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前后

唐 树 备



·见证历史·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前后

唐 树 备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下简称“海协会”)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是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我曾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亲历了海协会从筹建到成立的过程。为便于世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我有责任将其记录并留存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台办

1987年11月，蒋经国决定开放台湾老兵前往大陆探亲，从而打开了台湾居民和大陆居民间几十年来被人为强制停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也引起老兵返乡，以及随之而来的台湾居民来大陆的旅游接待、两岸经贸往来和投资、婚姻嫁娶、财产继承等一系列涉台事务。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党内台湾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已不能适应两岸之间民间往来蓬勃发展的形势。1988年，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铁道部部长丁关根，筹组具有行政和管理职能的政府内台湾工作机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台办”)。

1988年2月，我奉调从华盛顿回外交部，结束了驻旧金山总领事、驻美大使馆公使这段历时4年半的在美生涯。当时，外交部原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以下简称“外交部台办”)调任驻外大使，我就接替了他的职务。

大概是当年10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外交部办公厅的通知，要我去北戴河参加一个会议。到达北戴河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后，发现应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我以外，还有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的李庆洲副主任、中央统战部的耿文清局长、外经贸部负责台湾投资贸易的对台办公室安民主任。

第二天，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吴学谦、丁关根和我们一起开了半天的会议。吴学谦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国务院台办的决定，要我们汇报各自所在部门台湾工作的情况、任务、编制，并就拟设立的新机构的任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已有的台湾工作部门的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

不久，国务院台办正式宣布成立。丁关根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国务院台办主任。

1989年5月16日，丁关根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尽快移交好外交部台办的工作，早日前往当时设在中南海北区的国务院台办上班。5月31日，我正式接到国务院的任命，出任国务院台办副主任。

当时，国务院台办已有来自中央统战部的孙晓郁和来自国家计委的陈宗皋两位副主任。工作人员很少，共分5个组：秘书组、研究组、交往组、经济组和交流组。孙晓郁分管交往组，陈宗皋分管秘书、经济两组，我分管研究、交流两组。丁关根经常召集我们三人，有时还有各组的负责人，到同设在北区的他的会议室开会，研究工作。

我上班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关注当时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反应和动作，思考大陆方面相应的对策。我仔细阅读台湾、香港报刊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情报资料，每天早晨还要听台湾方面的广播。接着，我组织有关同志，综合这些材料，编写简报，经丁关根审阅后报送中央领导，并分送有关部门。

担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1990年1月18日，我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的名义，就国台办的机构职能等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说：国务院台办“作为国务院处理涉台事务的办事机构”，将“积极组织、指导、管理、协调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涉台工作，推动两岸关系的日益缓和、相互往来的进一步发展”。“组织、指导、管理、协调”被台办系统的同志称为“八字方针”，这是吴学谦、丁关根创建国务院台办时报经中央所批准的职能，一直延续至今未变。

丁关根在他担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国务院台办主任3个月后，于1990年1月30日举行了历时3个多小时的记者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丁关根介绍了国务院台办今年的工作打算：“一、加强对台经贸工作；二、进一步做好台胞接待工作；三、促进两岸学术、文化、体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他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着重谈了两岸经贸工作。孙晓郁也介绍了去年一年两岸交流情况。我那时还未完全调入国务院台办，作为外交部台办主任，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并就涉台交往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此后，根据丁关根的安排，我以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的身份，兼任发言人。开始时的做法是：由我在交流组内组织人员，草拟发言内容，经我修改后报丁关根审核，再由丁关根报送吴学谦审定，请新华社对内外发稿。这样的做法试行了几次，以后又改成由我不定期地提报发言内容，按上述程序审定后发表。由于国务院台办的编制有限，为了承担这项工作，经丁关根批准，我向外交部干部司借调了一位刚办退休手续的同志，又从驻美使馆调回并已办离休手续的同志中挑了一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此前后，我还从别的兄弟涉台部门借调了两位同志，分别参加我分管的研究组和交流组的工作。

我第一次以国台办副主任、发言人的双重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是在当年9月16日。

在这次的谈话中，我代表国务院台办规范了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的事宜，还就两岸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台湾当局在两岸间接通话、通邮中夹带反动宣传品、“心战品”等明信片，台胞携带人民币入境，防止珍贵野生动物走私到台湾，大陆方面是否允许向台湾输出劳务，台湾“东群”号渔轮上的大陆船员被押往台湾受审等问题，逐一作了回答。

担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91年底我担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时为止。在这段时间内，执政的国民党明显出现滑向“两个中国”的趋势，在野的民进党更是出现要将“台湾共和国”列入该党党纲的动议。对于这些，我均主持起草了发言人谈话。这些发言的基本精神，既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斗争，反对“台独”活动；又立足于规劝和争取国民党。

例如，1990年9月28日，我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一国两区”“这一提法和台湾当局过去所提的‘一国两府’一样，实质上是使两岸关系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任何可能导致‘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我们坚决反对。”我还说：“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应尽早接触，这是关键。只要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坐下来商谈，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并求得妥善解决。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对此表现出诚意。”

再如，1991年10月15日，我就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发表谈话指出：“台湾省民进党中一部分顽固推行‘台独’路线的人，继今年8月25日炮制出‘台湾宪法草案’后，又在13日操纵民进党五全大会通过决议，将建立‘台湾共和国’列入党纲，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活动。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注。”

“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么‘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问题。极少数‘台独’分子打着‘公民投票’的幌子，行台湾独立之实，这完全是违背台湾人民意愿的”。“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内对于是否将建立‘台湾共和国’列入党纲，存在着歧见，这说明此一行动并不代表全体民进党党员的意志。”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这一小撮‘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在行动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制止‘台独’势力的蔓延。”

现在看来，当时这些谈话似乎有些“挽狂澜于既倒”的味道。事实上，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争取好的，准备坏的。

当时，我就曾与国务院台办的一些同事说起：当年，美国军舰侵犯中国领海，外交部都奉命提出抗议。这一方面是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美军的非法行径，另一方面是表明立场，“立此存照”，“记一笔”。我的发言，表达了希望国民党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愿望，以及对“台独”分子的严肃警告，纵使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也反映了大陆方面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斗争的历史轨迹。将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内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人，就不要再说“言之不预”了。

参与起草江泽民第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公开讲话

1990年6月，中共中央要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前一年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要讲到台湾问题，需要起草一段话。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国务院台办。

这是江泽民作为新任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就台湾问题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自然关系重大，影响深远。丁关根亲自抓这项工作。我和国务院台办研究组的一些同志，来到他的会议室，参加他主持的会议，和应邀参加会议的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同志一起，重温邓小平有关台湾问题已经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各次讲话，分析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上台以来对大陆政策走向，研究我方当前的对台方针、政策和措施，确定拟起草的大体内容。大家认识到：江泽民的讲话，首先要遵循邓小平过去的有关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精神，同时要考虑到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形势的变动，以及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民进党成立、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动的新形势。我作为国务院台办内部分管研究和两岸交流工作的副主任，与研究组的同志一起，根据会上的讨论写出初稿，由丁关根再召集有关同志一起讨论修改。经过几次反复，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起草江泽民讲话的过程中，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在台北发表了他就任“总统”的演说。李登辉在这个讲话中，改变了蒋经国生前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担任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后的对大陆政策。其中，他改变了原来台湾对大陆关系上的“汉贼不两立”，强调“中华民国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要大陆方面“不阻挠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他抛弃了原来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而用所谓“对等谈判”来代替。“对等谈判”是指用“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等谈判”。他还设定了两岸关系改善的三条件：“中共当局……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不阻挠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总之，他也讲一个中国原则，但他的“一个中国”实际上是指“一国两府”，本质上也就是“两个中国”。因此，起草中的江泽民讲话，还应当针对李登辉的讲话，正式阐明中共中央的立场。

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向李登辉公开呼吁：我们希望李登辉先生从现实出发，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顺应民意，担当起历史的责任，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作出贡献。《讲话》还就李登辉当时的某些言论指出：最近，李登辉先生谈到两岸关系的问题，表示“台湾和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中国的统一和富强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望”，还提出愿意“建立双方沟通管道”，“研讨国家统一事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与此同时，《讲话》严肃地不点名地批判李登辉的“一国两府”观点。关键性的一段话是：按照国际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政府代表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可能存在两个代表这个国家的对等的政府。所谓“一国两府”，实质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迈向统一。《讲话》在批评李登辉的不切实际、不自量力的“三条件”时，指出：有些话显然是很不妥当的，缺乏诚意，不过这比“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要好。在批判李登辉的同时，《讲话》表明了理性、有节制的态度。

《讲话》简要回顾了毛泽东、周恩来及邓小平通过和谈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指出：“一国两制”是照顾到各方利益、从实际出发的实现中国统一的最好办法。

《讲话》有力地阐明了中共主张“两党对等商谈”、反对以“政府对政府”的名义商谈的原因，指出：这是从两党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现实情况出发的，也是为了避开台湾方面感到不方便的地方。这里指的“台湾方面感到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就是指中央对地方的问题。针对台湾当局辩称台湾岛内有反对党，因此国民党虽然是执政党，也不能代表台湾当局与大陆方面谈两岸问题的说法，《讲话》第一次提出：在(国共)两党商谈前，同各个党派、团体切磋议案，共商国是；在商谈之中，及时通报情况，交换意见；甚至在参加会谈的代表中，也可以吸收其他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

《讲话》要求李登辉要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申：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在正式谈判前，应尽快实现两岸“三通”，扩大双向交流。有关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分别通过适当途径协商解决。(以上内容可见199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江泽民的讲话，坚持了邓小平的对台基本方针和政策，同时面对李登辉上台后的新动向和新形势，高屋建瓴，既表明了愿意与李登辉打交道的立场，又揭露了他“缺乏诚意”，要他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并明确提出了大陆方面的现阶段政策目标：“反对一国两府”，尽快实现两岸“三通”和双向交流。《讲话》是1995年江泽民“八点主张”发表前，大陆对台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文件，成为李登辉执政期间以及陈水扁上台后大陆有关部门开展对台工作的根本政策依据之一。《讲话》所明确的大陆方面现阶段对台工作的目标，也成为海协会成立后和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商谈遵循的方针。

杨尚昆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

1990年9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全文刊登了杨尚昆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也在9月25日作了报道。这是中共领导人1949年以来第一次接受台湾记者的专访，谈话内容由台湾报刊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这是杨尚昆接受采访的条件。台湾《中国时报》履行了他们的承诺。

谈话中，杨尚昆深入浅出、合情合理地阐明了邓小平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答复了台湾民众关心的问题。

在介绍“一国两制”的内容时，他说：“为避免台湾人觉得我们把台湾吞并，才提出一国两制。”“当然，台湾与港、澳不同，可以与香港同中央的关系不一样。我们曾托人把《香港基本法》带给台湾，请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对台湾可以更加变通的，但至今还没有回音。”

同时，他说：“我们绝不能承认台湾与大陆是平等的两个政府，因为这就成了两个中国了。”“要统一，中央政府一定是在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初期……先谈如何通商、文化交流等两岸往来的问题。当然，这些不能解决政治上的最终统一问题，但可以先避开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意‘以大凌小’，这已经是仁至义尽，再没有可以退让的地方了。”

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沟通，建立能代表双方直接谈判的渠道。这几年台湾来的很多人都声称代表台湾当局，其中不少是搞政治投机的。”“双方商谈时，可以先不谈中央、地方问题。不是说没有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最症结的问题。”“谈起来不一定就谈统一，可以谈各种方案，大家来讨论。台湾各民众组织、党派都可以参加讨论，但总要一个作主的。”“台湾百分之八十的人与大陆有亲缘，包括民进党，我们也欢迎他们来……沟通很重要，不要限制，不要怕。”

他说：“李登辉先生也有他的优势，因为他同国共两党的纠纷没有什么瓜葛，没有多少历史包袱。江总书记讲话中就提到，希望李登辉先生能够推动两岸统一进程。”

他说：“台湾有些人以大陆生活水平不如台湾为由，拖延统一。我认为这是一个借口，也是没有道理的。”“两岸比起来，大陆有的，台湾很多没有，如大的钢铁工业，大的机器制造，尖端电子工业等。管理经验台湾固然要比我们好一些，但我们也在学习中。所以，并不是台湾样样都比大陆强。从综合实力看，台湾是瘦子，大陆是胖子。不能以人均多少钱作为统一的条件。”“就像我们看台湾一样，(台湾)也不是一切都好。对大陆的问题，我们从不避讳。我们认为台湾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应以公平的立场来看待一个社会，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长处。如果鸡蛋里挑骨头，任何事情都能找到坏处。”

他说：“我所说的对统一问题有些着急，是因为蒋经国先生在世时，传出一些信息，似乎要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所以我们比较乐观。现在看急不得，但太慢了也不行。邓小平先生就曾提出，最好在国共两党老一辈人物在世时，双方能进行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知道国共两党历史的人健在，问题好解决一些。再拖下去，新一代的人有很多问题不知道。这是我说有些急的意思。”“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夜长梦多’，台湾确实也有人不希望统一，想搞独立。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水到渠成’，我们应该让水流得快一些，最好能加上水泵，把坡度加大，让水能够流得更快、更顺畅。如果流一千年，岂不呜呼哀哉！”

我对中共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政策的理解，除了邓小平的有关著作外，就要推杨尚昆的这篇讲话。我没有参加杨尚昆这篇讲话的有关工作。国务院台办方面，是孙晓郁带着一些同志参加的。

在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时，常在中南海北门西的一个院落召开对台工作小组会。国务院台办方面，除先后担任主任的丁关根、王兆国(王兆国在1990年11月间接任国务院台办主任，丁关根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出席外，副主任孙晓郁、陈宗皋和我也经常列席。

中央第一次全国对台工作会议

199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年底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召开的除台湾以外的全国性对台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均出席。根据杨尚昆的委托，文件起草工作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成员朱穆之主持，参加的有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台办、外交部、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等部门的同志。我奉命率国务院台办研究组的同志参加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粉碎“四人帮”和中美建交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做出过重要的判断，并设想可以较快地解决台湾问题。这从他1979年1月1日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在讲到1979年元旦有三个特点时说：“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接着，他于1月5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回答对方提出的“在促成北京和台湾当局和解方面正在做些什么努力”和“您是不是预期在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台湾同大陆统一的目标”的问题时，更具体地说：“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今年就实现这个愿望。就我的健康状况来说，至少还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以上内容可见1979年1月2日、6日《人民日报》)

但是，美国在中美建交后迅速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蒋经国则拒绝国共第三次合作和“一国两制”，提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因此，在80年代中期，根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又做出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要花时间”的新判断，并提出了相应的基本对策。例如，1984年9月，邓小平还把当时国务院总理预定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稿中“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一句，改成“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共同协商”，也就是不再把协商的对象完全放在国民党一边。他在别的场合，也多次强调对台湾各界，“接触面要宽”。1984年10月，他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讲：“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由于预见到台湾问题不可能很快解决，他特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他还接着回答说：“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以上内容可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

在邓小平1984年中顾委全体会议上讲话后，形势出现很多变化：1986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成立，台湾岛内政治形势趋向复杂多元；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掌握国民党大权，出现公开滑向“两个中国”的趋势；80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中美两国原来以对付苏联扩张为共同目标的这一战略基础突然削弱了，美国开始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而所有这些，使人们更加体会到：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的论断，是多么切合实际。

参加起草中央第一次全国对台工作会议文件的同志，毫无疑义地都拥护邓小平在1979年后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和他以后对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判断，以及具体方针和主张。大家认识到：起草会议文件的任务，就是要把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新观察、新论断，包括江泽民、杨尚昆的讲话精神，融入会议文件中，并把他们的对策、意见具体化，经过中央的批准，变成各部门和各地方应该执行的方针、政策。

1990年12月6日至13日，中央第一次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宋平、李瑞环等出席会议并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我作为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台办副主任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吴学谦主持，他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作了开幕词和闭幕词。

作为20世纪雕塑界重要的革新者，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是开启动态雕塑时代的先驱之一。考尔德及同时期的动态雕塑艺术家在作品中展示的美感并非产生于雕塑单体的运动现象，而是产生于其它作用力的作用下，通过自然力的介入，让人感受到这种力所带来的微妙存在。

会议通过的文件贯彻了邓小平对台工作的新判断、新对策，也体现了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基调，呼吁“国共两党应当尽早接触谈判”。鉴于民进党等台湾多党政治的现实，文件提出：“谈判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谈判可以在高层进行，也可以先从较低的层次开始。可以先谈统一问题，也可以先谈如何促进两岸双向交流、实现直接‘三通’。”“当务之急是要加强两岸的联系”，“对于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要进行广泛的接触沟通”，“应当进一步扩大人员交往和各种交流，特别是加强经贸往来。”

文件提出：“对于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言论，以及缓和两岸关系，放宽双方交往的措施，应予热诚欢迎；对于台湾当局推行‘一国两府’，‘弹性外交’，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姑息‘台独’活动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以上内容可见199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对于这一原则，我方称之为“以我的两手对李登辉的两手”。

会议重申：“实现国家统一，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会议对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广泛的接触沟通”的强调，对两岸人员往来、特别是“经贸往来”的重视，体现了我方称之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方针。李登辉走一个中国的路也好，走“一国两府”“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姑息“台独”的路也好，除了在国际上我方毫不动摇地仍旧贯彻“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既定立场外，在岛内，我方都要在“广泛接触”和“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面下工夫，使两岸人民在经济上有共同利害关系，思想上增加了解和相互理解，感情上趋向密切和融合。做到了这些，那么，如李登辉走的是前者，我方的上述做法对李登辉是助力；如李登辉走的是后者，我方的上述做法就是对李登辉的牵制，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迂回包围。

中央第一次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前不久，大概在1991年下半年，以王兆国为主任的国务院台办和以杨斯德为主任的属中共中央的对台工作内部机构，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实现了合并。王兆国担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在王兆国的努力下，人员编制大大增加，建立了10个局，后来略有调整。

主持起草“六·七讲话”

由李登辉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在1991年2月23日通过，并于同年3月14日经台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国家统一纲领》正式公布后，吴学谦在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出席讨论。

后来，经批准，以“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国家统一纲领》发表谈话”的名义，正式表明了大陆方面的态度。有关方面负责人称：“这份文件主张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应当统一，表示同意要‘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台湾当局对统一问题做出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示”。有关方面负责人接着表示：“但是，这个文件仍然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条件，人为地拖延实施……许多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甚至有的人还总是幻想以台湾的模式‘转变大陆’，这显然太缺乏自知之明了。”“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切切实实地做一些符合两岸人民利益、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的事情。”

1991年4月30日，李登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从5月1日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及“临时条款”。他走这步棋，就两岸关系而言，是想借此名正言顺地结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正式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一国两府”“两个中国”。他宣称：“我们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承认中共为政治实体”；“如果本人现在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名义”邀请“中共当局杨(尚昆)主席”，“他如果肯来，本人可以用这个名义进行”；“如果他要请我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到大陆访问，我想也不妨试一试”。他另一目的是借台湾当局单方面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逼迫大陆方面放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的定位，声称“如果中共政权不放弃在台海使用武力、不放弃在国际间继续孤立我们，则我们认定它为具有敌意的政治实体。”

在正式宣布之前，台湾报刊就传出台湾当局将采取一些有助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措施的消息。1991年4月9日，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由李鹏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台湾《联合报》记者围绕这个问题向李鹏提问。李鹏则请一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吴学谦作回答。吴学谦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当局有人不止一次地宣称‘动员戡乱时期’终止以后，台湾同大陆的关系还将处于敌对状态，台湾当局坚持反共，等等。这些言论显然不利于促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也是同不久前发表的台湾所谓‘国家统一纲领’中所说两岸应该摒弃敌对状态这句话相矛盾的。”(以上内容可见199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在李登辉正式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后，奉王兆国、杨斯德之命，我和李庆洲即组织有关同志组成起草小组，入住国务院招待所，研究对策和起草我方的文稿。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李登辉想做“有本钱的生意”，用结束“动员戡乱时期” 的“空口白话”，而以大陆方面根本不能接受的前提为“挡箭牌”，实际上把大陆视为“具有敌意的政治实体”，从“戡乱”的对象变成“具有敌意”的对手，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却想拿这个虚幻的东西来换取大陆方面承认“一国两府”“两个中国”和放弃必要时使用武力。真是痴人说梦！

在起草上述讲话时，我们先查了大陆方面公开发表的有关文件。在1979年1月1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曾宣布：“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1981年9月起，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呼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为标志，大陆方面为避免因“中央对地方”的问题影响两岸商谈，已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这样的提法。因此，“六·七讲话” 把谈判双方的主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改为国共两党。

两岸之间尽管总体上已不再出现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但内战并未正式结束。大陆方面虽然主张用“一国两制”的办法，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但台湾当局仍然敌视大陆方面的政治社会制度，先是主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来又一再鼓吹要大陆“放弃”现行制度，否则，“两岸统一将是空话”。(以上内容可见台湾《联合报》1990年5月8日所刊李登辉的谈话)基于上述考虑，起草小组建议用“正式结束敌对状态”来代替“两岸军事对峙状态”，是更加贴切的。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式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绝不能导致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分割；因此，正式结束敌对状态或者正式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要与中国的和平统一挂钩，一并列入议题进行谈判。但统一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分步推进。这是大陆方面的正式文件首次公开用“逐步实现和平统一”的提法。

1991年6月7日，由起草小组起草，经王兆国、杨斯德审定上报中央批准后，新华社将《中共中央授权台办负责人就海峡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问题发表的谈话》公布于众，被简称为“六·七讲话”。

“六·七讲话”说：“‘动员戡乱时期’及‘临时条款’本来就是非法的，早就应该废除。现在决定终止，仍不失为正视现实、降低敌意之举，应当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台湾当局仍然强调‘敌我意识’，这是很不合时宜的；他们还企图谋求海峡两岸互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幻想‘和平演变’大陆，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值得一提的是，“六·七讲话”对先前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的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用词已不是3月间在对台湾当局公布《国家统一纲领》时评论的“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而是认为李登辉“口是心非”，要他“言行一致”。

“六·七讲话”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国共两党派出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这是大陆方面的一贯立场；但在这里强调提出，也是反“将”李登辉一“军”：你既然宣布结束适用于国共内战时的“动员戡乱”，那国共两党理应坐下来谈一谈如何在两党间、两岸间“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也就是正式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

“六·七讲话”提出：“还可以在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讨论台湾当局关心的其他问题。”潜台词是：台湾当局关心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也可以讨论。

“六·七讲话”还建议：“由海峡两岸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或人士，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问题”。这是大陆方面第一次公开建议可由两岸授权团体或人士商谈“三通”和双向交流问题。

“六·七讲话”重申：“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党中央负责人以及国民党中央授权的人士访问大陆。可以先来看一看，也可以来交换意见。我们都热情欢迎，以礼相待。如果国民党邀请中共代表，我们愿意应邀前往，共商国是”。这是以正面阐明我方立场的办法，顶回了李登辉企图通过双方领导人互访来搞“两个中国”“一国两府”的主张。

“六·七讲话”是经王兆国审批上报吴学谦，并经江泽民批准的关于对台工作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文件。而且，是江泽民亲自打电话给王兆国，指示以“中共中央授权台办负责人”的名义公布这个讲话的。

台湾当局成立海基会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海峡交流基金会”，辜振甫任董事长，许胜发和陈长文为副董事长，陈长文兼秘书长。据台湾媒体报道，陈长文将“综理会务”，“未来主要任务是处理与保护两岸民众权益有关的事务性工作，接受台官方委托办理各项涉及公权力的事务”。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郝柏村表示：借由两岸交流，让台湾民众了解“台湾的前途在大陆”，更让大陆民众了解“中国的希望在台湾”。同时，他又表示：未来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仍然要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大陆工作的重心仍局限在两岸民间往来。陈长文还解读说，台湾当局的新政策是：单纯事务性事情应该“要接触、要谈判、要妥协”，但高层次的政治问题仍坚持“三不政策”。(以上内容可见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编：《海峡两岸关系日志》)

针对海基会的成立，经批准，在11月26日，我即以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发言人的名义，就其成立一事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的形式，迅速作出回应。

我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的消息和报道。对于台湾省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只要是真正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促进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我们都愿意与之接触，进行讨论。对两岸交往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认为可分别通过适当途经达成协议，求得妥善解决。”

我还说：“发展两岸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我们一贯主张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就统一问题和两岸其他重要问题进行谈判，同各党派、团体共商国是。当务之急是实现直接‘三通’ 和双向交流，我们希望新成立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和台湾省其他团体、人士一起，能为此做出贡献。”

通观郝柏村、陈长文的讲话和我的讲话，双方的异同是很清楚的：

1.双方都有意建立接触的管道，发展两岸关系。

2.大陆方面认为发展两岸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方面，当时作为国民党内大陆籍传统势力代表人物的郝柏村，公开讲的是让台湾民众了解“台湾的前途在大陆”，更让大陆民众了解“中国的希望在台湾”，这也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委婉表达。当然，李登辉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另外的想法。随着他权力基础的巩固，而越发凸显。

3.大陆方面重申国共两党商谈统一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台湾方面则明白无误地关了门，表示“高层次的政治问题仍坚持‘三不政策’”。

4.双方对要当前谈的内容存在明显分歧。台湾方面只想谈事务性问题；大陆方面认为当务之急是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也就是涉及台湾当局对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政策限制。

5.大陆方面把与海基会的接触放在“对于台湾省任何团体和个人”的大框架内，“对两岸交往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分别通过适当途经达成协议”。台湾方面则把海基会作为唯一的“接受台官方委托办理各项涉及公权力的事务”的机构。

当时我和一些大陆学者对台湾当局成立海基会的判断

台湾以民间的形式，用接受台湾当局委托、授权的方式成立海基会，作为唯一的就涉及台湾“公权力”的两岸事务与大陆接触、磋商的管道，无疑有它的种种考虑。

1987年底台湾当局被迫开放探亲后，两岸人民交往、接触日益频繁，确实出现了一些需要双方谋求解决的问题。正式担任海基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台湾著名律师陈长文，于1991年4月29日第一次率该会访问团来北京与我见面，正式提出台湾方面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台湾当局成立海基会的某种考虑。

当时，陈长文提出的问题是：

1.海上纠纷问题。据台湾方面的统计，从1989年12月到1991年4月，共发生两岸渔民海上纠纷31起，其中两件涉及人命。台湾渔民对此反应强烈，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对此也很关切，希望大陆方面与台湾方面合作及时处理并采取预防措施。

2.大陆地区人民违反规定进入台湾地区问题。据告，从1987年7月到1991年4月，大陆地区人民违反规定进入台湾地区的有13219人，其中已遣返12566人，希望大陆方面加强管制。

3.走私问题。特别是武器走私问题，希望从治“根”、治“表”两个方面考虑。

4.文书验证问题。当司法部副部长鲁坚会见陈长文时，后者提出：“文书验证将是基金会特别要与主管部门探讨的内容。”“我们想通过部长您和您指定的人和部门，向我们提供大陆各地公证处的详细地址、印鉴、公文格式。”陈长文所以要这些东西，显然是为了检验大陆提供的公证书的真伪。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浮在面上”的考虑外，当时判断：台湾当局和有关人士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包括：

1.摆脱两蒋时代定下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被动处境。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相对于中共方面多年来关于国共两党和谈、讨论统一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的呼吁，显得很不理性、十分僵硬、非常被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也越来越遭到台湾民众的质疑。成立海基会，既可以辩称台湾当局官方仍坚持“三不”政策，又可以减缓中共方面关于国共两党和谈的压力。而且，正如陈长文4月29日来访时对我说的：“海基会所接触的事务是纯粹功能性的，不可能涉及政策问题的磋商，更谈不上政治问题。”这样，台湾当局就可以把议题单方面地设定在台湾希望或者愿意讨论的问题上，把大陆方面主张讨论的“三通”等所谓政策议题以及和平统一之类政治议题，排斥在讨论议题之外。

2.台湾某些政界人士怀有反对“台独”的愿望。蒋经国在临终前取消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后，“台独”势力纷纷公开活动。事实上，就在海基会成立的1991年，民进党召开了“人民制宪会议”，将台湾定名为“台湾共和国”，并通过了“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此后，民进党又把“建立台湾共和国”写进党纲。民进党还加强了和国民党当局在“立法院”和街头的抗争。民进党和“公民投票促进会”“台湾教授协会”等10多个团体，在联合国开会时还派出“宣达团”到纽约，在街上散发传单，要求“重返联合国”。而当蒋经国去世后，台湾省籍的李登辉很快掌握台湾党政大权，与其关系密切的国民党“立法院”最大派系“集思会”则和“台独”势力一唱一和。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国民党内反对“台独”的政治势力，可能是忧心忡忡的。他们希望发展两岸关系，有人还主张两岸最终应走向统一，来抵消“台独”活动单方面对台湾政治发展前景造成的影响；也不排除有人担心“台独”分裂势力的膨胀，将使他们本人的政治地位丧失。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内反对“台独”、追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势力，积极推动海基会的成立。陈长文把海基会定位在“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反映出他反对“台独”，希望发展两岸关系的苦心。

3.想实际上形成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局面。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于1990年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放弃“反共复国”，其目的就是想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大陆、“中华民国”控制台湾，从而达到相互承认为对等的政治实体的目的。1991年公布的《国家统一纲领》，也以“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作为“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的条件。而对于所谓“政治实体”，台湾当局并未排除其具有独立国家的含义。就在海基会成立前后，台湾军方中断了厦门海关因追查走私船而进入台湾海峡台湾一侧的缉私活动；而在处理“闽狮渔”事件过程中，台湾当局突出强调“司法独立”。因此，当时就判断台湾当局想利用海基会，搞“对等的政治实体”。

4.搞政治渗透。中国历经八九风波不久，李登辉公开鼓吹“和平转变大陆”，以配合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图谋。在1991年“双十”讲话中，李登辉声称：“共产主义已经走到了末路”，“中华民国建国、复国的目标，已经是胜利在望”。他认为：要趁现在全球性“民主思潮”冲击之机，加速造势，“将全球民主思潮和共产政权相继崩溃的实况传播到大陆的每个角落”。另外，台湾当局还大肆鼓吹“台湾经验”，企图凭借台湾“经济实力”，向大陆推广“台湾经验”，“以小吃大”。

总之，台湾当局成立海基会，是国际和岛内以及大陆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国民党内部反对民进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和与民进党眉来眼去的政治势力都能接受、都想利用的工具。从海基会由与郝柏村关系密切的陈长文来担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情况看，海基会成立之初，基本上控制在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人士手中。

海基会访问北京

1991年4月28日至5月4日，海基会在成立5个月后，在陈长文的率领下，第一次正式来北京访问。当时，海协会尚未成立，经批准，我以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的身份，先与陈长文一行举行两次会面；并安排吴学谦副总理在访问团结束访问时会见他们，还安排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兆国会见他们。

5月4日上午，吴学谦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陈长文和海基会副秘书长陈荣杰，我在场作陪。大陆负责对台工作的高层人士公开会见得到台湾当局授权的人士，这应当说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会见中双方表明的观点有很大分歧，但无论如何不能削弱这样一个事实背后的含义：形势的发展，终究促使台湾方面以适当的名义、在有限的议题范围内，与大陆方面接触、商谈。

吴学谦对陈长文全面、扼要地阐明了大陆面临的任务和对台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大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90年代，我们希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取得更大进展。他阐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国共两党谈判的立场，以及大陆方面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考虑。他明确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是因为还存在外国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危险；二是台湾内部有‘台独’活动。我们不会打台湾同胞，‘同胞不会打自己的同胞’。”

针对台湾当局关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两岸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和向大陆推广“台湾经验”、要求外交上的“国际生存空间”等主张，他指出：“如何实现国家统一，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主观和一己的私利考虑。向大陆推广‘台湾经验’，不符合实际，是行不通的。”“旧法统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也维持不了。不存在我们矮化台湾的问题，台湾同胞也是中国人，我们不会矮化自己的同胞。事实证明，台湾只能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北京，但我们不会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谈判，而是主张国共两党谈判。”“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有一个政治实体，有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就成为两个国家。坦率地说，台湾当局要求‘政治生存空间’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台湾当局发展对外民间性质的经济活动不持异议。”

他还说：台湾当局制订了一份关于统一问题的“纲领”，我们已通过有关方面负责人的谈话表明了态度。我认为，应当将“统一纲领”中列入第二阶段的直接“三通”和“高层人士互访”这些事，放在第一阶段来做。双向交流，直接“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必备条件之一，应当尽早实现。

在此之前的5月3日上午，王兆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陈长文、陈荣杰等人。

他向对方介绍了“一国两制”的内容和中共方面主张国共两党谈判的原因，说：如果以两个对等政府的名义谈，会造成“两个中国”；如果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名义谈，台湾当局难以接受；因此还是国共两党谈判好。同时，我们也重视台湾其他党派团体和人士的作用，注意吸取他们的意见，共商国是。

他还特别就“三通”问题作了说明，说：我们认为要尽早实现双向交流和直接“三通”，这完全是为两岸人民的利益着想，也是客观的需要。但是台湾当局有些人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大陆有求于台湾的资金和技术，因此将直接“三通”作为一种政治筹码，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条件，这就不对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利用境外各种资金达数百亿美元，而据台湾自己的统计，到大陆投资的台资项目2503项，协议金额6.6亿美元，可能台资只占很小一部分。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双向交流和直接“三通”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希望海基会在这方面作出实际努力。如果海基会没有得到这方面授权，可以争取授权，来谈直接“三通”的问题。可以先从容易的做起，例如直接通电话、开办邮寄包裹业务，这应当说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先通，争取突破一点。

他表示：我们重视海基会的作用，希望海基会自己比喻为两岸之间的桥梁的这座桥不是一座独木桥，而是一座没有障碍的大桥。他认为：海基会与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有关部门、民间机构，谈得越深入、解决的问题越多，谈的层次越高，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他还邀请海基会名誉董事长孙运璇、董事长辜振甫、副董事长许胜发访问大陆。

在吴学谦会见陈长文时，陈长文表示：在台湾的中国人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属于全体中国人。希望不要说中央和地方的问题，不能因为大陆大、台湾小，就这么说，还是两岸“优势互补”比较好。我们的“统一纲领”宣布只有一个中国，李登辉先生、郝柏村先生都坚决反对“台独”，在台湾只有一小撮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关于双向交流问题，他说：我们的“统一纲领”强调要扩大交流，以互惠化解敌意。现在共产党员入台，仍有法律障碍，但是，《两岸关系条例》通过以后，可以解除对共产党员入台的限制。对此，我们是很乐观的。他还说：你们主张国共两党谈判，这在台湾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行不通。

在王兆国会见陈长文时，陈长文表示：关于直接“三通”问题，对大陆的强烈要求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个人认为目标是一致的，但这是第二阶段的事。海基会目前只受权解决事务性问题，无法谈这方面政策性的问题。至于先直接通电话、开办包裹业务，回去再考虑。关于邀请孙运璇、辜振甫、许胜发一事，他表示将回去转达。

我与国务院台办综合局局长邹哲开以及综合局的同事们，在4月29日上午和5月2日上午，先后两次会见陈长文、陈荣杰以及海基会访问团全体成员。由我出面会见时，当时确定定位在负责台湾工作的国家政府机关负责人会见台湾民间团体负责人的层次上。因此，双方只是交换意见，不是谈判，也不达成任何协议，以避免造成两个对等的对口单位之间谈判的印象。为了内部工作与会见活动的方便，国务院台办租下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栋楼，台办的人员就住在楼上，而会见就在楼下的会议厅举行。

4月29日上午，我在会见开始就提出了国务院台办关于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具体问题应遵循的原则的五点主张。台湾一些报刊把它称为“唐五条”。具体内容是：

1.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统一是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使命，两岸同胞都应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2.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

3.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考虑海峡两岸存在不同制度的现实，应消除敌意，加深了解，增强共识，建立互信，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维护海峡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

4.积极促进和扩大两岸同胞的正常往来，尽早实现直接通邮、通航、通商，鼓励和发展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体育、科技、学术等各方面的交流。

5.海峡两岸许多团体和人士致力于促进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应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为解决海峡两岸交往中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应尽早促成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以适当方式直接商谈。

在5月2日的第二次会面时，我就陈长文提出的海上抢劫、走私、私自入台等问题，说明了我方态度和立场；并提出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向在台湾海峡捕鱼的大陆渔船、渔民开枪开炮，严禁扣押在海上正常作业的大陆渔民，解决滞留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回台的问题。对海基会关切的海上纠纷、小额贸易、海上交易、私渡打工等问题，也作出了回应，达成了一些共识。

陈长文对我方关于解决海上抢劫、走私以及私自入台问题的原则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大陆方面的做法是务实的，实事求是的，是有诚意的，表示愿意进行合作。

他还说：关于两岸“三通”和双向交流，大陆方面的意见他已了解。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主管都希望往统一方向走。但这目标不能一蹴而就，只能谨慎地、阶段性地、较快地往前走。“三通”不是我和海基会职掌范围，目前不能通的背景是中国统一是分阶段的，台湾方面把“三通”作为中程目标。这样做与两岸形势整个环境有关，有条件上的制约，如大陆方面不给台湾国际空间，怕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有这种顾虑对一个不是中国的人来说可以理解，但对一个已确立统一目标的中国人来说显然不正确。这说明双方了解不够，既然这样，不如回到一步一步做实事上，建立一个稳定、互信的基础。

陈长文在来访时曾提出海基会要求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问题。由于对这种分支机构的设立与我反对两岸互为对等政治实体和防止台湾政治渗透问题之间的关系尚需仔细评估，因此我在与陈长文见面时仅表示：将在商谈中讨论。希望陈先生认真考虑我今天提出的几条原则意见，作出回应，我们将综合起来研究(海基会以后未再提在大陆设分支机构事宜)。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对于我上面提到的五点，李登辉在1991年4月30日的记者会上有过公开的反应。他说：“昨天，陈长文先生在大陆见到唐树备先生的时候，对方提到的几项原则，其中第五点，‘以后对台湾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管道、基金会、人民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刚才本人在这里已经强调过了，和大陆之间所有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管道，没有第二个管道，只有海基会代表一切。”(以上内容可见1991年5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

研究和确定对台中介团体的对策

早在1990年，我作为国务院台办分管研究组和交流组的副主任，就与研究组的同志一起，研究台湾成立中介机构的考虑和我们的对策意见。我在参加为中共中央1990年12月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起草会议文件的工作时，就想争取把如何应对台湾当局想设立的两岸中介机构，列入将来要由中共中央发布的这个文件中。

在此之前，一位岛内人士私下来北京告称：台湾方面希望成立一个“公权认可”的中介团体，希望大陆方面配合。他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分开四十年，互相认识不够。彼此的争议，我看90%是由于误解，不能直接见面沟通，像我们这样见了面就好说了，见面三分情嘛。”他还称：台湾即将成立的中介机构“处理的是事务性、不是政策性问题，但可作为可靠的、直通最高层的传话管道”。他还希望大陆也成立相应的机构。

当时，对于我们党提出的国、共两党谈判的主张，台湾方面表示难以接受，并提出通过两岸中介团体接触、对话的意见。考虑到这一情况，在为中央全国对台工作会议准备的文件草案中，我代表国务院台办提出了“海峡两岸有关部门或个人以适当名义接触、商谈”的意见。上述意见，经吴学谦主持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讨论由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经中央正式批准后，成为中央正式意见定了下来。它具体化了江泽民1990年6月讲话中的有关内容，回应了台湾当局的主张，具有可操作性，是中共中央在两岸谈判名义问题上的一个新的重大举措，为后来海协会的成立和两会接触、商谈的进行铺平了道路。

中央决定在两岸谈判的名义问题上作出调整，我认为，除了解决两岸民间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外，当然有着更深的战略考虑。除了想先以双方可以接受的名义、从层次低一些的先谈起来，逐步提高谈判层次和议题档次，最终导向两党政治谈判外，邓小平还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就是两岸谈起来是对“台独”的牵制。鉴于“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活动猖獗，当时的判断是：我方不拘泥于两党谈判的名义，用别的名义先与国民党谈起来，对国民党内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力量是一种支持。

中央决定在两岸谈判名义问题上采取上述灵活措施，我认为，还与下述判断有关：两岸统一问题既然很难较快解决，在第一次全国对台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应当进一步扩大人员交往和各种交流，特别是加强经贸往来”。两岸经贸往来当然是互补互利，对两岸都有好处。两岸经贸往来与两岸政治上的统一是两回事，但它却对稳定两岸关系有积极作用。

对海协会成立时的形势估计

1991年10月，我作为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办的副主任，出席一个座谈会，应邀就台湾问题发言。

我说：“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暂时处于低潮，我国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这一变化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产生了长远的、深刻的影响。”

在谈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家统一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时，我认为：

1.台湾当局“和平转变大陆”的幻想增加，反共拒和的立场更加顽固。

2.台湾当局大陆政策趋向强硬，突出强调对等政治实体和法律主权原则，推行“一国两府”。

3.“‘台独’活动日趋猖獗，已成为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大障碍。”

4.“美国对台政策显示出某种调整的迹象。”“在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利用台湾问题对我施加压力，并以台湾为‘样板’和‘跳板’，促我‘和平演变’。”“过去一段时期内，台湾问题没有成为中美之间的尖锐问题，是因为一个矛盾掩盖着另一个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台湾问题还会冒出来，成为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我们要有准备。”

对于李登辉，我当时的观点是：“李登辉虽不想与我和谈统一，但目前也不会公开放弃伪法统。”

上海一位研究台湾和亚太地区形势的学者，曾在1992年11月写了一篇专门论述李登辉执政后台湾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就李登辉而言，一方面他没有强烈的统一意愿，另一方面又不能丢掉统一的旗帜。他在执政期内在两岸关系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大陆承认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谋求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逐步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李登辉的这种目标在台湾具有普遍的民意基础，国民党内主流与非主流对该目标并无异议。该目标与‘台独’主张的分歧仅在作为主权国家的名称应为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这份报告还认为：“由拖而不谈到愿意谈，是李登辉迫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压力，也希望以此途径使我接受其政治条件。这种谈以经济及事务性问题入手，但其实质是讨论‘国统纲领’所提出的政治条件，确定两岸的相互定位，从而给两岸的经贸和其他往来提供政治框架。”报告预测：“在我把实现‘三通’作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台湾的决策圈子里已经亮出了最高要价和最近要价。最高要价为承认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

以上的一些观点，我认为大体反映了从事对台工作或台湾研究的人士，在台湾成立海基会和我方成立海协会前后，对大陆所处国际环境和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形势的若干基本认识。

中央批准成立海协会

海基会于1991年4月底来访时，我们并未正式决定成立与其相应的受权民间团体。随着双方交往的发展，两岸海上冲突和纠纷的不断发生，我方与海基会的联系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处理1991年“6·13鹰王号事件”与“7·21闽狮渔事件”两起案件中，国务院台办都是通过海基会与台湾当局打交道。长此以往，将使国务院台办这一中央对台工作部门减少回旋余地。而且，两岸下一步有可能要就某些问题举行谈判和签署协议。为此，我们开始考虑成立类似海基会的相应的受权民间机构。建议成立相关机构的报告得到江泽民、李鹏、杨尚昆、吴学谦等批准，李鹏总理还为这个受权民间团体批准了30个编制。

1991年11月7日上午，吴学谦在中南海紫光阁再次会见海基会访问团。吴学谦正式把大陆方面决定成立受权民间团体的决定告诉陈长文。他说：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一再表示希望我们成立受权的民间团体，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成立了这样一个团体，以便就两岸事务性问题接触商谈。这个民间团体今后合作的主要对象是海基会，当然也可以与其他愿意促进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团体和人士合作；主要的工作目标是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双向民间往来。为了积极推动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团体将接受有关方面的委托或授权，处理有关两岸往来中具体问题和涉及两岸事务性问题的商谈。

吴学谦说：我们成立民间机构是为了扩大现有的两岸民间往来，增进两岸的沟通与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基本方针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由国共两党尽早接触，商谈祖国统一问题。在统一之前，两岸先开放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

在中央原则上决定成立海协会后，我和台办同志一起，研究草拟成立中介团体的章程草案。

章程(草案)规定：“本会定名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是社团法人。”“本会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章程(草案)除强调“加强同赞同本会宗旨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和合作”外，明载“本会接受有关方面委托，与台湾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人士商谈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有关问题，并可签订协议性文件。” 章程(草案)还写入“本会根据需要设办事机构”一句。我对台办的同志说：写入这一句，用意包括将来有需要和可能时到台湾设办事机构。

确定名誉会长、会长人选

关于海协会名誉会长人选，台办建议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著名企业家荣毅仁担任。经中央批准后，国家主席、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杨尚昆亲自向荣老征求意见，取得了后者的同意。荣老对两岸关系和海协的工作很关心。后来，我多次到位于三元桥附近京城大厦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有些海协会接待的台湾客人，需要请他见的，他都答应安排。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向海协会捐赠25万元人民币，其负责人之一经叔平还出任海协会副会长，后改任海协会顾问。

荣老出任国家副主席后，考虑到不方便，提出辞去海协会名誉会长的职务。之后，他还是很关心两岸的事。我就曾经应召，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有关两岸关系的情况。

汪道涵会长出任海协会职务，据我所知是中央组织部提名、征求王兆国意见后，报中央决定的。1983年秋，我曾出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由于上海市和旧金山市是友好城市，汪道涵当时作为上海市市长曾两度访问旧金山，而我作为总领事都有陪同。当时，他学识广博、谈吐温文儒雅，思想开放，给我印象深刻。

在中央批准汪道涵出任会长后，台办曾约请他专程来北京。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他，并共进晚餐，王兆国和我作陪。吴学谦代表中央正式告诉他这个任命，并说：海协会由中共中央台办直接管，向其负责，希望他对海协会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海协会的重大事项，应征求他的意见。汪老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经中央批准，参加新组建的以江泽民为组长的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正式参加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在中央正式决策前的酝酿和讨论；但是，海协会的领导关系，仍维持当时吴学谦宣布的原则。

当时，在台办副主任之中，孙晓郁分管交往组。而两岸之间的许多事务，如海上渔事纠纷、私自进入台湾打工而被遣返等，均属交往组的职责范围。因此，陈长文来大陆，原来也都是由国务院台办交往组和孙晓郁承办和处理的。但因为对台湾中介团体的对策是由我主管的研究组承担的，因而大约从1991年起，陈长文这方面的事务，逐步转为由我来主管。在确定成立海协会后，经批准，由我担任其常务副会长，日常工作由两办(是指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台办)合并后新成立的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综合局承担。由于海协会是以民间团体的名义对外的，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国务院台办的发言人。

王兆国听取了我的意见后，决定：不应突出我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的身份，但仍可公开我中央台办副主任的身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7月我正式退出台办副主任和海协会常务副会长为止。

1991年12月16日，海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首都宾馆举行。协会理事由国务院台办各局局长，中央、国务院涉台部门的局级干部，长江以南沿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六省、市台办负责人，经贸部所属的几个大贸易公司，部分从事台湾研究的学者等组成。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协会的名誉会长、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聘请了顾问，决定了秘书长的人选。

吴学谦、荣毅仁、王兆国、汪道涵在海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吴学谦与荣毅仁、王兆国、汪道涵一起，会见了全体顾问和理事。晚上，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宴会，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邀出席了宴请。王兆国在宴会上讲话时，转达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对海协会成立的祝贺。

由我主持起草，经王兆国、吴学谦审定的吴学谦在海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也是中共对台工作负责人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向国民党发出国共合作联手制约“台独”的强烈暗示。

在起草吴学谦讲话时，我对有关同志说，海协会和海基会的接触，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接触的前哨，是两党接触的第一步。我从“台独活动日趋猖獗，已成为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大障碍”的认识出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合作，“台独”就成不了气候。因为国民党有顾忌，吴学谦在海协会的讲话当然不应提及国共两党合作的事，但要有这个含义。早在1982年7月，廖承志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就说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予。”尽管当时不存在岛内“台独”势力增强的形势，但他更多指的是“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当时，一部分外国政治势力正在支持“台独”。因此，要使国民党认识到，如果不搞国共合作，对付“台独”，国民党是要吃亏的。吴学谦的讲话稿正是在上述思考下起草的。

吴学谦说：台湾岛内“台独”分子企图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危险图谋遭到了岛内各界人士、民众和舆论的纷纷谴责和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的统一大业，不仅不利于台湾岛内的稳定，也不利于国民党当局，更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为了有效遏制“台独”活动，海峡两岸应共同努力，全面发展两岸关系，加强两岸的往来与联系。

遗憾的是，之后，国民党在李登辉主持下走上了与民进党在对付大陆方面一唱一和的道路，最后失去在台湾的政权。廖承志“偏安之局，焉能自保”的话不幸言中。

王兆国代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讲话，宣布：“国务院台办将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委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有关部门授权团体、人士商谈海峡两岸交往中的事务，包括签署协议性文件。”

他还回顾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大陆方面一年来为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指出：“6月7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受权发表谈话，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三点重要建议；4月，我们向台湾方面提出了处理两岸交往中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项原则；7月21日，我们重申两岸有关方面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的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尽快进行接触商谈并达成协议的建议。11月，双方在北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程序性商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他在回顾一年来两岸经贸、人员往来方面的新发展时，还说：“总的来说，今年两岸关系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两岸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两岸人民迫切要求的直接‘三通’还未实现。”“最近一个时期‘台独’活动猖獗，破坏了岛内的稳定”。“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下，协会的成立必将推动和扩大两岸各方面的交往和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江泽民再次当选总书记，杨尚昆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也不再分管对台工作。对台工作改由江泽民总书记直接负责。1992年12月16日，在王兆国的建议下，江泽民在中南海专门接见海协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以表示对其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王兆国和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其他领导成员参加了接见。江泽民在接见时发表了谈话，与大家合影留念，还在中南海设宴招待部分被接见人士。我出席了宴请。会见时，王兆国汇报了当年的对台工作情况，汪道涵汇报了海协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江泽民在听取汇报后，肯定了对台工作，说：一年来，两岸关系有较大发展，并在一些方面有突破，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发展势头很好。他称赞海协会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两岸民间交往做了许多工作。

(本文作者 全国政协原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 100811)

(责任编辑 王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