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对外经济考察活动

文 世 芳



·党史资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对外经济考察活动

文 世 芳

1978年6月，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了三个出国考察报告，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但是，对外经济考察，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验，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而目前研究中却存在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外经济考察的系统梳理，可以展现出中国兼收并蓄，汲取世界各国各地区先进经验，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路径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面貌。这是探求改革开放成功的“基因密码”和“中国奇迹”何以发生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外经济考察；改革开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但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有些会议和事件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如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国务院务虚会是中共高层组织的一个主要讨论改革开放政策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会议，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开创性意见，因此有人认为它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那么，国务院务虚会关于现代化建设讨论的内容和主张又是主要源自哪里？答案是由中共高层派出的对外考察活动，以及中央政治局听取考察汇报时的讨论。

事实上，对于港澳地区、日本和西欧五国的三次考察，正是由中共高层派出的为改革开放决策寻求参照和良方的“先头兵”和“探路者”。1978年6月1日和3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和讨论了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考察报告；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听取和讨论了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这三次考察由于获得中央政治局的重点关注，影响较大，意义深远，在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也广为人知。例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就认为：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与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22页。。但是，除了这三次考察之外，其他的较为系统的对外考察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导致相关研究也呈现出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到1980年6月，除中央领导的出访外，部委办代表团出访次数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次数达472次。*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4页。仅在1978年，派出的各种代表团就有529个，人数达3200多人。*《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通过这些考察活动，一大批中高层官员接受了一场现代化的“启蒙教育”，切身感受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仅有利于改革力量的增长和改革共识的形成，而且在具体的推动经贸合作、学习境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以及如何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等方面也引发了许多具体的思考和政策建议，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本文拟从农业、工业、管理和理论四个方面，对重点部门、重点改革领域的具有专业性、针对性的对外经济考察活动进行梳理，并据此探讨这些对外经济考察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一、对外农业考察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向来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农业发展并不理想，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紧张，并曾出现过大面积的严重饥荒，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农业问题依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邓小平就曾指出：“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建设四个现代化被作为奋斗目标而高高举起。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对外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大家对国外农业发展状况很不了解，对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也缺乏研究。因此，从中央到地方负责农业的领导人，都提出了深入考察国外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情况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连续派出代表团到世界各国考察农业以及和农业有关的经济发展经验。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后来关于农业的讨论和改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见表1)。

表1: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农业考察情况* 这是根据一些内部报告，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外农业考察的梳理，并没有囊括所有对外农业考察，但能基本反映出对外农业考察的基本状况，也能呈现出在农业方面中国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验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发展趋向。关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外工业、管理和理论的考察亦是如此，不再另作说明。

①中国农业机械化赴欧考察团：《关于赴欧考察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报告》(1978年7月4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6期，1979年1月24日。

②中国农业代表团：《关于日本农业的考察报告》(1978年6月27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7期，1979年1月26日。

③中国农业代表团：《美国农业情况报告》(1978年9月28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5期，1979年1月22日。

④中国林业代表团：《罗马尼亚和奥地利两国林业情况报告》(1978年9月14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4期，1979年1月20日。

⑤访问南斯拉夫是在访问其他三国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临时决定专门考察“背靠背”农业联合企业，并向华国锋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参见中国农业代表团：《关于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考察报告》(1978年10月17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8期，1979年1月29日。

⑥中国农业代表团：《关于罗马尼亚、西德、法国农业的考察报告》(1978年10月17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4期，1979年1月20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78年8月—9月中国农业代表团。由农林部、国家农垦总局、黑龙江、新疆、宁夏农垦部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组成。加拿大1．解决农业机械化存在的不配套、质量差、维修差等问题，有必要恢复农业机械部；2．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3．大力发展畜牧业；4．改善农场的经营管理；5．一定要控制人口增长。①1978年9月—10月中国农业代表团。由浙江、吉林、江苏、农林部、中国农学会相关负责人和水稻、农机专家组成。日本1．农林行政部门既要管理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也要管理或参与研究农业投资、物资和农产品价格；2．大力发展社队企业；3．增加农业投资，发展农业信贷，恢复中国农业银行；4．大力发展支农工业；5．加强农业教育和科研，开展国际技术交流。②1979年4月中国社科院访澳代表团澳大利亚1．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和经营管理方法要适应本国具体国情；2．农业生产不仅要提高产量和质量，更要降低费用，提高竞争力，增加收入；3．要重视争取稳定和有利的国外市场和价格，从不稳定中求稳定。③

①中国农业代表团：《赴加拿大考察报告》(1978年10月8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8期，1979年1月29日。

②中国农业代表团：《第二批赴日农业代表团考察报告》(1978年10月29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7期，1979年1月26日。

③詹武：《关于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1979年5月)，《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5期，1979年7月26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79年5月—6月中国国营农场代表团①南斯拉夫1．办好农工联合企业的基础是农牧业；2．办好现有的农畜产品加工工业，提高自动化水平和产品质量；3．允许试点单位不经商业部门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4．给试点单位独立经营的自主权；5．试点单位的各级管理部门对所属企业不能下达行政命令，主要用经济办法做协调产供销方面的工作；6．加强科研和职工的技术培训。②1979年7月—8月中国农牧业机械代表团。由项南、刘景平和安岗带队。③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地区1．扩大农机产品出口和合作生产大有可为，但要按照择优出口原则，创立名牌，产销直接见面，培养外销经理和干部，搞好维修服务；2．要把畜牧业的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3．不吃进口糖是可以做到的，要支持甘蔗集中产区发展生产；4．要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为外资提供投资气候，为外商创造设厂条件；5．要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新加坡的住房建设经验值得借鉴。④1979年7月—8月中国农学会友好访日代表团日本1．农业发展要靠国家扶植和工业物资技术保证；2．将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门划归农口领导，试办产供销和技术指导相结合的专业公司；3．尽快把支农工业搞上去；4．农林牧必须互相依存；5．对日本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⑤1980年5月—6月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代表团日本1．中国农业现代化主要目的应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农业总产量，降低农产品成本，增加农民收入；2．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为农业现代化做好准备；3．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骤和方法应借鉴日本，首先以化学化、水利化、园林化、良种化和栽培科学化为中心，辅以某些环节上的机械化，然后转到以机械化为中心。⑥1980年9月—11月中国林业代表团。团长为林业部部长雍文涛。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1．抓紧搞好森林资源清查；2．抓好林业科学技术；3．培养林业专业人才；4．解决老林区过度采伐问题；5．搞好速生丰产林基地和薪炭林调查规划；6．促进联合兴办林业。

①这次考察是在中国农业代表团和新华社记者对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对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的专项考察。

②中国国营农场代表团：《关于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的考察报告》(1979年7月3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71期，1980年5月5日。

③项南时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刘景平为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安岗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④中国农牧业机械代表团：《赴澳、菲、新、港考察报告》(1979年8月2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80期，1979年11月7日。

⑤中国农学会友好访日代表团：《对日本农协情况的考察报告》(1979年8月20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外事局编：《国外农业考察报告选编·农业分册(1979)》，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76—88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代表团：《从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教训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访问日本的农业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41期，1981年3月22日。

⑦中国林业代表团：《对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三国林业考察报告》(1980年12月)，《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41期，1981年3月22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81年7月南斯拉夫农业政策和立法问题考察团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摒弃苏联集体化运动的模式，根据自己国情走农业社会化道路，把发展农业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实际上创立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模式。这证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道路。①

①房干、余国耀：《关于南斯拉夫农业政策和立法问题的考察报告》(1981年7月30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78期，1981年11月20日。

从考察主体看，这些代表团的级别很高，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农业系统的部级领导就有杜润生、杨立功、霍士廉、林乎加、何康、李友久、朱荣、杨显东、刘培植、罗玉川、雍文涛、杨钟、高德占、高扬、陈国栋等人；还包括10多个省市区的负责人，主要有浙江的铁瑛，黑龙江的杨易辰，福建的马兴元，安徽的王光宇，湖北的赵辛初，湖南的齐寿良，江苏的刘锡庚，浙江的陈作霖，吉林的魏震五，张士英和色音巴雅尔，北京的王磊，河南的郑永和，辽宁的刘新村，青海的谭启龙，云南的安平生，宁夏的汪锋，以及农业部和一些省农业部门的厅局长和高级科研人员。*参见郭书田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经历回顾》，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870—871页。以上人士都是中国农业工作领域的精英，有些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等场合拥有重要的发言权。通过对外考察，他们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在接下来的中国农业政策制定和改革中，无疑会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从考察对象看，这些代表团考察的范围既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国家，又有重点和侧重。代表团主要考察了四类国家：一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工业很发达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要学习其机械化、农工商一体化等先进经验，特别是服务于当时的农业机械化目标；二是人多地少，地理特征和农作物与中国比较接近的国家，主要是日本，重点学习其生物化学技术和精耕细作经验，比如大力发展良种、化肥、农药、农田基本建设；三是西欧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西德，工业发达，耕地和劳动力也不太多，主要学习其将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的经验；四是管理体制和中国相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重点学习其农业改革的经验，特别是农工商一体化、大型国有或集体农场管理经验、如何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农业的改革经验。这四种类型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应该说基本涉及了农业发展和农业改革的主要方面，对于解决中国农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机械化问题、科学种田问题和管理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从考察内容和政策建议看，这些代表团重点考察了农业机械、农业科技和农业经营等各个方面。各代表团回国后在给中共中央的考察报告中，根据不同的考察对象，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其中一些是带有共性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认识到农民很穷，国家就不能富，农业不发展，现代化就没有基础，因此要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落到实处，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植；二是要对农业经营体制进行改革，将政治动力和经济动力结合起来，将经济利益和效益挂钩，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是要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支持社队企业发展，发展农村小城镇经济，让农业经营活起来，不要怕农民富起来；四是要规划农业结构，重视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和特色农业的区域发展；五是特别强调发展农业科技和培养农业人才。同时，发达国家在培育良种、研发化肥和农药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引起所有代表团的格外重视。另外，有些代表团还强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这些政策建议，都针对了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和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对于开阔视野，解放思想，推进农业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建议后来也被采纳到农业体制改革中。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建议虽然只是针对农业体制问题，但实质上涉及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对于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从农业视角提供了启发。比如，对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考察，就涉及根据国情走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房干、余国耀：《关于南斯拉夫农业政策和立法问题的考察报告》(1981年7月30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78期，1981年11月20日。

从时间上来看，对外农业考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密集开展起来，而对工业、管理和理论的考察则并没有出现同样的现象，对于它们的密集考察主要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反映出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并对这一目标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正是在这一宏伟目标的驱动下，对外农业考察在1978年就密集开展起来，甚至在1977年就已经有不少次。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于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而且，考虑到耕地的分散性、8亿农民的庞大队伍等中国农业农村的实际情况，先实现农业机械化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更不现实。因此，随着80年代的临近，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悄无声息。至今，一些当年的亲历者，对此依然感到疑惑。实际上，原因不仅在于现实的障碍，而且与对外农业考察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一些对外农业考察团经过实地考察，充分认识到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设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对农业发展可能带来严重的危害，因而明确提出了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农业机械化不要喊口号，不要“一刀切”等建议*参见中国农业代表团：《关于罗马尼亚、西德、法国农业的考察报告》(1978年10月17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4期，1979年1月20日。。有些考察团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骤和方法应该借鉴日本，首先以化学化、水利化、园林化、良种化和栽培科学化为中心，辅以某些环节上的机械化，然后转到以机械化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代表团：《从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教训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访问日本的农业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41期，1981年3月22日。这些建议和后来的农业机械化政策是基本一致的。1979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在各省、市、自治区农机局长会议上谈到农业机械化时指出：“我们曾经提过一个口号。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当然现在不提这个口号了”，“我们一般提的是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编：《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选编(1949—2009)》，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9月，农业机械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原定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已不可能。同时笼统地再提1985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既不好办，也不确切，这类口号似不宜再提了。”*《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选编(1949—2009)》，第278页。

以往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国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向境外学习借鉴并不多，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的发展主要只是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解放了生产力而已。但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农业考察的基本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农业领域，境外经验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科技、农业经营、农业体制都曾经是我们重要的参照指标。

二、对外工业考察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工业的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矢志奋斗的目标。为了加速工业现代化，“文化大革命”后，中共大规模引进境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由此产生了大量关于引进的具体谈判考察、技术设备的对比考察以及与技术设备相关的配套考察。通过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工业考察，特别是各个考察团给中共中央报告的政策建议的梳理，可以比较详细立体地展现改革开放初期推进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学习借鉴境外经验的重点、特点和基本发展脉络(见表2)。

从这些考察团的主体看，工业考察主要围绕引进技术和设备项目展开，考察的主体是引进各领域各部门的负责人，如冶金部，以及项目引进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从这些考察团的考察对象看，工业考察以项目为中心，以引进国为主要对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引进来源以美日和西欧国家为主。从22个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引进来源，主要是日本、西德、美国等发达国家，它们代表着当时的最高工业化水平，是先进工业技术的引领者。部分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来源则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是：(1)它们和中国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隔膜；(2)不涉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较量的考量；(3)它们此前和中国长期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双方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传统贸易模式；(4)它们曾经支援过中国工业建设，在中国“156项工程”的改造升级等方面有优势；(5)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开启改革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在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改革管理体制，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实有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之处；(6)中国有意识地避免过分依赖资本主义国家，明确提出能从东欧进口尽量从东欧进口，适当限制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赴东德、捷克进行贸易考察的报告(摘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44期，1981年3月28日。。以上原因都使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对外工业考察的重点对象之一，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验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2：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工业考察情况

①中技公司赴罗考察小组：《罗马尼亚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一些做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69期，1979年5月6日。

②参见钱传钧：《赴日考察的一些观感》(1978年11月7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80期，1979年11月7日。

③《可行性研究———国外工程建设的首要环节》，国家建委经济研究所政策研究室编：《基建调研》，1979年第26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中小企业考察团编：《日本中小企业考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03、404期，1981年1月10日。

⑤赴港澳加工装配贸易考察小组：《利用港澳开展加工装配中的障碍———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妨碍业务开展》，《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09期，1980年1月14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79年12月—1980年2月冶金部冶金经济考察组美国、奥地利1．要重视经济情报和调研工作，借鉴国外先进调研方法；2．要学习国外老厂改造的经验，始终把重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品种上，有选择、有重点、有步骤地采用新技术而不是全面铺开，要注意投资效果；3．钢铁工作应该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老厂潜力，搞好改扩建；4．要学习美国和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①①

①冶金部冶金经济考察组：《赴美、奥考察报告》(1980年3月)，《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00期，1980年6月30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80年2月—3月交通运输代表团美国1．在铁路运输的牵引动力上，电力牵引应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2．通过购买专利或与美国办合营工厂生产大型货运列车；3．铁路新线和旧线改造设计应采用长大列车方案；4．逐步推行运输的散装化和集装化等。①1980年9月—10月赴东德、捷克贸易考察组。由进出口委员会、纺织部、轻工部、一机部、物资总局、外贸部机械公司组成。东德、捷克主要解决从东欧国家进口减少的问题，建议：1．改变进口商品结构，东欧有些工业技术虽然不及美、日、西欧，但适合中国技术水平，便于掌握，又可以不花现汇，可以考虑；2．明确对东欧贸易政策，即能从东欧进口尽量从东欧进口，适当限制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3．要改变“高进高出”的作价办法；4．明确国内各部门经营分工，统筹与东欧的贸易合作。②1980年11月—12月农业工程考察团。由农业部和农机部联合组织。英国1．要全面发展农业工程科技；2．要全面发展农业工程教育；3．要加强农业工程科研条件建设；4．建议派一些专业人员到英国研究所、大学进修、学习和合作研究。③1981年4月厦门经济特区考察团。由厦门市市长吴星峰带队。新加坡1．要解放思想，提高引进外资的自觉性和积极性；2．应当制定好厦门经济发展规划，明确经济结构、引进外资方向等；3．尽快拟定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各种条例；4．加速推进管理体制改革；5．教育要先行；6．加强与新加坡的贸易合作。④①②③④

①交通运输访美代表团：《赴美考察报告》(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第219—227页。

②《赴东德、捷克进行贸易考察的报告(摘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44期，1981年3月28日。

③赴英农业工程考察组：《英国农业工程科研和教育情况———赴英农业工程考察资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87期，1981年6月15日。

④厦门经济特区考察团：《赴新加坡考察报告》(1981年5月9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39期，1981年9月12日。

在学习借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时，究竟哪些国家的经验更重要？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论。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中国在宣传介绍东欧各国经验时，总是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并提，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最关注的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两国。如果说对南、罗两国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媒体和领导层对罗的关注更多些，而学术界对南的关注更多些；在政策层面上，中国对罗关注得多些，而在理论层面上，对南关注得多些。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中国对南的关注才逐渐超过了对罗的关注。对匈的更多关注则是更晚些时候的事。”*刘勇：《罗马尼亚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从对工业考察的梳理来看，这个判断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这一争论的主体也不能简单地以理论界和官方来划分，因为当时理论界的观点，基本上也是以官方学者或者说中共党内老资格的经济学家为主，和官方在态度上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官方的表述更加周全谨慎，而理论界的讨论更加自由和开放而已。实际上，罗马尼亚的改革更加强调集中，南斯拉夫的改革则更侧重分散。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强调稳健，而南斯拉夫过于分散的改革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中国学习借鉴的对象更倾向于罗马尼亚。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体制问题成为改革的核心，南斯拉夫比较开放的改革思路开始受到重视，因此改革的幅度也一度处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之后，当中国改革主要转入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后，步伐不小、比较稳健、比较成功的匈牙利的改革理论、制度、措施，以及经验和教训开始受到中国的特别关注。这种学习对象的重点转移，既体现出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也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国都注意有针对性地去学习借鉴境外的经验。

从这些考察团的考察内容和政策建议看，工业考察的范围很广，涉及冶金、基本建设、物流等多个方面，特点是更加细致，强调可操作性，具体到行业布局和发展，甚至是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引进技术之初，中国一味强调引进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设备，后来通过大量考察发现：引进技术和设备要以适用为标准，不要一味追求高精尖，必须考虑到引进技术和设备与已有的技术和设备的配套，必须考虑到与技术人员的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配套。而当时工业发展中的一些先进理念，也是通过考察引进国内并逐步试点和推广的。再如，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国外重大工程立项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在中国虽然也有内部讨论和论证，但长期缺少这个必要环节。而在1979年，中国通过对西欧国家的考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具体政策建议。后来，可行性研究也在大型工程项目中经过试点得以普遍推广。

三、对外管理考察

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受到重视、最早启动的是对技术和设备的考察和引进，这也是客观因素所造成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是中国工业现代化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亟须引进提升。并且，引进技术和设备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太大的障碍，容易形成决策，争议和风险相对较小。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时期，引进技术和设备才会被批判为“爬行主义”“崇洋媚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引进，在引进设备和技术上积累了一些经验。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引进逐步扩大到外资和管理经验。这时，在技术和设备引进的过程中，因管理问题混乱导致的生产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同时，在农业和工业等对外考察活动中，必须学习借鉴境外管理经验的政策建议也被频繁地被提出来。这就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共高层人士的高度重视，引进科学的管理经验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管理考察的梳理，特别是考察团给中共中央的政策建议，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是如何从“剥削理论”变成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理论的(见表3)。

从这些考察团的主体看，高度重视管理经验并主持对外管理考察的主要是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的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以及一机部等工业管理部门。特别是张劲夫主管的国家经委和1979年成立的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是考察学习境外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的主要负责部门和组织，对于推广和普及境外科学的管理经验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从这些考察团的考察对象看，对于境外管理经验的学习借鉴目标，主要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日、西欧为主。在美、日、西欧之中，日本的经验实际上更受到中共高层的器重，双方在管理问题上的交流也比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更加频繁。由于日本不仅成功地以西方为师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且在结合东西方文化之所长、结合东西方管理成功经验方面，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绩，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符合日本国情也体现出东方文化特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因此也就成为中国学习的典范和效仿的目标。邓小平明确指出：“日本的汽车把美国市场都占领了，这充分体现了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3页。在西欧国家中，由于西德工厂的严谨作风和西德制造的产品质量享誉全球，并且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因此其管理经验也是中国学习借鉴的重中之重，对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对美国。

表3：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管理考察情况

①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情况的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8期，1979年1月12日。

②参见中国银行代表团：《对法国、意大利通过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解决基本建设资金需要的考察报告》(1979年8月2日)、《对法国、意大利旅游事业的考察报告》(1979年8月2日)、《关于我国出口和旅游业在国际市场放手展开竞争的建议》(1979年8月2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80期，1979年11月7日。

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经委经济管理考察团：《对美国经济管理考察的几个材料》，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第424—437页；周叔莲：《企业管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考察美国经济管理的笔记》(1980年1月29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62期，1980年4月21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79年12月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匈牙利1．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改革有提高效率、增加花色品种和繁荣市场的作用，但也有引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外债增加的危险；2．这些危险可以预防，局面可以控制，但需要极坚定、周密、细致的全套措施；3．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放”到匈牙利那样的程度，目前还是比较集中的体制为好，并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市场调节，在条件成熟时再实行较大的改革。①

①参见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1980年1月28日)，《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80)》，第50—63页；宫著铭：《匈牙利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参考意义》，《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59期，1980年4月16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80年4月—6月国家经委访西欧代表团西德、瑞士、奥地利1．要重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技术也应引进必要的“中等程度技术”；2．加强各企业、部门和地区的经济联合；3．发展中小城镇，缩小城乡差别；4．加强职业教育，克服学徒工制度弊端；5．进行税制改革；6．健全投资协议和投资法。①1981年2月一机部企业经营管理代表团。除了1名部级干部和1名局级干部，其余均为厂长、副厂长或总工程师。日本1．要重视经营思想和经营组织；2．要重视战略计划和市场预测；3．要重视技术发展预测和多品种生产；4．倡导合理化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5．提高产品质量，加强技术服务。②1981年5月—6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业管理考察组西德1．坚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向，改进政府领导工业的方法；2．财政补贴应尽可能促进企业加强责任心，提高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3．建立必要的行业协会，加强行业管理；4．保护正当的竞争。③1981年10月—11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业企业管理考察组西德1．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职能，加强服务、监督的作用；2．积极开展企业咨询，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为企业服务；3．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相应改革外贸体制；4．把企业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摆到战略位置上来；5．进一步建立健全职工培训和考核制度，加速人才培养。④①②③④

①国家经委访西欧代表团：《西德、瑞士、奥地利经济管理考察报告》(1980年7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编：《西德、瑞士、奥地利经济管理考察》，企业管理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②一机部企业经营管理代表团：《对日本机械企业经营管理的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76期，1981年5月27日。

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业管理考察组：《西德工业管理考察报告》(1981年7月1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44期，1981年9月21日。

④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工业企业管理考察组：《西德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1981年12月)，《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681期，1982年5月27日。

从以上考察团的考察内容和政策建议看，对外管理考察改变了一些思想理念，体现出中国借鉴境外发展经验的不断深化。以1981年一机部企业经营管理代表团为例，代表团动身前先寄去了考察提纲。对此，日本认为：“这是抓到点子上了”。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岡崎嘉平太就说：“过去我去了上海的一个机床厂，看到厂区马路两旁堆放着成品包装箱，有的已有蜘蛛网。这说明你们的机械企业，还没有把经营管理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如果在日本，这样的情况必然导致企业的倒闭。现在你们讲市场原理了，讲竞争原理了，一机部研究经营管理了，真正搞下去，一定进步很快”。日陶公司的社长也说，“我去过你们的一个砂轮厂，曾经谈起砂轮在汽车行业使用情况，但看来，他们当时的信息反馈很差，没有切实按用户的要求来改进工作。这次你们考察这些问题，说明已经注意经营管理了。”*一机部企业经营管理代表团：《对日本机械企业经营管理的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76期，1981年5月27日。可以看出，管理问题，往往和市场调节、竞争问题联结在一起，只有在竞争环境下管理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也才能从根本上引起重视。中国开始重视管理，也就必然会要求重视竞争和市场作用。

通过这些考察团的对外管理考察，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僵化的看法开始发生改变。比如，过去曾长期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种看法在考察报告中开始受到质疑，问题逐渐得到澄清。一份考察报告就提出：“我们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可能主要是短期计划，不会有比较周密的中长期计划。事实并不是如此。日本全国有通产省编的长期计划，各行业协会也有计划，这次我们带回一本日本机械工业至1985年的长期预测，就是各行业协会联合会编制的……各类机电行业都有详细的生产、出口和增长比例。”*一机部企业经营管理代表团：《对日本机械企业经营管理的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76期，1981年5月27日。中国后来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突破非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属性禁区，固然是改革开放实践促进了思想解放的结果，但对外考察团的感受和政策建议，无疑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对外理论考察

梁启超曾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0—4031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验，也印证了这种观点：从引进技术设备扩展到引进外资和管理经验，最后深入到学习借鉴理论和方法。因此，相对于其他考察而言，对外理论考察开启得较晚，70年代末只有少数几次，进入80年代后才比较密集地展开。通过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理论考察的梳理，特别是考察团给中央的政策建议，我们可以基本把握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经济理论被认可和引进的大致过程，这也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中国经济理论、改革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逻辑。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理论考察情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赴南、罗考察团：《南、罗两国经济科学的研究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养》，《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79)》，第90—96页。

②国家经委访美代表团：《美国经济管理考察报告》(1979年12月31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252期，1980年4月3日。

③参见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1980年12月25日)、《美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借鉴》，《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425期，1981年2月16日。

④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英报告》(1981年5月20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21期，1981年8月12日。

⑤中国经济学家访加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报告》(1981年7月16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75期，1981年11月14日。

时 间代表团及成员考察国考察后形成的政策建议1981年5月—6月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挪威1．重大经济决策必须建立在正确估量形势的基础上；2．在经济决策中重视人民消费是对的，但是不能脱离生产发展的基础；3．紧缩经济要从各个方面综合进行，才能切实收效；4．用数学法分析经济是一个科学的、有用的方法。①

①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挪威王国报告》(1981年7月10日)，《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75期，1981年11月14日。

从这些考察团的主体看，对外理论考察主要以中国社科院各个经济研究所和著名高校的经济学家为主，由邓力群、宦乡、许涤新等党内理论家主持。这一群体的最大特点是，大部分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因为具有这一优势，他们能够很快领会和掌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精髓，同时也能够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学习。其中，社科院的学者们，还兼有党和国家重要智囊的身份，能够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他们从理论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的深层次理解和把握，有助于其在参与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更具前瞻性、开放性的建议和意见。

从这些考察团的考察对象看，主要集中于西方经济学的发源和兴盛地美国和西欧。对日本经济理论的考察则比较少，因为其经济理论以从西方引进为主，其优势主要在于对西方经验的东方化和本土化。对于东欧的理论考察也不多见。因为在理论方面，东欧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主要是改革经验和改革理论。

从这些考察团的考察内容和政策建议看，对外理论考察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经济理论和方法中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重理论推理轻数量分析、重宏观研究轻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等缺陷和不足，因此其考察重点是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以及同市场调节有关的经济学科、经济管理理论。其中，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产生过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尤其受到重视。

五、余 论

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从开启改革开放到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际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关键要素。诚然，总结吸取历史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原因的经典表述，但对于国外发展经验的借鉴过程，学界则往往言之不详，似乎众所周知，却又不甚了了。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高层派出对外考察团是其改革开放整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对外经济考察主要由各部门具体负责组织，但中共高层仍然格外关注这项工作。各种考察团的报告往往直达中共中央，并受到倚重，它们成为中共高层改革新理念和新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

对外经济考察首先是一种系统的、复杂的大规模工程，涉及农业、工业、管理、理论以及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为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启迪。人们常说，中国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走，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这主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性，从整体上而言、从独特的国情来看、从改革力度幅度深度来考量，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是开创性的。但是这种创造性和独特性，并非凭空冒出的，而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各种历史因素的产物。开创性和独创性寓于一般性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的开创性探索。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规模对外经济考察，就是将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批判性吸收的过程。

对外经济考察还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在对外考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从考察技术设备到考察管理和制度到考察理论与方法，一步步不断深入，最终触及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这种渐进性并非事先预设，而是人们认识发展和实践发展的自然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着弯路和曲折，也不能对先驱者求全责备。同样的道理，当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将来逐步得到解决，因此不必过于焦虑和悲观。当然，有志之士也必须努力为改革出谋划策，减少失误，以缩短探索的时间，加快发展的速度。

对外经济考察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兼容并蓄和理论探索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探路前进。由此造成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改革开放没有蓝图和路线图，纯粹由实践主导改革走向，实践发展到哪，改革就进行到哪。实际上，改革开放并非如此“无序作业”，如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就曾组织过大规模的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对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作过深入和系统的讨论，并提出过多种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蓝图*参见《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1979年12月3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1980年9月8日)、《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1981年6月12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1982年2月25日)等。。通过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外经济考察的系统梳理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曾对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进行过非常系统、细致、庞大的考察，在农业、工业、管理和理论等方面进行过大规模的比照分析。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最初启动时，就具有兼容并蓄的精神和世界性的视野。因此，我们在探索和研究“中国奇迹”的“基因密码”时，就应当考虑到国际因素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对中国大规模学习借鉴境外经验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王志刚)

Foreig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en Shifang

In June 1978, the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listened to and discussed three reports about study abroad, which actively promo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decision. The economic investigations abroad and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s represented huge,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undertakings, but the existing studies tended to be simplistic and symbolic. By focusing on foreign econom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e show that China eclectically learned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various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we reveal the complex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ts socialist road. This was the “genetic cod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miracle.

D232；F125；K27

A

1003-3815(2017)-04-008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