”之目录

如上表，在《理论》开篇的“导论”中，布哈林强调了唯物史观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显然，如果原样翻译“导论”的内容，势必不能出版。瞿秋白重新写作了原书的“导论”作为《现代社会学》的第一章。从第一章目录很难看出《现代社会学》是专门阐介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第二至五章中，瞿秋白对大部分“敏感”内容和词汇或改写，或隐去出处，或减少出现频率。从目录来看，除第一章外，《现代社会学》在其他四章的章节标题上也作了淡化政治色彩的改动。比如，《理论》第三章第十九节的标题是“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客观问题”，瞿秋白在对应的第四章第一节中将之直接译为“物观的问题”。从内容上看，首先，书中很多地方改写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词语和内容。《理论》第一章中在讲到规律性问题时说，“而人类社会呢？难道人类不是也抱有一个宏伟的目的——共产主义吗？难道整个历史发展不是导向这一宏伟目的吗”？*〔苏〕尼·布哈林著，李光谟等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2页。瞿秋白将这一句改译成：“人类社会呢？难道不是亦有自由、平等、博爱，‘最优美的共同生活’之目的？历史的发展岂不是向着这一目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04页。“共产主义”在这里被“自由、平等、博爱，‘最优美的共同生活’”所取代。其次，瞿秋白还对《理论》中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处作了删除。例如，《理论》在阐述如何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形态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现代社会学》翻译了这段引文，即“每一历史时代，各有自己的公律……可是等到实际生活经过了这一期的发展，出了这一阶段，社会就另外遵循了别种公律而构造起来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45页但瞿秋白删去了《理论》中对这段话的注释，即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XIV页*《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70页。。文中也有一些地方出现 “马克思”等词，但多是在第三者的引用或批判话语中出现。例如，在《现代社会学》第三章第七节中，作者提到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却是以被批判者的面貌出场的，即“俄国蒲勒嘉夸夫(Bulgakoff)说：‘马克思以为可以现在及过去测度将来；其实实际上每一时期都有新的事实，都有历史发展的新力量发现，——历史的创造绝不重复得讨人厌的。——所以一切对于将来的预言都是错的。’(《资本主义与农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31页。

“技术性规避”亦是一种创造性实践。在宣传出版受到严厉控制的情况下，引介外来文化时，面临的便不只是不同文化和语际间的障碍，权力压制和话语霸权则更难以逾越。译者需要根据现实状况，利用各种潜在的创造性方法改变形式，以达到引入外来文化，反抗政治压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目的。瞿秋白通过上述方法，最终顺利出版作品，这是一种适应政治环境、应对权力压制的有效策略。

四、专业性注释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于俄国得到成功实践，两地的社会历史背景都与中国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充满太多的生僻词汇、外国人名和专业学术名词，会给跨文化、跨语境的中国读者造成理解困难。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重要人物、学派、重要术语等的翻译并没有统一的规范，往往对同一人物或术语的译名，在不同译作中不同，甚至在同一译本中也有不同。如在190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译作《社会问题》一书中，仅对于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就有三个不同的译名：“辣色来”“富亚得南拉塞”“拉沙尔”*〔日〕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社会问题》，闽学会，1903年，第68、132、133页。。因而，如果译者在翻译中没有合适的说明和注释，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仅十分困难，而且还会降低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对原著中的重要术语和重要内容添加原文所没有的专业性注释和说明，这种做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学者提供了便利。

《社会哲学概论》的绪论为瞿秋白本人所创作。他引用了很多哲学家的观点，都注明来源，包括作者名、著作名，以及作者和著作的外文名，对人们不熟悉的哲学术语也注明与其相对应的外文名称。例如，对于外国人名，一般都注出外文名，有的还注出了生卒年及其身份，如“龚独尔斯(Condorse，1743—1794，法国革命时之政治家)”*《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18—319页。；对于著作，也标注了外文名，如“《人即植物》(L’Hommeplaute)”*《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24页。；对于引用他人观点，一般也注明出处，如在引述康德的观点后注明“(他的《纯粹理性之批判》第二版自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18页。，或者注明观点出自何人，如“笛卡儿(Descart)说：‘我思想，因此，我存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22页。；对于哲学派别和哲学术语，作者也加注外文，如“折衷派(e’cclectigus)”*《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07页。。对于引用的哲学观点也写明了外文和汉译文，如提到霍布斯的观点时写明：“‘to destroy matter was to feel the soul’(消灭物质便是感觉到精神)”*《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17页。。在正文“唯物哲学和社会现象”中，瞿秋白在转译时对于不常见的人名也注明外文名和生卒年，如“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34页。；对于专业术语，亦添加了外文名，如“古生物学(Palaeontologie)”*《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36页。等。提到进化论，指出“是英国学者达尔文的成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36页。。而且，为便于读者理解，在一些重要术语后，瞿秋白作了较为简要的解释。如在提到“意识”时，在其后添加了“人的心灵或社会的思想及心理”的注释；在提到“形而上学”时，在其后添加了“玄学”这一注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40、347页。

《现代社会学》也是如此。其第一章由瞿秋白本人撰写，他引用了很多社会学家的观点，都注明了来源，包括作者名、著作名称，以及作者外文名和著作外文名等。对人们不熟悉的社会学专业术语，作者也悉数注出了英文或法文翻译。例如，引用原文或转述别人观点，作者一般有详细的注释，如“见齐美尔之《社会学》——Simmel，Soziologie.190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88页。；对于无法说明具体出处的引述，作者也一律注明出自何人，如“再则如哈兰德(Haret)及罢尔谢洛(Antonio Portuendoy Barcelo)，他们更以社会现象比机械”*《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392页。。在瞿秋白转译的第二至五章中，凡布哈林引用他人的论述或人名，在翻译和转述时也悉数译出。布哈林原文通常直接引用别人的观点，没有对作者的外文名予以注释。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查询，瞿秋白在人名后添加了外文名、生卒年等，如“柯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06页。。对于他本人添加的引用别人的观点或论述，也悉数注出出处。如“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1923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04页。对于哲学术语也添加了外文相应词汇，如“内在的目的论(Té léologio immenent)”*《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407页。等。

专业性注释是“创造性阐释”的一种表现形式。添加专业性注释，有利于将概念界定得更为明晰，将书中理论阐发得更为透彻，避免被误读；也有利于读者查询和理解当时未统一规范的多元化的译语。瞿秋白所添加的专业性注释是考虑到民国知识人引介外来文化的翻译状况和读者的文化程度而有所变化的创造性阐释，是促进外来文化向本土文化转型的有力举措。

五、结 论

通过研究瞿秋白的两部译作文本发现，其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通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四种方式对原文本进行了再造，使原文本的生命在新的语境中得以保存、延续和发展。我们可以将这种跨语际的翻译实践归纳为“创造性阐释”。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引进是一种阐释，而非简单翻译和复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环境、作者的政治欲望以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解共同影响了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而译介后的作品一旦引入中国，又被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理解，从而继续新一轮的阐释与解读。

创造性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一跨语际实践过程受中国国情与政治环境(出版审查)所决定，并包含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于中国产生何种启蒙作用的理解。其之所以流行，有以下原因：一是因为它是回应理论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瞿秋白为回应国内革命斗争和分析社会问题亟须理论指导，以及理论界对辩证唯物主义译介之缺乏，而选择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予以转译，是对症下药，切中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因为它是本土化的，是与中国社会经验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毛泽东曾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作品应该带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瞿秋白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采用创造性的“改译”，“竭力使新的字眼，新的句法，都得到真实的生命”，使“这些新的表现法能够容纳到活的言语里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19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利用中国事例阐发理论，利用哲学原理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避免直接套用生僻辞藻和食洋不化的现象，实现了外来理论与本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有机结合，极具感染力。三是因为它是具有技术性的。在出版受到政治压制的情况下，采用删减和改写敏感内容以规避审查，顺利实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四是因为它是专业性的，对重要词汇和概念添加了必要注释，增强了权威性，便于读者理解和阅读。上述办法有效消除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读者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二者的距离，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创造性阐释并非瞿秋白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就选择性转译来说，早期传播者大都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的独到理解来选择域外理论转译，以启迪民智。在1903年出版的杜士珍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中便采取了这种方法，杜士珍在为该书所写的“感言”中说：“近世东西学士之言社会主义者多矣，而日儒久松义典所著之《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亦其一也。其采书颇富，其书本论体，颇能搜罗宏富。余因润其辞，删其繁，先译述之，而断之以己见。斯亦今日讲求政学者之高等科学也已。”*杜世珍：《感言》，载〔日〕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2期。

创造性加工则在早期传播中更为常见。译者往往在翻译中加入本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例如，在《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中，译者联系文中所论述的欧洲不平等的状况，专门写作了“译者曰”，直陈中国不平等状况，并将根源归咎于中国的专制制度。译者写道：欧洲“百年以来，进化速率，如电相击，不可思议。虽今日欧美社会党，犹痛言经济资产之不平等者……我中国之人，虽经种种变迁，久久刺击，未有进步，岂吾种类固将去禽兽原人之状态无几乎？此吾所以痛恨于专制亡民之深也。”*《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4期。又如，在1915年出版的彭耕翻译的《经济学大意》中，译者也联系原著中关于金本位的理论阐述，表达了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关切和意见。他在文中加“注”写道：“我国现今因于改革币制问题，及采用本位问题……且远观列强之趋势，近察现今之国情，征诸学理，准诸事实，欲求利多害少，非采用金本位不可。惜乎牵于财政，未能实行。”*〔日〕津村秀松著，彭耕译：《经济学大意》，群益书社，1915年，第76页。上述做法，既进一步阐发了原著中的理论，又巧妙地启迪读者关照中国社会的问题，引导读者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阅读，增强学习的目的性，促进学以致用。

技术性规避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常见现象。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故意把社址写成“广州昌兴新街26号”，出版物封面上的“人民出版社”前面冠以“广州”两字。《共产党》月刊的封面曾用《康敏主义》月刊的封面予以伪装。*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瞿秋白1924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社会科学概论》曾有很大影响，1929年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再次出版该书时，封面印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初步，布朗德耳著，杨霞青译”，并在序言中称“布朗德耳”为德国人，以乱敌人耳目。序言中写道：“德国布朗德耳的这本短短的著作，虽然不是什么包罗万象的大作，但他却能够给现代青年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门径。因为它会把社会科学的各方面都给以简明的注释和解答。”*〔德〕布朗德耳著，杨霞青译：《社会科学研究初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1929年，第2页。

专业性注释不仅体现在以上两部作品中，在瞿秋白的其他著作中亦有体现。他在1926年写作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中，对重要人物和重要术语也标注了外文名，如“德国诗人海涅(H.Heine)”*《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0页。、“二元论(Clualism)”*《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2页。、“精神论派(Spiritualist)”*《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3页。等，这样便于读者学习。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创造性阐释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内容上来说，经瞿秋白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由唯物史观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转向，为中国革命者认识世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瞿秋白所开启的这一转向，使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和形式，经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发展，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又一波高潮。从方法上来说，瞿秋白的创造性阐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永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后来在阐介马克思主义时非常注意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法便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碰撞的产物。”在毛泽东之前，苏联教科书尽管区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但并未提出相互转化的思想。而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的“象思维”的辩证法，提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反对将否定之否定看作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主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这种跨语际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从域外输入中国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融入了作为“摆渡人”的译者的自我想象，是一个被选择、被塑造的过程。“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德〕沃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译：《译者的任务》，载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先驱进行的知识创造活动是一种历史言说，其表征着异质文化形式的真理因与本土文化实现成功“联姻”而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抛弃的组成部分，被广泛传播而成为引导知识分子奔向革命理论的火种。这里也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一个历来为学界所争论的问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说*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中共“二大”说*张静如、齐卫平：《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说*徐光寿：《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观点众多，不一而足。而通过本文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文献的译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译介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过程，就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译者通过选择、加工、规避、注释等方式，使外语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成功跨越历史、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成为包含本土社会经验和文化意蕴的符合中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语言模式到另一种语言模式的嫁接和转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著被译为中文的过程，是译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与中国化过程是合一的，不存在不包含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纯粹的早期传播阶段。正是因为译者能动作用所造就的“中国化”使传播过程生机勃勃、丰富多彩。中国化和本土化有力地促进了早期传播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和延伸，而早期传播则逐步促进了更高程度的中国化理论的形成。二者相互促进，锻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翻译，包括目的、方式、修辞策略、话语形式、命名实践以及接受过程等，必须回归文本，还原历史，回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时刻，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