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进程中的一个创举——纪念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周年

齐卫平

一、思想上的革命：学习运动与整风运动

一般地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以1942年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讨论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以下简称“四三决定”)为标志，这场运动也因毛泽东提出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而得名。然而，就它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发生的作用而言，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又并非单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所能代表。笔者认为，将延安整风运动前前后后联系起来看，它不只是一次党内教育活动，更是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一直延续到40年代前半期党的思想建设的过程性事件。毛泽东曾说：“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因此，将延安整风运动视为党的历史实践中思想革命的一个重大事件来认识更为深刻。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学界有很系统的研究，成果颇丰。诸多研究中，对延安整风运动发生的背景阐述十分详细和清晰，笔者完全赞同，这里不再赘述。从延安整风运动发生的背景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即它是党中央到延安后开展思想建设的延续性结果，此前开展的学习运动是整风运动的先导。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虽然有标志性的文献，但它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杨尚昆就不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四三决定”作为标志，他在回忆录中说：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②《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这样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1942年正式开展的整风运动基本精神确实与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有关，当时党中央在部署开展整风运动的文献中，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这里不拟讨论“开端”的问题，杨尚昆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缘起的重要启示。

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党内已经在开展一场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缘起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的学习号召。他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党中央很快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学习运动首先从延安在职干部开始。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活动拉开帷幕。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着眼“建设大党”的要求，就学习运动作了详细的阐述。1940年1月3日和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首先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并建议“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 “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转变党的作风”、对近百年的中国史进行综合研究、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等具体建议。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成立高级学习组，侧重研究党的历史；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引出了整风运动的主题，标志着学习运动向整风运动的转变。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参加《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讲话中说：“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181页。于是就有了“四三文件”的诞生。整顿三风先是在延安范围开展，从4月到6月短短3个月内，延安参加的人数达10098人。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30页。6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将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全党。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26页。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再用一年的时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要求各地“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78页。。由上可见，从事件的过程看，延安整风运动绝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活动，它延续了从1938年底开始的党内学习运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动议就是产生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活动的推进过程之中。从发展过程看，先是一般在职干部学习活动，然后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再后是延安地区干部整风，最后发展为全党整风。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是学习运动的延伸，是将学习运动转换成为党的建设方式的一个创举。自1921年以来，虽然在繁忙的实践中党始终重视加强自身建设，但像延安整风运动形式的思想革命还没有过。以后的实践表明，延安整风运动总结的党的建设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其科学性的价值得到事实的检验。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

从1938年底开展党内学习运动到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贯穿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在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之后，进一步解决思想路线是非问题的体现。

与到达延安之前的情况相比，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丰富得多，对国情的了解也深刻得多。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却还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障碍。尽管革命遭遇曲折的教训明显摆在面前，党的思想路线分辨上的是是非非依然有很多纠结。例如党内有一批在苏联受过马列主义知识系统训练的领导人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党内对中国“山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持有怀疑。毛泽东从30年代起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揭示了党的建设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究竟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安整风运动揭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命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上，一些建党的早期活动家如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就曾意识到，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党成立后的初期革命实践中，区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注意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确定统一战线策略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表现。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在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于少数领导人的头脑里，因此行动上没有进入“自由王国”状态，事实上的表现就是以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规定中国革命的实践路径。党内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升为一种鲜明意识的是毛泽东。

1927年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迫将革命转向偏僻农村，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正是在这个实践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渐萌发。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大约形成于1930年。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9页。从标志性的文献看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不能“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正确的路线政策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思想表达。这个思想明确的表述是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写发刊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对党创建以来的历史进程、党的建设基本问题以及经验进行阐述和总结。1941年5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5页。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在毛泽东个人头脑中已经十分鲜明地树立起来。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不由毛泽东的个人意识转化为党的集体意识，就难以成为全党的行动。对于毛泽东来说，怎样使他的这一个人意识成为党的集体意识，需要借助于有效的形式。最简捷的形式是通过文件的政治传播方式，向全党传递意识导向的信息，以统一全党的思想。这种方式并非不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经常为党所采用。但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表明，这样的文件即使能够产生，也不可能有效解决分歧，形成全党共识。换句话说，用文件的政治传播方式做不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毛泽东的个人意识转化为党的集体意识。这从一定角度看也说明了当时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的难度。杨尚昆认为，假如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全党思想统一不了”③《杨尚昆回忆录》，第215页。。延安整风运动的价值体现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个人意识向全党集体意识转化的一种有效形式。

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得到大力宣传。毛泽东指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93页。周恩来提出动员党内外干部讨论“尤其是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问题”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339页。。1944年7月董必武撰文指出：“须知党在二十三年来的成就，正是因为马列主义中国化有了逐渐的进步之结果，特别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更为显著。”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6页。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对毛泽东思想的详细阐述，代表了建党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3、336页。这些阐释反复向全党散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当时一些党内领导人在谈体会时都深切感受到，延安整风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体意识的形成。1942年任弼时在笔记中谈自己参加整风运动体会时说：“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的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642—643页。1943年3月27日，张闻天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很久的时期内，简直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只有经过许多牺牲与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许多次的指出以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于是去年毛泽东同志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号召，才得到全党有力的相应”。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193—194页。任弼时、张闻天都是老党员，又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锤炼的资深中央领导人，他们这样的体会很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的个人意识转变为全党意识，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

三、走向政治成熟：领袖认同与思想认同

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将1927年以前的历史阶段称为“党的幼年时期”，并以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和刚进行三年抗日战争阶段的经验积累来揭示党的成长过程。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延安整风文献资料提供了几个基本判断：第一是已经成为一个“大党”；“它是经过长期锻炼的，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806页。第二是“准备胜利的党”，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展现，要为实现全国执政做好准备。第三是完全自主的政党，具有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这表明，它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党，走向政治成熟是必然要求。

树立核心权威是一个政党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共七大之前的六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担任了五届总书记，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形成具有权威的领导核心。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几经变换，也没有形成核心权威。从这个角度看，1935年1月遵义会议意味着党进入领袖选择的过程。从这次会议作出的机构调整和高层领导人改换，以及共产国际方面有关中共领导人的建议，都可以说明党中央核心权威的形成需要选择一个领袖。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形成的标志。值得指出的是，“领导”与“领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作为核心权威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树立。事实表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威曾受到多次挑战。1937年3月，刘少奇在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17页。刘少奇这个话显然是针对王明争当领袖而讲的，但也可以说明，遵义会议后党内对于领袖选择的问题没有解决。

遵义会议后，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争取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支持。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您应当告诉大家，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就不要再争了!”当时，共产国际已经作出决定，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的事务，对中共领袖选择发出的指示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并无强制性作用。俄罗斯档案资料表明，共产国际虽然对曾经信任和青睐的王明感到失望，但转为支持毛泽东并非表明对其思想路线的认同。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做报告说：“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④《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179页。可见，共产国际尽管认同以毛泽东为领袖，但对中国革命仍保留着一贯的偏见。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的报告中，使用的是“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提法。延安的报纸杂志上以“领袖”称呼毛泽东是在1940年以后。查阅资料发现，首先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是王明。该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其中说到毛泽东是“公认的领袖”⑤王明：《学习毛泽东》， 《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但在前面加了“在党的工作中”的限制词。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①张如心：《在毛泽东旗帜下》，《解放周刊》第127期。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话，那么，进入40年代后毛泽东的全党领袖地位开始得到认同。

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领袖选择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党的领袖选择中脱颖而出，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实践具体经验基础上的历史选择。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党领导革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波折，遭遇了巨大的失败，为两条不同思想路线和革命路径的比较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在血的惨痛代价下，失败与成功两种结果的鲜明对照，使“左”倾教条主义指导的错误印证了毛泽东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道路的正确。然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绝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结果。成败可以论英雄，但只是建立在成败基础上的领袖地位绝不可能牢固。党对毛泽东的领袖认同是与思想认同紧密相连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这样一个领袖认同与思想认同相统一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初，在以“领袖”称呼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 “毛泽东旗帜”等概念也同时开始出现。一旦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成为全党的共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也就水到渠成。1945年5月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精辟概括，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③《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5页。中共七大党章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科学定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收获，延安整风运动体现的对毛泽东领袖认同和对毛泽东思想认同相统一，标志着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程的第一次飞跃。

四、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中的历史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毛泽东当年评价它是“是做一件建设党的事”。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社论称：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232、208页。。这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党的建设。延安整风运动是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很好的经验性素材。

第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建党经验突出表现在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把握上。实践产生经验，经验显示规律。总结革命实践经验贯穿于延安整风运动全过程，整顿三风的主题思想是从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针对的是党20多年历史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成于革命实践的经验概括。这样的经验总结不仅表明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意味着对党的建设规律把握的提升。从党的建设规律把握看，最为重要的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化的认识获得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说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旗帜树立起来，更主要的是一种救国新思想新方案的“拿来主义”式搬用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革命实践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科学化建党的思想武装。与建党时期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基本原理的传播介绍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更侧重它的科学价值。党的领导人强调：“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展了的科学” (张闻天)；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201页。“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朱德)；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第536页。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毛泽东)。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这些从科学价值意义上定位的马克思主义认知显然超越了建党时期的水平，是对党的建设规律把握的提升。

第二，创造性思维使科学精神植入党的建设之中。毛泽东是最早将党的建设与科学化联系起来认识的中共领导人。1929年12月他就在起草的党内决议中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930年他又倡导“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116页。从毛泽东当时提出问题的角度看，针对的就是党内离不开马列“本本”的教条现象，他认为，这是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的保守主义。毛泽东正是秉持这样的观念，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将创造性思维与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突出科学化的精神。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180页。延安整风运动本身就是创造性思维运用于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319页。，它使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的轨道，科学精神成为党的建设健康发展的保障。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6页。

第三，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融为一体，使党的建设具有的工程意义得到充分体现。政党发展总是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的建设史。然而，在革命年代的残酷环境下，党的建设受到很大的限制。1939年毛泽东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提出来，第一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建设思路。从党的建设树立科学化价值取向看，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基本格局。这三大建设将党思想武装的科学性、组织发展的科学性、工作态度的科学性统一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毫无疑问，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党的历史实践中思想路线是是非非的问题，但它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⑧《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7—208页。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党在思想建设中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组织建设上，提出了“党的支部应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大力培养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的干部等重要思想，在党支部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领导机构、基本任务、中央与地方党部的关系等方面形成完整的理论；在作风建设上，提炼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⑨《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运动创造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布局，以紧密联系的内在逻辑关系使党的建设工程特征得到充分显示，留下了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