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研究改革开放史

丁 龙 嘉



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研究改革开放史

丁 龙 嘉

笔者是经由研究万里、田纪云主管全国“三农”工作的思想与实践而踏上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之路的，近几年又在《泰山学院学报》主持“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栏目。有限的研究实践使笔者体认到：历时近40年、当下正在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社会大变动；其意义，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不可低估的；不同类别的人们都有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意愿；而与人们的需求相比较，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明显薄弱；改变薄弱局面的办法之一就是研究者要进一步开阔时空视野。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不会断裂的时间链。正由如此，借助历史认识现实，借助现实反思历史，借助历史与现实预判未来，成为人们惯常运用的方法。无疑，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也离不开这一方法。具体而言，应该从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从1949年至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其中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史，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当然，还应该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史。

为什么要从中国的百年近代史来认识改革开放史？因为百年近代之巨变的波澜余浪至今仍未平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尚未实现。又因为今天的改革，是与近代中国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改革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更高层次的改革；而这场改革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政党政治”中，经由政党革命走到政党治国的，这个政党“不是作为一个选举组织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而存在”*《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序一”viii页。。还因为中国在近代“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探索中又经过当代改革开放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述诸种最基本的最紧密的联系，决定了任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学者，都不能不从百年近代史着眼。

为什么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29年史来认识改革开放史？因为这29年是中共在大陆治国理政的开篇，而改革开放是其续篇。这前后两篇是紧密连接的，又是相互区别的。否定连接性，或以开篇否定接续篇，或以接续篇否定开篇，都违背历史的真实。否定区别性，同样违背历史真实。那么，接续篇同开篇是个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是纠正、继承、创新发展的关系。之所以是这样一种关系，是因为在开篇时间段，中共对“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正是伴随着对这两个最根本问题的搞清楚，才出现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改革开放史。试想，不从新中国头29年的历史来认识改革开放史，这个研究工作如何进行？

必须提及的是，在开篇时间段的末期发生了一幕历史悲剧——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史同改革开放史的关系，还是邓小平说得好：“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从这一观点引申开来，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任何企图绕开“文化大革命”史而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观点和作法都是非科学的。

为什么要从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来认识改革开放史？因为事物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存在和沉淀，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显现真相和性质。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来说，中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改革，虽然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取向的，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却经过了14年的时间。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最终解决了关于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专有属性的问题，确立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召开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当时人们并没有对这一原则提出疑问。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人们这才意识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相对忽视了公平。在整个社会对公平的诉求和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中共十七大则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认识过程，表明了研究改革开放史，要注重从当下实际情况进行反思。

与时间共同构成世界的是空间。在地广人众的中国，不同的区域，由于自然地理的多样性，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加之现实中治国理政者素养的非一致性，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不同区域的改革开放各有具体路径和特点。所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必须研究区域改革开放史。

因为历史特点最容易在转折中显露出来，所以研究区域改革开放史尤应关注转折时间段的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史中，有三个大的历史转折时间段，那就是：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城市为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第一个转折时间段；从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至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第二个转折时间段；从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当下，为第三个转折时间段。

在第一个转折时间段的改革开放之初，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改革开放趋向、力度、路径是不同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四川、安徽和广东。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曾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段话表明，四川、安徽两省是改革的先锋，具有示范作用。实际上，在开拓前行的过程中，两省农村改革的路径并不尽相同。四川推行的是按组承包土地，“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即包产到组，劳动者在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下并没有产品支配权。安徽推行的是每家每户承包土地，把产品“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即包干到户，劳动者在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下具有部分产品支配权。显然，获得部分产品支配权的劳动者更有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在同一次谈话中又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决定先搞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是一派兴旺气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邓小平的这段谈话表明，广东是对外开放的先锋，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经验。

正是由于安徽的包干到户和广东的对外开放驱动起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故笔者称之为“双轮驱动”。

在第二个转折时间段，山东省与其他省、市、自治区相比较，具有鲜明的特点。

在中央于治理整顿之初着力解决“投资热、开发热、房地产热”等经济过热问题之时，中共山东省委强调从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搞一刀切”，不左右摇摆“扭秧歌”，切实做到冷热适度，杜绝了经济大起大落，确保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好势头。

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之时，中共山东省委要求多做工作，稳定大局。在最为混乱的五六月份，工业生产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平息政治风波后，山东省委提出“三个不动摇”，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实质上是坚持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同时，省委还提出“两不变一不收”，不久扩展为“五不变一不收”，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厂长负责制不变，企业承包责任制不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不变，流通领域的‘三多一少’体制不变；已经下放的权力，除中央明令改动的以外，省里不再收回”，实质上是坚持1989年之前改革的制度性成果不变。

在1990年和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中，山东正确处理整顿、深化改革、稳定大局三者之间的关系，把继续解放思想、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作为稳定大局的重要举措。这两年，山东的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

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山东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破除“左”、旧、小(生产)思想观念；学习和借鉴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成功经验，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到1993年，提前七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上述四川、安徽、广东、山东的改革开放史的部分特点表明，要科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就必须解决改革开放史中的“地理问题”，亦即必须重视研究不同区域的改革开放史。

时间与空间，永远是史学研究者驰骋的天地。史学研究者的眼中有多大的天地，心中就有多深的感悟，笔下就写出多重的历史。愿我们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更邃密的思想理论，书写出更多彩的中国改革开放史。

(本文作者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济南 2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