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中德苏关系变化背景下的马特恩访华

陈 弢



一九六一年中德苏关系变化背景下的马特恩访华

陈 弢

对于1961年马特恩访华事件，中国方面与国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叙述和解读。实际上，这是一次单纯的贸易访问，双方并未探讨柏林问题等政治事务。然而，两国关系并未由此接近，反而还恶化了。中方在马特恩访华期间所采取的政治上支持、贸易上实事求是的方针，成为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理与民主德国关系时的基本方针。苏联却对这一事件做出了错误评估，并因此加大了对民主德国援助的力度。

马特恩；中德关系；中苏关系；对外贸易

1961年1月中旬，正值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特殊时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简称“统社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Hermann Matern)在没有提前通知苏共的情况下，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并与中共高级领导人进行会谈。中共中央对此次访问高度重视，提出了对民主德国政治上支持、贸易上实事求是的重要方针。不过，在中国方面的传统叙述中，这次访问被贴上了“板起面孔向我要债”*中方的记述是：“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经过周恩来严肃批驳了马特恩的无理要求，德方始有所收敛”。参见《1961年我对德、捷、波、匈、罗、保等东欧六国贸易谈判情况》(1961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01。的标签，被视作20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对中国做的“最严重的”事情*参见Enrico Fardella et al., eds., Sino-Europe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a Multipolar World, A Critical Oral History,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5, pp.25-26.。

国外学者同样非常重视考察此次事件，但他们的叙述与中方大异其趣。著名冷战史研究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霍普·哈里森(Hope Harrison)在其广获赞誉的一本书中指出：1961年1月，统社党在事先没有同苏联商量的情况下就把马特恩派往北京，以增添其给赫鲁晓夫施加的压力，从而迫使苏联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并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更加强硬*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Propyläen, 2011, S.267-269. 此书英文版于2003年出版，后因影响巨大，被译成了德文。本文所引用的哈里森的观点主要来自德文版。。受哈里森研究的影响，在随后出版的国外有关著作中，民主德国代表团的中国之行被视作“走独立路线”，“看来乌布利希与北京的关系更友好，而非只是对莫斯科言听计从。小人物开始练习如何以小制大”。还有著作认为，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也曾接见该代表团。*参见〔英〕弗雷德里克·泰勒著，刘强译：《柏林墙》，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86页；〔美〕弗雷德里克·肯普著，武凤君、汪小英译：《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03—105页；Patrick Major, Behind the Berlin Wall , East Germany and the Frontiers of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0. 前两本书均把民主德国在中苏之间的这种外交活动视作“以小制大”“左右大局”的行为，第三位作者则将马特恩访华视作民主德国向苏联施压的表现。

近几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青年学者开始用中方解密档案来研究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史。但对于马特恩访华，相关研究大多一笔带过，并未全面进行考察*参见陈弢：《民主德国与中越朝关系研究(1960—1977)》，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葛君：《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史初探(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童欣：《1961年贺龙访民主德国——两国关系恶化中的关键一环》，《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7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103—131页。。因此，笔者拟利用新开放的中、德、苏三国史料，对马特恩访华的直接原因、具体过程和实际影响，以及影响中共在这段时间内对民主德国政策的因素进行探讨。

一、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后中德苏关系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蜜月期。在此期间，两国两党进行了全方位的合作，双方在经贸、外交、军事和文化领域来往密切。统社党将中国视作“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支柱”*Joachim Krüg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Lit Verlag, 2002.，两国两党也被称为“北京—潘可夫轴心”*M.J.Essling, “East Germany: Peking-Pankow Axi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3); Hemen Ray, “Die Ideologische Achse Peking-Pankow”, Außenpolitik, 11, 1960.。

当时，中国的外贸政策强调加强与民主德国的经贸关系和对其的援助。1958年初制定的中国第二个五年外贸初步计划指出：“对东欧、亚洲兄弟国家的某些困难，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必须加以照顾。”1959年11月底制定的第二个五年外贸计划意见强调：“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一向需要的农副产品和工矿原料，我们应该继续给以供应”，同时“适当地增加粮、棉、油、花、纱、布等主要商品的出口”。*《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65、67页。与此相对应，1957年至1959年，民主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

然而，50年代末，民主德国的内政外交局势出现高度紧张的情况。1960年9月30日至12月29日，联邦德国政府做出削减对民主德国贸易的决定，并取消了对双方贸易有着重要意义的柏林贸易协定。这直接导致民主德国10%的进口物资面临被取消的威胁。*Peter Fäßler, Durch den Eisernen Vorhang :Die deutsch-deut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1949-1969, Böhlau, 2006, S.223,233.这一比例在某些重要的生产领域甚至达到了92%。尽管一些物资可以向其他西方国家购买，但民主德国缺乏足够的外汇。*Gerhard Wettig, Chruschtschows Berlin-Krise 1958 bis 1963, Drohpolitik und Mauerbau,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06, S.110.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国内实行的大规模强制农业集体化运动使得逃亡人数激增，从1960年2月的9803人增加到5月的20285人*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S.243.。

在这种情况下，统社党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国内的经济困境。为此，他们多次向苏联请求经济援助。例如，1960年10月，抵达莫斯科的民主德国经济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追加供应4.7万吨黄油的请求*Dierk Hoffmann & Andreas Malycha (Hrsg.), Erdöl, Mais und Devisen, Die ostdeutsch-sowjeti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1951-1967, Eine Dokumentatio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S.92.。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当年11月底与统社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会提供民主德国所需要的援助。但对于统社党狮子大开口般的要价，苏联方面实际上是难以接受的。例如，赫鲁晓夫和柯西金对乌布利希表示，苏联可能无法提供德方所要求的68吨黄金，民主德国提出的黄油和肉类供应也是苏联不能满足的，需要德方另寻他法。苏联领导人指出：“民主德国不能把手伸到苏联的口袋里。你们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而非一直依赖苏联。”*Hope Harrison, 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61, Working Paper No.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3, pp.74-76.

可以看出，民主德国和苏联的经贸援助谈判非常艰难。其中的黄油供应对民主德国来说尤其重要，而黄油紧缺问题也正是此时民主德国总体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黄油是德国人每日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乌布利希曾在1958年7月召开的统社党五大上将所有主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的每人平均消费量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作为今后几年党的主要经济任务，并提出要在1961年底前完成该任务，而改善黄油的供应，就是乌布利希在此次大会上谈到的内容之一*《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4—35、40页。。

1960年以来，民主德国黄油供应日益紧张。有些城市隔几天就停止供应，食品公司则把黄油轮流分配给各城市。在柏林的市场上，黄油实行凭卡片登记购买，每户在两天内只能买一包，很多时候只有出示外交护照才能购买到。*《李秘书和阿馆一秘安戈尼谈民主德国经济近况、目前国际问题及其他》(1961年6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57-02。苏联也运来了一些黄油，但质量不好。民主德国食品公司经理要求政府拨出1亿马克外汇，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购买质量好的黄油。由于供应情况很紧张，食品公司天天向党中央和国家计委打报告。*《王大使和阿尔巴尼亚大使谈话》(1961年5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57-02。

在民主德国国内，黄油短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据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驻民主德国使馆观察，由于黄油供应紧缺，统社党基层党部已经充满抱怨情绪。有党员不仅怀疑民主德国当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13.6公斤黄油的数字，说在自己的家乡图林根根本见不到黄油，还认为党中央最好还是进行自我批评。有基层干部指出：“中央认为黄油的消费量是世界最高水平，黄油和肉类是超过西德的，但今年还要用四亿外汇马克进口肉和黄油。这会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和责难。”*《阿尔巴尼亚大使所谈情况》(1961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57-02。有大学教授甚至表示：“党是在人民面前说谎，最好还是作自我批评，承认计划错了。”*《阿大使所谈情况》(1961年4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57-02。

在这种情况下，统社党只好派高层官员前往中国，与中方探讨有关黄油以及用于制作黄油的大豆的贸易问题。之所以来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幅提升了大豆的出口数量，1960年是150万吨，此后每年增加30万吨，1962年达到210万吨*《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68页。。中国与民主德国根据这个标准签署了大豆进出口合同。然而，1960年，中国对民主德国出口出现了严重的欠交，而且程度是中国与东欧六国(德、捷、波、匈、罗、保)贸易中最严重的，欠交数额达到了1亿3805万卢布*《对东欧兄弟国家一九六一年贸易谈判问题的请示报告》(1961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1960年，民主德国从中国进口大豆的合同数为18万吨，但到6月30日，中国已欠交9000吨，到9月30日，更是已欠交31500吨。中国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对民主德国外贸部部长劳(Heinrich Rau)表示，今年已经不可能再向德方供应大豆和花生油。*Situationsbericht Importe China 1960, Stiftungs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im Bundesarchiv (SAPMO-Barch), DY 30/IV 2/6.10/179.

统社党对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进展非常失望。1960年11月9日，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汪戴尔(Paul Wandel)在给其外交部副部长施瓦布(Sepp Schwab)的信中表示，在联邦德国取消贸易协定的情况下，“中德贸易是否能如约履行就显得更加重要”*Nicole Stuber-Berries, 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2004, pp.191-193.。统社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政治局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未能供应18万吨大豆，影响了民主德国的黄油供应。该讲话后来还发表在民主德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巴泽大使宴请王大使夫妇》(1961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57-02。

1961年1月10日，统社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副总理舒尔茨(Paul Scholz)和外贸部部长许腾劳赫(Willy Hüttenrauch)访华，时间初步定在1月15日，“主要是澄清根本性的问题”，并为这之后访华的贸易代表团与中方的谈判“在政治上做好准备”。第二天，民主德国外交部副部长文采尔(Otto Winzer)将此消息和乌布利希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亲笔信转给了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代办徐晃。*《德决定派副总理舒尔茨访华谈判事》(1961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725-01。

乌布利希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陈述了当前民主德国的经济危机状况，以及从中国进口物资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德国人造黄油生产所需原料(大豆)的主要部分是从中国进口。即使是取消(来自中国的)一部分供应也会直接对民主德国居民的生活供应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所需的外汇去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这些物资。”*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Akademie Verlag, 1995, S.272-273.在后来替换舒尔茨的马特恩离德赴华辞行之时，乌布利希还对马特恩表示：“尽你的力量去做吧！在你没回来之前，我还是想办法保持工厂开工”*《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

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与中国对德贸易政策的转变

马特恩访华时，中方对民主德国的经贸政策已经出现了转变。一方面，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直接影响到两国贸易的正常进行。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制定了“粮食要首先自保，然后援外，粮食的外销要服从内销”的粮食出口新方针，规定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不准多出口*《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35页。。而在进出口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中央提出了“吃饭第一”的指示*《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进口粮食被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而改变了过去在对外贸易上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进口机械设备等的习惯。到1960年11月初，全年的农产品出口收购情况不佳，冻猪肉、纸张、茶叶、棉布、猪鬃等出口东欧国家的农副产品收购情况很差*参见《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123页。。

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继续扩大，中共对站在苏共一方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区别对待政策。尽管大幅削减了进出口规模，但中共中央同时指出：“从对外关系上考虑，也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物资出口，才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密切配合外交活动”*《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1961年对外贸易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961年2月7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03-002-0469-0005。。中央强调对阿尔巴尼亚、古巴等支援所体现的国际义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抓紧”对这些地区的出口*《中央批转河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外贸收购工作”的指示》(1961年4月30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03-002-0469-0010。。中央指出，1961年出口农副产品要大大减少，而对阿尔巴尼亚、朝鲜、北越和蒙古则继续按计划和协定进行援助*《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第124页。。

对于民主德国，中共实际上采取了政治上继续支持、经济上实事求是的方针。此时，中苏分裂已经公开化，而统社党在中苏意识形态争论中的表态却使中共非常不满。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乌布利希直接指责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并认为中共不应该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影响其他国家*Werner Meißner,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S.118-119.。在当年12月中旬召开的统社党十一中全会上，乌布利希在发言中尽管并未公开指责中共，但还是影射、批评了中共在战争与和平及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他指出：“有的同志认为当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这样的看法却没有考虑到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是苏联”。此外，他还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党的活动是“教条和宗派主义”。*乌布利希同时指出：“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团结有着极其巨大的意义。”参见Referat des Ersten Sekretärs des ZK der SED, Genossen Walter Ulbricht, auf der 11. Tagung des Zentralkomitees, Neues Deutschland, 18.12.1960.

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认为，乌布利希的这个讲话很恶劣，“很多地方影射我国。为了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惜向西方透露会议分歧，更恶毒的是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为此，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还曾向外交部提出过低调庆祝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招待会，以此对乌布利希的讲话进行回应的建议。*《请示在庆祝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招待会上王大使讲话内容》(1960年12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764-01。但当时，中共强调在政治上利用苏德矛盾，对民主德国进行区别对待，加以争取。因此，外交部认为，对德活动“还是应该热情一些”。*《外交部致驻德使馆电》(1960年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764-01。

对于民主德国派团访华的提议，中方感到很突然。驻民主德国使馆最初认为，德方“不征求我方是否同意”，此行是凭借《莫斯科声明》中对其有利的规定*1960年12月1日，由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声明》指出，保护民主德国不受侵犯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参见Ansprache Walter Ulbrichts, Neues Deutschland, 3.12.1960.和他们过去在贸易问题上对我一贯的做法，“企图在今年两国贸易问题上再捞点油水”。在询问德方后，中方才知道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完成1960年贸易协定和1961年贸易问题”。对于代表团团长的人选，中共方面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对非统社党党员舒尔茨(时任民主农民党副主席)来华协商不太满意，认为“最好派党内负责同志去，这样谈话比较方便”。*《德方答复我关于代表团来我国的建议》(1961年1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725-01；《徐晃同文采尔谈话记录》(1961年1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725-01。在经乌布利希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斯多夫(Willy Stoph)同意后，最终改由马特恩任团长，代表团也因此延期了数天才启程。

身为统社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特恩，此时主要担任统社党中央监督委员会主任和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副主席等职务。他此前曾多次访华，并且发表过赞扬人民公社和中国发展方式的讲话*参见赫·马特恩：《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万岁在首都各界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然而，此时的马特恩对中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他在一次统社党中央的内部讲话中公开指责了中共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言论。他指出：中共有关当今时代基本性质的分析和对核战争的态度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政党不能向群众宣扬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由于毁灭性核战争的危险完全来自于帝国主义，因此任何反对核战争的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马特恩还认为，中共到处分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是错误的，这种行为是被大多数兄弟党所反对的。*Einschätzung von Hermann Matern über die Beratung von 81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in Moskau, November 1960, SAPMO-BArch, NY 4076/172.

中共及时记录了马特恩和统社党对华态度的变化，并进行了评估，尤为看重德方在中印边境冲突、印尼排华和对人民公社评价等问题上的态度。在马特恩抵达中国前的1961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门整理了统社党高层在这些领域“对我不友好言行”的摘要，并上报中央。从这份摘要报告可以看出，中方对统社党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态度都是十分不满的。*这份报告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上，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仅“表示遗憾”；在印尼排华问题上，德方“报导很少，从未表示态度”，同时也拒绝借船给中方运送印尼华侨；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德方从1960年6月开始进行公开批评。参见《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华的各种资料——对我不友好言行摘要》(1961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726-01。

中国外交部认为，马特恩此次来华是“来要东西”，“用向我诉苦，摆情况和德国问题上特殊处境的办法，来达到要油、肉、蛋和其他东西的目的”，对此，“可采取礼遇周到、政治上支持、贸易上实事求是的方针”*《关于接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几个问题的请示》(1963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724-01。。这里所提到的政治上支持、贸易上实事求是的方针就是中共应对马特恩来华所采取的方针。

三、马特恩代表团在华访问期间的具体活动

中国外交部专门制作了四期有关马特恩访华情况的简报，从中可以得知马特恩的具体行程及其会见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具体情况。这些材料表明，访华期间马特恩并未如哈里森所说，与陈毅进行过对话*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S.268.。此行的主要内容，则正如马特恩在代表团来华途中经停莫斯科时告知苏方的，仅仅是商谈经贸事务，与政治问题无关*这份谈话记录由苏共中央德国事务部主任Kabin制作，并由安德罗波夫于1961年1月18日提交给苏共中央。参见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S.268,446.。

马特恩代表团一行于1961年1月19日上午11点53分抵达北京，并在当晚同习仲勋和林枫等人共进晚餐。中方发现，马特恩“抓紧各种时机吹风，无论在晚餐时间或在汽车中都在吹，吹民主德国在生产方面和对敌斗争方面有重重困难，吹民主德国的处境和任务特殊”。马特恩指出：“中德团结不仅表现在公开声明中，而且表现在日益密切的物质联系中。”*《德国政府代表团接待简报》(1961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4。

此时，在中国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成为粮、油、肉等重要物资进出口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而在收到乌布利希的来信后，毛泽东将其转交给了周恩来，并要周恩来和马特恩谈。*参见《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所以，与周恩来的会谈，是马特恩此行的重点。1月21日下午4点30分，马特恩一行在中南海西花厅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中国方面，习仲勋、伍修权、曾涌泉和王国权等在座；民主德国方面，汪戴尔及许腾劳赫在场。

双方的谈话从粮食生产问题开始。谈话中，马特恩把中国当作解决民主德国黄油供应问题的最后稻草。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民主德国的外汇储蓄已经枯竭，而且尽管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能提供援助，却不能解决油脂问题，所以找中国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了很久，在人造黄油方面几乎没有出路，我们没有外汇，濒于破产，不能偿还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你可以相信，只要有一条出路，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说这个问题，说欠交问题”*在这次谈话中，马特恩做过三次把中国当做最后出路的表态。参见《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他表示，现在民主德国的人造黄油工厂面临停工的危险，来要大豆、油脂，就是为了造人造黄油。而且“直等到把问题搞清”，他才回国*《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

双方的第二次谈话于1月24日下午3点15分至5点15分进行，地点同样在中南海西花厅。经过了第一次谈话的相互试探，这次周恩来和马特恩二人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周恩来指出，中方绝不会在国内可能出现“饿死或者至少得浮肿病”的情况下来“还债”，并认为马特恩这种“要债”的做法是一种“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思想”，对此，他是不会接受的。周恩来还在谈话中严厉批评统社党“为了保持德国最高的生活水平”而不顾中国“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水平”的做法，认为这并非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他甚至指出，如果德方继续这种态度，中国可能不会再同民主德国签订贸易合同了。对此，马特恩最初表示十分不满，认为周恩来的“谈话的口气是不对的”，但考虑到与中国继续进行贸易的重要性，转而强调“贸易关系必须保持，必须继续进行贸易”。*《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

可以看出，双方在谈话中各持己见，言语相对比较激烈。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已经与20世纪50年代亲密合作、中国大力援助民主德国的状态大不相同。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给民主德国提供大豆是“帮助”还是“要账”(履行合同)。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强硬，马特恩一方改变了说法，表示“中国通过供货给了我们帮助”。在马特恩“认输”后，周恩来才指出，将在1961年上半年“设法用最大力量来挤出2万到3万吨大豆”，“其实(统社党)打个电报来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至于两国贸易合同中所包括的大米等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则没有被纳入此次供应的范围之内。*《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最终，1960年中国对民主德国出口欠交部分，到1961年只补交了28%*《关于对东欧兄弟国家贸易谈判情况和今后我们作法》(1961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01。。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谈话中直接表达了对统社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的不满。他还当面批评了统社党在莱比锡农业展上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措施、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公报被审查事件，以及德方在中国留学生、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上的态度。周恩来说：“本来你们是称赞我们的，后来一下子又责怪起来了，这我们怎么受得了？”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双方关系好的时候，统社党中央联络部还曾请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前去作报告，而且指定要其讲人民公社。中方当时甚至认为，如此直接将自身的经验传给德方“可能不合适”。参见《周总理与马特恩会谈记录》(1961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3。

与民主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与马特恩同时访华的阿尔巴尼亚副总理科列加(Spiro Koleka)代表团在同周恩来会谈时，得到了中国无息贷款“可以延期偿还，到时如仍有困难，也可以不还”的慷慨承诺。马特恩离开后的1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108次经济会议时表示：“我国虽然遇到严重灾荒，但是仍然答应帮助阿方解决价值约一亿卢布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85、387页。科列加此次访华的结果，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5亿卢布的无息贷款，还签订了1961年至1965年的经济合作协定。中方向阿方提供了自身也很短缺的粮食、食用油和棉花等，其中到60年代末，粮食总计100多万吨，此外还提供了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42—345页。

对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礼遇，德方非常不满。例如，在华工作的民主德国专家冷嘲热讽地说：“你们的好朋友又来了”，“北京电台成了地拉那电台”*民主德国专家还对一旁的中国人表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在莫斯科会议上犯了严重错误，受到批评。”参见《关于德语广播问题和民主德国驻华使馆去外地参观事》(1961年5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899-02。。在与中国官方交流的过程中，民主德国外交官员也表达了对阿尔巴尼亚能够获得援助而自己却不能的不满*《徐代办和文采尔的谈话气氛和我们的看法》(1961年1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4-00725-01。。

马特恩离开中国后，许腾劳赫仍然留在北京继续商讨两国贸易问题，直到3月26日才离开。然而，他却并未实现与中方签订1961年年度贸易协定的目标，这份协定直到4月份才获签署。在该协定中，双方的贸易额度大幅度下降，比1960年降低了55%。其中，民主德国对华出口下降43%，从中国的进口下降60%。此外，这份协定并不包括大豆、油料、粮食和棉花等民主德国需要从中国进口的重要物资，因此，德方自然认为它“不能令人满意”。*Nicole Stuber-Berries, 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p.194-195,197.

四、马特恩访华的影响

马特恩回国后表示：“这次访华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任务”*《民主德国汪戴尔副部长与中国王国权大使谈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1961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967-07。。统社党中央政治局对其访华之行及结果进行了讨论，并对马特恩在谈判中的言行举止表达了支持*Nicole Stuber-Berries, East German China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6, p.178.。民主德国驻华使馆认为，无论是在谈话气氛上，还是在最后结果上，马特恩的中国之行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这表明“中共既不打算借此机会扩大相互合作，也不准备建立更紧密的双边经济合作”*Jahresbericht 1961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 4.1.1962,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PAAA), Bestand MfAA, A6836.。

与此同时，中共对此次马特恩来华非常重视。外交部制作的四期简报的抄送对象层级越来越高，最初还只是抄送给彭真、陈毅以及中联部和外贸部等机构，而从第二期开始，每期都要直接抄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人。马特恩离开中国的当天，即1961年1月25日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有关同马特恩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出席会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2页；《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2页。。

这之后，中共对民主德国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进一步收紧。周恩来肯定了此次对民主德国采取的方针，并指出，今后要继续在对外斗争中给民主德国以支持，而对内则实事求是地办*《叶季壮同志在第5次全国外事会议上的发言》(1961年2月19日)，江苏省档案馆藏，档案号4066-2-153-0188。。这一双重政策实际上成为中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理与民主德国关系的基本方针。

3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时表示：“同兄弟国家的贸易中，去年的欠账要推迟还，今年要减少进口和出口”*《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7页。。24日，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专门指示中国驻德、捷、波、匈、罗、保六国使馆负责贸易事务的人员学习掌握周恩来的讲话，“如果对方表示不同意，则对方理输，在政治上站不住脚”，“今年的贸易谈判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外交部将此方针视作今后对东欧六国贸易谈判的通行做法。*《关于对东欧兄弟国家贸易谈判情况和今后我们作法》(1961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01。30日，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在请示过周恩来后，又对指示进行了一些补充。补充文件清楚地指出，对东欧六国和苏联，农产品和转口物资都不能供应，进口订货能推迟交货的尽量推迟，能撤销的尽量撤销，只有阿尔巴尼亚除外*同时，中共还根据苏联和东欧六国“对我政治态度和这次谈判中的表现分别对待”。参见《关于对东欧六国贸易谈判的补充通知》(1961年3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01。。

另一方面，中共仍在政治问题上支持民主德国，而民主德国在诸多事务上也仍有与中国合作的需求。尤其是在柏林问题上，德方需要中国的声援。1月30日，陈毅在同汪戴尔谈话时指出：柏林问题和台湾问题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必须采取所有的手段来寻求(帝国主义的)妥协，以此确保15—20年的和平建设，中国绝对支持民主德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政策”*Aktenvermerk über den Abschiedsbesuch beim Stellv.Ministe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VR China,Genossen Tschen I,am Montag, den 30. Januar 1961, 10:00 bis 11:00 Uhr, SAPMO-BArch, DY 30/IV 2/2/123.。

为了继续争取中国的援助，统社党只好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中方示好，对外也展示出两国继续友好的姿态。对华较为友好的汪戴尔指出：“现在中苏团结有着决定性意义。西方仍然指望中苏对立，阿登纳就有这种指望”*汪戴尔在1961年初结束了其驻华大使的工作，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参见《民主德国汪戴尔副部长与中国王国权大使谈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1961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967-07。。德方不再在贸易问题上与中方“扯皮”*中方认为，这主要是受到苏联态度转变的影响。参见《外贸通报》(1961年3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01。，对于中方尚欠的货物，主动提出撤销，不再要中方补交*《关于对东欧兄弟国家贸易谈判情况和今后我们作法》(1961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992-01。。此外，2月6日，民主德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斯图特(Fritz Stude)在同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代办谈话时表示，双方的一些分歧“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我们在民主德国可以更多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召集在柏林的记者，澄清宣传中国中的一些问题”。斯图特表示，中国使馆可随时提出“有什么不满意和不同意的”，“只要简单提一下，我们就进行检查，清除存在的问题”，因为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件大事”。他还指出：“如果不谈经济问题，马特恩同志这次访问中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有益的”*《马特恩访华后的情况》(1961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760-04。。

对于这些变化，中方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的分析指出：“马特恩访华之后，(统社党)对我公开攻击和挑衅大大减少，两国关系缓和了下来。德方比较注意礼节”。不过，统社党“态度上对我仍然比较冷淡，不谈问题，并且坚持新闻封锁，限制我国影响，贬低我国作用”。*《阿尔巴尼亚大使所谈情况》(1961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3057-02。

这样，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尽管持续转冷，表面上却给人造成了友好如常的印象。这种印象给苏共决策者带来了压力。据苏联官员回忆，1960年左右，中国问题一直萦绕在赫鲁晓夫脑中*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S.138.。当时苏联非常担心中国和民主德国交往过于紧密，并将民主德国视为中共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09页。。赫鲁晓夫在1960年11月底的莫斯科会议上对乌布利希一再提到中国问题。他不仅转达了中苏两党的对话情况，还指出：“苏联不是中国，我们不害怕给民主德国过多的援助”，“民主德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Hope Harrison, Ulbricht and the Concrete Rose, 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he Dynamics of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Berlin Crisis,1958-61, pp.74-76.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当时苏联并未做出任何实际的援助行动。

在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不久、赫鲁晓夫试图重新确立莫斯科的国际共运中心地位之际*参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马特恩代表团突然访问中国，无疑增加了苏方对中国与民主德国可能接近的疑虑。而在乌布利希致信要求赫鲁晓夫提升对民主德国援助的同一天(1961年1月18日)，苏共中央才从民主德国驻苏使馆处得知马特恩要访华并中途经停莫斯科的信息。这使得苏方认为，此次访问是“未曾预计到的”*马特恩对苏方表示，他不打算在中国讨论意识形态争论问题。参见《中国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中国对苏联的支持》，中网资讯中心，2014年6月5日，http://www.cnwnews.com/html/soceity/cn_ls/lsjm/20140605/608768_5.html。。1月30日，即马特恩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赫鲁晓夫在给乌布利希的信中终于正式同意援助民主德国的请求，以此稳定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局势。苏联答应向德方补充供应包括化学原料、轧制钢和食品等在内的物资，并承诺将在民主德国七年计划的剩余时间里(1962—1965)向其提供这些物资，通过从苏联进口替代从联邦德国进口。5月30日，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经济互助协议在莫斯科签署。*Gerhard Wettig, Chruschtschows Berlin-Krise 1958 bis 1963, Drohpolitik und Mauerbau, S.121-124.民主德国曾多次请求支援的黄油也得到了苏方的答复。尽管增加对民主德国援助黄油等物资意味着苏联国内供应的恶化，但苏方还是答应将黄油的供应量从1961年的3.6万吨提升到1962年的5.7万吨*Dierk Hoffmann & Andreas Malycha (Hrsg.), Erdöl, Mais und Devisen, Die ostdeutsch-sowjetischen Wirtschaftsbeziehungen 1951-1967, Eine Dokumentation, S.96,104.。通过在柏林问题上表现强硬和对民主德国提供援助，赫鲁晓夫想向中国等批评者表明，他的“和平共处”政策并非是向西方示弱*Hermann Wentker, Außenpolitik in engen Grenzen, Die DDR im internagtionalen System, 1949-1989, Oldenbourg Verlag, 2007, S.129.。

五、结 语

马特恩访华正值中苏激烈争夺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支持之际。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特恩来华是一次单纯有关贸易问题的协商访问，中国与民主德国并未讨论有关柏林墙修建和柏林危机等政治事务；两国关系非但未因此次访问而提升，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然而，出于对中国与民主德国接近的疑虑以及有关马特恩访华信息传播的不对称，苏共并未正确地对此次访问进行评估。正如哈里森所言，赫鲁晓夫被迫同意统社党的要求，因为他需要确保统社党和其他党将苏共而非中共当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和支柱*Hope Harrison, Ulbrichts Mauer, Wie die SED Moskaus Widerstand gegen den Mauerbau brach, S.235,378-379.。不过，哈里森有关“乌布利希利用在中苏矛盾背景下与中国接近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却难以得到档案材料的证实。根据本文的考察，马特恩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并未对中共有丝毫妥协，统社党更没有专门设计过以与中国接近来换取苏联加强援助的结果。

马特恩访华加剧了中国与民主德国在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原先可以在紧急关头依靠的中国，现在却不愿意再提供援助，与此同时，中方却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慷慨的援助，这让统社党非常不满。不过，为了在国家关系上继续获得中国的支持，统社党仍然在表面上维持了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引起了苏共的疑虑，促使其加强对民主德国援助。

尽管国内存在严重经济困难，但当时中国对于是否给予他国援助仍主要基于政治标准，因此只有阿尔巴尼亚才能获得慷慨的援助。包括马特恩在内的统社党高层在中苏意识形态争论中的态度让中共非常不满，但双方在柏林问题上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所以，中方最终确定对民主德国采取政治上支持、贸易上实事求是的方针。中共甚至认为，马特恩在谈判中所反应的“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思想，其实是统社党“资产阶级意识”的体现。这些看法，后来逐渐成为中共将统社党定性为“修正主义党”的原因之一。*参见《对德党六大的一些看法》(1963年2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569-01。

无论如何，马特恩访华及同期发生的中国加强对阿尔巴尼亚援助、苏联加强对民主德国援助等事件，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进一步成形了。

(本文作者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讲师 上海 200092)

(责任编辑 赵 鹏)

An Analysis of Hermann Matern’s Visit to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ino-East German-Soviet Relations in 1961

Chen Tao

With respect to Hermann Matern’s visit to China in 1961,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fact, this was a simple trade visit, and the two sides did not discuss the Berlin issue or other political issues. However,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vis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teriorated rather than becoming closer. The Chinese policy of achieving political support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rough tr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Matern’s visit to China became its basic policy for dealing with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Soviet Union made a false assessment of the visit, thus further increasing its support of East Germany.

D829；K271

A

1003-3815(2017)-04-00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