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一九四六年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失败的影响

郝 江 东

1945年前后，斯大林以“大国合作”策略与美国一道构建了远东雅尔塔国际体系，保障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与利益。1945年底，中国局势不断恶化，对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及其间美苏双方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马歇尔使华调处，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客观上有利于增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保障苏联的远东利益，因而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这是调处最初进展顺利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此后，莫斯科方面对调处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46年7月，斯大林开始公开反对调处，对调处最终失败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利用多方档案文献，通过揭示莫斯科对马歇尔调处态度的转变过程，从苏联角度探讨调处失败的原因。

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苏联；对华政策

1945年前后，斯大林对远东事务的处理采取了“大国合作”策略*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马歇尔调处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研究”(2017M6201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所谓“大国合作”，即美英苏(即斯大林认为可以“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协调处理全球性与地区性的事务，以确保彼此间的利益均衡。参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根据俄国档案的新材料)》，《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Том II.ОГ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6 г., сс.47-48; Зубок В.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ёва.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1 г..，由此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确保了美苏在远东的安全与利益，实现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均衡。1945年底，中国局势趋于恶化，对远东雅尔塔体系及这一体系内美苏双方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马歇尔使华调处，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客观上有利于增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保障苏联的远东利益，因而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这是调处最初进展顺利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此后，马歇尔将调处重心转向中国东北，引起莫斯科方面的高度警惕。1946年年中，斯大林开始明确反对马歇尔调处，对调处最终失败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术界目前已有许多关于马歇尔调处问题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从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与对华政策着手，集中探讨了马歇尔调处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脉络、目的及缺陷，并将调处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内在的“自相矛盾”*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陶文钊：《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世界历史》1986年第2期；张植荣：《从赫尔利到马歇尔——浅析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国际政治研究》1989年第2期；杨泽民：《马歇尔使华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5期；胡美：《马歇尔调停与拟议中的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Roger B.Jeans,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 1945-1947: the Letters and Diary of Colonel John Hart Caughe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1; Larry I.Blan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Lexind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还有学者考察了马歇尔调处期间国共两党战略与策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调处造成的影响*杨奎松：《1946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汪朝光：《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信君：《马歇尔调停与东北战局》，《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从苏联角度探讨马歇尔调处问题的研究比较少，个别研究虽然涉及苏联，但并未能较好地阐释马歇尔调处与苏联政策之间的联系，对莫斯科在马歇尔调处问题上的态度演变缺乏系统梳理*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本文将利用多方档案与文献，通过揭示斯大林在马歇尔调处问题上态度的转变过程，从苏联角度探讨导致调处失败的原因。*本文对莫斯科在马歇尔调处问题上态度演变具体时段的界定，主要依据两个基本吻合的参照系：苏联驻华外交官员在马歇尔调处问题上的言行倾向的变化；1946年《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报道的内容与倾向。1946年《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按内容与倾向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5月13日之前，报道较少，零星出现的一些也只是消息类报道，基本没有涉及美国对华政策问题。5月13日，《真理报》首次刊载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报道，直接刊登了一份来自苏联国家安全部关于美军在华登陆的绝密情报的文本。参见《Правда》 13 мая 1946 г., № 113 (10195)。(2)5月13日至7月6日，报道显著增多，开始出现批评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评论文章。(3)自7月6日起，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的报道持续增多，批判的矛头开始转向美国对华政治干预，甚至直接指向了马歇尔调处。7月6日《真理报》首次出现批评马歇尔调处的报道。参见《Правда》 6 июля 1946 г., № 159 (10241)。

一、美苏重启“大国合作”与马歇尔使华(1946.1—1946.3)

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以“大国合作”策略同美国一道构建了远东雅尔塔国际体系，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虽然他认为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只算得上“名义上的大国”，但支持“蒋之下的和平”*牛军提出“蒋(介石)之下的和平”这一概念，涵义是“蒋介石统治下的政治统一”。参见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不仅是他对美国人的承诺，也是确保远东雅尔塔体系稳定与保障苏联通过这一体系获得的诸多利益的需要*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4, д.145, л.1-41.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отв.редактор)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документы Т.1.1944-1948.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1999 г., сc.23-48.。整体来看，二战后初期，斯大林围绕中国问题的考量主要有：第一，防范中美结成反苏同盟，威胁苏联的远东安全与利益*Westad Odd Arne,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5; Сергей Лавренов, Игорь Поп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локальных войнах и конфликтах.Москва: ACT; Астрель, 2003 г., с.45.；第二，不允许国民政府消灭中共，但也不支持中共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第三，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影响*〔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6页。。基于上述考虑，斯大林主要从远东地区层面思考对华政策问题。这是他在1945年底同美国重启“大国合作”的重要背景。

1945年下半年，中国东北局势急剧恶化，对美苏各自的对华战略及整个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东北局势的恶化具有局部性特征，起因是驻东北苏军反对、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反而默许、纵容，甚至协助中共部队进入东北。最终，经山海关攻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同受到当地苏军支持的中共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蒋介石一度撤退了东北行营，并将东北问题诉诸美国与国际社会，对莫斯科造成巨大的国际压力，威胁到苏联通过远东雅尔塔体系获得的一系列利益的法理基础。*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8—149、151—152、565页。莫斯科因此对苏军稍加约束，使形势一度有所改善*11月16日，斯大林严令驻东北苏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拒止中共军队进入长春、沈阳等地，并协助国民党军接收。参见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98, л.144，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收藏。驻东北苏军严格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一度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参见《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7—338页；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1965年，第32—33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62页；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АВПРФ, ф.0010, оп.40, д.7, п.248, л.134-136.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 гг., Книга 2: 1945 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г., сс.306-307.(以下简称：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IV, К.2)。然而，随后开启却迅速陷入僵局的经济谈判致使中苏关系再度恶化，苏军亦重新利用中共对国民政府施压*《彭真年谱》第1卷，第353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618—619页。。1945年底的东北问题同时引起了美苏两国的高度关注。

12月15日，美国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明确表达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宣称美国“承认，并将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方面”将同国民政府继续合作*FRUS, 1945, Vol.7, pp.770-77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8—50页。。在接着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声明，任何加剧国民政府困境的行为都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呼吁苏联同美国一起支持国民政府并使中国避免内战*FRUS, 1945, Vol.7, pp.845-848.。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派马歇尔使华调处国共矛盾。

中国局势的恶化显然不符合斯大林对远东秩序的设计初衷，也对苏联的远东利益构成了威胁。由此，他指示莫洛托夫接受贝尔纳斯的声明，要求莫氏与美英外长一同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国民政府领导实现“中国统一与民主”，“广泛吸收民主因素到政府机构与停止内战”的必要性*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1945 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г., cc.161-162.。此外，斯大林还一改此前消极冷淡的态度，主动缓和中苏高层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不仅同意在莫斯科接见蒋经国*АВПРФ, ф.0010, оп.40, д.13, п.248, л.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IV, К.2, c.311.，还在同蒋经国的会谈中一再表示对国民政府的理解、同情，甚至是支持*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98-12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IV, К.2, сс.328-339.。与此同时，他还专门致信蒋介石，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召开“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斯大林还明确表达了对马歇尔使华调处的支持。1945年12月23日，他告诉贝尔纳斯，称马歇尔将军是有能力解决国共问题的人，表示苏联政府对马歇尔在调处期间提出的所有建议都“预先表示高度赞同”*FRUS, 1945, Vol.7, pp.824-825.。马歇尔抵华之初，苏联媒体刊文称“三大强国”的合作是“巩固持久和平的条件”，“各大强国采取协商办法保证和平的努力成为有效的办法”*《新时代杂志社论：三大强国的合作是巩固持久和平的条件》，《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2日。。1946年1月20日，莫洛托夫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再次表达了对马歇尔调处使命的理解与肯定*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5-1948,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4 г., с.150.。为达成与美国的“大国合作”，斯大林公开表示苏联政府无意参与调处。他告诉哈里曼，苏联“不愿意担任调停人的角色”，称国共两党“不存在严重分歧”，中共追求苏维埃化“太愚蠢”*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г., Книга 1:1946-1948 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г., сc.46-47.(以下简称：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他还拒绝了国共分别提出的要苏联参加调处的请求*《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21—122页；〔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388—389页。，并警告中共中央下决心停止内战，称若再不下决心停战，美国的陆军与空军就会压下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432页。。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示苏联驻华官员“禁止干预国共谈判”。根据时任苏联驻华官员列多夫斯基的回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没有同国共两党讨论这一问题，也没有“就如何实际解决那些问题提出任何建议”。列多夫斯基认为，斯大林发出上述指示的目的，是避免对外界造成“中国共产党人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训令行事”的印象，而贻人口实。*〔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383—384页。1946年1月1日，彼得罗夫回避了到访大使馆的中共代表叶剑英与王若飞。中共代表们向负责接见工作的列多夫斯基表示，马歇尔赴华调处“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共“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请求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商讨这一问题并邀请苏方派代表参加调处工作。列多夫斯基拒绝了中共代表们的请求，称苏联驻华大使馆“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建议”，建议他们向中共中央寻求指示。*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20-2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31.

甚至在国共达成和平协定的前夕，彼得罗夫仍避免与马歇尔直接接触。1946年1月8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秘费德林同马歇尔举行会谈。他在会谈中提出的唯一问题是，“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繁荣”。马歇尔表示，国民政府“完全有能力”以及“注定”要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承认中共是中国国内除国民党、民盟以外最有组织性与目的性的政党，但认为中共当前的纲领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中国农民对政治口号不感兴趣。对此，费德林不置可否。马歇尔还指出，其调处的目标是实现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表示希望美苏能恢复双方在二战时期的合作精神。*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34-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cс.34-36;〔俄〕A.M.列多夫斯基著，徐元宫编译：《马歇尔使华与中、美、苏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4期。

1945年底，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表现出的合作态度，对中共中央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在继续批判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确立了“中立”美国的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5—456页。。在马歇尔调处问题上，中共中央虽然意识到“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4页。，但并没有立即表态。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后，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页。，因此公开宣布“欢迎”杜鲁门的声明，同时暗示马歇尔调处应有“相称的公正”*《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欢迎美总统对华建议 实现中国和平民主统一》，《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马歇尔抵华后，中共中央的态度仍然较为谨慎，仅称马歇尔“来自民主的美国，有美国的民主精神……能听从结结实实的真正反映民间痛苦与要求的民意的舆论”*社论：《对马歇尔特使的希望》，《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4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6页。。

美苏在远东问题上的合作态度，马歇尔调处最初展现出的公正，以及斯大林要求停战的警告，影响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1945年底，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协议，称这一协议开创了“巩固与持久的和平”新局面*《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的谈话》，《解放日报》1945年12月31日。。对于1946年1月达成的国共停战协定，中共也给出了高度评价，称其开启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社论：《和平实现》，《解放日报》1946年1月12日。。此后，毛泽东一再向马歇尔表达谢意，表示中共愿在调处基础上同美国合作，并公开宣称“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3月4日，他向到访延安的马歇尔当面致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8—429页。据胡乔木回忆，他从未听到毛泽东讲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便在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已经恶化的时期。经马歇尔斡旋，国共陆续签订停战、政协与整军等协议，中国消除内战、和平建国的前景似乎一度明朗。

二、“失败的开端”(1946.3—1946.7)

在关内调处的重大成功，鼓舞了马歇尔进行关外调处的信心。马歇尔在赴华前接到的关于调处问题的指示主要有两个：一是“产生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二是“确保中国政府能把其统治权扩展到满洲”*〔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曾学白译：《中国的纠葛》，第458页。。应当说，进行关外调处根本取决于马歇尔的调处使命。而东北问题不仅是影响战后中国局势的关键因素，还直接关乎马歇尔关内调处成果的稳固性，牵涉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1946年2月9日，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指出，已经取得的调处成果巩固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满洲动荡局势的处理方式”*FRUS, 1946, Vol.9, pp.428-429.。推动马歇尔将目光转向中国东北的直接因素，是1946年1月爆发的营口争夺战*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上)，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14页。。

恰恰是马歇尔在中国东北的调处，引起了莫斯科的戒惧，成为马歇尔整个调处工作“失败的开端”以及调处最终失败的“关键所在”*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矛盾始末》，第231页。。控制中国东北是苏联远东战略的关键。这不仅体现于斯大林对远东雅尔塔体系的设计，还反映在：(一)在1945年至1946年中苏经济谈判期间，苏方提出了几乎要独占全东北的要求，给出的理由是“不愿有第三国掺入”而非“欲一手霸占利益”*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639—642页。；(二)1945年12月29日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出，“现在主宰中国的则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渴望向华北和东三省渗透。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10—14页；АПРФ, ф.3, оп.86, д.146, л.20-2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IV, К.2, сс.323-326.；(三)1945年和1946年之交，斯大林当面告诉蒋经国，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地区”*〔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29页。。可以想见，马歇尔进行关外调处，必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戒惧。

这种戒惧还普遍存在于驻东北苏军中。马歇尔调处最初获得了莫斯科的赞同，但始终没有得到驻东北苏军的理解。在后者看来，马歇尔调处的目的是“破坏中共同苏联与苏共关系”，以及“对蒋介石集团提供军事援助”*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гла.ред.)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28-1949),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4 г., с.256.。正是在马歇尔关内调处不断取得进展的1946年初，驻东北苏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局势的措施*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第84—85、107—108页；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619页；《彭真年谱》第1卷，第389页。。虽然苏军的行为有迫使国民政府在经济谈判中作出让步的考虑，但其时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军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戒惧。莫斯科在美英压力下于1946年3月宣布撤军，进一步加剧了驻东北苏军的这种戒惧*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 г.,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2 г., с.111.。此后，在马歇尔将调处重心转向东北后，苏军开始对当地中共部队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支持与援助，包括提供大批武器弹药与协助抢占铁路干线及大城市等*参见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69—471页；Агеенко К.П.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 Вопниздат, 1975 г., cс.85-113; Самохин А.В.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КПК (1945-1946 г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7 г., №3, сс.61-66.。这使得东北问题大大复杂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歇尔关外调处乃至整个调处工作最终失败的命运。

自1946年5月，莫斯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悄然发生变化。5月13日，《真理报》首次出现了有关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报道，直接公布了一份来自苏联安全部门的关于大批美军在葫芦岛登陆的绝密情报*《Правда》 13 мая 1946 г., № 113 (10195).根据统计，1946年1月至4月间，有29天的《真理报》出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报道共计34篇，基本都是消息类文体，没有任何一篇涉及美国对华政策问题。。自马歇尔赴华调处以来，《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很少，零星的涉华问题报道基本没有涉及美国对华政策。然而，自5月13日开始，《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明显增多并且多具倾向性：一面猛烈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华军事援助政策；一面表达对中共的同情。5月25日，《真理报》宣称，蒋介石在蓄意扩大中国内战，中共则在“更广泛”的民众支持下作出应对*《Правда》 25 мая 1946 г., № 123 (10205).。5月26日的《真理报》谴责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政策，称“满洲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正在被美国炸弹杀害”*《Правда》 26 мая 1946 г., № 123 (10206).。

同时，莫斯科还接连收到有关美国军事威胁的报告。5月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到的一份报告指出，进入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是受美军训练、装备与指挥的，称东北问题的根源是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反动分子”纠集日伪残余进攻东北中共部队，中共则反对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5年5月8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145—15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5月11日收到的情报详细描述了苏军撤出后的东北局势，指出：(一)国民党军在沈阳一带向中共部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二)美军不仅训练与装备国民党军参战，还直接参加了战斗；(三)国民党纠集大批“反苏亲日”分子进攻中共部队，并给苏军制造了难以忍受的处境*《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154—155页。。同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局局长菲京向副外长洛佐夫斯基提交了一份报告称，为确保“美国人训练与装备的”国民党军进到东北，大约2000名美军士兵于5月初在葫芦岛登陆*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4, д.30, л.1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110.。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所述信息并不属实。

同一时期，苏联内务部下属的远东边防军总局提交了许多关于东北军事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普遍有同情中共、憎恶美蒋的倾向。5月29日的报告称，国民党军在占领东安省后大肆屠杀朝鲜人，导致数千朝鲜人越境进入苏联*《Из сообщения МВД в инстанции об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29 мая 1946 г.), Матросов В.А.(отв.ред.),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май 1945-1950,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5 г., с.604.(以下简称：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6月18日的报告指出，国民党军对苏联边境居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造成了损害*《Из сообщения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СССР в инстанции о событиях,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в г.Сахалине》 (18 июня 1946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с.605.。8月3日的报告称，在国民党军控制区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现象，日军残余与土匪被收编起来从事恐怖活动*《Из доклад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об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ССР 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службы пограничников за первое полугодие 1946 г.》 (3 августа 1946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сс.607-610.。哈巴罗夫斯克军区与外贝加尔军区的报告也描述了国民党军的反苏活动，甚至得出了国民党军正在英美支持下准备进攻苏联的判断*《Из доклад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Забайкаль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об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е СССР в первом полугодии 1946 г.》 (14 августа 1946 г.),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йска СССР, с.613.。此外，许多情报大肆渲染美国在远东地区对苏联构成的军事威胁，描述美军飞机与潜艇经常出没于苏联远东边境地带，尤其是新近划入苏联的南萨哈林群岛等地。诸如此类的信息虽然不尽属实，但在当时极可能对莫斯科产生影响。

然而，无论是出于稳定远东雅尔塔体系、维护苏联利益的需要，还是为避免招致美国的指责，斯大林都不愿中苏关系彻底恶化，或终止与美国就对华事务的“大国合作”。中共在四平战役中遭受重创，使本就不信任中共力量的斯大林不得不认真考虑国民党军完全控制东北的可能*关于1946年四平之战后东北民主联军的严峻处境，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536页。早在协助中共控制长春以北地区时，苏军就曾表现出对中共力量的不信任。参见《彭真年谱》第1卷，第421—422页。。由此，他在5月初释放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先是密令时任苏联驻华武官罗申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介石访苏，后又主动在陷入僵局的中苏经济谈判中作出让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上)，第133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317—318页。。在国民党军进入长春的当天，苏联外交部正式答复了中国外交部在5月4日关于撤军问题发来的照会，称“苏军撤离满洲工作已于1946年5月3日完成”*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124, д.5, л.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12-113.。6月14日，彼得罗夫对以“反苏反共”著称的国民党CC系代表陈立夫表示，苏联对华事务的交涉对象是国民政府，不是“某一党派”，要陈不要将中苏关系与中国内部的党派关系混为一谈*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7, л.74-7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cc.119-121.。

蒋介石却没有把握住斯大林伸来的橄榄枝。他在获悉中共占领长春后，认为“此时与俄再作最后之折冲，已无必要，因俄国已公开支助‘中共’军队占据长春，阻挠我接收东北，其狰狞面目已完全揭露也”*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上)，第142页。。对于斯大林的访苏邀请，王世杰认为，“如接受苏联之要挟，则必须承认中共之东北地位，而此种承认复不能消弭中共及苏联进一步之要求与行动；如不接受其要挟，局势或将更僵”，建议蒋介石“暂不拒绝，亦暂不应允即往”，“看美英与苏联之关系如何，再定对苏及对中共之态度”*《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认为“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日〕古屋奎二主笔，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5页。。由此，他让蒋经国婉拒了斯大林的邀请。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就东北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剧了莫斯科对自身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担忧。对于斯大林在经济谈判中的让步，国民政府决策者认为经济问题“不宜急速进行，以张苏方之欲”*《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26页；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1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113.。蒋介石指示张嘉璈，只能在国民党军占领哈尔滨、控制东北全境之后开展对苏外交，“此时尚无外交可谈也”*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42页。。国民政府还公开表示不承认苏联在“战利品”问题上的主张，并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拆卸的机械设备等*《外籍记者招待会中 彭部长谈话》，《中央日报》1946年5月23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37-4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98-100;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48-5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16-117.。在国民党军进驻长春后，国民政府宣称要“接收整个东北”*《关于和平谈判问题，切勿忽视基本事实：希望中共实践诺言履行协定，中宣部外记者招待会中问答》，《中央日报》1946年5月30日。。在此之前的4月30日，国民政府还宣布开放包括营口在内的一系列沿海港口，“准许订有互惠条约国家之商船驶进各通商口岸”*《沿海渐安定 南方各海口开放》，《大公报》(上海)1946年4月30日。。

在对苏交涉的同时，蒋介石也努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他认为，“国共争论其实就是美苏争论”，如果美国人不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并且“贯彻其协助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那么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他在拒绝斯大林邀请访苏的次日，即向到访的美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中国决不屈服于任何强权，“昔日对日本如此，今日对苏联亦必如此”。他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在东北问题上“应有共同之政策”，并警告美国人，对中共“必须重订新的积极政策”，因为现有的政策“不仅困难重重，亦必招致最后之失败也”。*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上)，第124、126、134页。显然，蒋介石高估了中国在美国战后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并因此错失了缓和中苏关系的良机*牛军：《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946年6月，马歇尔在国民党军进入长春后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战，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牛军：《马歇尔调处与东北内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长春问题是这一阶段国共双方战和问题的关键，也是马歇尔进行关外调处的中心问题。国民政府曾将占领长春作为东北停战的主要条件，中共方面坚决拒绝，因其有意在当地苏军帮助下建立以长春为中心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70页。。四平之战后，中共无力继续控制长春，仍希望变被动为主动，以撤离长春作为政治条件向马歇尔要价。5月21日，周恩来在长春问题上的立场首次出现松动。23日，即东北民主联军撤离长春的次日，周恩来声明中共愿撤离长春，要求立即举行停战谈判。5月26日，周恩来提醒马歇尔已到“立即实行休战……重开谈判”的时候了，要求向长春派遣军调部人员以“担负起制止冲突的任务”*《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页。。马歇尔遂以“退出调停”相要挟，迫使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停止前进、攻击与追击”*《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41—143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28页。。

马歇尔之所以迫蒋停战，主要原因并非其对东北局势完全不明就里，或是受周恩来高超外交才能的左右*6月27日，周恩来告诉彼得罗夫，正是他的外交努力，使中共保住了哈尔滨。参见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7, л.86-9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cc.124-128.。他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东北国共力量对比的判断，他认为中共部队在东北地区比国民党军队更具战略优势。甚至在四平之战后，他仍依据美军情报，断定中共主力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对国民党军北进的前景表示悲观。二是担心苏联采取报复行为，他认为国民党军若一味北进，进入苏联“经济、政治和防御利益”最集中的北满，可能招致苏方的不满并促使后者采取“相应的行动”，中共届时必将成为苏联实现自身目的的最佳凭借。这是美国最不愿见到的情形。*〔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第395—396页；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矛盾始末》，第256—257页。

早在国民党军占领四平的当天，王世杰就担心“此一事实或将影响东北局势，然亦可能增加中共扩大战事至关内之企图”*《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23—324页。。一语成谶。东北停战后，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在东北的中共部队“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一面指示关内中共各部展开大规模“报复作战”，“以行动援助”东北部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3页。。自1946年6月中旬起，中共山东、晋绥和晋察冀的部队与华中野战军在多条战线对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这不仅令马歇尔在关内取得的调处成果毁于一旦，还使止步于松花江畔的国民党军再无力北进。多年后，蒋介石将这次停战视为“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认为“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即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日〕古屋奎二主笔，翻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596页。。

正是从这一时期，莫斯科方面对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马歇尔的调处并未制止局势恶化，反而使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而且，在调处期间，美国人仍在持续地对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这意味着马歇尔调处的有效性与公平性已经大打折扣。另外，国民党军在四平之战后乘胜北进及其表现出的较为明显的军事优势与国民政府在此前后的一系列反苏言行，也对莫斯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剧了其对苏联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担忧。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6月下旬)，《真理报》几乎每天刊载抨击美国对华政策的报道，指责美国应对愈演愈烈的国共内战局势负责，认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是中国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这些报道还普遍流露出同情中共的倾向。

同此前消极冷漠的态度相比，从这一时期开始，驻华苏联官员表现出对马歇尔调处的高度关注。6月27日，彼得罗夫同周恩来就国共谈判、东北局势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马歇尔调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美国已经“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中共在东北不得不放弃大城市与交通干线，认为国民党军可能会攻占哈尔滨，但不可能消灭中共的有生力量*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7, л.86-9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cc.124-128.。7月18日，已经出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的费德林同白崇禧的秘书、也是“中共朋友”的刘仲荣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刘仲荣大肆渲染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影响，称美军顾问与教官是国民党军的真正主人，并且透露，由于蒋介石不愿听从杜鲁门的建议，拒绝同中共妥协与贯彻政协决议，美国人已经萌生让马歇尔退出调处与暂停对华援助的念头。*АВПРФ, ф.0010, оп.34, п.253, д.22, л.143-14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cc.136-138.此类消息对莫斯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苏联反对马歇尔调处(1946.7—1947.1)

1946年7月，莫斯科开始明确反对马歇尔调处。7月6日，《真理报》首次出现有关马歇尔调处的报道(而且是负面报道)*《Правда》 6 июля 1946 г., № 159 (10241).。7月25日，彼得罗夫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首次明确表达了对调处的不满，标志着莫斯科对马歇尔调处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彼得罗夫在7月25日的会谈中还反驳了司徒雷登针对中共的指责，称中共的提议(即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应当同时解决)符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政府的提议则“不能不被甚至是缺乏经验的政治家质疑”。他指出，国民政府决策者正受“一帮反动派”的影响，称国共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最好交给中国人自己解决”。*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45-146.与此同时，彼得罗夫还向中共方面传达了苏联态度转变的信号。7月31日，彼得罗夫告诉周恩来，马歇尔调处的立场取决于“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总战略”，建议周恩来不要再对调处抱有期待*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47-149.。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初，彼得罗夫不仅回避了到访苏联大使馆的中共代表，还禁止负责接见工作的列多夫斯基就调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到1946年7月，彼得罗夫不仅明确表达反对调处的立场，还对中共提供外交支持并私下提出具体建议甚至分享军事情报。据列多夫斯基回忆，1946年初苏联驻华大使对中共代表消极冷漠的态度，主要是受斯大林指示的影响。虽然暂时没有资料显示，1946年7月苏联大使的态度同样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意，但至少能够判断，莫斯科方面对调处的态度已经出现重大转变，难以设想苏联驻华大使会作出根本有悖于莫斯科方针的举动。7月25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作出由苏联财政部向联共(布)对外政策部拨出5万美金以援助中共的决议*РГАСПИ, ф.17, оп.162, д.38, п.201, л.82.周恩来于1946年10月16日签收了这笔援助(参见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48, п.119, л.114)。上述两份档案均为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收藏。。这也是自1945年9月以来，中国问题首次被列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Адибеков Г.М., Андерсон К.М., Роговая Л.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гг.,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г..。

莫斯科对马歇尔调处态度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与潜在的“美蒋反苏联盟”*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于1944年初提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提到了这种威胁。参见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4, д.145, л.1-41.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отв.редактор)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гг., сс.35-36.的戒惧。这一时期，苏联外交部、内务部、联共(布)中央接到的有关东北形势的情报大多提到了美蒋控制东北的潜在可能，加剧了莫斯科对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担忧*文安立认为，“阻止出现一个与美国结盟的、统一的中国”是斯大林自1946年3月起从中国东北撤军并援助当地中共部队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恰恰是对中共的援助，“最终打破了马歇尔所建立的脆弱和平”。Westad Odd Arne,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p.35.。二是对马歇尔调处的公正性失去信心。莫斯科认为，马歇尔的基本立场取决于“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总战略”，认为调处不仅强化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控制，还被用来反对中共与左派阵营*АВПРФ, ф.043114, оп.4, п.6, д.27, л.35-4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220-227; 《Правда》 20 декабря 1946 г., № 300 (10382).，使国共内战愈演愈烈*《Правда》 22 декабря 1946 г., № 302 (10384).。三是根据苏联驻华官员同国共及其他各方人士的接触，莫斯科意识到马歇尔调处或将失败的命运。归根结底，莫斯科对马歇尔调处从最初赞同转变为公开反对，最根本的还是出于维护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考量。

7月6日前，《真理报》虽然陆续刊载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判性报道，但关注点均在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政策，从未涉及马歇尔调处的相关问题。在7月6日首次出现关于马歇尔调处的报道后，《真理报》的批判矛头开始转向美国对华政治干预，并猛烈批判马歇尔调处。批判的力度在8月10日“马司联合声明”发表后大大增强。8月12日，《真理报》刊文谴责马歇尔“使用左手‘调处’，使用右手武装蒋军”*《Правда》 12 августа 1946 г., № 191(10273).。8月14日、15日的《真理报》部分转载了“马司联合声明”，并刊发了中共对这一声明的回应*《Правда》 14 августа 1946 г., № 192(10274); 《Правда》 15 августа 1946 г., № 193(10275).。紧随其后，莫斯科广播也开始批判马歇尔调处，称调处的实质是美国反动派对中国反动派的鼓励，认为“马司联合声明”是“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第二阶段的开始”*《莫斯科广播评马司声明》，《新华日报》1946年8月15日。。9月3日的莫斯科广播宣称，美国政府是在发现无力帮助“国民党粉碎中共民主力量的反抗”后才着手调处的，指责美国一面派“政治代表”调停，一面对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军事援助*《莫斯科广播评中国时局》，《新华日报》1946年9月8日。。

8月29日，彼得罗夫不仅就马歇尔调处的有效性当面质疑司徒雷登，还拒绝就调处提出任何“建议或劝告”，暗示司徒雷登“自己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13-11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52-154.。9月19日，彼得罗夫再次拒绝司徒雷登的请求，拒绝参加调处，并指责美国援蒋政策是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63-164.。他还向中共提供外交支持。10月14日，彼得罗夫就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向司徒雷登表达不满*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233-23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73-174.。10月15日，彼得罗夫对澳大利亚驻华公使卡普兰德表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只会起到“负面影响”，并将美国描述成“带着坦克、大炮等说服工具”的新传教士*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8, л.6-1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74-176.。10月12日，《真理报》刊载了周恩来就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举行的记者会发言*《Правда》 12 октября 1946 г., № 243 (10325).。11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与朱德值“十月革命”29周年纪念发给斯大林的贺电，一并刊登的均是来自欧洲国家元首的贺电*《Правда》 11 ноября 1946 г., № 268 (10350).。同时，苏联还在联合国就驻华美军问题对美国施压*АВПРФ, ф.434, оп.1, п.19, д.12, л.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67-168; 《Правда》 24 ноября 1946 г., № 278 (10361).。

1946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这份在莫洛托夫授意下撰写并经其修改的著名报告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为此加紧“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而马歇尔调处的目的正是“掩盖”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报告认为：“中国正在逐渐地被改造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桥头堡。”*转引自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的描述并不完全属实，因为不仅司徒雷登一再向彼得罗夫表示美国援华物资规模非常有限*10月24日，司徒雷登告诉彼得罗夫，美国已尽力对国民政府施压，没有再继续提供贷款与武器，1946年下半年没有任何物资被运往中国。АВП 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213-21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87-188.， 周恩来也向彼得罗夫表达过同样的看法，并指出驻华美军很少直接参战*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88-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89-193.。但无论如何，这份报告反映了这一时期莫斯科关于中国局势的基本认识。9月15日，《真理报》刊文谴责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使马歇尔的调处“毫无任何真正的意义”*《Правда》 15 октября 1946 г., № 220 (10302).。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馆正密切关注国共内战形势，并开始同中共分享苏联方面搜集的重要情报。9月10日，彼得罗夫向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中国各个战场的形势。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还在谈话中向周恩来透露国民党军即将进攻张家口的情报。他指出，为了发动这次进攻，国民政府正从山东和台湾地区调集军队。*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2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58-159.在10月26日举行的会谈中，罗申又向周恩来透露国民党军即将进攻延安的情报，并分享了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员、飞机数目以及部署情形*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88-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89-193.。国共谈判最终破裂后，11月15日，罗申提醒即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参与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已经集结完毕，“兵员已经补充充足”，但同时透露，根据苏方情报，被集结起来的国民党军短期内不会发动进攻*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72-17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206-209.。

在中共方面，直到1946年8月，中共中央对马歇尔调处仍是抱有期望的，在进行反美宣传时，从未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马歇尔及其调处使命，甚至为了顾及仍在进行的调处工作，对美国的批判“也还有一点保留，或者说在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有一点争取的味道”*《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8页。。早在6月27日，周恩来曾对彼得罗夫表达过对马歇尔的肯定，称马歇尔接受了中共的许多主张，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АВПРФ, ф.06, оп.8, п.38, д.597, л.86-9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cc.124-128.。在8月马、司二人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共中央没有就此完全否定马歇尔调处，只是认为美国政府“破坏了马歇尔的工作”*社论：《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进行反美宣传务要注意“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6—217页。。然而，苏联驻华机构与莫斯科在调处问题上释放出的态度转变的信号，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

这一时期，中共报刊译载了苏联媒体批判美国对华政策和同情中共的报道。如7月14日《真理报》批判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文章*《Правда》 14 июля 1946 г., № 166 (10248).，7月18日莫斯科广播播发的周恩来在南京发表的声明*《莫斯科广播周恩来同志在沪谈话称 如不取消法西斯政策 政治谈判是浪费精神》，《东北日报》1946年7月22日。，8月8日莫斯科广播关于“美国反动派鼓动与助长”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报道*《莫斯科广播评论当前中国时局：在国内外反动派促使下 国民党已发动全面内战》，《新华日报》1946年8月10日。，8月10日莫斯科广播称“内战中国民党集团必败”的报道*《马西努论中国：蒋介石尊崇卖国贼曾国藩 内战中国民党集团必败》，《解放日报》1946年8月10日。，8月14日莫斯科广播关于“美国反动派开始军事干涉第二阶段”的报道*《莫斯科广播评马司声明》，《新华日报》1946年8月15日。，8月18日莫斯科广播要求美国“停止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之反动分子”的报道*《莫斯科广播评中国时局》，《新华日报》1946年8月21日。，9月2日莫斯科广播指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进攻民主力量”的报道*《莫斯科广播检讨远东局势 指出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进攻民主力量》，《新华日报》1946年9月5日。，9月16日莫斯科广播指责美国试图“以华制华”的报道*《苏广播评九一八十五周年 美国支持国民党内战“以华制华”计划实现》，《新华日报》1946年9月18日。，等等。

根据莫斯科释放出的信号，毛泽东在作出“友邦(即苏联)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的谨慎判断的同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8页。，意识到美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8月6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他强调，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7—62页。1946年4月，毛泽东写过一篇仅在党内部分领导同志中传阅的文章，指出美英法与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2—433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56页。至此，长期困扰中共的关于“打不打”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得到解决。中共中央认为，在美苏逐渐走向对抗的国际背景下，国共内战将是“名副其实的内战”。基于这一判断，以及来自苏方的积极信号，中共中央对美交涉的立场日趋强硬，开始“澄清对美幻想”*9月27日，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信中指出，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而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7页。。

与《真理报》同步，从7月开始，中共报纸几乎每天刊载批判美国对华政策、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报道。7月4日，《解放日报》刊文指责美国对华政策“是无条件地以强力支持蒋介石政府”，正在“陷中国于混乱、恐怖和贫困的惨境”*社论：《美国国庆》，《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7月7日，中共中央要求美国“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立即自动撤退在华海陆空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在8月马、司二人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共中央一面将调处失败归咎于“美当局固执军事援蒋”与“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延安观察家评：美当局固执军事援蒋、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致使马氏调停失败》，《解放日报》1946年8月12日。，一面指示周恩来“彻底清算与批评”对美政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25—126页。。 8月30日，《解放日报》专门译载了8月13日《真理报》的一篇报道，谴责马歇尔调处是“左手调解，右手干涉”*《真理报评蒋用美机炸延：证明蒋方是内战挑拨者 美国左手调解右手干涉》，《解放日报》1946年8月30日。。

9月1日，周恩来公开质疑马歇尔调处的公正性，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公开批评马歇尔的调处*《周恩来将军在沪招待记者 指斥美对华两面政策》，《解放日报》1946年9月2日。。9月8日，《新华日报》刊文谴责马歇尔调处的实质是以和谈作为扩大援蒋的幌子*《莫斯科广播评中国时局》，《新华日报》1946年9月8日。。9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由陆定一执笔、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蒋军必败》。文章称，经过马歇尔调处的“试验”后，“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社论：《蒋军必败》，《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9页。。9月18日，《新华日报》谴责调处的目的是“掩饰华盛顿扩大中国内战的罪恶”*《美方所谓“调处”，只是助长内战掩饰》，《新华日报》1946年9月18日。。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驻南京代表团“请马歇尔冻结让售物资”以再次试验“马歇尔究竟是来中国作调停人，还是作国美联军进攻延安的总司令”*《中共中央训令驻京代表团，请马歇尔冻结让售物资》，《新华日报》1946年9月20日。。9月29日，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美政府正以调处作掩护全面援蒋，意在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7—138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9—440页。。10月2日，中共中央再次抨击“美藉调处地位干涉中国内政”*《美藉调处地位干涉中国内政》，《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日。。10月4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当马歇尔、司徒雷登表示退出调处时，“不必再表示挽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0页。。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开指责马歇尔调处，称调处目的是“逼迫中国人民向美蒋投降”与“消减中国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某负责人评论马歇尔“调解”态度》，《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4日。。中共对美政策的变化并非如美国人所谓“苏俄策划和唆使的一种伎俩”*〔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页。，但显然受到了苏联态度的影响。

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基本考虑是迫使美国结束调处，以防苏联在华利益受到威胁，而并非真正关切中国革命。事实上，莫斯科对中国革命依然悲观。*Westad Odd Arne,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p.165.在他们看来，中共的处境非常严峻*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88-9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189-193.，中共领导人常常不能准确评估国民党军的实力，而且部队的“战术侦查能力”很差*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1, л.172-17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206-209.对中共部队的看法，可参见时任苏联驻华官员克鲁季科夫的回忆录。Крутиков К.А., В гоминдановском Нанкине 1946-1948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г., №.2.c.138.。11月19日，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与副武官安都格告诉张嘉璈：“最要者，应令美国退出调停工作，由国共直接商谈。”*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9页。同时，还有一位“苏联代表”*根据汪朝光考察，这位“苏联代表”是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参见汪朝光：“战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第162页。同蒋经国接触，要国民政府明确对美态度，“但中国依赖美国，何能解决内政纠纷”*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0—761页。。关于莫斯科的意图，《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可作参考。《真理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1946年11月有25篇，12月有26篇，1947年1月1日至6日就有9篇。1月8日，马歇尔奉召回国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1月7日至31日仅有9篇。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莫斯科的目的只是迫使美国结束调处，而非对中国问题抱有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还一再拒绝参加调处。马歇尔调处期间，除了美国人，国共双方也不断表达要苏联参与调处的愿望。1946年初，中共代表赴苏联大使馆表达了这一意愿。到1946年8月，中共中央还借上海媒体的报道，表达要苏联参加调处的愿望。*《沪大陆晚报著论 主张苏英参加调处 帮助中国获取和平》，《解放日报》1946年8月28日。在马歇尔返回美国之后，邵力子、张治中先后向彼得罗夫提出希望苏联参加调处的请求。邵力子表示，希望美苏一同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只有美国这样做是不够的，与苏联一起做将容易得

多”*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51-5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254-257.。张治中则强调，解决国共问题“必须要有新的因素加入”*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4, л.57-5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V, К.1, сс.257-258.。然而，苏联人拒绝参与调处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再强调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称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塔斯社还专门辟谣，称任何关于苏联驻华大使参与调处的信息都是谎言*《Правда》 19 октября 1946 г., № 249 (10331).。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结束与三人小组和军调处的关系，标志着马歇尔调处的正式结束。如果说1946年初美苏两国曾就马歇尔赴华调处问题有过相当的理解与共识，那么到1946年底，这种相互理解与共识以及双方继续“大国合作”的意愿已不复存在。恰恰是莫斯科不再认为马歇尔调处符合苏联的利益，并因此转变了对调处的态度，导致马歇尔调处最终失败。虽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在远东与中国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仍会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大国合作”，但就马歇尔调处一事，双方的立场已是水火不容，1945年底1946年初双方在马歇尔调处一事上的良好的合作气氛也已荡然无存。

本文认为，苏联对马歇尔调处态度的转变是导致调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945年前后，斯大林对苏联远东战略及对华政策的设计建立在同美国“大国合作”的基础之上。这一

事实决定了：一方面，稳定的中国局势与远东雅尔塔体系关乎美苏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美苏任何一方处理中国问题的成败，都会受到来自另一方的重大影响。这是斯大林最初赞同马歇尔赴华调处，以及调处最初进展顺利的深层原因。斯大林之所以愿意继续就对华事务同美国重启“大国合作”，根本原因是中国局势恶化威胁到了苏联的远东安全与利益。然而，对美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的忧惧、中苏关系的恶化、国共内战爆发等因素，致使莫斯科方面最终失去了对马歇尔的信任。莫斯科方面在马歇尔调处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也对中共中央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导致马歇尔调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