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路线”影响下的宁都会议——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谈起

杨会清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因以排挤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地位而闻名于党史。对此，1945年4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6—967页。因此，人们长期以来对宁都会议的评价较低。那么，宁都会议为什么要排挤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一个必然事件？对于这一问题，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此，本文拟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说起，以“国际路线”的视角对宁都会议召开的来龙去脉进行解读。

一、批判“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抬头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即：“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7页。自此，中共在革命战略与路线方针等问题上都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幼年时期的中共来说，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从而获得不断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过度干预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立探索。

当然，幼年时期的中共还是非常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像陈独秀时期，李达曾回忆道：“向马林作汇报，在陈独秀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所以陈独秀汇报了一次，第二次他就不去了。后来他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出来与马林等会面。……好容易才劝转他，才和马林等相会，但仍然是貌合神离。”②《“一大”前后》 (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这种独立诉求到了李立三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上，李立三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毛子说，这样估量会以为乡村没有残酷斗争，而事实上敌人天天在进攻乡村。我以为实际上是他对城市估量不足，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从这段发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立三与共产国际的分歧。在党内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他左一个“毛子”，右一个“毛子”，对共产国际的不尊重已是溢于言表。在李立三的影响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绪也有了明显的变化。1930年8月3日，向忠发在中央临时会议中曾指出：“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就是说不能领导群众，……我们绝不否认远东局对中国党的帮助，但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反发生许多的障碍。因此我们坚决的要请求国际改组远东局，而且要站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来解决这问题。”④《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1930年8月3日)。即使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也未受到政治局的充分尊重。对此，向忠发后来曾谈道：“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国际代表屡次的提出，然而政治局终是反对，因此没有加入三中全会决议案。”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页。实际上，这种“不同意”和“反对”，恰恰说明了“国际路线”在中国的贯彻还受到相当的抵制。但是，这一状况在批判“立三路线”后开始发生改变。

那么，为什么要批判“立三路线”？当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确实执行了一些过左政策。像全国武装暴动、进攻城市及取消党、团、工会等组织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等。不过，批判“立三路线”并不完全是因为李立三的“左”倾政策，而在于他强烈的独立倾向。我们知道，苏联成立共产国际的目的，虽有推动国际共运的因素在内，但也有利己的一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当然，对于利己的这面苏联有时也是直言不讳。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讲中指出：“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谁就是反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的敌人阵营里去。”⑦《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但是，要实现利己这一目的，就需要各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因此，中国共产党这种只忠诚于本国革命的独立倾向是共产国际所无法接受的。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委员会：“李立三同志玩弄了共产主义的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产的理论，说共产国际不甚了解情况，说中国有特殊性，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他竟敢把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对立起来。”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2页。为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共产国际将他召到苏联并于1930年12月专门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从这次批判会上各委员的发言中，我们完全可以窥见批判的实质所在。像曼努伊尔斯基，他批评道：“立三同志！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通过一个反对你的议决案，我们要你了解，你们表现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从此可见，你们只是很好的革命，可不是共产主义者。立三同志！你还只是一个很坏的布尔塞维克。”而库西宁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忠实于国际与忠实于中国革命并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立三在中国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两种‘忠实’分开起来，现在他应当明白：忠实于国际就是忠实于布尔什维克路线，决计不能够分开来说的。只有忠实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就是忠于国际，方才能够保障中国党的领导能够有正确的路线。”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8—1943)》，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6、244—245页。实际上，他们的批评大同小异，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忠诚于共产国际，“忠实于中国革命”必须以“忠实于国际”为前提，后者的利益要远远高于前者。只有坚决地贯彻“国际路线”，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态度。在这一逻辑中，“立三路线”事实上已经成为非“国际路线”的化身。

那么，如何才能保障李立三下台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路线”的忠诚？共产国际认为，组织上的保障是基础。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严重的要求国际立刻要有组织上的办法去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去纠正立三错误和立三错误的残余。”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8—1943)》，第256—257页。为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国际在批判“立三路线”的同时还插手中共党内的组织人事安排。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赶掉立三亦许还要赶掉其他赞成他的重要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皮克还指出：“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领导工作，为甚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8—1943)》，第252—253页。1931年1月7日，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提议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方面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并且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4页。随后，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除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增加陈郁、陈绍玉 (即陈绍禹)、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等五人进入政治局。除组织干预外，共产国际认为开展深入的批判运动也是必需的。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要在党内开始实行从下层直到中央的关于立三错误的辩论，要使党员群众了解立三错误的根源，并且了解什么是国际，应当怎么样去领导中国的革命，什么是国际的正确路线。”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8—1943)》，第256—257页。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亦表示赞同。1931年2月，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强调指出：“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 (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666页。

实际上，在批判“立三路线”的过程中，无论是撤换“立三路线”的相关执行者，还是重用“国际派”，其宗旨只有一个，即高唱“国际路线”，强调“国际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化身。对于共产国际的意图，中共党内很快就领会到了。1930年12月，李立三检讨道：“我现在明白了，能够战胜一切倾向的，只有国际路线。没有别的路线能够战胜不正确的倾向，只有国际路线能够领导中国党胜利，只有国际路线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8—1943)》，第256页。而向忠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亦强调：“将要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来接受国际的一切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6页。随着“国际路线”的抬头，党内的独立探索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批判运动的深入与党内分歧的加剧

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 (简称“苏区中央局”)及湘鄂西、鄂豫皖两处中央分局，分别由中央委员前往主持。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即陆续向各苏区派出中央代表团或中央代表。像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夏曦到湘鄂西，曾洪易到闽浙赣，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则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前往各苏区主持工作的中央代表随即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像前往闽浙赣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就是一个例子。对此，方志纯曾回忆道：“曾洪易等人到赣东北后，省委的情形就开始变化了。首先是在省委组织之上，有一个决定一切的中央代表。”③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如此改变权力结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全面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以贯彻“国际路线”。因此，从本质上说，这也是批判“立三路线”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对于这段历史，邵式平后来回忆道：“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一九三一年四月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资格，聂洪钧、杜石公、关英等来赣东北。……经过上述准备，一九三一年七月在葛沅召集第一次党的全省代表大会，说闽浙皖赣党是保守主义，封建主义、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要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④方志敏、邵式平等：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0页。1932年4月召开的湘鄂赣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也就成了“边境党的第一次的有真正斗争的会议”，“这次大会的确是空前未有的党内‘战争’，真真正正是不在嘴巴里、不在文件上而在斗争中实际工作上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开始。”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9页。

同时，党内明确提出要以路线斗争作为批判“立三路线”运动的基础。对此，王明曾指出：“我们党执行了共产国际一九三○年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作出的指示，即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当成为党的领导全部活动的基础。……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8—1943)》，第315页。所谓“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指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非“国际路线”与真正的“国际路线”之间的斗争。随着中央对各苏区工作领导的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亦在各苏区得到广泛的开展。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在这种新局面下，苏区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只有坚决的执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才能执行路线的转变，才能纠正和肃清过去的一切错误，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我们的全部指示，才能完成革命的重大任务，完成中国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100页。闽浙赣苏区更是指出：“谁在目前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中表现悲观失望，消极怠工，谁在实际工作中不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便从苏维埃排斥出去。同时将积极、坚决、勇敢的工农分子，将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富农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转变的分子，在改选中把他们来充实各级苏维埃的机关。”①《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随着“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断深入，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非“国际路线”的外延不断扩大。那些对“国际路线”表示怀疑、不同意、不积极拥护及不坚决执行的党内同志，往往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立三路线”、“调和路线”以及“两面派”等帽子作为非“国际路线”而加以斗争。1931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时指出：“中夏 (指邓中夏——笔者注)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在“两条战线”斗争的语境下，党内亦开始逐渐走上了神化“国际路线”的道路。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最近各苏维埃区域都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围剿’，获得新的胜利，都是国际路线执行的结果，尤其是中央区三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表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领导的结果。”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91页。随着对“国际路线”的不断神化，党内的教条主义开始恶性发展，结果影响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闽浙赣苏区的邵式平就指出：“曾洪易为实现其‘国际中央路线’，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于是大举清查阶级。……于是使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农、贫农陷于孤立。”④方志敏、邵式平等：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2页。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虽迅速发表宣言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给予谴责，但同时又指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9、421页。，这显然是共产国际的口径，当然，这也是贯彻“国际路线”的必然结果。

批判“立三战线”运动的不断深入，党内的政治生活逐渐遭到破坏。党内原有的分歧不仅没有得到弥合，相反，进一步扩大。1930年6月，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现在的红军需要扩大充实，而不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式的组织。”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也就是说，党内在革命发展道路、方针等方面是存有分歧的，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行李立三的“城市战略”是不积极的。在批判“立三路线”时，共产国际强调要对相关的“左”倾政策加以纠正，如暂时停止进攻城市、取消行动委员会等。对此，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曾指出：“中国红军在开始时期不要占领大城市。……当我们还势单力薄时，与敌人进行规模巨大的战斗是不合适的，过早与它进行决战也是不合适的。”⑦《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这时，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就与“国际路线”有所吻合。从组织上看，也符合当时“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的要求。所以，在批判“立三路线”之初，毛泽东并未受到什么牵连，相反，获得了新中央的大力支持。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与“左”倾中央的分歧开始凸显。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形势在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战略”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31年11月，米夫建议道：“国民党现时的垮台、内外政策的彻底破产、最近的失败和军阀部队的重新调整，在红军大大发展的情况下”，“为夺取并保住中心城市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认为夺取中心城市是合适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不应把过去关于中国红军不宜过早夺取大城市的方针看作是教条。”①《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80页。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中共中央表示完全的赞同。1932年1月9日，中央决议指出：“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页。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就不可避免要同中央局其他委员发生冲突。同年5月3日，周恩来、朱德等人致电中央时曾指出：“我们在〔中央〕苏区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行动上有分歧意见。去年年底，在 ［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的计划。科穆纳尔 (即王稼祥——笔者注)反对这一计划，并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是规避占领大城市。我们应该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委员都同意这个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 “当莫斯克文 (即周恩来——笔者注)来到时，毛泽东提出了在〔赣〕东北扩大苏区的计划，并反对攻占中心城市。毛泽东遭到反对后，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而我们把占领大城市的计划具体化了，并开始攻打赣州。从被围困的赣州撤退后，毛泽东认为攻打该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承。” “经过讨论后，毛泽东说了另一番话，说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应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毛〔泽东〕再次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十个月的工作计划，说今年年内不可能占领大城市，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这一切证明，毛泽东有一个扩大苏区的一贯方针。”③《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6—147页。由上可见，双方的冲突是一波三折。虽然毛泽东在此期间曾作过一定的策略性让步，但对自己的看法始终非常执着。而这一态度，也为后来冲突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当然，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上述分歧在当时并非个案，这在各苏区都曾先后出现。

在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党内出现分歧这很正常，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一分歧。但在对“立三路线”广泛、持续的批判后，党内的政治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际路线”在党内由接受开始走向迷信和盲从。毛泽东后来在谈及这段历史时曾指出：“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④《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95页。在这一语境下，党内的多数分歧最终都演变为支持“国际路线”和反对“国际路线”之间的斗争。至于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间的分歧，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斗争的影响。1932年5月，周恩来、王稼祥等致电中央时指出：“这条政治路线 (指毛泽东的路线——笔者注)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⑤《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7页。这一态度，不仅体现了当时党内斗争的基本逻辑，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解决分歧的基本途径。

三、宁都会议的召开与党内分歧的“解决”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革命政党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严格的组织纪律，也需要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而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所出现的分歧，显然是不利于革命发展的，那么，应该如何化解？随着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断深入和“国际路线”不断被神化的语境下，答案只有一个，即所有的分歧都必须统一到“国际路线”上来。宁都会议的召开，正是遵循了这一“逻辑”。

实际上，宁都会议并不是唯一如此解决党内分歧的案例。作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被派到闽浙赣苏区后，就很快在军事发展方向、战略方针问题上与地方党政领导产生分歧。“敌人三次‘围剿’更增重兵在信江沿岸，防止我军与中央苏区打通，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更加厉害。但皖浙方面敌人薄弱，多是地方反动武力，亦无堡垒，党在军事发展方向与战略方针上发生了分歧意见。曾洪易在打通中央苏区的口号下，提出向西南发展的方向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在西南，必须向西南发展，敌人的堡垒政策必须粉碎，不能粉碎，就不能战胜敌人。方、邵 (时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和军委主席邵式平——笔者注)主张向皖浙赣发展的方向，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必须以巩固和扩大苏区来打通中央苏区，必须以巩固发展苏区，必须以少打堡垒，多占地方，粉碎敌人堡垒政策，战胜敌人。持久围攻堡垒是被动的，是碰钉子的战略方针。”①方志敏、邵式平等：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1页。实际上，方、邵的战略与毛泽东的战略如出一辙。面对敌人的重兵围阻和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采取避敌击虚、巩固苏区的战略应该来说是更为科学的选择。但在批判“立三路线”的背景下，这一分歧最终演变为支持“国际路线”和反对“国际路线”之间的斗争。1931年7月，赣东北召开了第一次党的全省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方、邵同受批评，并被戴上了“保守主义、封建主义、立三路线残余、富农路线”等帽子，同时被要求“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②方志敏、邵式平等： 《回忆闽浙皖赣苏区》，第30页。。11月7日，赣东北省委会议通过决议并指出：“为能坚决执行这一战略和战术的转变，必须坚决反对不了解客观形势，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而不相信自己力量，执行进攻战略犹豫，不坚决的极端右倾错误。……省委认为这一决议，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特别是反对右倾保守，军委工作及十军工作彻底转变的必要布置。”为配合进攻战略的实施，会议还通过了调整红10军领导班子的决议，指出：“为要能真正实际加强十军的工作，适应当前的客观敌我环境以及当前实际有利条件下战争的胜利，在组织应有一个新的调动和布置的必要。十军最高指导机关负责同志对客观政治形势的了解和军事政治的领导是不够且薄弱，省军委对十军的领导亦甚缺乏和无法。因此，省军委书记邵式平同志工作决定调动，以唐在刚同志担任省军委书记。”③《江西党史资料》第24辑，第70页。可见，党内的正常分歧此时已演变为是否坚决贯彻“国际路线”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最终是统一到“国际路线”上来。

至于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分歧，其解决过程与闽浙赣苏区可以说是基本一致。但就细节而言，又有所不同。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宣布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以及共青团中央1人担任委员。在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指示下，苏区中央局不久就通过了进攻城市的决议，“中央苏区的党应抓紧目前时机，加紧发动和领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红军积极的发展革命战争，迅速的取得中心城市，首先是夺取赣州吉安，向北发展，扩大和贯通赣江上游两岸的苏区，使赣东南与湘赣边两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再而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贯通，并发展福建、湖南、湖北的苏维埃运动，以取得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60页。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虽不赞同“国际路线”，但作为苏区中央局的少数派，不得不对自己的观点加以保留。这样，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城市战略”就进入了实施阶段。但随着攻打赣州城的失利，毛泽东再次深刻认识到“城市战略”的错误，因而再次坚定了自己原来的观点。1932年 3月，红军总政治部颁布训令指出：“在撤围赣州后党内的确产生许多不正确的观念，如说：‘现在是准备革命战争，而不是发展’、‘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现在过于早’、‘争取中心城市是远的前途而不是目前行动方针’、‘迅速争取中心城市的策略是盲动主义’、‘现在应该×××的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贯通赣江两岸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外发展，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①江西现代史学会编《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8页。实际上，上述声音基本上也代表了毛泽东的观点。因为，毛泽东这一时期确实发表了诸如“攻打该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承”的言论和提出“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的建议。鉴于毛泽东在军中的领导地位，他的言行多少都会对贯彻“国际路线”造成妨碍。因此，要坚决贯彻“国际路线”，就必须剥夺他在军队中的领导权。9月30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央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 (删节号是原有的——笔者注)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②《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0页。“〔 〕”为原文所有。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表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③《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93页。。虽然这一表态对会议结果并无直接影响，但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央的态度。

1932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苏区中央局的委员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一分歧又主要集中在多数委员与毛泽东之间。从稍后发布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以下称《简报》)及相关的一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分歧实际上就是对之前分歧的延续。总的来说，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进攻还是防御的战略问题。10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韦特在给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曾指出：“关于我们的策略问题在江西省的领导中引起了重大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反对目前发动任何攻势。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建议撤退到山区去。”“江西党的领导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进攻策略，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④《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7页。这一分歧，自然会体现到宁都会议上。“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530页。二是作战方向问题。11月2日，王明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时曾解释道：“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 (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⑥《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25页。具体来说，毛泽东更多地是着眼于向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而这一点，与多数委员的观点截然不同。会议最终通过了多数委员的意见，决定：“主力军须首先向北面敌之弱点出击敌人，……特别向北一线发展组织，建立广大游击队，深入白区游击，创造新苏区，并打通赣东北及与河西联系，加强对河西及湘鄂赣的领导。”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29页。三是对前期工作的评价。会议召开前夕，红军在执行“城市战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因而，如何评价前期的工作就成了会议的重要内容。对于前期的工作，毛泽东认为， “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而多数委员认为，在前期的工作中，成绩是主流，即使有失误，也只是技术层面的；毛泽东的说法“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会议认为： “对二月后几次战役的估计，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攻赣〔州〕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南雄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犯了分兵错误。乐宜战争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28—529页。实际上，无论是在战略方针上，还是在作战方向与工作评价的问题，都涉及到是否贯彻“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问题。在多数委员都坚信“中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②《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0页。的背景下，只要毛泽东坚持自己的判断，就成了苏区中央局中的少数派，而且也成为矛盾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宁都会议的结果可想而知。“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30页。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会议还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的决定：“会议中经过讨论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④《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176页。虽然周恩来在会议中曾提出“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而自己“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但是，大多数委员都反对这一建议，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30页。会议之后，毛泽东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他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则由周恩来代理。11月23日，中央来电询问：宁都会议之后进攻路线执行得如何？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策略上是否还存在分歧？对此，苏区中央局复电指出：“除毛泽东最近来信仍表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它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对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中央局内部对总路线无分歧与争执。”⑥《任弼时年谱》，第196页。这样，中央苏区党内的分歧最终以解除毛泽东的军队领导职务而得到了圆满“解决”。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之间的分歧的解决，最终以解除毛泽东的军队领导职务而告终。究其根源，党内这一时期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是其中的引子。通过对“立三路线”持续、深入的批判，党内的政治生态逐渐遭到破坏，那些对“国际路线”表示怀疑、不赞同以及不坚决执行的党内同志往往遭到残酷的打击，从而使党内的意志高度统一于“国际路线”。事实上，这里也涉及到党的建设的命题。在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中，党内分歧经常在集中领导的借口下被“统一”，统一的出路又只能是至高无上的“国际路线”，而这一切，实际上与马列主义的党建原则是不相符合的。因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对我们当代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