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若干问题研究*

黄 志 高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若干问题研究*

黄 志 高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最初主张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随着连续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出现“左”的情绪，基本不再考虑转移的方案，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分歧。因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没有战略转移预案的背景下开始的。当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被迫考虑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共识。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希望通过1934年夏季的军事行动来反败为胜，导致中共中央迟迟不能下决心实施转移。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着力经营四川、陕西，进而发展西北苏区的思路，也深刻影响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最终选择。

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战略转移

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以往学界对于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准备工作、时机选择、方向目标，以及共产国际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徐占权、徐婧编著：《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赵蔚：《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长征的时机选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孙堂厚：《论长征的准备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新生：《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余伯流：《长征的决策、准备与突破》，《前线》2006年第8期。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包括：中共中央是如何看待战略转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为何事先没有制定战略转移预案以备不虞？中共中央何时开始考虑战略转移的，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是如何选择的？这种选择背后反映了中共中央怎样的战略意图？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依据相关资料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并着力厘清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之间磋商互动的复杂过程。

一、撤离苏区预案的放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初采取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方针，并没有考虑战略转移问题。不过，通过仔细梳理历次反“围剿”斗争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并非一直反对战略转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认可到排斥的转变过程。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最大的中央苏区更是给予高度重视，直接参与指挥其反“围剿”斗争。囿于红军自身力量的弱小，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最初都强调优先考虑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对机械地固守根据地，主张必要时可以撤离苏区。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开始改变态度，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1930年12月2日，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1页。这种意见为后者所肯定。1931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193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号召“打退军阀们的反攻，保护苏维埃区域”，并强调“必须避免在不利于我们条件下的殊死战，必须保全并巩固自己的真正力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随后，中共中央在通告中进一步指出：“反对因为敌人进攻而走到右倾、消沉、失望、分散、逃避乃至取消的观念”，但“这决不能解释成我们是要红军固守一个区域的。假使在敌人大部队的集合包围中，红军力量有被敌人击溃或消灭的危险，则我们便应站在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的观点上，移动红军的主力，去选择新的区域，准备适当的进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8页。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远东局强调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指示依然有效，并指出“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30页。。1931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明确指出：“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97页。3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补充指示再次强调：“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256页。。应该说，此时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防守苏区问题上还保持着相当的弹性，在积极保卫苏区的同时，也考虑在必要时撤离，以保存红军实力。

在连续取得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随着革命的复兴和红军力量的增长，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对苏区的发展信心大增。1931年6月10日，远东局成员雷利斯基兴奋地宣称：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的任务遭到失败，“‘赤祸’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也没有被限制住”，“今天它比半年前还要强大得多，危险得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0页。。另一成员盖利斯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也指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近来已发展成为这样一支重要力量，以致南京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一场真正的大战”，“迄今为止南京在这场斗争中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334页。。受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在准备第三次“围剿”斗争时，中共中央不再准备撤离的预案，而是强调要扩大苏区。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强调：“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支持了中共中央的判断。12月4日，中共中央以严厉的措辞指出：“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541页。中共中央还特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一向比较稳健的中央苏区领导人。1932年2月，张闻天在为《红旗周报》写的社论中，批评中央苏区始终没有“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在巨大的压力下，苏区中央局于5月11日作出检讨，自称：“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0年，第211页。，“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份恐惧”，“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8页。。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苏区中央局强调：不仅要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围剿”，而且“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册，第215页。。

不过，相较于远东局、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持谨慎态度，坚持了以往的观点。1933年二三月间，围绕着如何评价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和如何进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远东局、中共中央发生了争论。

争论首先发生在关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的问题上。1933年，当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时，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苏区。关于这次行动的合理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毫无疑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对这次行动的严厉批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1933年2月，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指责说：“红军的撤退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重复(这种行动)必然导致我们力量的涣散，甚至可能瓦解我们的军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远东局则指出：即使处于困境，“也不应作出哪怕是暂时放弃苏区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撤离“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21页。。中共中央也批评说撤离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并强调“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远东局的意见不以为然。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这显然是另一种声音。

争论还发生在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上。这次反“围剿”战争前，中共中央认为：红军的力量已经有了百倍的增加，“同三次‘围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共中央断言红军将在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并提出“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等口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7—320页。中共中央还指示苏区中央局要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否则“无法扩大和巩固苏区政权”*《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2页。，并强调“主要危险是过高估计和夸大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提醒中共中央：“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页。。这种审慎的态度很快引起远东局的抗议。远东局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可能在领导层中引起分歧，并影响(协同)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回应说：“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相反，(是要)巩固基地，建立新基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联合相邻地区，但决不能以红军大部队被歼灭为代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00页。

在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中，远东局、中共中央明显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意见相左，反对考虑撤离苏区的可能性，从而修改了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态度。导致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态度发生变化的，大概有三个因素：

一是连续取得反“围剿”胜利后逐渐滋生蔓延的盲目乐观情绪。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都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31年6月，中共中央自信地指出：冲破第一次“围剿”用了五个月，冲破第二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我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467页。。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米夫更是断言：“这意味着粉碎了南京对中国苏区所能投入的主要力量”，我们“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79页。。中共中央也认为：这“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全部崩溃”，“中国革命高潮猛烈向前发展”。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有了新的转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地理条件上，经济环境上和群众基础上都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41、643页。。远东局成员赖安后来也说：在中共党内存在着“‘流行的’的固定看法”，即“既然红军和苏维埃群众粉碎了第五次国民党讨伐行动(即第四次“围剿”)，他们肯定也会粉碎第六次讨伐行动(即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在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下，撤离苏区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就是说啊，这年代还成天神神道道。信这个我们这行就不用做生意了。你的客人信这个，那是商机。你要是自己也信，那就趁早关门大吉吧。”钱总插了一句。

二是对中央苏区在苏维埃运动中特殊地位的推崇和强调。作为苏维埃运动的成果，中央苏区的存在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共中央指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15页。。远东局军事代表施特恩更是认为：“江西是否存在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红色区域，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整个一系列问题中的根本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96页。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央苏区已难以放弃。

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共产国际非常看重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王明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的中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唯一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2、205页。之后，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开始屡屡出现“保卫苏维埃领土”和扩大“苏维埃版图”等提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6、37、81、182页。，并强调要“为保卫苏区的每寸土地”而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92页。。确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全国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提出，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渐渐地失去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住。*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撤离苏区的方案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也就再不可能制定战略转移的预案，固守苏区便成为唯一选择。但是，革命形势并没有像中共中央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实际上，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权自身力量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而中央苏区可以利用的作战资源日显匮乏，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对于这种形势的悄然变化，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没有作出清醒的判断。因此，当反“围剿”陷入困境时，缺乏足够精神准备的中央红军只能被动地与强敌拼消耗。

二、战略转移的犹豫不决

学界一般认为，从193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和考虑中央红军的转移问题。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检视相关文献，可以认为：早在1934年2月，中共中央即已开始酝酿红军转移问题，此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权衡和犹豫。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军事态势的误判，是迟迟不能作出决断的重要原因。

由于经济军事资源渐趋匮乏，再加上在福建事变时应对失当，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并不顺利。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堡垒政策，红军在军事上逐渐失去主动性。1934年2月，远东局已经开始在内部通信中直言不讳地谈论中央苏区的困境。2月13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局部战绩“不能对此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81页。。4月10日，埃韦特又报告说：“南京政府对福建、江西的压力在不断加强”，“正在进行的许多战斗也给我方造成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的攻势在有步骤地开展，没有长时间的间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06页。。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共中央对待战略转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这在1934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鄂豫皖省委的一份题为《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的文件中已见端倪。文件提出：在反“围剿”陷入困境时，“是集合所有的战斗干部，抱定目的，打出一条路冲出去”，“还是死死的保守这块有限制的和有更加缩小危险的地方呢”，尽管“很难说哪一个办法是比较好些”，但“若是用我们主力冲出敌人包围的圈子，然后这些冲出的队伍与留在圈子里面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联合作战，内外夹攻，那末，或者可有更多的机会继续军事的斗争”，“光在苏区圈子里延长战争，不会发生伟大的结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52—253页。。相较于先前批评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的激烈言辞，中共中央对待撤离的态度显然大相径庭。尽管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这一篇文章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写的”，“其中建议也不一定完全适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50页。，但批转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其对这份文件是基本认可的。紧接着，1934年4月，周恩来在同派往鄂豫皖苏区的程子华谈话时明确指出：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鄂豫皖红军主力应当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如此重大的决策当非周恩来所能拍板，而必然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尽管中共中央批转的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都是就鄂豫皖苏区而言的，但有理由相信，中共中央对待战略转移的态度已经悄然变化。

很快，中共中央便开始考虑中央苏区的战略转移问题。李德后来说：他曾于1934年3月底提出主力部队突破重围，以便在敌人后方摆脱堡垒的牵制，发动进攻并将其消灭*〔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91页。。虽然他的说法尚无其他材料佐证，但可以确认的是：到1934年5月，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从中央苏区转移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到当年4月中下旬，由于损失严重，广昌失守，反“围剿”斗争已经陷入被动局面。据李德后来说，在广昌战役后的政治局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到5月初，他还受中央委托草拟“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以便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94、97页。虽然这份文件的完整文本尚未见到，不过李德的这一回忆应当是准确的。可以相印证的是，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就提到了中共中央的方案，即：“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8页。。此时，埃韦特总体上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并试图完善撤离准备方案。他提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程子华也回忆说：1934年5月，周恩来在同他的谈话中指出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美〕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撤离计划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表示“完全赞成”这一新计划，并提出两项具体建议：其一是“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其二是“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这“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144页。。

事实上，此时共产国际也不认为中央红军已到最后关头。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指出：“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才能进行转移。而共产国际执委会6月16日的回电虽然同意撤离计划，但仍然在积极谋划保卫苏区的方案，并强调：只有“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才能“争取保持中央苏区的前途”*《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另外，远东局还考虑“通过中国的东南部和通过长江同红军保持联系”，“以隐蔽的方式从外面提供弹药和药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6页。。

毕竟，要放弃长期耕耘的中央苏区，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来说，无论是在情感取舍上还是利益考量上，都难以接受。正如埃韦特所说，“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的苏区，也不可能像存在多年并且组织得很好的中央苏区那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9页。。正因如此，当1934年7月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时，马上就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都对反“围剿”态势作出严重误判，认为在秋季之前，中央苏区仍有挽救危机的可能。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判定：国民党军队在秋天“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8页。。6月4日，赖安也指出：“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断定：“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可以说，在共产国际内部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央红军如果迫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话，时间应该是在秋季。而在此之前，中央苏区还没有到达最困难的境地，红军主力还没有必要立即转移。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4页。。

基于这种判断，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3页。。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派出部队“深入敌后以果断的行动切断现在从沙县、建宁扇形地区进攻中央苏区的敌集团军的交通线”，迫使敌人“不能下决心投放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4页。。赖安则强调：应在国统区的中心城市“发动强大的群众性运动”，“来积极支持和保卫中央苏区”，并给予国民党的“围剿”行动“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5页。。

1934年7月，红6、7军团分别向湖南中部和闽浙地区转移，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限的成果却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造成某种错觉。李德回忆说：“1934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对形势的估计总的来说是满意的”，“第六、七军团紧紧咬住敌人不放，最初的形势十分有利；同时在六、七两军团的配合下我们取得了石城和汀州之战的胜利，迫使敌人的主攻部队在整个主要战线上停止了前进”*〔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102页。。远东局也过高估计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效果。1934年9月3日，赖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说：与6月份的局势相比，“现在的局势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是更为有利的”，粉碎敌人进攻，夺回失地并扩大苏区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会增大”。他乐观地估计，红6、7军团的行动，“还要带来某种附加的战术和阵地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25—226页。。显然，中共中央和赖安都对中央苏区的真实情况和作战态势作了严重的误判。事实上，正如后来粟裕所批评的：“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长征档案》第1卷，第174页。

这种错误判断导致中共中央在战与撤之间游移不定，不能迅速下定决心围绕战略转移来展开军事行动。1934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包含了常委会在九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第104页。，不仅提出战略转移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但“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完全忽视保持有生力量的问题，采取了“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60页。这直接导致了战略转移时机选择的延宕。

随着战局的恶化，中共中央最终被迫决心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他要求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张闻天的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指出：“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这是机械论的观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563、566页。。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6页。。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

三、转移方向的选择及其深层意图

红军战略转移开始后，转移方向上的正确选择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和未来发展。学界指出，红军长征落脚点选择在陕北，并不是事先计划和安排的，而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和全国形势变化而逐步作出的。*参见马福生：《党中央确定陕北为革命大本营过程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徐占权、周继强：《准备·密电·落脚点——〈红军长征文献〉编纂札记》，《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这种判断当然是准确的。不过，仔细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可以发现：红军转移的大方向，或者说宏观层面战略方向的选择，还是有迹可循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地域格局的考量，深刻影响着红军战略转移线路和落脚点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最初考虑红军主力撤离时并未选定突围的目标和方向，直到1934年9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补充训令”时才加以明确*参见徐占权、徐婧编著：《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第27—28页。。其实，在此之前的6月，共产国际就已经考虑红军要向湖南转移了。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指出：中央红军将“同正在转移的贺龙2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6月4日，赖安指出：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2页。。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赞同“向湖南方向撤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44页。。9月17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51页。。共产国际随后认可了这一选择。其实，这个突围方向的选择与以往的思路是契合的。1931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就曾考虑过“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158页。。

但到此时，红军向湘南突围存在着很大风险，而远东局对此也有清醒的预见。埃韦特承认说：“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所以敌人为防止这种事态发展开始了积极准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4页。他预计到：“敌人从4军团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9页。；“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4页。。

不过，湖南未必是转移的最终目标。1934年10月3日，红军降将杨岳彬向国民党报告说：中共曾考虑，如若决战失败，除以一部化整为零散布闽赣各处以牵制国民党外，全部主力军将经安远、信丰、三南一带转进湘南，往四川或滇黔边境，与徐向前、贺龙两部会合，以图四川；“此史达林(即斯大林)实主之，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云”。*转引自杨奎松：《革命》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7页。红军第3军团第4师参谋长张翼投敌后也曾说过：中共中央考虑如长汀、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均不保，则由会昌出信丰，入南雄，准备绕走湘南，而入川省*王美芝：《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情报原因》，《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他们都提到红军将由湘南进入四川，恐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自1927年以来，中国革命就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发展不平衡特点：苏维埃运动主要是在南方省份发展，即“湘鄂赣闽豫皖各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285页。。对于这种地域格局，中共中央并不满意，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弱点，并试图加以改变。1931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61页。。1932年4月4日，张闻天又指出：“在北方，没有像湘鄂赣数省那样的苏维埃与红军”，“然而这种苏维埃运动也正在向着北方发展”。他批评说：“陕西的党还没有决心与勇气，去发展陕西的土地革命，去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271页。尽管对“北方落后论”的批评是错误的，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观点，但客观上使得北方革命进入中共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下，由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而来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引起了中共的重视。4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高度评价陕甘边游击队的斗争，要求将陕甘边游击队改编成红26军，“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55页。。同年6月召开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号召：“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会议认为：“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48、380页。。

然而，从总体上看，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南方省份。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到川北，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北方的革命力量，也带来了革命地域格局的新变化。这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注意。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转移行动，并指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同年1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会议上，库西宁兴奋地介绍了红军在四川取得的战绩，并宣布“四川有二十二个县归苏维埃政权管辖”。王明在讨论库西宁报告时也指出：四川省富饶且易于防守，具有红军活动的便利条件，“象中央苏区一样，四川的新苏区极有发展前途”*《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第191、194页。。1934年1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继续争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区，特别是在四川和江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0页。。4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强调“扩大四川苏区”的同时，提出“还必须着手扩大陕西苏区”，“争取扩大陕西中部(红26军活动地区)的苏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21页。。

远东局此时也开始高度评价新的根据地的建立，并对四川寄予很大的期望。1933年4月，米夫指出：红四方面军“冲过陕西的南部进到四川的东北部，占领了一些地方，扩大了影响，这地域比以前湘鄂边区的地域更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7月28日，埃韦特向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60页。。1934年1月，埃韦特又强调说：“这个地区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有很大发展潜力，从将来的战争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战略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35页。此后，共产国际显著加大了对四川苏区的关注度。埃韦特还积极谋划向四川派出政工人员和军事顾问，以加强对四川苏区的领导力量。

共产国际的态度也影响到中共中央。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指出：“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即红四方面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长征档案》第1卷，第318页。7月24日，中共中央又指出：苏维埃运动的种子与影响，已经“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四川、满洲及西北的陕、甘、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7页。。中共中央还要求：红四方面军“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8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93页。。4月13日，中共中央进而要求四川省委：“赤化全四川，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的胜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42页。。显然，中共中央、毛泽东都强调了发展西北革命的重要意义。

当1934年夏季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时，四川苏区的地位和优势进一步凸显。1934年9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四川省的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4页。已经回到莫斯科的远东局主要负责人也特别强调四川的作用。埃韦特则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评估了四川的有利条件，指出：四川的经济独立、人口众多，农民生活贫困，敌人的军事压力较小；“四川的政治形势，对我们来说可能比中国任何一个省都更有利”；“在建立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时，四川具有向各个方向，包括向其他一系列省扩展的可能性”；“从传播革命的角度和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这个地区展现出比我们的中央苏区具有的更多的发展前景”*《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6页。。此时，施特恩也指出：“由于江西中央苏区遇到了困难，四川(苏区)问题就提到了首要地位”；“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37页。。施特恩还建议加紧实施对四川的援助计划，并组建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与四川的联系来组织和领导中国西北各省的游击战”，“在中国西北部掀起农民战争的巨大浪潮，掀起游击活动的浪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0页。。显然，在中央苏区难以避免失败厄运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已经考虑通过赤化四川来取代中央苏区，进而将革命重心由东南转移到西北。

受共产国际态度的影响，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王明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对陕北、陕南游击运动的领导，进而“创造陕西广大的苏区，并且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同时又“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康生、王明还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5—246页。。

从以上情况来看，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就已经有了发展川、陕尤其是四川苏区，进而改变中国革命地域格局的考虑。在这个大背景下观察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路径，就可以看到：转移方向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的，而是有所指向的。从最初计划落脚湘西到最后落脚陕北的过程中，考虑到当地的敌我情势、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等诸因素，中央红军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多次调整，但总体上是符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着力发展四川、陕西，以西北为革命重心的总体思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红军的转移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并非盲目随机的，而是有其内在思路的。

另外，1935年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汇报及其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也佐证了当时中共中央对战略转移方向的思考。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中表示：红军转移的“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347—348页。。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又指出：“此次赤军(即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页。中央红军入川后，“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陈云文选》第1卷，第44—45页。。红军“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陈云文选》第1卷，第85页。。

陈云是于1935年6月在四川离开红军队伍的。他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夕和途中，均有经营四川、发展西北的战略意图。当然，这个战略意图只是总体性的、方向性的。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根据具体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改变赤化全川的设想，转而经由四川进入陕西，最终选择以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本文作者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合肥 230601)

(责任编辑 王志刚)

A Study on the Strategic Transfer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Huang Zhigao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Cominter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itially advocated placing priority on preserving the strength of the Red Army and, if necessary, withdrawing from the soviet area. With the victory of two consecutive “Campaigns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a “Leftist” mood became prominent in the Far Eastern Bureau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nd thus they basically no longer contemplated a strategic transfer program and they disagreed with the Comintern Executive Committee. Therefore, the fifth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began in the absence of a strategic transfer plan. After the Red Army suffered heavy losses, the Far Eastern Bureau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ere forced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a strategic shift, and they reached a consensus with the Comintern Executive Committee. However, in the summer of 1934 the Comintern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Far Eastern Bureau were hoping to turn the defeat into a victory through military action and, as a resul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id not contemplate a strategic transfer. In addition, the idea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cusing on Sichuan, Shaanxi, and then on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Soviet area,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inal choice in terms of a strategic shif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16BDJ007)的阶段性成果。

D231；K264.4

A

1003-3815(2017)-04-0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