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

邢 和 明

·探索与争鸣·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

邢 和 明

“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 “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再探讨

学术界对 “二次革命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它的来源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提出 “二次革命论”是受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①张旺清、罗玉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 “二次革命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或者说，“二次革命论”来自共产国际②于丽：《陈独秀的 “二次革命论”新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有的学者认为，陈独秀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国民党的排挤，才发表了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③崔学明：《共产国际与 “二次革命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还有的学者认为，“二次革命论”在1923年是根本不存在的，充其量陈独秀只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④苗体君： 《关于陈独秀的 “二次革命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等等。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不够全面。另外，学术界对 “二次革命论”在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可取之处，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关于 “二次革命论”的研究，笔者曾发表过 《“二次革命论”与 “革命两步走”理论之比较研究》和 《陈独秀 “二次革命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两篇文章⑤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3期和2003年第3期。。现在看来，文章对有些问题论述得还不够深入，有些看法也不够全面。因此，本文拟就以上几个问题再进行一次探讨。

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问题

研究 “二次革命论”，不能只限于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如果以此作为背景来研究，那就很容易把 “二次革命论”产生的根源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而且也容易割断陈独秀早期和晚年思想的联系。其实，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已经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就包含了后来被称为 “二次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二大以后，陈独秀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将其发展成为 “二次革命论”。到了晚年，陈独秀对 “二次革命论”又作了进一步论述。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论述，最早见诸于1922年6月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陈独秀在文章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他把中国经济状况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城市的手工业；三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此相适应，中国政治状况也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国内军阀的扰乱；三是政党的萎弱。①《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85页。总的来说，这种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这样的分析，陈独秀认为，这种经济及政治状况决定了 “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而且，“第一段争斗”又是中国人民目前 “急切要的工作”，“一切劳苦群众也都应该加入”。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85、186页。陈独秀提出中国应该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对于此前党内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及时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相反，陈独秀在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状况时却认为，“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85页。。这就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嫌疑，表明陈独秀在提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就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这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中的消极方面。正是这种不正确的认识，表明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观点在提出之初就没有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从“二次革命论”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这个时候它已经初显端倪了。

二大前后，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这是论述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一个中共中央文件。7月，陈独秀参与起草了中共二大宣言初稿。宣言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认清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的作用是不应该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陈独秀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却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他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民主革命成功后，应该建设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由 “民主派掌握政权”。那么，民主派又是指谁呢？陈独秀说：“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④《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334页。可见，民主派就是指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基本上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让国民党掌握政权，实际上就是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把个人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写进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这使二大在阐述革命领导权和政权问题时受到了陈独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革命政权是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前提条件，就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来看，二大前夕以及二大本身还不可能解决好这一过渡的前提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探讨和解决。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1923年4月，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2月，他又写了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与二大期间相比，这个时候，陈独秀已经非常明确地把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他提出，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应该成为 “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6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阶级基础，它的胜利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研究 “二次革命论”，不能仅限于陈独秀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只是那个时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观点，不能代表 “二次革命论”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陈独秀在很多文章里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都作了阐述。而且，陈独秀从提出这一理论之后直到晚年，对中国革命发展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没有改变。1926年7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的执委会上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是 “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发表的《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其思想观点与1923年的两篇文章一脉相承。在这些文章里，陈独秀对 “二次革命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例如，1938年7月，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的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对中国国情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认为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并由此断定，“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③《陈独秀文章选编》 （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17页。。他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 “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 ‘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1页。。

从 “二次革命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如果把 “二次革命论”产生的根源完全归结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大革命的策略方针，那就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二大之前陈独秀在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前途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不够正确的认识，而且在晚年，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这其中的真正原因，应该从陈独秀的思想方法上去寻找。

二、如何看待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存在着一个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与俄国的苏汉诺夫一样，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潭，这才是他提出 “二次革命论”的真正原因。从这个方面来说，陈独秀不是一个合格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陈独秀虽然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之后，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越过这个阶段走向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将依次经过五种社会形态。陈独秀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与马克思的划分没有太大的出入。他认为：“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人类社会这种进化历程，“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87页。。这几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推进是一种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54页。应该说，陈独秀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则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

20世纪初，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俄国各政党曾产生过争论。苏汉诺夫从1918年7月到1921年8月，用三年时间写下 《革命札记》，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1923年1月，列宁在病中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对苏汉诺夫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苏汉诺夫这些改良主义者根本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亚欧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修正 （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对此，列宁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不过，也不能说陈独秀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问题。他曾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分为两种形式，即循序的进化和跳跃的进化。所谓跳跃式进化，一是指日本跳过了陶器时代，二是指俄国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三是指部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跳跃式进化。由此看来，陈独秀所说的跳跃式进化绝对不是指中国社会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几个例子。1926年9月，陈独秀在 《我们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说：我们“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4页。。1938年7月，他在重庆民生银行发表讲演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 （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7页。但是，中国既然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也就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所以，中国不能跳越资本主义阶段。同年8月，他发表的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所以，陈独秀认定，“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35、636页。

陈独秀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泥潭，正如列宁批评苏汉诺夫等改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775页。陈独秀就是教条式地理解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而不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苏汉诺夫是俄国孟什维克派代表，而陈独秀的 “二次革命论”则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孟什维克。⑦《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0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1847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作了这样的论述：在英、法、美、德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当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1920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指出：“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一个国家必须首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产生出大工厂和大宗财产所有者；工人必须集中在城市里，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②季诺维也夫： 《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1922年1月，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再次指出：“中国、朝鲜、蒙古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因此，它们现在不可能跳越几个阶段。它们目前处在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这是很自然的。”③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第252页。恩格斯的论述和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对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所以，他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客观条件时认为，“共产自由的社会，必须是工业的富有的，不应该是农业的俭朴的”，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47页。而中国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很幼稚，所以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他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能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7页。。到了晚年，陈独秀依旧坚持认为，“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然而，在中国，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工业化还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7、618页。

陈独秀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从中国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社会主义的建立要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但这并不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的和始终不变的思想。到了晚年，他们认为，工业落后的地区也会产生革命形势。1884年，恩格斯在对比分析德国和英、法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0页。1923年1月，列宁在批评苏汉诺夫时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 “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不应该以此为借口，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形势，使它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可以把社会历史发展顺序颠倒一下，即不应该像西欧国家那样，先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 ‘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⑧《列宁选集》第4卷，第777页。

同样，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搞革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可是，陈独秀做不到这一点。他坚持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改变小生产的落后状况，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等这些条件具备之后，中国才能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发生，无产阶级能否夺取政权，除了看是否具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外，还要看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成熟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有先进思想的武装，二是有先进政党的领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已于1921年7月诞生。这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准备程度已经成熟，并且登上了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对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首先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等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之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直接夺取政权？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指出：“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①《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0页。。可见，像中国这样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在革命形势已经具备和自身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夺取革命政权，等到条件成熟时再通过这个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惜，陈独秀没有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 “工人阶级的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倡导可以发生的”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9页。。他不主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夺取政权，而是认为 “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3页。。陈独秀在主观意识上表现出的这种宿命论，导致了他在实际斗争中消极退让，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和政权。

人的认识来源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既然如此，“二次革命论”的来源问题也应该通过哲学方法去解决。也就是说，应该探讨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维方法。陈独秀在得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应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论之后，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教条化的理解，片面地用经济发展程度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断然分开，轻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准备程度，完全束缚于物质决定论，忽视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他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因此而演变成 “二次革命论”。

三、落后国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

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是 “二次革命论”的核心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早期曾沾染过民粹主义色彩。但是，他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之后，在晚年又批判了民粹主义。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来讲，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从客观实际来讲，它符合中国生产力落后这一国情。所以，从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二次革命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论述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它把利用资本主义与中国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看做是一回事，这又是不正确的。

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到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1922年以前，陈独秀并不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相反，他主张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当时，张东逊等人以中国经济落后，农民占大多数，工人很少为由，认为中国还没有资格讲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经过资本主义来发展工业。对于这种观点，陈独秀给予了反驳。他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罪恶深孽，而且在西方国家已经没落了，所以，中国发展工业，当然不能采用这种生产方式。1920年12月，陈独秀在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信中说，如果认为中国开发实业一定要利用资本主义不可，那就难免让人讥笑。他认为，中国不能采用 “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的方法，而应该 “排斥资本主义”。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5、56页。1921年1月，陈独秀在 《社会主义批评》演讲词中还说：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2页。。陈独秀的反驳，没有考虑到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只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不好，这种批判 “实际上沾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③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但是，陈独秀在认识到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应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他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反对资本主义转向利用资本主义。从1922年开始，陈独秀在很多文章里论述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问题。1923年5月，陈独秀在广州高师演讲时阐明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集中，财产私有，社会主义是资本集中，财产公有。所以，只要把 “私”字改为 “公”字， “资本主义的立脚点”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91页。这表明，在发展中国经济的生产方式上，陈独秀已不再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了。1926年9月，陈独秀在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4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经过革命的洗礼，二是同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而主张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实际上，这种资本主义就是 “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陈独秀断言，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会“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4页。

关于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晚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俄国党内有一些人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 “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针对这种议论，列宁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 “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

列宁的上述思想对陈独秀是有影响的，陈独秀在不少文章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过阐述。当时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提出非议，张君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俄国废除私有财产不到两年，就允许私人买卖私人土地所有权，而且将国外的银行和资本家招到国内来，如此翻来覆去，不知道能否在科学社会主义的书本里找到公例？陈独秀依据俄国经济落后的客观实际对这种议论给予了批驳。1924年5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回答了张君劢的疑问。他说，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才能完全废除私有财产。俄国的革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玄学家，他们没有 “妄想一革命便能够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停止后，生产力又没有发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时候，“自然没有禁止私人买卖的必要”。他认为，俄国必须实行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才能废除私有财产，但这是 “非旦夕所能成”的，它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所以，在 “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的前提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如果“他们愿意积极经营”，就可以将小企业 “租给他们”。他还指出：“苏俄实行的经济政策，在社会革命之经济改造的过程上，正足以证明客观上的必然性，也正足以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想不同。”有些人主张革命胜利后应立刻消灭私有制，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与意义的缘故。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86、487页。

可以这么认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27年4月，陈独秀在 《答沈浜祈、朱近赤》一文中阐明了他的这种过渡思想。首先，陈独秀肯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其次，陈独秀认为，在这四种经济成分中，应该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制度，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此外，陈独秀还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如何，要由国家政权的性质来决定。他认为：“只有在工农及其被压迫剥削加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410页。

到了晚年，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甚至到了十分崇尚的地步，这从他当时的很多文章里可以看出。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演讲时说过，虽然资本主义有其自身的缺点和可怕的罪恶，但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以清除封建生产制度的缺点与罪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他还引用列宁的一句论述 “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来证明他的观点，认为中国更是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7、618页。前文已经提到，在中共建党初期，陈独秀对张东逊等人的批判带有 “民粹主义”色彩。但在晚年，陈独秀已经认识到民粹主义的反动，认为他们的思想观点没有现实性。陈独秀还说：“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陈独秀希望历史不要重演，中国 “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他呼吁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35、632页。甚至提出中国全盘 “欧化”的主张，要让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道德和文化统统走进中国来。④《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0页。

陈独秀从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出发，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陈独秀把利用资本主义与中国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同起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在一个国家里是不能并存的。1938年8月，陈独秀在 《政论》旬刊上发表文章说：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及财产关系，都截然不能混合并行”。于是，陈独秀的答案是，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等到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之后，再来谈论社会主义。他指出，只有当中国近代历史由 “半封建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⑤《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4、273页。尤其是在晚年，陈独秀更加坚定了这种认识。在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其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综上所述，从 “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来看，我们不能把它产生的根源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也不能仅仅认为是受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影响，而应该从陈独秀的思想方法上去寻找。另外，我们对 “二次革命论”还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理论，既要看到它不正确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合理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对 “二次革命论”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刘学礼）

A New Probe into Chen Duxiu’s Theory of“Second Revolution”

Xing Heming

The theory of“second revolution”was put forward by Chen Duxiu with regard to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produced a positive effect at the beginning．However，Chen Duxiu lacked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and committed the error ofmechanicalmaterialism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rxist tenets for solvi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in which was rooted his theory of“second revolution．”Itwas correct for Chen Duxiu to advocate utilizing the positive aspectof capitalism for creating necessarymaterial conditions for socialism but he was wrong to think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China to skip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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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15（2012）－04－01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