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

陈金龙

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始于共产国际的倡议，经毛泽东提议确定7月1日为中共建党纪念日，1941年后建党纪念活动走向常态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举行纪念大会、发表纪念文章社论、开展文娱活动和基层组织、单位向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致贺电等形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建党纪念活动。中共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加强党的建设，表达党的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建党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显现和释放。

一、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由来与发展

中共成立后，先后组织了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八一国际反帝战争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诞辰与逝世日、孙中山逝世日等一系列纪念活动。但因时局和环境限制，在较长时间内没有组织统一的建党纪念活动。

（一）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倡议

中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其建党纪念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和重视。1935年12月，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其中包括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准备工作：（1）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准备出版《中国共产党15周年》《中共文件集》《中国苏维埃》第2卷《中共人物（著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民族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并分别指定了负责人。（2）在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教育人士中间调查对中共的看法，并出版单独小册子公布他们的答复。（3）出版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专号和《真理报》专版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73—74页。。1936年3月，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信中还提出，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6月中，要在中国境内外开展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其具体部署为：（1）在莫斯科，除出版上述小册子外，要“组织一系列的会议和报告”，“利用共产主义学院一个组的力量制定并出版中共经济纲领”。（2）在中国，除了将在莫斯科印制的材料寄给中国各社会团体、人士和报刊编辑部以外，还必须“把有关中共活动和中共人物的一系列文章寄给半公开的反帝报刊和自由主义报刊以及文艺性刊物”；“在中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科学家、知识分子中间以及外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学者、作家等人中间征询对中共的意见”。（3）在国外，“各兄弟党都要在6月中旬举办声援中国人民日或周”；“在这些日子里要通过中国人民之友协会、反战委员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工会等群众团体召开一些群众大会和集会，以示对中国革命的声援”；“要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共成立15周年及其斗争的专号或专版，至少要刊载这种文章或短评”。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53、154页。这一部署，集多种纪念形式于一体，较之最初的设想增加了组织系列会议和报告、兄弟党声援中国革命等内容，对中共意见的征询对象也扩展到了国外的社会精英，并注意到了国际与中国国内的相互呼应与配合。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上述建议，基本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采纳，且思路有所拓展。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推迟到8月7日举行，以使该活动不与8月1日（国际反帝战争日——笔者注）的运动重合；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筹备并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安南文和乌尔都文在8月1日前出版小册子《中共党史概述》、为中国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传略文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略文集；《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编辑部保证在8月1日后出的最近一期上发表三到四篇纪念中国共产党和专论全民抗日任务的文章；责成宣传部组织一些兄弟党（法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贺信，并在巴黎、伦敦、马德里、纽约、旧金山、马赛、布拉格等城市举行群众声援集会，并使之与保卫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任务相结合；责成国际列宁学校校长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为学生组织一系列报告，允许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内部展览③《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07—208页。。这一决定提出了举行纪念活动的具体日期，明确了小册子出版与文章发表、兄弟党贺电声援、群众集会声援的具体方案，较之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更具操作性、可行性。

共产国际为中共15周年纪念而提出的活动方案，是否全部得到实施，暂无从考证，但部分方案得到了实施确是有据可查。比如，米夫撰写的《英勇奋斗的1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1936年在莫斯科用中、英等文字出版。这本小册子分“半殖民地的中国”、“欧战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之产生”、“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第二阶段中的中国共产党”、“新革命高潮前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革命高涨与为建立苏维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而斗争”七章，概述了中共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发展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69—342页。。《烈士传》第一辑、《中国人民的英雄》、《中国人民的三位英雄》等小册子，均于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 《共产国际》杂志（中文）1936年第4、5期，也刊载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文章。此外，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撰写《中国共产党15周年纪念》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5年以来，经过中国革命的锻炼，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分部之一”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第265页。。

与此同时，1936年8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了祝贺中共成立15周年的贺电。电文指出：“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它在国内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创立了苏维埃地区和革命武装力量——红军，红军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敌人的六次讨伐也未能将它摧毁。”贺电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了这些成就，是因为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用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像爱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不怕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式揭露自己的错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并及时纠正错误，不许任何异己分子来玷污党”。③《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5页。这封贺电从起草时间上来看迟于原定举行纪念活动的8月7日，但对中共的历史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成功的原因也作出了客观、深刻的分析。

共产国际酝酿、筹备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尽管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但红二、红四方面军尚在北上途中，三大主力红军尚未会师，因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和准备，并未引起中共党内太多的关注，在国内和国际上也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和影响。

（二）中共建党纪念日的提出

1936年8月，当共产国际酝酿、筹备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之时，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第7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说明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和中共成立15年来的历史发展。根据陈潭秋的回忆，中共一大7月底开幕，到会的有13人，原定会期7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5天，会议最后一天移至嘉兴南湖。虽然陈潭秋对中共一大开幕、闭幕的具体时间记忆模糊，没有明示，但其回忆已接近历史的真实④《“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6、288页。。

193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虽然这时尚未明确将7月1日作为中共建党纪念日，但周恩来选择这一天作关于中共历史的报告，颇具纪念意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这时对中共纪念日期的选择已有所考虑？有待考定。⑤高放教授认为：“周恩来的报告会选定于1937年7月1日举办，表明这时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商定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日来进行纪念。”（《北京日报》2010年11月22日）。

明确提议将7月1日作为中共建党纪念日，始于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讲演《论持久战》。他在讲演开头便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研究持久战是“送给这两个伟大纪念日的礼物”⑥《论持久战》，《解放》第43、44期合刊，第3页。。

因有毛泽东的提议，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对党的性质、党的历史、党的抗日主张进行了提炼和概括，以统一纪念宣传的基调与口径，但并未明确将7月1日定为中共建党纪念日，可见当时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态度。⑦参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2—23页。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延安开展了中共成立17周年纪念活动，并结合“七七”纪念将7月1日至7日作为纪念周，将纪念活动分解至各单位负责组织。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即为《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1939年、1940年“七一”前后，中央和部分地方报刊也发表纪念中共成立的文章社论或消息。如1939年6月30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认定“‘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不过，这时的建党纪念活动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形式较为单一，在党内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有限。

（三）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常态化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第261页。这是以中共中央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7月1日为中共建党纪念日。自此，全党范围的建党纪念活动拉开帷幕，“七一”纪念成为中共重要而又固定的纪念日。从1941年至1949年，每逢“七一”纪念，中央或地方都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安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纪念活动日渐常态化。尽管“七一”纪念和“七七”纪念有不同的纪念对象与要求，但由于时间比较接近，且二者有密切关联，抗日战争时期的“七一”纪念，往往与“七七”纪念结合进行，至解放战争时期依然如此。1948年6月发出的《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规定：“在条件适当并为群众所要求的时候，也可以将两个纪念合并进行。”②《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第706页。

可见，共产国际首倡中共建党纪念活动，1938年毛泽东提议7月1日作为中共建党纪念日后，至1941年才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确认。自此，中共建党纪念走向常态化，成为中共周期性的纪念活动。

二、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主要形式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主要通过举行纪念大会、刊发纪念文章社论、开展文娱活动和基层组织、单位向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致贺电等形式进行。为营造纪念氛围，强化纪念效果，各种形式往往同时并用。

（一）举行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由于时间和空间集中，有一定程序，形式庄重，规格较高，往往感染力强，能收到好的纪念效果。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规定：“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6月2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单独或并合数单位于七月一日举行全体党员与非党人员可以自由参加的纪念大会，报告‘中共略史’或‘学习方法’。”③《中共西北局通知》，《解放日报》1941年6月27日。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大会，毛泽东、中央政治局诸同志、边区党政军各界党的工作干部千余人出席，张闻天在会上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④《纪念党二十周年西北局召开干部大会》，《解放日报》1941年6月30日。。与此同时，西北局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均放假一日，先后召开大会，并进行关于“中共略史”与“学习方法”的报告⑤《各机关学校部队纷纷纪念党二十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2日。。除西北局外，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大会。1941年7月1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大众剧场举行中共诞生2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中共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的任务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194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抗战6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到会者有党中央全体同志、各级党的干部和非党员干部，来延安不久的日本共产党领导和在延安的苏联、美国人士也应邀列席会议①《七一干部晚会上毛泽东同志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在这次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的报告，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22年前的中国与当时的中国进行了比较，力求使全党认识到“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解放战争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同样利用了会议纪念形式。194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在驻地小河村召开纪念建党26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介绍了党的历史和传统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57页。。1948年6月发出的《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规定：“在七月一日，各级党委应该召集党的干部会议或党员大会或活动分子的纪念会。”④《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第706页。为此，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中共成立27周年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更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召集在北平的党政军民机关、工厂学校的党员团员干部，在先农坛运动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大会，3万多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刘少奇秘密访苏和任弼时因病住院外，都出席纪念大会。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张澜、罗隆基、谭平山等，革命文学家郭沫若、文代会代表茅盾等，亦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主持纪念大会，薄一波、朱德、茅盾、董必武、彭真、沈钧儒、郭沫若等先后致辞，畅谈中共的历史、经验，憧憬中共的未来，诠释中共的建国方略。纪念大会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来到大会现场并领导大家高呼口号⑥参见魏建克：《1949年北平“七一”纪念的历史考察与审视》，《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

（二）出版纪念特刊特辑，刊发纪念文章社论

文本纪念形式灵活，成本较低，传播面广，不受空间限制，因而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常用形式。为纪念中共成立17、18周年，《解放》相继出版特刊特辑。1938年7月1日出版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其中《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特辑》载有张闻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林伯渠的《伟大的七月》等文章；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纪念特辑》，载有张闻天的《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与《论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两篇文章。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在推出中共建党纪念特刊特辑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

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刊发朱德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林伯渠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权》、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等文章，并配发了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1943年7月2日至9日，《解放日报》连续出版《中共二十二周年》、《抗战第六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林伯渠的《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吴玉章的《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邓小平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纪念建党的文章。

除出版特刊特辑较为集中刊发纪念文章社论外，各报刊还分散发表了一批纪念文章和社论。《解放日报》逢建党纪念日发表的社论，立论高远，富有思想性、启迪性和说服力。如《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194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三周年》（1944年7月1日）等。此外，还刊载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1943年7月8日）、刘少奇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3年7月6日）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党纪念文章。《新华日报》也刊发了《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1日）等纪念文章。

毛泽东十分重视建党纪念文章社论的撰写和刊发。1943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留，并派多人来报馆监视。毛泽东专就此事电示董必武表示关切；1947年7月1日，新华社为纪念中共成立26周年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毛泽东亲自就社论稿作出修改，增加了部分内容；1949年6月24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嘱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此文后来虽未采用，但毛泽东推出了自己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更具纪念意义和影响力。

（三）开展文娱活动

文娱活动既能丰富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也能营造纪念氛围，寓教于乐，达到纪念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也充分运用了文娱活动形式。1938年，延安各界为纪念中共成立17周年，在纪念周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包括提灯晚会、演戏、体育比赛等②《抗战一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延安各界筹备举行纪念周》，《新中华报》1938年6月15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单位单独或并合数单位举行娱乐晚会”③《中共西北局通知》，《解放日报》1941年6月27日。。事实上，文娱活动已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建党纪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的建党纪念，同样引入了文娱活动。1946年7月，为纪念中共成立25周年，太行区长治市由三个大剧团联合演戏庆祝④《晋冀鲁豫各地热烈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1946年7月1日，中央印刷厂为纪念“七一”，特放假一天，除会餐外，还举行了象棋、乒乓球、篮球比赛⑤《中印厂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北平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大会结束后，又举行了娱乐晚会，焰火表演首次进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现场。

在开展文娱活动的同时，不少生产性单位还通过开展生产竞赛活动来纪念建党，如此既能增加生产，又能活跃纪念气氛。1942年，八路军印刷厂为迎接“七一”，全体职工自动发起生产、学习、生活大竞赛，竞赛从5月18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5月16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过各方面的竞赛条例，并选出评委数人，以评定最后的竞赛结果⑥《迎接“七一”“七七”八路军印刷厂生产竞赛》，《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1946年，为纪念中共成立25周年，太行区行署印刷厂工人，开展生产竞赛，从6月23日至7月7日，“每人每天自动增加四小时义务工，作为献给共产党诞生的礼物”⑦《晋冀鲁豫各地热烈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

（四）向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致贺电

中共建党纪念期间，不少基层组织、单位纷纷致电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表达对于党的庆祝之意、敬佩之情，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主张，这种纪念形式虽带有自发性质，但对于塑造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营造建党纪念的氛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共成立21周年，华北新华日报社员工致电中共中央，对于中共“领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一年如一日”表示钦佩，并誓言“团结在党中央旗帜之下”，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⑧《纪念党二十一周年华北新华日报社员工电党中央诸同志致敬》，《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1943年，中共成立22周年纪念之时，抗大致电毛泽东与朱德，“表示最衷心的崇敬和爱戴，并对民族解放事业之胜利，抱有巨大信念”⑨《抗大致电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 《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中共七大召开后，恰逢中共成立24周年纪念，这类致敬电文更为集中。1945年7月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直属机关全体党员，致电毛泽东与中央委员会，表示以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保证党的路线的彻底实现和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①《晋察冀华中分局直属各机关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5年7月6日。。与此同时，中共华中分局直属各机关举行纪念“七一”大会时，也致电毛泽东与新的中央委员会，指出中共“已经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有了强大的组织与坚强的力量”，“不仅替中国人民指出唯一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而且也创造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敌后各解放区”，中共“已成为抗日的重心和建设新中国的决定力量”②《晋察冀华中分局直属各机关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5年7月6日。。致敬电文尽管多属表态性质，但表达了基层组织、单位对于党的历史的认同、党的权威的认可、党的未来的信心，对于塑造党的形象，表征纪念活动的效果，仍是不可缺少的。

可见，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出发，采取了多种形式，这些形式的交替使用，使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三、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加强党的建设，表达党的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建党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充分显现。

（一）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回顾党的历史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尊重历史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举行建党纪念活动，其意正在于表达对中共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建党纪念活动通过其特定的形式，可将人们带入中共历史发展的时空，让后人去感受、触摸中共历史，因而成为保留中共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指出：“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并要求每个党员“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③《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第261页。可见，回顾党的历史，展示党的功绩，总结党的经验，是建党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建党纪念活动的出发点之一。

1.重视总结中共成立以来的业绩。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既有辉煌，也有曲折，建党纪念活动重视对于中共历史的梳理和总结。1938年，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中，对中共成立17年的历史作了概括，认定它是“为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的十七周年”④《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合刊，第65页。。这实际上是依据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对中共的历史作了总结和勾勒。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回顾了党的历史，认定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401页。。在全面总结中共历史的基础上，抗战时期的建党纪念，注重突出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如1943年7月，朱德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撰写的《七一志感》一文，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抗战以来中共创造出的“许多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奇迹”⑥《“七一”志感》，《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1943年7月1日，邓小平出席太行党政军民各界举行的“七一”庆祝大会时指出：中共“是中国社会必然的产物，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过去对中华民族已有极其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保卫了华北，如果没有我们在敌后的坚持，不仅华北不知成何局面，即全国抗战的局面也不可设想”⑦《太行热烈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3年7月12日。。这些文章、讲话充分展示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注意将中共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评价，以凸显中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在回顾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共在各个时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①《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也指出：“回顾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便是为中华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这种评价视角、这些评价结论，将中共的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定位，更加有力地说明了中共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

3.善于将回顾历史与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未来的发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这就从党的指导思想、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方面，揭示了中共发展的历史经验。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是“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7页。。这种总结和反思，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利于党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则系统论述了中共积累的宝贵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这是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经验的全面总结与理性升华，成为中共的经典性表述和话语。

（二）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加强党的建设

中共建党纪念是围绕中共的历史、现实、未来而展开的，历史的发展、现实的把握、未来的走向，与党的自身建设密切相关，通过建党纪念加强党的建设，也是中共开展建党纪念活动的重要旨趣。

1.党的性质认识的拓展。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识清楚党的性质，密切联系党的性质来推进。193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将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并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是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致的”，“中共同志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⑤《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卷，第22、23页。。这里既明确了中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也意识到中共同时表征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深化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2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⑥《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两个先锋队”的表述这里清晰可见，只是尚未明确将其表述为党的性质。

2.党的特点的概括。加强党的建设，需要把握党的特点，依据党的特点来谋划发展。朱德在《七一志感》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优良遗产。”①《“七一”志感》，《解放日报》1943年7月4日。这是从党的产生机制、传统渊源对党的特点所作的概括。194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召开的纪念建党26周年大会作报告时，指出中共有五个特点：一是最彻底的革命的党，二是群众的党，三是武装斗争的党，四是有理论的党，五是团结的党②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57页。。对中共特点的揭示，有利于深化对中共建党规律的认识。

3.反思党内存在的问题。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识到党内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时，剖析了党内存在的缺点。比如，许多党员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对于工人阶级组织上的联系还不够密切，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还不够，许多党员还不能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正确地领导革命③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401页。。刘少奇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而作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对党内存在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要求全党在整风的基础上，“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到更高的阶段”，并将此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任务”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1947年7月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直属机关纪念“七一”大会上讲话时，也批评了党内闹情绪、闹地位、本位主义等问题，要求“利用‘七一’的机会，凡有问题的组织讨论，反省”⑤《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07页。。这些文章、报告、讲话借建党纪念之机揭示党内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利于全党认识到党内问题所在、问题所害，从而有助于明确党的建设的任务，提高党的建设的针对性、自觉性。

4.提出党的建设思路。党的建设要解决问题，取得成效，必须选择正确的路径，找准突破口。1940年7月1日，刘少奇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纪念中共成立19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强调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党，最基本的是需要有很多好的党员。为此，他提出了做一个好的党员的方法：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事物；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第三，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即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⑥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294页。。党员是党的细胞，通过塑造好的党员推进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党性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增强党性推进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择中共成立20周年纪念日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显包含借助建党纪念活动推进党的建设的旨意。决定号召“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学习是推进党的建设的有效措施，董必武为纪念中共成立23周年而发表的《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一文，认为党是在不断学习中进步的，其中主要是向工人、农民学习，主张通过学习加强党的建设⑧参见《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群众》第9卷第13期，人民出版社1955年影印合订本，第541页。。可见，中共建党纪念活动进行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路和举措。

（三）借助建党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任何一个政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政治鼓动行为，其形式多种多样，而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是行之有效的形式之一。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同样发挥了政治动员的作用。

1.动员全党全民族参与抗日。抗日战争时期的最大政治，就是凝聚全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时，就号召全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①《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7—378页。。1938年6月30日，在中共成立17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1993年，第78—79页。其意正在动员全党全民族参与抗日。1941年7月1日，朱德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指出：“我国神圣的抗战，不但是为了中华民族，而且是为了世界人类。抗战的结局，毫无疑义地要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对于世界人类的命运也将起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军队、掌握军事，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烽火连天的环境中第一等的任务。”③《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朱德此言，说明了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其目的也在动员全党全民族学习军事技术以奋起抗日。1943年，毛泽东在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的晚会上指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敌——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页。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往往将动员全党全民族参与抗日以赢得抗战胜利作为落脚点和归宿。

2.动员全党参与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普遍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需要全党普遍发动、普遍参与，建党纪念活动承担了动员全党参与整风运动的任务。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指出：“要完成打胜敌人的任务，我们全党就必须深入进行目前党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工作，扫除这些残余的恶劣作风，建设党的新的风格，改造干部和党员思想和工作作风，使全党走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⑤《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董必武在纪念中共成立23周年时也提出，“整风运动不仅是只看看整风文献就算了事，而是应当凭藉整风文献切实反省自己，改正自己原来的思想和思想方法”⑥《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群众》第9卷第13期，人民出版社1955年影印合订本，第542页。。借助建党纪念强调整风的意义、说明整风的方法，实际上是为了动员全党参与整风。

3.动员全党全民族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抓住建党纪念之机，动员全党全民族加入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建立新中国的行列。1947年6月，正值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反攻序幕之际，新华社为纪念中共创立26周年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百余年来我国志士仁人抛头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的实现，就是祖国的独立与民主的实现，就是孙中山志愿的实现”。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658页。毛泽东在修改这一社论时，还加写了如下一段话：“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这篇社论，将建党纪念与政治动员有机结合起来，对于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动员全党全民族支持解放战争、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可谓正当其时、恰到好处。

（四）借助建党纪念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创设多方面的条件，需要借助多方面的力量。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运用为前提的，为此首先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和指导地位。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的社论指出：中共20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是适合于中国，是中国革命所必不可少的”①《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提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正确政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这些论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发展性。张闻天还力图揭示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合理性，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在中国有着社会的基础，而且也有着思想的与文化的渊源。就是世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思想史与文化史也是要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发展的。”③《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解放》第43、44期合刊，第68页。这就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相通，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于中国、指导中国的缘由。

2.彰显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共建党纪念过程中，不仅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且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众所周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这就概要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机制、理论地位。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最高智慧的集中，没有这种思想的指导，人民就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并将学习毛泽东思想，提到“党员第一条义务”的高度。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日报》1946年7月1日。对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认同，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提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将中国经验上升为理论，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1页。刘少奇号召全党研究中国实践经验，解决实践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对于中共的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基本风格，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