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综述

满 永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跨学科思维的助推下，研究视野和研究主题不断拓展。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地方档案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地域史研究成为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地域史为代表的研究形态也出现了诸如微观与宏观脱节以及“问题意识”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尤其在不少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中，地域史研究近乎等同于地方政治运动史研究。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推动党史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以跨越时空的历史思维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构和实践之影响，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为总结和反思近年来日渐兴起的制度史研究趋向，从制度史层面进一步推动党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于2017年12月10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开放时代》《苏区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40余位青年党史学者与会。

制度史研究素来都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被称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亦很少出现“中共制度史”的概念表述。因此，座谈会首先集中关注的问题就是在当下的党史研究脉络与格局中倡议“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从学术传统的层面看，参会学者都注意到8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有效地提升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平，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在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中共地域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概而言之，当下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或困惑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地方史料不断受到重视的情势下，党史研究虽日渐精细化，揭示出更多的历史复杂性，但类似研究在充分展示历史细节的同时，却日益呈现无力观照整体历史进程的弊端；二是在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思维的影响下，党史研究者的目光日渐聚焦于政治运动或特定政治事件等非常态的历史进程，甚至将间或出现的运动视为理解革命进程的基本线索，这样的研究取向在忽略常态化历史过程的同时，亦无法理解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稳定性的长时段因素。类似问题在其他学科的革命史研究中同样存在，如有学者在介绍社会学背景下的革命研究之两大传统即比较历史分析和口述史学后指出，二者对革命进程中制度问题的分析，主要立足于讨论制度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的微观机制，但都有各自的困境所在：前者对比较性因素的强调，忽略了制度产生的自在逻辑；后者受限于口述史料的时间限制，无法从起源上回应制度何以发生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现状，与会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开展极为必要。因为相较于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的非常态特征，制度的建构和实践在整体历史进程中是更为常态化的表现，对历史本身的影响也更为持久。因此，制度史研究本身离不开长时段思维，二者的有效结合更能揭示影响历史进程的长程因素。

其次，从中共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看，从运动到制度的研究取向转换也甚为必要。与会学者认为，政治动员虽然对中共革命的成功具有至为关键的影响，且在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以延续，但随着中共历史使命的转换，运动惯性的减退势在必然。而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运动逐渐式微、制度逐渐强化的历史过程也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以往学界在讨论诸如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众多政治运动时亦不难发现，每次运动的表象之下都蕴含着强烈的制度建构诉求。如果说政治运动是历史发展的表象，那么制度建构就是历史发展的实质。不仅如此，频繁出现的政治运动亦会在实践中不断产生结构性因素，从而形塑新的制度。事实上，多数政治运动效应的持续发挥，也取决于其能否在实践中产生结构性因素。因此，在很多学者看来，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最显著后果，就是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也因如此，制度才是隐含于政治运动表象之下的基本历史主题，应当成为今后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回溯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明确制度史取向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何谓中共制度史以及中共制度史究竟要研究什么，便成为座谈会集中研讨的又一个问题。关于中共制度史的内涵和外延，学界通常认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度建设的历史。但在与会学者看来，这样的界定只能算是狭义的中共制度史。要真正从制度史维度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需要从更为广义的层面来理解中共制度史。简而言之，广义上的中共制度史，至少应当涵盖中共自身制度建设的历史以及中共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而这两种层面的制度史又都分别包括了制度建设的理念、制度本体和制度建设的过程以及制度的社会实践过程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种提法最具争议的地方是中共主导的国家制度建构史能否成为中共制度史的内容。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国家的制度建构史应该首先是国史研究而非党史研究的内容。但有学者提出，党史和国史之间本来就很难有严格意义的学术界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中共始终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抽离了中共因素的国史将变得难以理解。

在部分学者看来，如果从学术层面上理解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党史和国史之关系，可将中共的活动视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性因素，决策及决策的过程自然是党史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决策的社会实践及其社会影响便构成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可以这样理解，党史和国史就是从整体上理解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体之两面。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面，都会使后人对历史的理解发生偏颇。而要理解历史的整体进程，势必要将制度决策和实践放入共同的历史情境去思考。正是在此意义上，制度史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其沟通党史和国史的特殊作用。事实上，作为志在以革命理念重构中国社会的政党，任何意义上的中共制度建构之最终归宿，也都在社会实践层面。某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一旦从政党走向社会，党的历史也就自然延展为整个国家的历史。由此可以说，国史是党史的延展和深入，党史是理解国史的历史起点。因此，将中共主导的国家制度建构史置入中共制度史的范畴，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与会学者指出，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倡议“中共制度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党史研究全无对制度性因素的观照。实际上，以中共组织机构沿革为内容的组织史研究，历来都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以往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基本形态。但问题在于，以往的组织制度史研究多聚焦于静态的历史表象，很少探究表象之下的动态历史实践。因此，当下倡导的中共制度史研究也是在提倡一种能够反映历史流变的“活”的制度史研究取向。为此，今后的制度史研究就不仅要关注静态的制度表象，还要前溯制度的起源，后溯制度的实践，真正作到察其渊源、溯其流变，起源、表象和实践由此构成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制度起源和制度实践的研究更应该成为今后制度史研究的重点。唯其如此，研究者才能摆脱以往制度史研究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真正展示制度的“活”历史。

与会学者还集中讨论了如何理解“制度”及其类型的问题。在与会学者看来，通常意义上的“制度”既包括有成文规范、可以触摸的正式制度，也包括由道德习俗等所约定的非正式制度。在中共制度史研究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具有同等重要性。甚至在少数与会学者的认识中，非正式制度更为重要，因为中共政治活动本身具有超强的弹性空间和变通特性，这种弹性和变通往往隐含于非正式制度之中，无法通过正式制度的研究加以准确察知。历史表象中的频繁政治运动，也在实践过程中形塑了诸多非正式制度，如“宁‘左’勿右”的政治行动逻辑就是间或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塑造的非正式制度机制。同时，相较于间或出现的政治运动以及显而易见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加强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当下党史研究缺乏长时段思维的弊病。

关于如何开展中共制度史研究，与会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概念的提出，目的主要在于倡导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因此，在讨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可行路径时，与会学者更多强调的不是具体研究方法，而是如何在新的研究理念指引下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围绕此问题，与会学者主要集中于讨论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处理运动与制度、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中共制度史”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偏重政治运动研究之倾向的修正。有学者提出疑问，认为对于制度史研究的强调是否意味着今后的党史研究不应再关注运动，并从社会史重新回到政治史。对此，有学者指出，提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否定以往党史研究中的社会史取向和多学科视野，而是在于如何纠正或弥补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就此而论，中共制度史研究要做的主要是“加法”而非“减法”，力主以“制度”的思维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时空视野。提倡中共制度史研究，既不是要回归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历史叙事，也不是要拒斥政治运动的社会历史研究。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要义是探究制度的起源和流变，这一研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治运动史的研究，因为运动往往是制度的实践手段。同时，中共制度史研究理念的提出，虽然意在强化党史研究对宏大历史问题的关注，但并非是在具体历史研究对象上从微观到宏观的简单回归。事实上，某项历史研究能否回应宏大历史关切，主要不在于研究对象之大小，而在于研究者是否具备“纵”“横”两个面相的贯通思维。从历史的横面来看，现有党史范畴内的社会史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制度的社会实践过程，忽略了制度起源以及制度建构的历史。从历史的纵面来看，以政治运动为主题的党史研究，虽然可以作到对特定政治过程的精细化思考，却很难讨论跨越不同政治过程的历史连续性。而中共制度史研究若要实现宏观与微观之沟通，恰恰就需要打通历史的不同面相，将制度理念、制度本体和制度实践的分析放入连续性的历史过程，既关注特定制度的即时性表现，也揭示制度对历史过程的长期性影响。

为使制度史研究的理论研讨和具体研究实践相结合，增强本次讨论的针对性，座谈会还专门设置了两场制度史研究的专题研讨，根据参会学者提交的研究论文，具体探讨了中共早期的党军关系、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以及由中共主导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制度建构及其实践的历史演变。座谈会还邀请“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成员分享了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实践，他们围绕各自的研究主题，就文学(史)内外的制度、经济对历史的规定性影响、知识化的制度如何引入乡村以及制度的边界如何确定等问题展开了颇富启发意义的讨论。此外，在与会青年学者的共同倡议下，本次座谈会同时成为“首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并在最后的青年学术沙龙环节中，热烈讨论了“第二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的议题、形式和主办单位等问题，以期切实推动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建设。

总的来看，本次座谈会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还不可能完全解决关涉“中共制度史研究”的所有理论问题，但其所提出的“中共制度史研究”无疑是目前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性课题，显然将有利于拓展党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校正目前党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从而继续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本综述由作者根据座谈会录音整理而成，《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的吴志军同志在修改定稿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