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从全新视角看社会动员的新作——简评《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

郭文亮

从朝鲜战争到九一三事件；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从“非典”事件到甲流风波……可以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灾史，就是一部党和国家不断经历、应对和战胜各种危机事件的历史。在一次次危机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仅凭党和政府的体制内资源并不足以战胜危机；面对危机，对广大民众进行科学有效的社会动员，以此整合全社会的力量，是成功解决危机事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在这些危机事件中党和政府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的？由唐明勇和孙晓辉两位学者撰写的专著《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以下简称《危难与应对》)(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一书，作为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动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正是探讨和回应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新作。

(一)在选题上巧辟新径，在全面、系统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危机事件的基础上，从社会动员这一历久弥新的视角出发进行阐述和论析

新世纪尤其是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对公共危机的研究在学术界逐渐升温，大量相关的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等学术成果纷纷面世。梳理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大多是关涉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而中共党史学科领域却鲜有涉及。《危难与应对》因应公共危机这一现实性很强的学术热点问题，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主角，深入探讨研究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危机事件，并通过社会动员这一新颖视角，系统性地研究党和国家在应对危机事件时的社会动员过程及其历史演进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反思历史教训，提出历史启示，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60年正好是一个历史循环的完整周期；以60年为周期，对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亦是总结历史得失的一个重要契机。本书恰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后不久出版，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历史起点，以宽宏的民族视野系统梳理了共和国60年历史上发生的有代表性的重大危机事件，从社会动员这一独特视角研究揭示了党和国家对涵盖自然、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典型危机个案的应对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对历史的启迪和对未来的展望。

(二)在史料上厚积薄发，在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件、报刊以及网络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论述

作为一部史学专著，必须要以丰富的史料作为系统支撑，而且要求作者具备扎实的史学知识和较强的理论水平，来进行对历史过程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危难与应对》这本专著在这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该书运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文件史料、报刊史料以及全新的网络资料，资料的准备及占有详尽、充足而又丰富。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长期以来关注并收集各大权威媒体对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以及国内外各方的相关评述，掌握了大量的报刊、网络、电视和广播等媒介的历史现场资料，这对研究这样一个现实性极强的课题是极端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突发性和群体性为主要特征的各种危机事件不断发生，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是一次次严峻挑战和考验，也是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和转折点。在与各种危机事件的应对中，成功的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武器。该书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党和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事件考验时，其传统的社会动员优势是何以可能并如何发挥其效能来应对这些危机的。这样一个问题必然涉及到多学科多视角的描述分析。对此，作者依托其平日学习研究的细心周致和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对所要说明和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阐释和论述，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是心理学方法在著作中灵活运用，使得对主题的探讨不断走向深化并得以升华，这在以往相关的研究成果中也是不多见的。

(三)在论证上力求严谨，采用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上升到理论高度展开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

作为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仅仅有史料的堆砌是远远不够的，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提炼，才能更好地体现一部专著的学术价值。《危难与应对》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全书的总体设计和构思行文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将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进行危机动员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基础上，将危机事件按照危机形态划分为自然灾害篇、社会危难篇和政治事件篇，精心选取每一类型的典型个案展开深入剖析。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分析、归纳、总结和提炼，从理论上对主题进行质的升华。

这种研究思路的确立及其运用从总体上提升了该书的理论高度，更促成了书中观点的创新。书中观点，既有作者对别人研究成果的成功借鉴，亦有自己激情洋溢的深刻体验和冷静客观的现实思考；不仅涉及到危机动员的个案本身，而且对政治、历史、党建和社会建设的若干方面，均有较新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非常广泛。文中一些属于作者原创性的鲜明观点也由此不断涌现，诸如：党的危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民主革命时期以军事动员为主到全面建设时期以政治动员为主，再到改革开放后以社会动员为主的历史嬗变过程；在危机事件时，党和国家进行的社会动员应定位为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手段，而不应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性内涵；展望未来，实现党和国家危机动员时代转型的主要思路应当力促民间发育、整合社会力量，革新动员观念、变迁动员模式，等等。当然，专著倘若能再深入探讨一下执政党的现代化与进行危机动员的思想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时再增加一些涉外方面、民间影响较大的危机个案考察，就会更为丰润和全面了。

(四)在思路上力求拓荒，在史料整理和理论研究相统一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危机治理和社会动员的具体个案提出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事件和有效动员社会的能力，既是党执政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考察其执政素质和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危难与应对》以“危难——困境——抗争——契机”为主线，以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现实个案和热点专题为依托，从社会动员的现代化层面和社会发动层面这一双重视角出发，全景式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历次重大危机事件的方方面面：既有对共和国历史及其规律的曲径探幽，又有对党和国家社会动员定位和功能的深层展望；既有对相关现实经验的总结探寻，又有对相关历史教训的理性反思；既有对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全方位解读，又有对国家动员体制历史沿革的清晰梳理；既有对当前危难频仍现状的深刻警示，又有对实现危机动员时代转型的前瞻思索……全书围绕危机动员这个中心娓娓道来，纵横捭阖，引经据典，精彩纷呈，展现出本书广征博引、兼收并蓄而又择善而用的特点。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人民群众对社会动员的参与要求和期望值不断提高，随着新世纪以来危机形态的不断变迁，从危机治理角度去研究党的社会动员机制，对成功化解当前各种危机事件乃至未来的种种危机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部现实性极强的史学著作，若要达到“好”的标准，还应该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依靠各族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在曲折的探索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身处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保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但绝不能盲目乐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党和国家而言，倘若没有生于忧患、居安思危的理念作支撑，如果形不成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气势，美好的蓝图就易变成空中楼阁，伟大的事业就可能虎头蛇尾。这样的危险一直存在。而这也正是该书想要告诉我们的历史启示。

(五)将危机事件和社会动员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一些缺憾和纰漏之处

研究新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在容易出创新意亮点的同时也会出现相关不足甚至纰漏之处，《危难与应对》在这一点上亦不能例外。这具体表现为：第一，理论深度不够厚重。事实上，无论是公共危机问题还是社会动员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西方后现代理论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全书对这些资源的汲取显得单薄。第二，史料梳理和统筹方面存在一定不足。表现在对具体危机事件的描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个性化的视角，造成对相关个案的评述缺乏针对性。第三，未能吸收最新个案进入本专著研究。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延续发展，该书对2010年发生的、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公共危机事件，诸如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没有论及。第四，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思路在学术上有待商榷。如，对危机事件的划分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权威划分没有统一，而且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缺乏应有的层次感；任何研究都不能全搞一家之言，该书在许多问题上的独树一帜固然值得肯定，但仍需详细论证，做进一步思考，如书中的分类思路相比公认的权威划分标准并不能令人全然信服；诸如对涉外危机事件这类如此重要的危机内容在书中是完全缺失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憾。

当然，瑕不掩瑜，该书的研究丰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危机事件进行社会动员的研究，对深化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更理性地看待和应对危机事件、更科学地发挥社会动员的时代功效，均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