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革军委的由来及其与中央军委的关系

王 承 庆



·探索与争鸣·

中革军委的由来及其与中央军委的关系

王 承 庆

关于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及其关系问题，学界已有相当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有：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沿革》，《中共党史资料》第34辑；支绍曾：《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展概要》，《军事历史》1989年第6期；王健英：《中革军委的由来与演变》，《党史文苑》1995年第4期；李海文：《关于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苏长聚：《也谈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何立波：《“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关系探析》，《长白学刊》2004年第1期；岳智慧、崔鹏：《土地革命时期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沿革与最高领导指挥权制度的实行》，《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李明贤：《红军时期高级军事领导机构的形成》，《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陈伙成：《关于红军的十个问题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大多纠缠于机构名称的演变以及机构的人员构成等表面问题，虽然把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发展演变的简史梳理得比较清楚，但很少深入到领导机构的职能、权责以及作用的发挥等层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笔者只想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红军最高指挥权的流变为视角，谈些个人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革军委最早与苏区中央局同时诞生

中革军委，全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它是在中央苏区成立的直接指挥红军作战的最高指挥机构。因为处在革命根据地，所以才加了“革命”二字，以与之前在中共中央机关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相区别。中共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中革军委，是项英于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小布宣布成立苏区中央局的同时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大多数中共党史工作者对这个中革军委似乎并不认同，而只把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其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由毛泽东、朱德等签发的电文中，早就把苏区中央局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了。中革军委成立后，到真正担负起指挥全国红军的权责，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早在1930年8月下旬，鉴于全国苏维埃区域的迅猛发展，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就在中央总行委会议上“提议在赣西南苏区成立中央局……并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9月9日，周恩来又在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一个关于军事领导指挥体制的构想：将全国苏区划分为6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在中央区成立苏区中央局、临时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0、191页。

这实际上是一个将党政分开的领导模式，强调党中央指导政府，政府系统的中央军委指挥军队，党中央对政府系统的军委“也可指导”。在后来的实践中，中央军委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套班子两块招牌，即最高苏维埃军委同时又是党的军委。

9月30日，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苏区六大地域”概念，并就根据地问题提出：“在各特区成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各特区的军事最高的指挥机关，隶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会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才更便利于红军作战，集中力量以统一指挥……在敌人统治区域内的军委，主要的是指挥敌人区域内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军事通讯》1930年第4期。这样就正式提出设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组织系统的中革军委，与设在中共中央机关隶属中央组织系统的中央军委相区别，由隶属政权系统的前者统一指挥全国红军作战。

在这里，周恩来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关于“军委”的概念：第一个是在各特区成立的“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其实就是各“特区军委”，它是各特区的“军事最高的指挥机关”；第二个是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当时把它简称为“中央军委会”，负责统一指挥全国红军作战；第三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军委”，可以理解为设在上海中共中央的“中央军委”，主要负责“指挥敌人区域内的军事工作”。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肯定了“六大苏区”的划分，指出：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接着又说：“在苏维埃政权中，军事指挥系统应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下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31、432、440页。这里所说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其实指的是一个机构。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中又说：“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即项英)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82页。这里的“中央军委”就是之前所说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并没有严格地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简称为“中革军委”，而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央军委”。因此，现在一些学者纠缠于“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这两个简称的区别及其关系问题，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1931年1月15日，项英在中央苏区宁都小布宣布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暂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第622页。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受苏区中央局领导。这个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当时就被简称为“中革军委”，如中央局成立的次日，即1月16日，朱德、毛泽东在《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分散筹款的命令》中明确指挥位置时，就说“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仍在小布”*《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之后由毛泽东、朱德签署的电文中，经常将这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或“军委”。

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被撤销。红一方面军实际履行最高军事指挥职能的机构是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为了加强全国红军的政治指导，在中革军委内设立总政治部，同时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23页。。这样，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成立后，实际承担起红一方面军政治领导的权责。

中革军委成立后，在名义上负责指挥全国苏区的红军。但因朱德、毛泽东还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委，经常在前方指挥部队作战，这样就造成在后方的中革军委在事实上只有项英一人，“除发布口号通令外，在工作上没有建立起来”*《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这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仍然存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主持，主要负责中共在白区的军事工作，以及对苏区中革军委、各主力红军作战等重大决策的指导，但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在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宣布成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于1月30日决定：由周恩来、陈郁、温裕成、王云程、艾逸之、聂荣臻、陈赓7人任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大事记》(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可见，这时在上海的中央军委与在苏区的中革军委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之间属于指导关系，但并不构成领导和指挥关系。

二、第一次全苏大会成立新的中革军委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会议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8页。紧接着于11月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红军问题决议案》，委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指定最高军事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红军总司令，管理红军的给养与组织以及军事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800页。。

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宣告成立的通令：“根据第一次全苏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以朱德、彭德怀、王稼蔷、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盛荣十五人组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该会主席，王稼蔷、彭德怀为该会副主席，王稼蔷为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82页。正如聂荣臻所说：“到1931年1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57页。至此，中革军委在法理上正式成为红军最高指挥机关。先前由项英宣布成立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下的那个中革军委也就不复存在了。

新的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总军医处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由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改编组成，叶剑英任部长。因而，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领导机构即奉命撤销，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辖。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编有作战科、侦察科、交通科、动员科、教育科、管理科等，担负全国红军作战指挥权责，但实际上主要负责中央红军的作战指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的通令》规定：“今后，关于各级军事机关中各工作部门的建立，经常工作的进行，及相互间密切的联系，都应该立即建立起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中各级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机关在正确关系之下，要有经常不断的各种报告与指示”；同时“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各直属军对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各种报告，“在今后必须要严格地进行”。*《朱德军事文选》，第82、83页。这就是说，中革军委作为全国红军的战略指挥机构，它对作战部队的军事指挥是通过方面军(集团军、直属军)指挥机关来实现的，因而迅速建立起军令的畅通管道就成了当务之急。为此，11月29日，刚成立的中革军委即发出关于改用新号谱的《通令》，指出：“号音，就是一种号令”，“我红军的号音，一向与国民党军相同，战争之际，在战场指挥军队，除用传令外，差不多完全用号音。可是号音一奏，彼此都知道，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红军要使用新的号谱，以与国民党军队相区别。《通令》要求：“在十天之内，定出各种新的号音，印发全军”；各部队“必须于三个月内完成”训练，熟悉新谱，下次作战即在战场使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12月9日，中革军委又发出第一号训令，要求红军各部迅速收集上送各种军事教育计划与教材，以便审查修改后正式颁布，使红军有统一的、适合自己情况的教育计划与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总参谋部·大事记》，蓝天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新的中革军委成立后，对统一全国红军的领导指挥权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5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部队与地方党和政府关系问题的训令》，规定：军区的“一切行动应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但不违背上级策略的决定，还应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指导”；军区所属之部队，在军事行动策略上，同样应接受驻地党组织和政府的指导。*《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第273页。不过，中革军委虽在名义上领导全国红军，但由于指挥手段等因素的限制，实际上只能对中央苏区红军实施有效指挥。其他独立苏区建立的红军，则由设在各苏区的中央分局或省委、特委及其军委领导和指挥。例如，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就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军委领导和指挥，不过在名义上“均应受中央苏区政府及军委会指挥”，即“军事系统上，中央革命军委会或红军总司令得直接指挥第四军及独立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87页。

三、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曾专门做过研究和辨析。*参见李海文：《关于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苏长聚：《也谈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这种辨析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前提：中革军委是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而中央军委则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由此，他们进一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军委，而后者则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军委。其中，有些学者往往只把1931年11月第一次全苏大会上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而把同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苏区军委”，以示区别。*李明贤：《红军时期高级军事领导机构的形成》，《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问题是，这种简称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的简称，还是现在的人研究时所作的简称？显然这种区分会造成更大的概念混乱。以至有学者一见到“中央军委”就以为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甚至得出“从现存的档案材料推断中革军委是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中央军委至少存在到1935年秋天”*李海文：《关于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之间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的结论。而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其忽视了在其所见到的档案材料中的“中央军委”，特别是1932年以后的“中央军委”或“军委”，其实就是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而原先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已经合并于中革军委了。

就“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这两个简称来看，虽有一字之差，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经常混用的。例如，1931年1月15日，项英在苏区中央局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到1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电文中就将新的机构简称为“中革军委”。同年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成立编辑委员会的通令，其中也指出：“中央军委决定在本会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希望各级机关迅速传达，以后投篇文稿可迅送中央军委参谋部为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这里就又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央军委”了。还有时候，又干脆简称为“军委”。正如聂荣臻所说的：“到1931年1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按理说，应为中革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聂荣臻的这段话，进一步说明“中央军委”、“中革军委”与“军委”在名称上并不能反映其本质上的区别，也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几个名称概念是经常混用的。

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为中革军委。同年11月第一次全苏大会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样简称为中革军委。有时，两者更简称为军委。上述均为历史事实。之所以重复成立名称相同的两个机构，主要是与机构组成人员有关，即“换人”的需要。这是中共历史上经常使用的一种调整班子成员的温和方式。当中革军委先后两次成立时，位于上海的中央军委还一直存在着。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中央军委就完全与中革军委合并办公了。所以，单就中央军委与中革军委这两个简称来比较，是不严谨的。实际上，这是后来学者们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而在名称表述上特意作出的仅体现在文字上的区别，并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因而没有太大意义。

(本文作者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 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 左 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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