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

何 益 忠

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早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内就存在批评、自我批评实践。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受共产国际影响，批评、自我批评在成为一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纠正党的缺点错误的自觉行为的同时，也助推了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的盛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原则指导下的批评、自我批评的开展，原本语义含混的批评、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内涵清晰却又彼此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延安整风实践中被提升为锤炼党性修养、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重要武器，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工作作风”。

批评；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生成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文献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两种提法长期并存，如中共七大党章便既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又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用法。中共八大以后，党章弃“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2001年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决定》重提“批评与自我批评”。近年来，有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献则普遍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参见熊自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由来与发展》，《学习时报》2014年9月22日。笔者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无实质不同，因此在本文中，除引用文献外，其他地方都无区别使用。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史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现有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形成过程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成过程研究，现有成果的不足主要有二：一是较为粗疏，学界尚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过程进行详细梳理的研究成果；二是在一些重大史实问题上没有进行翔实考证，导致一些结论明显与史实不符。，如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内是否存在批评、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概念何时出现，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将自我批评而不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称为党的“新的工作作风”，共产国际与“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有何关系，等等。鉴于此，本文拟以相关文本为依据，围绕民主革命时期“批评和自我批评”如何“生成”为党的优良作风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明晰其形成的基本脉络，并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史实问题。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执政党党内法规与国家宪法、法律协调问题研究”(13BZZ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作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自中共创建始，党内就存在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以及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的相互批评实践。但在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批评总体上还处于自发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批评才进入党内民主建设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党内行为。

毛泽东曾提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就开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的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有研究者就此指出：“在党的‘五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评，首创了党内批评，但因批评不深刻，陈独秀也没有认识到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导致错误继续发展。”*叶长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依据与历史经验》，《理论探索》2011年第5期。事实上，在党的创建时期，陈独秀就曾撰文批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间也进行过坦率而深刻的相互批评。在中共三大上，“批评”一词不仅首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还代表中央局对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个人进行了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71—172页。。随后，中共四大又首创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批评。大会通过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指出：“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8页。中共四大以后，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特别会议，也分别批评了中央局和地方委员会工作中的不足。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还专门撰写《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文，不点名地批评陈独秀的“错误”*《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6—367页。。

在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不仅存在批评实践，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还曾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当重视批评。中共四大通过的《对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工厂小组”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在召开小组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2—353页。。1925年2月，中央又要求“地方驻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必须定期向中央报告“所在地的政治概况及其对于所在地党的工作之观察和批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7页。。次年5月发布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则规定，支部书记应该经常开会“审查和批评各支部的工作并讨论具体的方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17页。。共青团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指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应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他们在任期中的全团的工作，详细报告给到会的各地的代表，接受他们的赤裸裸的批评，以为下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工作的标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2册，1957年，第25页。。瞿秋白则强调，党的铁的纪律并不排斥“意见的争执、批评和讨论”，“铁的纪律，正要预先有详细谨慎的讨论和批评，然后大家共同服从多数的决议，这才是自觉的自愿的服从，而不是盲目的机械式的服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在党中央的重视和带动下，一些党、团地方乃至基层组织在内部建设中也曾注意到批评问题。如团开封地委就要求在“小组或支部会议中注重互相批评”；团郑州地委还决定“每月在支部会议开批评会一次”*《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4年，第42、49页。；团福州支部认为“少批评”是支部建设中的一大缺点，团厦门特别支部则将“怎样批评同学”“批评同学的标准”等列为内部教育的内容*《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7年，第62、123页。。

但从总体上看，党内批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反思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纠正中央“机会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才进入党内民主建设视野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党内行为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认为，大革命后期“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原因是“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党内民权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为此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故而强调“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1、287、290、252页。。1927年12月，中央在关于组织工作的第20号通告中提出，必须“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60页。，要落实党内选举、实行集体领导、举行定期会议，尽可能地开展党内讨论和批评。中央指出，全党要在对“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澈底的讨论”的基础上，“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5页。

八七会议有关党内民主、党内批评的指示内容被迅速传达到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全省党组织讨论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在逐条讨论之前，须作总的说明，说明中央告同志书的根本精神，在于严格的具体的批评中央本身的机会主义”*《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3年，第80页。。河南省委在关于组织工作的通告中指出，“从县市委到支部、小组以至每个同志”都要认真讨论“八七会议议决案及告党员书”，“据此批评以往的工作以改组各级组织，以淘汰一切犹豫或动摇的分子”*《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4年,第279页。。四川临时省委认为：“紧急会议的精神是要厉行党内民权主义，使每个同志皆得起来发表意见，批评过去各级党部的一切工作是否陷入机会主义的倾向，今后新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将用何法执行。”因此，每个同志都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土地革命与农运策略”“工农武装暴动”等问题“尽量发表意见，或质疑，或反对，皆请畅言无隐。须知有意见不发表，或怕错误不肯说，皆属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5年，第236、237页。中共广东省委指出，各级组织“要极力扩大党的民主化”，将“政治上党的总的政策”付诸“下层同志尽量的讨论和批评”，“让同志尽量的批评指摘”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要在党内选举时实行“严厉的批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在各级党组织的极力倡导和推动下，党内批评很快成为一种自觉行为。首先，批评被列入一些党内会议特别是基层党组织会议的重要议程。在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编写的《入校须知》中，支部会议的程序包括“推主席”“主席报告程序”“书记报告”“各同志报告工作”“出席人报告政治情形及其他”“讨论”“批评”“介绍同志”“提议及建议”“其他”“散会”*《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95年，第243页。。湘鄂赣边境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全部九天的会议中，实际就有“特委工作报告和批评”“各项工作报告和批评”“CY特委工作报告和批评”“选举新执委”“批评”等与党内批评直接相关的内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8—359页。。在中共海丰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东委报告后，全体代表都很严重批评，后经东委彭湃同志反驳各代表后，鼓掌不敢批评东委，一时空气异常沉寂”*《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第213页。，这说明批评也被列入代表大会的议程。其次，批评成为党的“支部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1927年10月，河南省委要求基层组织在“每一斗争后，须有批评会议，讨论策略之是否正确，应付是否适宜”，而“支部的内部训练……尤须注重于日常政治之分析，实际工作之讨论，计划与批评”*《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72、247页。。1929年12月，中共鄂东大阳区五县联席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要特别加紧使每个党员都有支部生活”，即“支部要按期开会，讨论党的一切问题，讨论工作的策略。参加群众斗争，并指导斗争，研究主义，分配工作，互相批评，互相分配宣传品”*《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1985年,第224页。。再次，党内批评特别是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批评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委员会工作的批评更加频繁。1927年10月，中共汉口第二区区委在给湖北省委的信中，就公开批评省委没有将八七会议相关文件及时“提交下级党部在各种会上正式讨论”，导致“时间已过两月，紧急会议的决议已有变更(对国民党左派与苏维埃)，而近在咫尺的武汉干部同志，竟有许多不曾看见、不曾听到(外县同志当然是更不消说得！)”*《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05页。。1929年1月，针对龙岩县委的批评意见，福建省委还专门给予答复，认为龙岩县委的批评“一方面给省委以自己检阅的机会，一方面也使你们许多误解的地方得以纠正……同时你们的批评全要有事实的证据，在此同时你们可多搜集一些材料，连同你们的批评一齐寄交省委”*《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84年，第14页。。1929年8月，中共漳州县党代表大会对县委“过去工作”作了十个方面的批评，包括“教育与训练工作做得不多”“各级党委精神不紧张”“县委人数不足，无本地同志参加县委工作”“缺乏集体指导精[神]，且无好的计划进行工作”*《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1985年，第138页。等。最后，中共领导的一些党外组织也开始出现相互批评的现象。在这方面，红军士兵委员会进行的批评最为典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为扫除军队中的一些不良制度和习气，决定在军队内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民主制度。据亲历者回忆：“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多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哪个犯了纪律，轻的批评，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批评起来却很不客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119、157页。。1929年9月，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也提到，四军的政治训练的方法就有“在士兵委[员]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及工作批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

二

批评是指出对方的缺点和错误，而自我批评则要求批评者对自己本身的缺点错误进行反省和批判。1923年6月，陈独秀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对自己进行了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72页。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自我批评。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共党内的自我批评总体上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授意下，以执行共产国际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目的，通过组织发动党员、下级组织，讨论批评党组织、上级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等方式进行的，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兼具批评、自我批评的双重含义。

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51—252页。于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内，党内重点关注的是党员讨论、批评党组织、党的指导机关特别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对他者的批评)，而非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的批评)。如四川临时省委发布的关于“认真讨论八七会议文件”的第30号通告，除要求各级党组织、党员讨论、批评党的错误外，并无要求党员、党组织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内容*《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36—238页。。检索1927年12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记录——报告中央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对省委指导工作的检查、批评，选举新省委》一文，笔者也发现，与会者主要在批评大革命时期省委的错误，而缺少对自己工作的自我批评*《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984年,第115—162页。。1928年2月，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员要讨论党的政策，要批评党的工作，要自选各级干部负责人，扫除一切积弊。”*《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84年，第111页。这也并没有涉及自我批评。

1928年10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文，首次出现了“自我批评”一词。该通告指出，若“真有决心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就需要“支部生活不仅做到按期到会纳费，还要做到自动的讨论政治讨论工作分配工作，自我批评，每个同志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宣传员，上级党部只是指导者和帮助者，不是命令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8页。。1929年8月，陈独秀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提出，如果“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页。。同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要求“红军的生活有机化，纪律教育化”，红军应该废除肉刑，“代之以士兵自我的批评或罚岗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428页。。上述文献中的“自我批评”显然是指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批评，而非前文中的“自己批评”。与此同时，这种意义的“自我批评”也确实存在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如1929年5月，中共汉川县委认为，县委成立后前三个月工作“劳而无功”的原因是“继续机会主义的错误”“走上了和平主义的道路”“没有及时转变中心工作”“机关没有集中的分工”“没有积极的精神”“经济找不着出路”等*《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1985年，第65—66页。；1931年3月，河南省委巡视员在给中央的巡视报告中也对自己进行了批评：“自己的意志消沉，没有尽量说服同志，并有些脱离群众。”*《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85年,第16页。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出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共产国际认为右倾路线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1929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右倾路线已在中共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若不采取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干涉它的发展，则它将成为最大的危险”。同年6月，共产国际又来信批评中共在农村政策上的右倾倾向，要求中共坚决反对富农，而不是中立富农。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中国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工农独裁，反对右倾。*参见翟作君：《试析李立三的“反国际路线”》，《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1期。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中共中央开始强调开展自我批评、克服右倾保守倾向，以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指示信的决议》指出：“为要切实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这是右倾的最高度的表现)做无情的斗争，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必须执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必须认识自己对于一切错误倾向的存在，然后才能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3页。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指出，为了执行“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22、133页。。

当共产国际发现立三路线偏离其预设的轨道而着手纠正时，仍然要求中共执行自我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全党要“在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之下，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公开的暴露过去错误的来源，而坚决的予以纠正”，“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七月议决案，和本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193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紧急通告》又指出：“为了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都践行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指出：“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领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这不是说政治局别的同志不负责，尤其是如国际指示的执行和传达迟缓是大家都要负责的。即如南京镇江的兵士暴动的问题，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李立三则提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70、297、549、382、400页。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向忠发也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我个人，更应当负责的，当时，虽是立三同志的建议，但大半是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有许多是我作结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认为，“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必须“在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指斥三中全会用外交手腕掩护立三路线的企图。因此，四中全会以后，发展自我批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倾向以执行国际正确路线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1931年3月，《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指出，党内充斥着命令主义和家长制，“没有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生活，没有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因此，必须“领导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坚决肃清命令主义委派制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82、183页。，以调动下级组织及党员群众的积极性。1931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要“最高限度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那些浪漫腐化敷衍怠工，雇佣劳动化的表现，必须加以严格的审查与肃清，对于干部中的不正确倾向，必须作不调和的斗争，使现有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43页。。而中央关于开展自我批评的要求几乎为党的其他各级组织所照搬，他们在本级组织通过的各类文件和下发的各种通知公告中无一例外地都在强调开展自我批评、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如1931年8月，鄂东南特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必须发展热烈的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和立三路线与‘左’右倾的两条战线作残酷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路线的斗争，使党走向健全化的道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559页。1932年3月，湘赣省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从思想上来肃清这些基础，同时要发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党内自我批评的精神，防止出派别观念与成见和制造派别的倾向，要使自我批评成为国际和四中全会正确路线斗争的工具。”*《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220页。1934年1月，川陕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也认为，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必须反对一切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9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党内文献中的“自我批评”，并不完全是指党员、党组织对自己本身错误和缺点的反思和批判，有时也指对他者的批评。如张国焘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到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就具有自我批评、批评的双重涵义。张国焘说：“在三十八个同志发言中都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不尚空谈，能与实际工作相联系，这是很好的现象；可是还有一些缺点，就是对自我批评有些没有正确的了解，还不能首先批评自己的工作，然后批评其他工作，上级批评下级，下级批评上级。”*《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6年，第130页。1932年7月，湘赣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党内缺乏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多数党员误解自我批评只是批评自己的错误，避免人家对他的批评，有些工人党员不接受同志间的批评，以为我是无产阶级，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多数党员对于同志的错误都是取旁观的态度”*《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57页。。很显然，在湘赣省委看来，自我批评的正解是“批评自己的错误”并接受别人的批评。

而有些文献中的“自我批评”，则完全等同于批评。1931年7月，《小元巡视河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指出，孝义兵工厂支部存在的弱点是“对党内斗争没有正确观念，只要和和平平，同志间自我批评极少，一批评就变成个人斗意气”*《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65页。。一般来说，批评而非自我批评容易引起意气之争，因此文中提到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指的就是批评。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务要使每一个对党的路线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反对一切抑制自我批评，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以免除一切背着党表示不满而引起消极怠工的恶现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3页。。决议案要求各级组织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却在强调发动党员对党的路线、工作进行批评。另外，1932年1月，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中则指出：“应当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中央分局的某些个人错误与缺点，并在他的领导之下亲密的互相帮助的进行工作。”同年9月，中央指出：“同反革命分子或组织做斗争，必须同时发展下层工农群众的自我批评，来同党与苏维埃一切缺点和错误做到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488页。在这些文本中，自我批评显然不是指出、揭发批评者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而是指出“中央分局的某些个人”的错误和缺点以及“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不足，实际上就是批评。

三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主导下的批评、自我批评不仅未能完成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急迫任务，反而助长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给中国革命和中共自身建设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遵义会议后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随着中共日渐成熟以及党内民主的健康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终于成为一对各自内涵清晰却又彼此统一的概念——“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批评了李德粗暴的工作方式，而且政治局还对自己本身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9—470页。。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成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各地应根据不同环境，采用具体方法使党内生活活跃起来，而“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是“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1937年3月，刘少奇在《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也指出：“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193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又号召全党“积极进行关于七大议程各问题的广泛热烈的讨论”，要使这种讨论“成为用严格自我批评方法检讨我们过去和现在工作的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及找出改正和补救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有力工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3、817、464—465页。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而且毛泽东、张闻天都在报告中强调了批评、自我批评问题。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与干部，高度地发挥起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向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与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等等上面。”张闻天强调要“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下级可越级控告”，必须“反对党内压制民主，压制自我批评的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2、720—721页。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央进一步号召全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各级党组织要鼓励参加整风的所有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中央关于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号召得到了各地、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响应。四川宜宾中心县委在“支部中普遍的讲过‘党的建设’，讨论过‘怎样建立正确的批评制度’……等题目”。綦江县立中学支部“每周出壁报，每星期六读书会一次，内容有时事报告、自由谈话、自我批判等，特别是自我批判，收到很大效果，它使同志更加团结，说服了非同志”。*《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1987年，第324、353—354页。太岳抗日根据地“县委以上能适当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注意克服工作上及每个同志的缺点与错误”*《太岳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105—106页。。湖南湘西“各地党内自我批评的精神也还不坏，大都能够公开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听上级党的劝告”*《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8页。。在有的地方，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党员也接受了批评、自我批评话语，开始把“责备某人”叫做“批评某人”*《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5，1993年，第66页。。随着独立自主的批评、自我批评实践的展开，自我批评逐渐失去了按照共产国际路线批评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即批评党内他者的涵义，转而成为党员、党的领导机关对自己缺点、错误的批评。自我批评内涵的逐次清晰，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概念的出现成为可能。

关于党内文献中何时出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或“批评和自我批评”概念，有学者以为，1937年8月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完整的概念”*林炳良：《毛泽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哲学》1993年第4期；武星、王跃：《“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三维观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4期。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矛盾论》一文，毛泽东确实曾写道：“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但相关文字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毛泽东著作时增补进去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矛盾论》一文的题解注明是：“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关于《矛盾论》的具体补充、删节、修改情况，参见许全兴:《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95页。。还有学者指出：“1939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首次将批评、自我批评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解决党内斗争的方法。”*王晓荣：《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探源》，《理论学刊》2014年第1期。其实不然。就笔者目前所阅读到的文献来看，早在1934年4月13日《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中就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概念。指示信在批评四川省委时指出：“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的就在不管我们在去年五月的信中以最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与检查了四川党当时工作中间的许多深刻的错误，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引起四川省委的领导的同志们的应有的郑重的注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23—224页。

在土地革命后期及抗日战争时期，首次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概念的党内文献应该是1939年6月陈云的《支部》一文。陈云指出：“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要监督党员遵守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间各种脱离党的理论、政策、党规、党法等错误倾向”*《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0—61页。。同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也指出，党内“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常常是做得不够，特别是由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大大加以发扬”，如果不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正确地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58、159页。。此后，“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党内文献中。如1939年12月，陈云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员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才可以不断前进”*《陈云论党的建设》，第100页。。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认为，对于偶然犯错误的同志，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5页。。1943年1月，任弼时在《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报告中则强调，必须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揭发、批判和纠正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否则党的一元化领导将无法建立，党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和执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3页。。1944年1月，中央书记处在给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必须敢于放手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要防止过火斗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破坏团结，反而可以巩固领导，巩固团结。”*《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55页。七大党章又号召全党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在批评、自我批评成为一对边界清晰的概念后，党内才出现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关系的论述。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的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陈云论党的建设》，第50页。1940年8月，李维汉强调：“我们党内需要自己批评自己的精神，也需要相互批评的空气，不能接受别人批评的人，也决不会有真正自我批评的精神。”*李维汉：《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共产党人》1940年第9期。1942年4月，毛泽东首次将批评、自我批评视为一个整体：“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8页。1943年11月，邓小平强调：“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1944年4月，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02页。

四

土地革命后期及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此前党内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共还在实践中对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了理论探索。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使批评、自我批评由推行教条主义的工具生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纠正党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重要武器，生成为党的“新的工作作风”。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进行批评时曾出现过“唯心”批评、“过火”批评、非原则批评，以及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等不正常现象。对此，毛泽东曾提出通过“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治意义于一般党员观念之中”“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教]都政治化，科学化”等方式加以克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05、807页。。在抗战时期，一些地方党组织“组织生活还不够健全，有的还不能按时开会，教育、自我批评、思想斗争都做得不够”*《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3，1992年，第233页。。有些“下级同志任意对上级的批评，而且不在组织之内，常常作闲谈等”*《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1988年，第76页。。也有农民党员因受到党内批评而抱怨：“干革命既顶不了吃，也顶不了穿，干不好还要受气，这首[到]为了什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1993年，第156页。

针对党内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中央领导人开始提出相关的解决思路。首先，党内批评要有分寸，要实事求是，不能随意夸大错误，随便给别人戴大帽子。陈云指出，不能因为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就把微小的错误上升到原则的高度，给他戴上“左”倾空谈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6、117页。。张闻天特别告诫党内领导同志：“不要随便给下级同志以‘倾向’的大帽子，以吓倒同志，而真能倾听他们的意见，估计同志们某些思想的来源，给以克服，使之心悦诚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04页。陈云也指出：“上级领导人对下级的批评，务必要适当和正确，千万不要戴大帽子。”*《陈云文选》第1卷，第117页。其次，党内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坦白的和与人为善的。党内批评的目的是纠正错误，是治病救人，只有善意指出其犯错误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方法，被批评者才会心悦诚服，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刘少奇指出：“对一切同志的错误，应该站在帮助和爱护同志的立场，诚恳地当面地进行劝告和批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66页。中央也强调：“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澈底的，尖锐的，但也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热讽、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65—366页。再次，在进行党内批评时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能“无知妄说”。毛泽东指出，下车伊始，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就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中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最后，党内批评应该区分对象、时间和地点。如对老党员、新党员进行批评时的态度和方式应有所区别，上级对下级的批评和同级的批评也应有所不同，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如有意见则“只能向相当的党的组织提出及批评，不允许在群众中乱说”，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不允许乱谈”*《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66页。。

关于自我批评，中共党人特别强调“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刘少奇指出，自我批评“应该以真正能够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纠正错误、教育党和巩固党为最高目的”，强调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163、262页。。毛泽东指出，正确的自我批评就是要“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4页。。开展自我批评应从领导做起。陈云指出，自我批评“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也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63页。。自我批评应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陈云指出，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个人攻击的自由批评”*《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毛泽东也指出，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0页。。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在实践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还特别重视自我批评的作用。1939年12月，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强调“党内斗争主要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特别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1942年11月，陈云又指出，我们除了要同一切反革命斗争、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外，“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自我批评对于我们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陈云论党的建设》，第100、173页。1942年4月，毛泽东在阐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8页。前文谭政在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可偏废的同时，也补充指出：“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批评为手段，达自我批评的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02页。

因此，早在1940年8月，李维汉就指出：“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武器，是正确地执行党中央路线的重要武器，是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武器。”*李维汉：《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共产党人》1940年第9期。1943年4月，毛泽东首次将自我批评视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织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9页。。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并将自我批评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称为党的“新的工作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4页。。

五

尽管毛泽东强调的是“自我批评”，而非“批评和自我批评”，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实务界普遍认为“自我批评”其实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之所以形成于延安时期进行了深入论证，笔者在此不赘。但是，现有研究在探讨延安时期为什么会“生成”这一作风时，基本都从中国文化中的“自省”传统、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客观要求等方面进行阐述，相对忽视和低估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影响。

《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源自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一文。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任务。1925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要求“不论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必须保持一定的党内批评的自由，保持党员之间的平等精神”，要“在自己的队伍中展开健康的自我批评，反对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成就(但也反对灰心丧气、怨天尤人)，实事求是地和头脑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这样就不会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匈〕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144、145页。。在此背景下，1925年2月斯大林在会见德国共产党员、记者威廉·海尔佐克时，针对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发表谈话，提出了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12个基本条件，其中第八条就是：“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2—313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亲自领导并直接参与编写和审定的一本不同凡响的教科书”。1938年9月俄文版面世以后，延安《解放》杂志随即选载了部分章节，并很快有四种中文版本在国内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总结了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共六条，其中第五条涉及“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他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倒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7页。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中共特别重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的重要意义。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指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材料，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803页。同年9月，毛泽东又强调：“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写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1942年3月，毛泽东曾要求新华社“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等文件，以便各地党员学习。*《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412页。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再次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因此，早在1939年3月，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发布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甲类干部学习的必修课。次年，该书又被增列为中级干部学习课程。*参见曾成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党地委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58页。1942年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5页。。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中央学习组“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为高级干部学习的准备”*《陈云年谱》上卷，第360页。。

延安时期，为了纠正党内不良作风，毛泽东等领导人还经常结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号召全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导党内整风学习。1939年12月，陈云在阐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特别提到：“你们可以翻一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总结了苏联革命成功的六条经验，其中第五条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陈云论党的建设》，第100页。在1942年11月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党的实际情况，宣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他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7页。陈云也指出：“世界上第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苏联共产党，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总结了几十年奋斗的历史，一共有六条经验，其中有一条也是自我批评。”*《陈云论党的建设》，第173页。1943年6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校地委同志整风学习会上作《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发言，指出华北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自由主义问题*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党内迅速传播，特别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行总数估计达10万本，成为各根据地十分抢手的“畅销书”，是各级党组织进行理论学习时的必备资料。1940年6月，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34页。无论是地方或军队中党的组织，一般都研读了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内的整风学习文件。1939年5月，陕西省委《关于巩固党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为了加强全党干部党员的马列主义教育，县委以上干部必须熟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1992年，第124页。。在四川，“很多支部同志都在热心的读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两书”*《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220—221页。。1940年初，川康特委各工作部门学习、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进度是：“宣传部已研究四章(因宣传部要作研究大纲，故快些)，秘书处研究到二章二节，组织部研究一章，妇女部开始研究(起初妇委委员是分在其他地方研究，现才改变)，青委已研究二章，统战已研究五章。”*《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1989年，第6—7页。

各地、各级党组织还根据联共(布)的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强调要在整风学习中发扬民主，“让各种不同意见暴露出来，然后作出结论，采纳正确的意见，批评错误的思想与观点，达到教育干部，统一思想之目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1994年，第234页。。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要求每个支部“一个月来一次自我批评，从个人的言行检讨到组织生活，从过去的工作经验检讨到将来的工作计划。首先由每个同志自己检讨自己有些什么缺点，不管是对于工作的或私人的生活，由大家再给予批评其优劣，挨次检讨，一直到检讨完了就散会”*《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1988年，第347页。。

因此，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为何形成于延安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中共党人对中国文化中“自省”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先进性的现实需要，但同样不能低估了斯大林的建党思想对中共的影响。

六

批评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活动。受文化传统影响，自我批评在中国人的日常和政治生活中亦非鲜见。但是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格外重视批评、自我批评，并在实践中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塑造成为全党必须坚持、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源于党内批评、自我批评实践。早在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党内已存在相互批评，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曾以共产党人的无私精神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深刻解剖，开展自我批评。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批评、自我批评，既对中共完成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起到一定的作用，却也助推了党内的教条主义泛滥并给中国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灾难性损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共的日渐成熟及其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能力的提升，党内批评、自我批评的正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终于成为内涵各自清晰却又相互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和斯大林的建党思想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却创造性地将其发展成为党的“新的工作作风”。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还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也无论是中共党人在实践批评、自我批评还是创新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时，我们都能发现共产国际、苏联党的影子，但是我们不应否认中共党人的创新精神，因为是中共将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常见行为塑造成全党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处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系时，更为强调自我批评，体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高太平:《“批评与自我批评”及其思想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在当前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重温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通过党内民主建设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同志间相互的批评不断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每一个党员干部更应该积极开展自我批评，“打消自我批评怕丢面子”的顾虑，勇于解剖和检

查自己，勇于承认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正。通过批评启发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调动批评，从而赋予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以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