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通俗读物、影视作品亦应准确把握史实——以陈云在长征期间的任职为例

王 杰

王 杰

近年来，一些党史通俗读物、影视作品很受群众欢迎，在引导群众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些党史通俗读物和影视作品存在一些史实错误，这就误导了群众对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理解，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文以陈云在长征期间的任职为例，阐述党史通俗读物、影视作品准确把握史实的重要性。

一、关于遵义会议期间陈云的党内职务

遵义会议留存于世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极少且传播范围有限，以至关于遵义会议决定的若干重大事项及其间的有关问题，至今各执一说。遵义会议期间陈云的党内职务问题即其中之一。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说，在社会上流传时间长，影响较广。虽然2002年国内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的博士论文《陈云》明确陈云是参加长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央电视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播出的电视剧《陈云出川》和2006年10月播出的电视剧《长征》也都确认，长征期间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由于外国学者和电视剧矫枉的权威度有限，并未动摇“政治局委员”说。如2006年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领袖故事》丛书《陈云》，在“参加遵义会议”一节中，仍断然肯定：“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①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 《陈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的说法不错，但既不准确，又有悖常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然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政治局委员”说并不错。但按照常规，介绍出席会议重要人物的职务，当然首选最高职务，并无去高低两头而留中间惯例。“政治局委员”说，恰恰对参加遵义会议期间陈云的党内职务的介绍，取去两头高低而留中间的做法。这不仅涉及介绍陈云党内职务取舍失度，而且关系确定参加长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究竟几人、及具体为何人史实，当是此段党史之大事一件。

那么，遵义会议期间陈云是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年谱》上卷，遵义会议前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经历：1932年3月14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刘湘 (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和鲁琛 (卢福坦)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陈云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总党团书记；康生兼任中央职工部部长。”②《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122页。1933年1月下旬，陈云“同博古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中华苏维埃首府瑞金。到后出席博古主持召开的一个中央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苏区中央局 (六月改称中央局——编写者注)，陈云成为成员、常委”③《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第145—146页。。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 (也称中央书记处——编写者注)。陈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①《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第158—159页。查阅《陈云年谱》及《陈云传》，并未见有开始长征之前，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变更的记载。由此推断，陈云是参加长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无疑。此其一。

其二，现存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以下简称《传达提纲》)，传达的决议之第三项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陈云年谱》上卷又载：“1935年1月下旬，在遵义会议之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③《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第174页。从时间和工作延续上看，这显然是《传达提纲》所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继续和落实，印证“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具体内容之一。

《陈云年谱》上卷同一页又载：“1935年1月28日……晚，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会议，……会后，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④《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第174页。若按“政治局委员”说，陈云以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即认定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在军情紧迫并突然之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是很难集齐政治局委员；二是政治局委员并非“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显然陈云以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主要领导人”会议，既不符合特定环境，也与理不通。“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当是政治局常委。显然，陈云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的。

其三，《传达提纲》的记载十分明确：“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⑤《陈云文选》第1卷，第43页。“毛张陈”乃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之简称。

确凿的史料证明，陈云是参加长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遵义会议期间陈云的党内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关于陈云在金沙江渡河司令部的职务

军旅作家王树增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长征》 “渡过金沙江”一节时，不知何故，只讲渡河司令刘伯承，而未提陈云。据确凿的史实，渡金沙江时，陈云任渡河司令部政委，是主要指挥者之一。电视节目受众面宽，正负面影响都很广。故尔，确有必要补证史实以予矫正。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所作《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讲到渡过金沙江时说：“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渡江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指挥。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⑥《陈云文选》第1卷，第15页。此文注释29注明：“当时陈云担任渡河 (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云年谱》上卷明确记载：陈云1935年“5月3日，随军委纵队抵达金沙江边的皎平渡，被任命为渡河指挥部政治委员，负责在南岸指挥部队上船”⑦《陈云年谱 (1905—1995)》上卷，第180页。。

陈云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廉臣”所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说：“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⑧《陈云文选》第1卷，第74页。陈云当是《见闻录》所说“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见闻录》对渡河全局部署、指挥了如指掌，具体组织情况记载详细入微，非有指挥组织全局者亲历，不能详知其间细节。比如：“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军所可及。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①《陈云文选》第1卷，第74—75页。

陈云作为渡江司令部政委，对亲历指挥渡江感情笃深，为后来建立的皎平渡红军长征纪念碑和纪念馆，题写了纪念碑碑名。

目前，类似于陈云在长征期间任职的一些史实错误，在党史通俗读物、影视作品中亦不属罕见。这就需要编辑撰写此类作品时秉持对历史和群众负责任的态度，有关部门也应加强审核把关，以更好地发挥通俗读物、影视作品在党史文化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