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士兵归队运动*

张 红 云



·地方党史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士兵归队运动*

张 红 云

革命战争期间，兵员逃跑现象难以避免，士兵归队工作遂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常规工作。苏区时期，中共士兵归队工作起步。抗日战争时期，归队政策与原则理念日趋成熟。到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参军动员堪称典范，但归队任务也极其艰巨。面对归队对象的公开对抗与规避，以及种种困境，山东解放区通过对基层干部思想认识及工作作风的改造、拥军优属政策执行偏差的纠正、群众动员与作用的发挥、部队后续教育管理的重视等工作，开展了较有成效的士兵归队运动。这一实践也充分演绎和诠释了中共的革命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兵员逃跑；动员归队；规避；策略

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兵员逃跑现象难以避免，甚至在某些阶段较为严重，成为长期困扰军队建设的一大难题。一边大规模扩军，一边因逃跑不断减员，中共军队建设事倍功半，兵员逃跑的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故此，士兵归队工作成为中共军队建设中与扩军并行的一项重要常规工作。这种矛盾也客观反映了革命过程复杂、多元及难以预测与操控的一面。目前学者关于中共兵员逃跑和士兵归队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道炫和齐小林的研究*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8—339页；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6—322页。另外，相关问题的涉及或论述也散见于其他学者关于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学术成果中。。其中，黄道炫对中央苏区革命中的“开小差”现象进行了深入阐释；齐小林则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士兵逃跑概况及归队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并在引证中采用了大量档案数据资料。但是，从微观和具体实践层面，借助典型案例置身“历史现场”，以增加对历史事件更深层及更具细节性的研究仍有必要。山东解放区参军动员成效卓著，堪称典范，但在宏大热烈的革命场景下，兵员逃跑情况也比想象中要严重，士兵归队任务极其艰巨。本文则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山东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中心在沂蒙山区，故本文所用档案资料以沂蒙地区为主。为主体资料，通过尽可能“还原”和再现解放区归队运动的历史情境，力求展现运动中上级、村干部、归队对象、普通群众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说明革命动员话语下中共在应对农民的差异化心态与认知时的高度灵活性与策略性。

一、困扰与无奈：归队工作源起与政策解析

中共的士兵归队工作源起于部队兵员逃跑现象。兵员逃跑现象可追溯至中共军队初建时期，到中央苏区扩红运动期间，这一现象日益凸显，并引起中共高度重视。虽然总体来说苏区扩红运动较为成功，为巩固苏区和反“围剿”斗争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但革命主流下涌动着的对抗、开小差等种种暗流，也给苏区党和政府带来极大困扰。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第332页。。例如，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参见《胜利的瑞金突击月》，《斗争》第43期，1934年1月19日。；永丰、公略、胜利、博生四县共动员赤少队2700余人开赴前线，结果9天之内大半开了小差*参见《大批赤少队员开小差》，《红色中华》第66期，1933年4月2日。；一军团在地方征集组织了1663人，送到补充师的途中跑了935人*参见王稼蔷：《紧急动员——为扩大红军二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第37期，1933年12月5日。。兵员逃跑的严重现象由此可见一斑。为此，苏区政府在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发起归队运动，这是中共进行有组织的归队工作的肇始。虽然受经验欠缺及对革命前景信心不足等因素影响，归队工作存在消极被动、急功近利、方式简单粗暴等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中共的归队工作理念、基本思路及运作机制已见雏形*这一时期规制士兵逃跑行为的文件主要有：1933年7月11日颁布的《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参见江西省档案馆、中央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同年12月颁布的《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参见《红色中华》1933年12月20日。，为日后的成熟规范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战时期，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为中共各项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中共的归队工作政策与运作机制也日趋成熟。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标志着归队工作已正式列入中共军队建设日程。随着战争形势和部队实际情况的变化，边区政府陆续发布一系列指示，对归队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细化和完善*1944年7月1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归队工作的指示》，对归队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提出指导意见；1948年6月25日，作出《关于开展归队运动的指示》，根据自卫战争客观形势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适当调整了归队政策；1949年9月27日，边区政府与西北军司令部联合颁发《陕甘宁边区潜逃战士归队条例》，对归队制度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参见《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根据中央指示，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结合本地实际也陆续制定并颁布暂行办法。1943年1月23日，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布《山东军区为动员逃亡战士归队的命令》*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2页。，号召和要求逃亡战士归队；2月23日，又正式颁布《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6页。。该《办法》遵循边区政府归队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只是在具体条款内容方面结合山东实际作了适当变通。在随后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山东的归队工作基本沿用了这一政策，其间并无多大变化。概括来说，这一归队政策主要体现出如下几个原则：

一是归队对象范围严格限定的原则。归队对象指“曾经自动或经政府动员入伍八路军或山东各地县区武装服役之战士，而自行潜逃或逾假不归者”*《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6—267页。；被部队开除的、退伍的、精简下去的，或因年龄或身体不合格被退回的(都须持有证明)，则不属归队范围。这样可避免因界定不清导致执行上的偏差，引起地方上的混乱。同时潜逃至其他军队服役后又回到家乡者(无论其为潜逃、退伍、请假、被开除)，亦不列为归队对象。此项规定说明了中共在兵员政治信仰问题上的原则性与严肃性，也体现出其通过对兵员忠诚度的高标准要求来保持革命队伍纯洁性的愿望与努力。

二是视性质及情节轻重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少数性质恶劣且情节严重的潜逃者，如携带武器、军饷或军事机要文件潜逃者，为首组织一人以上潜逃者，潜逃二次以上而在通知归队时又拒绝履行者，在部队中因有犯法行为畏罪潜逃者，须依军法制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7页。。此类潜逃者严重影响部队的巩固，属不可救药的顽固分子，对其严惩可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而绝大多数潜逃者是因家中困难、受人影响、贪生怕死等，应列为继续争取的归队对象。对此，罗荣桓早在古田会议后就曾针对枪毙逃兵的严重现象指出：“士兵逃跑大多数是因为怕苦、想家；有的请假不准，不辞而别；有的是因为干部管理方法不当……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问题。即使是拖枪逃跑，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将枪拖到兄弟部队或是赤色区域，也还是没有死罪；只有拖枪投敌才能以反革命论处”*《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50页。。这种包容态度显然不是放任自流或姑息迁就，而是中共面对现实的一种灵活迂回的动员策略，显示出中共在对农民革命动员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充分认知基础上的极大理性和耐心。总之，区别对待原则，有助于实现中共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政治目的。

三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军地权责分明的原则。军队将潜逃战士的姓名、籍贯、住址等信息通知当地政府，由其组织动员归队，军队不得直接下乡捉人，否则地方政府有权干涉制止。但若地方政府对归队工作执行不力，军队有权要求上级政府处罚*《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7页。。不难理解，归队工作以地方政府为主，是考虑到其深谙地方习俗与生活，熟知当地民风及民性，利于工作的有效开展。而军队若直接插手，不仅容易引起地方恐慌，造成归队对象的心理排斥，而且也有违背征兵自愿原则之嫌。但是，潜逃者名单及相关信息必须由军队来提供，才能使地方全面掌握归队对象范围，避免出现偏差或遗漏。这样，军地权责明晰及相互配合与监督，可确保归队工作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为督促地方政府的归队工作，亦有明确奖惩规定。对奉行得力者，由上级政府酌予奖励，若奉行不力，而纵容或从中舞弊者，则以包庇论罪。由此看出，在军事利益高于一切的战争时期，军队建设与其他军事需求主要依赖地方配合与支持，地方政府任务繁重且责任重大。

四是执行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对潜逃或逾假不归的战士，政府或其他地方机关团体及非原属部队不得自由留下分配工作，应动员其迅速归队*《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6页。。这一规定，体现出中共在归队问题上的坚决和严肃态度，唯其如此才能确保归队政策得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作此规定，也说明上级已注意到地方存在干扰归队的种种因素，如某些地方干部“竟有把逃亡战士留在地方工作，或为之托词包庇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9页。，“有些县份不帮助而且个别部门还收留逃亡战士在自己机关。案陵公安队留下十七团三个逃亡战士，部队来信不但不动员其归队，而且有工作了还不敢到部队去，怕部队见了留下”*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324页。。虽然地方的做法并未违背革命根本利益，但是在特定革命阶段，地方与主力部队利益冲突的协调必须服从于全局目标和整体战略部署，地方政府在归队问题上显然承担着积极协助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中共一贯秉承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使其在归队政策执行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即规定在该办法颁布前，个别参加地方工作而成绩卓著者，商得原部队之同意后可不用归队*《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6页。。这种根据具体实际灵活变通的做法，不仅将归队对地方正常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且也兼顾到人才特长的最有效发挥，这无疑是中共面对地方人才极其匮乏的现实情况的无奈之举，自然也是明智之举。

五是说服教育为主，强制命令为辅的原则。在归队工作中，须先进行说服教育，使其自觉归队，家庭困难者应予适当解决，但经说服教育仍无理拒绝的，可采取捕送办法。可以看出，归队自愿原则并非意味着可无理由拒绝归队，这一点与参军动员显然不同。一般来说，归队对象往往以“家庭困难”作为“合理理由”。但是，中共在归队之初就将其作为突破口，消除了这一“合理理由”，对于无理拒绝归队的便采取强制手段。虽然教育动员在先、强制手段在后，但是强制手段毕竟与中共的征兵宗旨有所背离，因而在归队实践中并未照此执行。归队对象最终未能如数全部归队的事实，也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共革命进程中，一定时期内政策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定偏差甚至冲突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规律。作为一个长期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革命政党，中共对既有认识与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修正、调整甚或推翻已视为常，这恰恰显示出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内在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极强的适应性。

总之，中共的归队政策可以说宽严有度甚至说偏于宽松，很显然这是有意为法令之外的动员归队留下充足的运作空间。动员归队的成效取决于动员者的动员能力和被动员者的认同态度，此类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必然置归队效果于难以把握之地。依靠严刑峻法固然可一劳永逸，但这显然与中共的征兵理念背道而驰。国民党拉丁派夫的征兵办法一直遭人诟病，而中共恰好是利用这一点，以迥然相异的征兵政策赢得了民心，政治优势进而转化为军事优势。故在归队问题上，中共断然不会做因小失大之事，且长期民众动员的实践经验加上解放区乡村政权的有效运作，使中共对归队工作也有着相当的自信。但是，当归队工作真正付诸实践时，其所面对的现实境况之复杂性与多面性，可能亦超出其事先预料。

二、对抗与规避：归队工作的现实困境

1937年至1949年，中共军队中兵员逃跑成为普遍现象，而且是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参见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297页。。山东部队亦不例外。抗战期间，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就曾指出：山东部队的“巩固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288页。。据1943年的统计，山东主力部队逃亡人员占全体人员的10%*参见《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比例显然不低。解放战争期间，这种状况仍持续存在并严重困扰着山东部队的建设。虽然逃亡率在不同时段受各种因素影响呈上下波动趋势，但整体来说情况并不乐观。故此，1948年8月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政工会议上指出：归队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过去逃亡战士很少有组织的动员归队，如果把以前逃亡的数字算起来那是很惊人的。这个工作做得好，将是一个很大的兵员来源，同时对巩固部队也有好处。所以我们应该有计划、有组织的来进行这一工作，运用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把它变成群众运动”*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0页。。这种状况说明两点：一是华东军区兵员逃跑现象是长期存在并难以克服的痼疾，解放战争期间亦无明显缓解迹象。在山东解放区，“由于形势剧变部队新成分增多逃亡数目较大，尤其是大进军后，新老战士均有逃亡，中心地区的区村较多”*《今年春节工作指示》(1948年12月20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06-23。。据1948年8月统计，莒县在乡逃兵1212人，沂中县681人*《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而沂南县1947年扩军2600余人，现部队者不足600人，加上老战士逃亡者也有二三百人，估计全县逃兵有2300人*《关于布置沂南沂中归队会议的报告》(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21。。二是华东部队归队工作因重视程度不够或措施不力而不尽人意，但此时迅速扩军以进行战略大决战的紧迫需求，促使有计划有组织的归队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归队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兵员来源，更在于稳定和巩固部队。显然，山东解放区的归队任务尤为艰巨，加上同步展开的大规模扩军运动，作为执行者的地方政府承受着巨大压力。

归队与扩军工作一般同时进行，二者在组织动员方式上有诸多共通之处，但也存在很大差异。就归队对象本身来说，其经历、感受、心态、诉求、思想状态(大多思想觉悟落后、自私狭隘或顽固不化)与参军对象有很大不同，因此动员难度相对更大，在动员方式的针对性、灵活性及深度上有更高要求。就社会环境与舆论氛围而言，参军动员是在中共着力营造和渲染高涨的革命氛围下展开的，荣誉、面子、从众、对部队生活的向往等心理因素，往往成为激发青年踊跃参军的巨大动力。而归队动员情况则完全不同，充斥着乡邻责难与嗤笑的社会氛围、艰苦且充满风险的前线作战体验所带来的恐慌心理等种种因素，对归队对象的态度与行为决策产生极大干扰，他人的说服动员往往难以奏效。事实上，归队运动之初，作为具体实施者的村干部就已切身感受到这种难度和压力，尤其是归队对象的各种对抗、规避手段，令其倍感棘手，归队工作亦因此举步维艰。

第一，公开对抗。归队工作遭到部分顽固分子公然对抗的现象，在各地都有发生。如有的归队对象就坦言：“不是自愿参军吗？我反正不自愿”，“反正不该枪毙”*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5辑，1986年，第26页。。蒙阴县官庄区贾家庄一归队对象，村干动员时不躲不藏，饿了就回家吃饭，饭后又主动找村干部去谈，但就是不去，令村干部束手无策。还有的直接对村干部说：“我不去，得换换班”，“你再去干几年”*《蒙阴县委归扩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9月7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6。。该村或许确实存在干部利用职权逃避参军令群众不满的情况，但其借此公然对抗归队的态度亦由此可见。还有的逃亡战士“为了逃避群众的怒责，掩盖他政治上的错误，故意散布很多片面无稽的谎言，造成群众思想上的混乱”*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126页。，借以达到干扰归队工作和逃避归队的目的。

第二，外出躲避。蒙阴县委发现，归队对象有意躲藏现象较为普遍，各区均有*参见《蒙阴县委归扩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9月7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6。。据1948年统计，沂中全县681名逃亡战士，未在家的有118人(绝大多数是有意躲避归队)*《关于布置沂南沂中归队会议的报告》(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21。。此类躲避现象大多发生在归队运动开始后，也有部分发生在运动之前，足见其蓄意周旋以逃避归队的复杂心机。这种规避方式虽无正面冲突，但更令村干部感到挠头。为完成任务，蒙山县朱满区安定庄村干部以关押人质方式逼迫归队对象家人将其找回*参见《在动归与参军中对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1949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3。。这种做法显然违反归队政策，但从村干部的角度来说，实是上级任务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第三，自伤或自杀。归队运动中，以自伤(多数是剁手指)或自杀方式逃避归队的现象时有发生。据沂蒙地委统计，1948年12月动员归队中，沂南县自伤1人；沂中县自伤8人；蒙阴县自杀2人，自伤6人；沂东县自伤10人；沂源县自伤4人；新泰县自杀2人，自伤4人；蒙山县自杀自伤共34人*《1948年12月份参军中关于自伤问题的汇集》(1949年 1月2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5。。此类现象虽只是极少数，但这种残害身体的极端行为仍是让人触目惊心，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种现象显然在上级组织者意料之外，自然也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尤其作为直接运作者的村干部，一边是来自乡村难以超然于外的乡情与亲情，一边是来自上级无法讨价还价的任务指标，其矛盾纠结心理和所处两难境地不难想见。

从归队对象视角具体分析其心理，以上行为表现亦不难理解。

第一，贪生怕死的心理。这是动员参军和动员归队工作面对的最大障碍，除非一种信仰或信念的力量足以战胜这种源自人之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而事实上，真正出于政治信仰或革命觉悟参军的人数比例并不乐观，更多的人是源于各种复杂动机*参见齐小林：《华北革命根据地农民参加中共军队动机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因此规避在所难免。因战局情况与士兵安全息息相关，这种心理对归队的影响便取决于战局变化。粟裕在济南战役之前就察觉到：“因前方战斗剧烈伤亡甚大，而见到后方环境安全舒适，革命又快要胜利，极想保存自己，以过快乐之生活，但不知其自己何日报销，故团以下干部，保命思想较为普遍。”*《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5页。解放战争以大兵团作战、运动战为主，兵员伤亡率必然大大增加，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士兵自然视前线为畏途而想方设法予以规避，逃跑或逃避归队现象就会比较严重。逃亡与伤亡基本上是正相关的，两者同步增减*参见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280页。。但这一规律亦非绝对，在大局已定、胜利在即的1949年，一些地方动员归队过程中仍不能避免自伤或自杀现象发生，如蒙山县汪沟区夏林採村1人剁手，蒙阴县城子区类家官庄和城郊区蛤蟆纲村各有1人吊死*《蒙山蒙阴两县在归参工作中发生剁手自缢身死的情况简报》(1949年7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63-13。。如果排除归队对象因对战局信息不了解导致误判的因素，这种“反常”现象只能说明逃避归队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影响因素，贪生怕死心理只是其一。

第二，强烈的地方和乡土观念。安土重迁、眷恋家乡是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山东地区这种观念尤为浓厚。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农民的这种地方主义和家乡观念，并指出根源在于经济原因而非农民思想陈旧的心理原因*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战争期间，部队开赴外地接受新任务往往是士兵逃跑的高发时期，证明了地方观念对兵员逃跑行为有着极大影响。1945年8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对开赴东北、冀东的部队作政治动员时就特别强调：“我们部队还有很大地方性与游击性，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尤其受到太平享乐思想的支配，这就更加需要有耐心教育与说服工作。”*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4页。1948年8月济南战役结束后，一些山东士兵就表示“想回家过太平日子”，对部队南下普遍存在排斥心理，因此在淮海战役开进时逃亡极为严重*《粟裕文选》第2卷，第713页。。显然，强烈的地方和乡土意识始终是前线士兵难以摆脱的一大情结，成为影响部队巩固的重要因素，自然也是很大部分归队对象抗拒规避的深层心理因素。

第三，回报与代价差距导致的心理落差。长期以来与土地零和博弈及恶劣生存环境下形成的低下志向和宿命论，使得农民成为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者*参见〔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著，王晓毅等译：《乡土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1页。。若所得回报(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资本及社会荣誉等)与付出代价差距过大，规避行为就不可避免。事实证明：后方拥军优属政策执行中的缺位或折扣现象，是导致兵员产生心理落差、出现逃跑或排斥归队的一个重要因素。莒县归队总结中就提到：因家庭生活困难、政治待遇差而在乡的军人数目最多。其中，沭西区芦家街芦聚参军后，老婆在家生活没人照顾；任家庄有3个军属，一过麦收就没得吃；个别军属妇女在家被人侮辱*《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如此造成军属被孤立而不是感受光荣，势必导致群众不满而对兵役避之不及。

第四，自我卷入心理机制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多依奇(Deutsch)的研究实验证明，人们一旦公开表达了态度，就不会轻易屈从外在压力而改变原有态度，自我卷入水平越高，保持自己最后行为与原先态度相一致的倾向就越强烈*参见章志光主编：《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0—431页。。归队对象脱逃行为中逃避革命态度的公开表达，较高的自我卷入水平大大降低了其转变态度而自觉归队的可能性，这种心理机制的客观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动员归队工作的难度。

第五，规避政策或彻底解脱的心理。归队对象自伤和自杀行为应是出于这种心理。自愿归队政策下，拒绝归队的利益损失或后果并不会比残害身体更严重，但当利益得失与心理压力并存时，后者对行为决策产生的影响往往远大于前者，故归队对象的极端行为更多是源于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在国共大规模正面军事对决中，兵员作战艰苦程度和牺牲风险与抗战时期相比必然增大，自残以规避归队就成为部分对象利弊权衡下的更优选择。例如，沂源县孟坡村一归队对象明确表示：即使残废了，也不当兵*《沂源县孟坡村动归对象自伤情况汇报》(1948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3。。另一方面，虽然动员者承诺只要归队则既往不咎，但其在乡邻中的声誉已难以挽回，回到部队又可能要面对战友的嘲笑和歧视，加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恼心理，干脆自伤或自杀，彻底摆脱心理折磨和压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共在归队问题上的严肃和坚决态度，归队对象从当时的紧张气氛中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自知无处可逃而走入极端。归队运动初期，自伤自杀只是极个别现象，但由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引导或干预，以致出现大量效仿行为并不断蔓延*参见《1948年12月份参军中关于自伤问题的汇集》(1949年1月22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5。，使一些地方的归队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另外，部队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造成士兵对部队生活的畏惧心理也是导致兵员逃跑或逃避归队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中共军队都难以摆脱供应不足、物资匮乏的困境，“战争持久，斗争残酷，部队物质生活困难，物质保障太差，逃亡严重”*《独臂将军彭绍辉日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7页。。罗瑞卿也曾指出，“部队不巩固，生活艰苦是一个重要原因”*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305页。。同时，中共军队中部分基层军官仍然没有戒除军阀习气，打骂士兵现象比较普遍。徐向前曾就此指出：“士兵的逃亡，90%以上是逼跑的。”*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307页。这就显现了部队民主管理方面的问题对部队巩固的严重影响。

总之，种种主客观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导致的归队对象的对抗和有意规避行为，是地方归队工作面对的最大困境，也使得归队任务目标难以全部落实。据1948年8月的统计，莒县在逃战士1212人，归队590人，归队率为49%，尤其是招贤区，160人仅归队10人，归队率不足1%*《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另据12月份的统计，沂南县在逃战士2300人，归队599人，归队率仅为26%*《沂南县参军归队人员统计》(1948年12月25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18。。这种结果显然不尽如人意且与中共预期有很大差距。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共必是不遗余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共初步建立的解放区基层政权权力运作与社会整合能力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而此正是中共意欲逐步展开乡村政权建设的着力点。

三、问题与纠正：归队基本策略与有效运作

面对归队运动的种种困境，山东解放区党组织和政府积极查找问题根源，探求应对与解决之策。追根溯源，固然存在任务本身极具复杂性这一客观原因，执行者主观认识及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此外，拥军优属政策执行不力或不到位现象，是归队运动难以有效推进的现实障碍；群众性教育动员不够深入，使归队运动无法得到强大群众力量的支持；部队对归队战士教育管理的疏忽，是归队工作难脱虎头蛇尾窠臼的根源。但找到症结之处，并非意味着问题的迎刃而解。对其解决之道的探求，因问题本身的纷乱复杂而极具挑战性。实践证明，山东解放区的积极探索是卓有成效的。

(一)基层干部的思想整顿与工作作风改造

作为一个注重自我批评与自我改造的自律型政党，中共对干部精英队伍有着至臻至善的理想化要求。但一直以来，文化水平较高和高素质干部严重匮乏的客观现实，使中共在干部选拔时只能降低标准以满足革命工作之需，这在基层干部选拔中尤为突出。因此，不断整顿与教育改造成为中共提升干部队伍素养的有效补救手段，而归队运动显然也是基层干部教育改造的一个绝佳机会。

对于多数基层干部来说，先前积累的动员参军经验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动员归队工作，而事实上上级亦不能做到先知先觉，也是通过不断发现、分析与总结问题，继而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意见的。上级调查发现归队工作中基层干部存在种种复杂心理：一是麻痹心理。不少干部认为：“参军都动员去了，归队还不好动员吗？”*《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这就忽视了动员归队对象与动员参军对象的差异，低估了动员归队工作的难度。这种心理一般出现在归队工作着手之前。二是慈悲心理。例如，东营墩庄一战士刚订婚，支部便不愿动员。显然，乡村传统宗族、乡邻关系网络成为束缚干部工作的一大羁绊。三是敷衍心理。不少村干部怕得罪人，存在应付了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心理。四是畏难发愁心理。例如，沂中县有的村干部就直言“说不服，又不能强迫，没法办”*《关于布置沂南沂中归队会议的报告》(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21。，对工作毫无信心。有的村干部顾虑更多：逃亡战士滑头很多，他就不去，没有办法；怕家属扯腿，连哭带喊；怕他们跑，不敢做声，认为偷偷抓去算了；不相信群众力量，认为群众不会管这个。五是担心增加村里优属工作负担。怕归队多了，村里军属照顾不过来*《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基层干部的种种复杂心理，必然导致归队工作难以进展。

基层干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工作方式简单生硬，强迫命令之风盛行。例如，蒙阴县汶南区一村长就表示：要不讲政策，要多少完成多少；要讲政策，就一个也完不成*《蒙阴县委归扩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9月7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6。。这说明部分村干部对说服动员完全没有信心，更缺乏躬身做艰苦和细致思想工作的耐心，存在急功近利和单纯完成任务的思想。归队对象的事先过错也往往成为其强迫手段的合理理由，而无视或有意曲解上级归队政策和要求。因此，强制或变相强制归队现象在山东解放区比较普遍。其中，蒙山县汪沟区有的村干部在动员时，采用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的办法，或告知不去就捆起来送区里的恐吓办法*《蒙山蒙阴两县在归参工作中发生剁手自缢身死的情况简报》(1949年7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63-13。；仲里区有的村干部完全不做说服动员工作，直接将其绑送至县独立营，或者走出好几里路后才告知归队之事；上冶区安太庄一归队对象，因动员未成被关押3天后被迫答应归队*《在动归与参军中对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1949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3。；蒙阴县团部区郭家水营村干部强迫一归队对象家属将其找回，否则不许在村里居住且土地归公。该县区公所随便捕人押人现象也普遍存在，有的区经常关押3人至5人等*《蒙阴县委归扩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9月7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6。。县委也承认：“没有掌握参军的自愿原则，没有从广泛的宣传教育着手，而村干的强迫命令，工作的简单化，没有根据其思想进行教育，一开始就谈将功折罪，用些大帽子乱戴，没有加强前途教育形势教育”*《蒙阴县归队参军中自杀自伤情况》(1949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63-14。。

强制归队的做法严重背离中共归队的原则与理念，有损中共在解放区群众中初步树立起的民主形象和政治威信。而就归队本身来说，不是在阶级觉悟基础上动员出来的必然也不巩固，结果往往事倍功半、遗患无穷。因此，对基层干部的思想整顿和工作作风改造迫在眉睫，这也是中共着力纠正归队工作问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第一，时事教育和关于归队工作重要性的教育。针对归队工作中部分基层干部存在的消极被动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解放军在当前战局中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消除其对革命前景的疑虑，增强胜利信心，鼓励其放手大胆工作；同时，又阐明战争已转入大反攻，规模越来越大，而部队因频繁作战伤亡减员比较严重，因此必须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而归队扩军工作是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参见《沂南县委关于动参归队工作的指示》(1949年7月5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1。。尤其归队工作，直接关乎前方部队巩固与战斗力及后方社会秩序与民心稳定，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如寿张等县先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各区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在群众中普遍提高“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各村干部回村后，召开支部或积极分子会，结合本村抗战、土改时期具体情况，将时事形势作了传达，指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提出归队任务*《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5辑，第24页。。

第二，革命意识教育。归队运动为基层干部革命意识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归队中村干部的包庇行为及同情慈悲心理，是革命意识不坚定的突出表现。例如，渤海区就发现“由于我们的支部党员村干思想作风上有些不纯，对某些与他有关系的逃亡及逾假不归的战士，不但不动员归队，并且还掩护他，还有的竟让他当上干部，村中如此，区亦有此类事情发生”*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324页。。借助归队中的具体事例进行干部集中整顿教育，有助于实现革命意识由抽象到具体、由精英化到群众化的自然转换。而区干部、村干部革命意识普遍提高，主动检讨了前期工作中的错误，并表示要努力克服人情面子等障碍，坚持归队工作的革命原则性。例如，莒县沭西区仲泉村支部书记伍士福首先将其三叔动员归队，从而影响和带动了村内其他战士归队；蒙阴县官庄区一村干部也表示，要以先动员侄子归队的不徇私情的表率行动来推动全村归队工作*《蒙阴县委归扩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9月7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6。。可以看出，中共意欲植入乡村社会的阶级理念与革命意识对乡村传统礼俗产生了极大冲击，也预示着二者间的交融、调适及乡村社会意识结构的重塑，必然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并不因中共倾力培养的乡村政治精英而变得轻而易举。

第三，转变工作作风的教育。上级经调查发现归队中强迫命令之风之所以盛极一时，与干部对中共解放区政权威信力及群众觉悟的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因此分析并阐明归队工作的有利因素，是增强其信心继而消除对强迫手段依赖心理的突破口。一是阐明初建的中共解放区政权的伟大意义，为归队工作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政治保障；二是在解放区强大革命话语下，归队“光荣”的革命正气取得了对于逃亡风气的压倒性优势，为归队营造了浓厚的政治舆论氛围。例如，蒙阴县城子区一归队对象曾见人就问：“动员参军，去好还是不去好？”群众都说：“参军好，青年人现在不参军要等到啥时？”*《蒙山蒙阴两县在归参工作中发生剁手自缢身死的情况简报》(1949年7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63-13。再如，沂源县孟坡村群众对自残归队对象嗤之以鼻：“这人太不懂事，自己糟蹋自己，这不是傻了吗？去干上两年多好，胜利回家后自己好家里也好。”*《沂源县孟坡村动归对象自伤情况汇报》(1948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3。可以看出，当时解放区群众的主流价值意识是：参加革命是年轻人最明智和最有前途的选择，尤其革命胜利在即，若错失机会甚为愚蠢。姑且不去考虑群众借参军谋取政治资本或其他利益的真实动机，其对参军行为的普遍认可和支持对中共革命的客观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这种推动力的根源在于主流社会舆论与价值意识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表现在归队工作中就是对归队对象形成的无形社会压力，继而成为推动归队工作的重要隐性力量。通过客观分析与阐释，干部从上到下在说服教育、依靠群众力量、克服支部单打独斗等认识上形成了统一。

同时，进行强迫命令与群众路线的对比教育，也是转变干部工作作风的有效方法。一方面是列举群众路线反面典型进行教育。例如，莒县沭西区浮来乡在1946年秋的动员参军工作中因强迫命令不讲政策，动员的近300人到部队后跑了2/3；桑元、绪密二区接受归队任务后，不敢向群众宣布和进行公开教育，运用强迫命令的清剿方式完成任务，送到军区后每区跑了8名*《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这不仅扰乱了上级扩军计划，也造成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对群众路线先进典型进行示范教育。例如，寿张等县归队工作的成功经验是采用大会发动、小组讨论酝酿、个别动员等方式，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在村庄形成群众性的运动。具体来说，先经村支部会具体讨论酝酿，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动员，以党员积极分子为核心，结合本村情况与群众亲身经验引导讨论，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表示“不能半途而废”，使得村中真正形成了热潮，甚至有人自动要求归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5辑，第24、26页。。例如，莒县陵阳区上庄乡积极贯彻群众路线方式，10名逃亡战士很快归队9名，跑到百里外的一归队对象也被其家属找回并归队*《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通过对比教育，多数干部深刻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同时群众路线方法的一些有益和成功经验也得到推广，使归队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群众路线是中共革命的生命线，为维护该路线的原则性和顾全大局，中共在归队实践中表现出极大的理性和容忍态度。例如，蒙山县仲里区马家峪村一归队对象曾坦言：参军是自觉自愿的，反正不去。村干部强行将其送到区中队。区里察觉后，将其退回并让村干部在村民大会上作检讨。*《在动归与参军中对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1949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3。该对象显然是在利用党的政策有意对抗归队，而上级为维护党在群众中的民主形象，对这种对抗意图不仅故作不知，反而归咎村干部违反政策。这说明谙熟群众动员之道的中共对归队工作成竹在胸，且深知此类对抗现象毕竟是少数，顺应其意图不仅不会影响归队工作大局，反而可借此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力。事实证明这一目的确实达到了。该村群众表示“就知道共产党不让强迫”*《在动归与参军中对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1949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72-3。，对上级做法的认可溢于言表。显然，这也是中共灵活变通、客观理性的群众动员策略在归队实践中的胜利。而对于归队运动之于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共也有着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预期。例如，冀鲁豫区党委就提出：“把归队做好，即可把党员群众觉悟提高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划清是非界限。这对今后巩固部队及安定生产有重大的意义”*《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02页。。

(二)群众的教育动员与作用发挥

“我们进行归队工作……就是提高群众觉悟的继续”*《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借归队工作深化群众革命意识形态教育，是中共的根本旨意所在；而以群众运动形式来推动归队工作，也是中共的既定思路。因此，广泛动员群众是归队运动的重要环节和决定性因素。但在运动初期，群众教育动员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只依赖支部、干部单打独斗，致使工作进展缓慢。对此，中共及时予以纠正，并对群众动员的时机、步骤及平台等作出具体的指导。

第一，利用节庆日、纪念日大力开展群众宣传活动。成功的革命总是善于利用传统，包括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或节令，来赢取群众支持*参见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湾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299页。，而这也始终是中共革命宣传极为重视的契机与平台。例如，莒县沭西区浮来乡在“七一”“七七”宣传周普遍召开群众会议，进行时事拥军教育，并提出“抗属光荣”“劝郎归队”的口号。在宣传内容上，注重前方胜利消息的宣传，如一举解放开封及山东战场的伟大胜利等；回忆蒋军侵略时所遭受的痛苦，并与当前生活进行对比，教育群众翻身不忘八路军；阐明支持反蒋斗争是为保卫土地、保卫翻身利益，使群众认识到“归队工作是大家的事，咱不动员谁动员”*《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激发其参与运动的热情。

第二，注重把握群众动员的时机与节奏。中共一向非常注意对群众运动时机与韵律的把握，并视之为一种微妙的动员技巧。在土改中，该技巧就得到娴熟而有效的运用。同样，归队任务在群众中公开提出，亦需把握最佳时机。过早提出容易引起混乱，必须首先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形势教育和拥军优属支前教育，并认真检查生产救灾中对军工烈属照顾情况，使思想酝酿充分成熟后，适时提出归队任务。任务提出后，也需注意工作步伐与节奏，要首先培养动员觉悟较高的归队战士为典型，及时完成归队工作。就整个过程来说，思想酝酿期要长些，行动时间要短*参见《关于布置沂南沂中归队会议的报告》(1948年)，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21。。由此可见中共群众动员策略的成熟与动员技巧的精湛。而其在运动中表现出的对群众心理及变化规律的精准把握，并借机干预引导的能力，更是令人叹服。

第三，充分发挥家属及村内军属、荣誉军人的作用。早在苏区时期，家属在参军归队动员中具有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得到极致发挥，包括“叫青年妇女不与当兵逃回之丈夫同眠，反要严格驱逐。如遇逃回士兵，即号召全体儿童侮辱谩骂”*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1988年，第25页。。此做法虽有过激之嫌，但其充分认识到家庭压力在击溃逃亡战士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中的作用，意义深远。例如，在归队指示中，鲁中二地委就提出要“特别注意其家属动员的工作”*《今年春节工作指示》(1948年12月20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06-23。，向其说明我党的拥军优抚政策，提出逃亡犯法、归队光荣，并保证归队后不受处分，以打消其顾虑。另外，村内军属及荣誉军人有一定政治资本且可以现身说法，对逃亡战士也有一定说服力，一般容易被接受。例如，沂东县河阳区朱家井子抗属朱大娘说：“归队是应当的，这个开小差，那个开小差，咱部队怎么办？”这样，就在该村归队工作中发挥了不小作用。河村有几个对象比较顽固，后经农救会讨论教育，也用抗属力量去动员完成了*《沂东县委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9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14。。

第四，发挥各类群众组织的作用。乡村社会通过一批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众组织，逐渐把村民从宗族、血缘和地缘等共同体中“置换”出来，转而效忠于中共政权和无产阶级利益*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农会等各类群众组织作为中共开展群众动员的重要平台，在归队运动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例如，莒县陵阳区姜庄，归队运动开始后先在党内研究，后在农会中进行讨论，一步步引导群众思考“咱庄逃亡战士怎么办？”“动员他们归队”“跑了怎么办？”“叫他家属去找”“他家属不去找怎么办？”“咱们去找”等问题。通过公开讨论，群众在认识上达成共识，而且情绪非常高涨。见此情势，该村逃亡战士就表示：“这回群众都叫咱归队，大概不去不行了。”再如，在莒县沭西区任家庄，农会研究后分组去动员，看到群众发动起来了，九个战士都自觉归了队*《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这种情形，正如渤海一地委所强调：“必须先党内后党外把党员与群众真的从思想上发动起来，造成逃亡可耻，归队光荣的公正舆论，使逃亡不愿归队的战士到处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四面楚歌，没有出路。”*转引自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第333页。可见，群众力量的威慑力是任何个体都难以抗拒的，事实上大部分老百姓的革命参与是在革命洪流裹挟下的不自觉反应。以群体心理学来解释，集体的影响会使个人出现感情和意志的同质化，进而赋予群众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德志等译：《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页。。中共在革命动员中惯常以群众运动方式和注重革命强大声势的打造，或许正是源于对群体心理机制的把握和运用。

因此，通过灵活多样和细致入微的群众教育与动员，中共在解放区营造起“逃亡可耻，归队光荣”的浓厚政治氛围。在这种凛然强大的革命话语下，曾令基层干部倍感困扰和纠结的归队任务变得轻松许多。换言之，革命洪流的冲击力和集体潜意识的作用力极其强大，任何个体的意愿与选择都显得苍白无力。

(三)拥军优属工作中的偏差与纠正

作为小农经济社会的农民，长期以来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其“极大极小”(即以最小的风险与代价谋取最大利益)的生存策略*参见〔美〕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在这种意识之下，“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就不可避免，而土改利益的共享也成为此类行为滋生的温床。不参加革命集体行动就得不到好处的选择性激励，是摆脱这一“集体行为困境”的有效手段*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0—142页。。包涵物质性与精神性内容的拥军优属政策，正是发挥了这种激励作用。兵员逃跑和归队工作难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地方拥军优属工作不力导致这一激励机制失灵的结果。正如有文件指出：“过去人民和民主政府，对于八路军及一切抗日军队基本是拥护的，所以也做了不少的拥军工作，但是自流的，不普遍的，并且还存在有许多不够与不良现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69页。为此，冀鲁豫九地委在发给各县的通报中强调：要“把参军归队工作与检查过去的参军优抗，解决参军中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在进行每个工作中，始终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贯彻反对不正确的思想，树立正确空(风)气的精神”*《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第15辑，第26页。。

地方拥军优属工作不力，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是地方因长期繁重的公粮、田赋、征兵、战勤等战争负担，普遍存在经济匮乏和劳力不足现象，致使代耕、救济等拥军优属政策难以全面落实，地方干部亦是“难为无米之炊”；二是地方干部对拥军优属工作在直接支持战争、巩固部队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三是土改中“左”倾思想影响下对中农利益的侵犯。虽然“中农已经是生产与参军的主力，是支持自卫战争的人力物力的主要来源”*《坚决联合中农，防止错定成份，仅对地主假冒富农》，《晋绥日报》1947年5月1日。，但由于1947年黎玉主持的山东土改因“富农路线”遭到上级批判，“左”倾思想一度占据上风，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在山东各地愈演愈烈。这必然会挫伤中农的革命积极性，导致其对革命的疏离。例如，莒县邢家庄王某，本为中农，土改复查中被斗争，其父差点被打死，因此灰心从部队逃回家；孙某兄弟二人系富裕中农，复查中父亲被打死，结果兄弟相继逃离部队，而类似情形该村还有3户；商家庄中农牛某，复查中财产被斗光，其子也逃亡回家*《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从统计数据来看，该县逃亡在乡的战士中，中农出身的所占比例较高，且在动员归队中亦表现出相对明显的抵触心理。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这也是拥军优属工作偏差与战士逃亡和逃避归队之间因果逻辑的有力佐证。同时，“左”倾错误在解放区各项事业的深刻负面影响，由归队工作亦可窥一二。

对拥军优属工作偏差的纠正方面，莒县沭西区浮来乡的经验有效可行，成为上级宣传推广的典范。一是在归队工作的每一次会议(包括支委会、村干部会、农会及全乡群众“七七”纪念会)上，区乡干部均首先检讨拥军优属工作缺点及偏向，并研究以后如何帮助军属生产，使军属感觉生活有保障；二是在“七七”拥军节普遍组织群众性的烈士扫墓活动，并借机对群众进行实际拥军教育，使其明确拥军优属是每一个老百姓的义务；三是在麦收前后详细研究保证军烈属夏种夏锄的方案，以解除归队对象的后顾之忧*参见《莒县动员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8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2-01-0032-013。。可见，在动员中结合解决其本身现有困难，是打破其顾虑，促使其自愿归队的重要条件。例如，沂东县永太区高家屯高作海没有口粮，他提出这个困难后，村干部暂借一年穇子，他才安心归队*《沂东县委归队工作总结》(1948年9月)，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1-01-0055-14。。

可以说，山东解放区拥军优属资源匮乏的客观困难之所以能够迎刃而解，与基层干部的务实理念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及创造性方面的努力密不可分。归队运动也因拥军优属工作的助推而走上稳步前行的轨道。

(四)归队战士的后续教育与改造

地方成功动员战士归队后，并非意味着归队工作的结束。如果部队后续教育管理工作跟不上，则很可能因归队战士的再次逃亡而前功尽弃，导致归队工作的恶性循环，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因此，这一问题也引起山东解放区党、政府和军队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正如当时文件所指出的：归队战士与普通战士存在很大差异，也决定着教育管理方式的迥然不同。归队战士的一般性特点是：熟悉部队生活，对生活制度供给情况、领导方式等最为注意，容易挑出毛病，难以管理；对部队一般工作较熟悉且有战斗经验，对一些新任务、新号召亦较容易领会；逃亡后经过一段家庭生活，落后意识得到不同程度发展；脱离部队后，生活上或政治上都多少受过一些挫折(可借此启发其进步)。*《关于归队战士工作的指示》(1949年7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9-01-0002-2。这些特点仅是一般性的，每个战士因具体经历、认识能力、觉悟程度的不同而又具特殊性，因此应根据其具体特点施以不同的改造措施。

总体来说，归队战士的教育改造要注意下列几点：在认识与领导上，必须足够重视，决不能等同于普通战士去教育，否则必定失败；在教育方式上，必须克服急躁和生硬态度，要循循善诱和耐心改造，并坚定可以改造的信心。尤其是在具体改造措施上，要把握好几个方面：一是要深入了解每个归队战士的具体情况，如怎样逃亡、逃亡后情形及思想变化、当前思想状况等。然后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进行引导教育，譬如对部队领导不满的，要纠正领导方式；对地方不满的，尤其家庭困难及在地方上政治荣誉等问题，应协同地方及时予以解决；对前途悲观的，应耐心施以时事与形势教育。打破第一关后，才能逐渐地启发其进步性。二是对于个别归队战士不仅不以逃亡历史为耻，反以为荣，在新战士面前摆老资格，看不起新同志的情况，要坚决打压并引导其纠正认识，以扶植正气压倒邪气，避免影响部队情绪。三是要注重从政治上爱护和提高，有意吸收其参加各种群众性活动，如互助组、俱乐部、经委会、民运工作组等，发挥其一技之长，提高其积极性。四是在其思想有适当转机时，应该大胆提拔使用，一则可激励其本人，二则亦可影响他人。*参见《关于归队战士工作的指示》(1949年7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9-01-0002-2。

可以说，归队战士的教育改造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而山东解放区以极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中共军队思想建设的经验积累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四、结 语

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兵员逃亡问题不可回避。虽然对革命整体没有产生根本影响，但其流毒对革命肌体的侵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及所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恶劣影响，显然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虽不能止于至善，但在革命组织纯洁性和革命者忠诚度上，中共从来就有着高标准的追求。归队运动作为中共意欲以补救措施清除这一流毒的群众性运动，实质上也是乡村革命动员的继续和深化，因此也就更深层地触及乡村社会传统礼俗、道德秩序及价值观念，使革命理念与乡村意识的冲突与拮抗贯穿于归队运动的始终，也使中共的乡村革命动员能力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依靠比参军运动更为细致入微的思想疏导，更为成熟有效、推陈出新的策略技巧，以及游刃有余、张弛有度的运作机制，山东解放区在归队运动实践中进一步诠释了其堪称典范的革命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总之，革命旋律的“和声”中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诸多“杂音”，而放回当时的历史场域，并兼听兼顾，还原和再现“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也是史家应有的重要使命。

(本文作者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临沂 276005)

(责任编辑 左 滕)

更 正

本刊2017年第2期刊登了金冲及《对毛泽东传记多维写作方法的几点认识》一文，其中提到长期担任毛泽东护士长的何旭君，“何旭君”应为“吴旭君”。此特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Soldiers Returning Movement in Shandong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Zhang Hongyu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phenomenon of soldiers escape cannot be avoided, so that the work of soldiers returning became a routine work about CPC’s army construction. It originated during the Soviet Revolution period and matur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the Shandong Liberated Areas army mobilization is exemplary, but also extremely arduous task to return. In the face of open confrontations and various hardships, the Shandong Liberated Areas transformed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work styles of grassroots cadres, correc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mobilized the masses, and subsequently paid attention to education management so that the soldiers would rejoin the movement. This practice promoted the revolutionary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the CCP.

D231；K269.6

A

1003-3815(2017)-04-0102-14

*本文是2016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地方党史研究专项“山东解放区革命动员与农民理性互动研究(1946—1949)”(16CDSJ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