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新革命史：问题与方法

应 星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然存在着诸如宏观政治史和微观社会史研究的分割、革命历史之连续性的断裂、成败意识背后的目的论以及求真与求解之关系等问题。而从新革命史的学术视角来审看中共革命史的“问题意识”，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研究者需要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性结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是如何发生互动关系的，这种互动又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实践的。从文化史观的角度来考量，研究者还应该着重关注中共从苏俄和共产国际那里到底承袭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在面对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之际发生了何种变异，中共在汇聚既有的思想史和社会史之传统基础上形成了什么样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又是如何展开的。借用年鉴史学派的术语，革命的胜败只是短时段意义上的各种露出水面的泡沫，更重要的是要追寻中时段和长时段意义上那些水泡下的各种潜流，这种潜流是光辉时刻和灰暗时刻、胜利者和失败者、外部和内部、高层和底层共同参与塑造的。鉴于既往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制度史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研究者需要整合传统的制度层面研究和文化、心态或气质层面的研究，型塑广义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故而要能够将中共政治文化置放于从欧洲共产主义文明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的历史光谱中观其流变和关联。当然，考虑到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为规避左右相争所带来的忽略历史问题之复杂性的弊端，研究者还应坚守韦伯所倡言的“理智的政治诚实”，努力挖掘那些被对立双方有意遮蔽或无视的历史内涵，因为历史的复杂性恰恰就掩藏其间。新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不是通过立场鲜明、酣畅淋漓、非左即右的党派宣言来体现的，而是要通过真正复杂的历史研究加以展现。(吴志军摘自《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全文约7000字)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陈 明 明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科际整合的体现之一，既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对于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广阔前景。从规范和经验的角度看，无论是基于国家为中心的研究目标还是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旨趣，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都应关注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意识形态、政治动员、国家构建和治理机制，重视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政治经历以及政治对不同人群经历的影响，关注重大事件及其结果，强调事件的背景和变量之关系，观察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宗教文化、心理习俗等历史表象之下权力关系的形成和运作，以寻找历史因果关联的方式对事件和行为作出解释，或以解读历史面相的方式对过程和行动作出诠释。概而言之，利用历史资料来提出政治学的问题，或利用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去处理历史问题，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从文化与权力的角度看，政治社会资源的配置总是通过权力显现出来的，而背后又有一个文化机制的问题，特定的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利用文化来回应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压力，既创造新的文化(行为方式)，也为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变迁提供动力，文化是解析政治(权力)何以发生及其二者发生关联的密码。由文化和权力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史，方能进入历史深处，这正是从文化角度理解政治过程的魅力所在。从时间和结构的角度看，结构是带有规则性的人类行为模式，但其注定要舍弃许多具体、特殊的现象，与优先关注具体历史发生的传统历史学研究之间存在紧张。因此，为避免陷入琐屑叙事或脱离人物动机和事件的结构主义，就需要依赖史料，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观察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关注历史事件的具体发生过程，把时间和结构结合起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史的发生学和诠释学。就逻辑与证据的角度而言，好的政治史应该兼具理论与经验(史料)并在理论逻辑和史料证据之间建立有机关联，它尊重而不盲从宏大叙事，它承认历史富有规律，重视对规律的考察和验证；它不排斥任何可帮助分析和解释政治史的方法技术，也不刻意追求所谓方法技术的创新，方法是跟着问题走的，而问题来自观察现实和阅审史料而产生的“疑思”；对史料做考辨，给范围做限定，把理据讲清楚，将案例用适当，立论和推论有证据，事实和逻辑能自洽，是最基本的要求。(吴志军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全文约18000字)

民间史料与苏区史研究

吴永明 戴利朝

当前深化和创新苏区史研究的关键途径之一，就是民间史料的全面收集与系统整理。这既源于对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现状的反思，也取决于苏区历史本身具有的“民间”特色；既与苏区民间史料的现实库存及其现状有关，也与党史学界对于学科发展的反思有关。苏区民间史料具有政治性、乡土性、实践性、原生态、琐碎性等特征，大致可分为与苏维埃革命历史有关的家族文献与契约文书、亲历者口述资料、红色实物遗存史料、民间文艺史料及基层档案馆所藏未刊文献等。苏区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将有效拓展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内涵与外延，推进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如通过利用苏区家族文献，可以重构革命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入分析革命者及其家族从事或应对苏区革命的行为及其机理，这对于重新理解苏区革命与家族组织的互动大有裨益；对分田簿、地契等民间契约文书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苏区土地革命在乡村的实践，尤其适合发掘土地革命的具体情境和当事人的社会心理；通过红色实物遗存的史料化解读，有助于重新理解苏区民众的历史记忆及其传承流变，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尚不多见。收集整理民间史料的过程，意味着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乡村社会，从乡村基层、普通民众个体出发，在“历史现场”解读文献，从细微处探究历史，对苏区乡村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血缘关系、家庭制度、宗教影响、民众行为与观念、社会内部矛盾、乡村权力网络等展开多角度研究，探寻苏区革命的内在机制。(吴志军摘自《苏区研究》2017年第5期，全文约11000字)

中国共产党伪装书研究

杨 志 伟

伪装书是指将出版物的封面或其他外表形式实施伪装，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的书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出版机构为对抗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书刊的查禁，将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中共领导人著作、党的文件、时事评论以及重要事件真相，以伪装封面、变换封面及伪托出版社等形式在沦陷区与国统区出版发行。伪装书多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或用谐音编造出极为普通的书名，有时会套用国民党军政要员著述的书名，甚至使用十分庸俗的名称。排版多采用32开本，一般为老五号字竖排。受限于根据地纸张缺乏的客观条件，除印《毛泽东选集》等重点书时能使用从敌占区采购的凸版纸外，其余书刊均使用“毛头纸”(一种土造麻纸)双面印刷。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书印量最大，前者封面假托题名为《文史通义》(内篇之一)及《战国策注解》，后者的伪装书为《文史通义》(内篇之三)。又如《论新阶段》的伪装书为《文史通义》(内篇之二)，《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伪装书为《新金刚经》，《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伪装书为《珠帘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合订伪装书为《婴儿保育法》，等等。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出版物，伪装书成为迷惑敌人、传播革命思想的特殊宣传武器。同所有革命文献一样，伪装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史料和版本价值。(吴志军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全文约13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